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全国肝病学术年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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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全国肝病学术年会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2016年全国肝病学术年会
暨青年委员会第三届青年论坛
暨第六届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肝病峰会
会议纪要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段钟平陈煜郑素军周莉刘梅时红波白丽
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印度尼西亚肝病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2016年全国肝病学术年会、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第三届青年论坛暨第六届中国-印度尼西亚联合肝病峰会”，于2016年10月20日～10月22日在北京怀柔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召开。
本届会议以“友谊、协作、成就、挑战”为主题，近2000名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襄盛会。
本次大会设置主题报告6个、学组与中国印尼专题报告58个、青年论坛报告12个、壁报交流219个、书面交流389篇，收到论文641篇。
会议内容不仅涉及到肝病的流行病学、病原学、发病机制等研究，也涉及到药物性肝病、肝衰竭和人工肝、肝纤维化与肝硬化、肝移植、细胞移植及肝脏营养、肝癌、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诸多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问题。
下面按大会议程总结如下。
一、2016年10月21日8:
30-12:
20主会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贾继东教授报告了今后十年中国HBV流行趋势及对策。
中国属于乙肝中流行区（HBsAg阳性率为2-8%），基因型以B型和C型为主。
乙肝疫苗接种和母婴阻断干预使得5岁以下儿童的HBsAg流行率、慢性乙肝患者人数和HBV相关死亡人数明显降低。
2016年5月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2016-2021年全球卫生部门病毒性肝炎战略》。
这项新战略第一次制定了针对病毒性肝炎的全球具体目标，其中包括到2020年将乙型和丙型肝炎的新病例数减少30%，死亡率降低10%，到2030年分别降低90%和65%。
2020年和2030年的乙肝疫苗接种覆盖率升高至90%。
到2030年，乙肝和丙肝的诊断率达90%，有80%患者能够得到治疗。
HBV预防和治疗策略包括：
增加婴儿的乙肝疫苗接种覆盖率；加强母婴阻断；成人乙肝疫苗接种；慢乙肝患者的大规模治疗；以及治愈慢性乙型肝炎。
DavidHandojoMuljono教授报告了印度尼西亚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流行情况。
1997年以前的数据显示，乙肝流行率为4-20.3%，丙肝流行率为1%。
1997年后实施了全国乙肝疫苗接种计划，2014年乙肝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WHO目标。
2013年全国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的HBsAg阳性率为7.1%；anti-HBs阳性率为35.6%，其年龄分布具有两极性。
与2007年数据相比，印度尼西亚的乙肝流行率有所降低，已经从乙肝高流行区转变为中度流行区。
HCV感染率为1.0%，基因1型为主。
目前仍有5岁以下新发病例，可能原因为疫苗接种率低和母婴传播。
孕妇的HBsAg阳性率为2.76%。
乙肝和丙肝的流行病学数据说明必须制定有效的预防策略。
要根据当地的基础设施、社会经济文化地理状态，由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实施，其中包括专业协会，社会的参与和媒体的支持才能实现更良好的防范和治疗。
AndriSanityosoSulaiman教授介绍了印度尼西亚的DAA抗HCV感染治疗经验。
印度尼西亚有210万HCV感染者，20-25%患者在15-20年内进展为肝硬化，1-4%患者进展为肝癌。
当前慢性HCV感染的推荐治疗为以DAA为基础的方案。
治疗方案的选择和疗程取决于患者的肝硬化状态。
台湾肝脏研究协会主席庄万龙教授报告的主题是“GT1b型丙型肝炎的治疗现状——大数据时代的临床决策”。
GT1b感染更容易导致肝细胞癌的发生。
无干扰素的治疗方案疗效较好、副作用少、耐受性好。
奥比帕利+达塞布韦±RBV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治疗GT1b非肝硬化和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疗效好，且真实世界数据亦验证其良好的有效性。
奥比帕利+达塞布韦±RBV治疗GT1b非肝硬化患者的安全性良好。
药物相互作用是所有DAA的共同问题，但是容易管理和解决的。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魏来教授报告了实现2030年消灭丙型肝炎目标的挑战及对策。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至2030年实现全面消灭慢性乙型/丙型病毒性肝炎所造成的健康威胁”。
这是WHO首个全球病毒性肝炎战略。
具体目标的要求和里程牌是：
到2030年，使全球的病毒性肝炎新发感染人数减少90%，病毒性肝炎死亡人数减少65%。
但是，在目前情况下实现WHO的2030目标，我们面临如下的挑战：
1、对于丙型肝炎感染的认识仍然较低。
2、筛查的机制还未实现安全畅通。
3、诊断率低。
4、治疗率很低。
5、新型治疗药物的可及性还不够。
为支持各国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所确定的全球防治肝炎目标，世卫组织正在以下领域开展如下一些工作，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提高认识，促进建立伙伴关系，调动资源；2、制定基于证据的政策和收集数据，以便采取行动；3、预防传播；4、扩大筛查、护理和治疗服务。
欣喜的是，中国政府的关注和决定，以及专业人员的积极参与，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这样的疾病现状下，要达到WHO提出的到2030年消灭病毒性肝炎的目标，庄辉院士曾表示必须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1、我国政府已经建立并发展统一协调的病毒性肝炎管理和监控机制。
2、加快药物审批程序。
3、降低抗肝炎病毒药物的价格，提高治疗的可及性。
4、健全法制，消除对病毒性肝炎患者的歧视。
5、加强科研投入，提升病毒性肝炎防控水平。
魏来教授还就中国丙型肝炎的治疗做了报告。
我国丙肝以GT1b为主要基因型，现阶段HCV现症感染者的主要抗病毒治疗方案为P/R方案。
然而，干扰素治疗方案存在疗效低、疗程长及不良反应明显等诸多局限性。
DAA药物是HCV治疗史上革命性的创新。
全口服DAA治疗方案已经成为全球GT1b型CHC的主流治疗方案。
对DCV+ASV联合治疗GT1bHCV患者24周的研究结果显示，91-99%的GT1b型患者治愈。
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发生率低（<1%）。
DAAs时代仍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如DAA在真实世界中治疗慢性HCV获得SVR后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问题；DAA药物的相互作用；DAA治疗对预防肝硬化及其并发症和HCC的长期影响；DAA治疗的耐药发生和临床意义等。
L.A.Lesmana教授在专题报告中介绍了印尼HCC的情况。
2015-2016年来自三家医院的数据显示，HCC患者大多为60岁以下男性，主要病因为HBV和HCV感染，大多数患者属于Child-PughA和B级。
治疗包括根治（移植、切除、消融）、姑息（TACE、系统化疗、针对性疗法）、支持三种疗法。
在治疗方法上，大多数病人都是在晚期才入院治疗，我们给予姑息或支持性疗法。
在印度尼西亚，切除是HCC的唯一根治性疗法，无论是直接切除还是降期（多为TACE）后切除。
虽然HCC患者肝移植后的生存率高于切除患者，但肝供体的缺乏仍然是亚洲的主要问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叶胜龙教授报告的主题是肝细胞癌精准医疗的思考。
我国是肝癌高发区，对肝细胞癌（HCC）实施精准医疗，根据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肿瘤的分子遗传特征（以基因组信息为基础，结合蛋白质组、代谢组等相关内环境信息），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是当前HCC临床研究面临的挑战。
HCC发生和多步骤进展的研究是精准医疗的基础。
目前对HCC癌变过程的分子机制、肝细胞的病理组织学改变、肝组织内各种细胞改变的作用、肿瘤血供和血管生成的变化都有较清晰的认识。
对HCC的诊断，从传统的生物标记AFP、AFP-L3、DCP到新的生物标记如GPC3、GP73的探索，提高了HCC诊断水平。
以microRNA为标志的分子诊断（液体活检）的发展，进一步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HCC复发转移是制约疗效的关键因素。
应用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研究HCC复发转移的分子机制，发现转移相关基因和蛋白，以此为基础建立相应的分子预测模型，有助于精准评估疗效和判断预后。
对HCC分子发病机制的研究揭示EGFR、VEGFR、RAS/RAF/MAPK、PI3K/AKT/mTOR、Wnt/β-catenin、Jak/Stat等信号通路异常在HCC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针对相应靶点的分子靶向治疗是HCC精准治疗的发展方向。
HCC精准医疗深入研究的前景令人鼓舞，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期望高通量二代测序（NGS）技术的临床转化和大数据的开发推广将进一步推动HCC精准个体化治疗的发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陈煜教授分享了中成药在肝胆疾病治疗的临床应用。
中成药治疗肝病具有以下优势：
1、作用靶点与作用机制基本清晰；2、有效组分基本明确，含量稳定；3、量效关系相对名确；4、临床疗效较易确定；5、便于保存携带；6、临床服务方便；7、适用各型患者；8、治疗依从性较好。
传统中药治疗肝胆病大多缺乏科学性证据，针对其治疗效果而设计良好的临床试验比较少见。
陈教授分享了课题组针对片仔癀的保肝、抗炎作用，在急慢性病毒性肝炎、胆囊炎、肝癌等患者开展的一系列研究的结果，为应用中成药治疗肝胆疾病提供了理论依据。
肝病中成药的合理应用已成为中医、中西医结合肝病研究的重大课题。
中西医优势互补是中医实现辩证论治优化组合的最佳方式。
现代中医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运用现代科学的技术手段、现代医学的理论精华，开发用中医理论归纳、分析西医病理的能力，丰富辩证论治的内涵，为肝病治疗提供更多支持。
二、2016年10月21日13:
30-17:
30分四个分会场同时进行，分别介绍如下
1.分会场一：
中国印尼联合肝病会
印度尼西亚HeryDjagatPurnomo教授做了“印度尼西亚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报告。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fattyliverdisease，NAFLD）是指除外酒精和其它明确的损肝因素所致的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与胰岛素抵抗和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的获得性代谢应激性肝损伤。
包括单纯性脂肪肝（simplefattyliver,S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steatohepatitis,NASH）及其相关肝硬化。
过去的20年里，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如高脂肪、高热量膳食结构及多坐少动等），肥胖症和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明显升高。
印度尼西亚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患病率大概在30%至35.5%之间，常常伴随着糖尿病和肥胖，临床鉴别诊断非常重要。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在人群中主要危险因素包括：
肥胖、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
印度尼西亚JuferdyKurniawan教授做了“印度尼西亚的HCV和HIV共感染”报告。
HIV和HCV共感染患者肝硬化进展迅速，HCV高病毒载量常伴随HIV感染的快速进展，CD4+T细胞快速下降。
HIV和HCV共感染患者在Peg干扰素和利巴韦林治疗之后，其持续性病毒学应答低于单一感染患者。
Peg干扰素和利巴韦林联合治疗在基因1型治疗效果最好，其次是基因3型。
直接抗病毒药物的治疗对于HCV和HIV共感染是较好的选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段钟平教授做了“乙型肝炎母婴阻断的研究进展”的报告。
乙肝母婴传播（MTCT），母体阳性传递到孩子的过程包括几个关键环节：
妊娠过程、生产过程及喂养的过程。
母婴阻断采取的措施有出生前的保护和出生后的免疫手段。
抗乙肝免疫球蛋白联合乙肝疫苗效果非常好，但是有5-6％的婴儿免疫阻断失败，其失败原因的因素有：
1、母亲相关因素：
母体大三阳e抗原阳性、HBV-DNA水平高、HBV疫苗逃逸；2、新生儿发育不全；3、其他因素：
免疫策略、生产方式、喂养方式。
相关研究显示，母体e抗原阴性传播率是0，阳性则是7-10％，HBV-DNA检测不到的话发生母婴阻断失败率很低，因此e抗原和HBV-DNA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另外，没有应用疫苗感染率是70-95％，单独应用免疫球蛋白失败率是50％，若二者合用失败率可控制在5％以下。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韩英教授做了“非病毒性肝病的诊治进展”报告。
近年慢性肝病的疾病谱逐渐发生变化，表现为乙肝、丙肝等病毒性肝病患者逐渐减少，而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非病毒性肝病比率则呈明显上升趋势。
Wilson病和遗传性血色病是常见的肝脏遗传性疾病，自90年代起这两种疾病的致病基因和相关致病模式陆续被发现；NAFLD诊疗新理论新技术进展迅速，但也无Ⅲ期临床试验的研究数据来为新的治疗方法提供依据，NAFLD的药物治疗问题仍然是任重道远；自身免疫性肝病包括PBC、PSC、AIH以及这三种疾病中任何两者之间的重叠综合征，表现为肝脏的特异性免疫病理损伤。
酒精、药物等导致的肝脏损伤是一类常见的非病毒性肝病，特别是在中草药、保健品等滥用也是导致当前药肝的发病率呈逐年增高趋势的重要原因。
近年在国内肝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启动的药物性肝损害HepaTox登记管理体系已记录了400余种常见药物的肝损伤信息，这对推进药物性肝损伤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印度尼西亚的AliDjumhana教授做了“肝硬化细菌感染”的报告。
继发细菌感染是肝硬化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肝硬化患者住院期间继发细菌感染的发生率高达32%～55.3%。
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腹腔，无明确腹腔内病变来源（如肠穿孔、肠脓肿等）情况下发生的腹膜炎，即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占所有感染的25%～67%，其次为泌尿系感染（66.7%）、肺部感染（40%）和皮肤感染（50%）。
SBP是导致肝硬化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SBP患者的病死率高达80%，近年来，SBP患者的1个月和1年病死率仍然分别高达25%和60%，院内SBP患者的30天病死率为58.7%，患者发生肾功能障碍的比例为30%～40%，与预后密切相关。
肝硬化患者存在严重的免疫功能紊乱，表现为网状内皮系统受损，补体减少和功能受损，细胞吞噬作用受损，门体分流，球蛋白升高/白蛋白降低，中性粒细胞减少以及自身免疫等情况，肠道细菌过度生长，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道运动减弱，肠黏膜机械屏障破坏，免疫屏障减退，导致肠道微生态屏障破坏，细菌易位，最终导致SBP的发生。
SBP的早期诊断非常重要。
对于符合以下任何1条者：
①腹水细菌培养阳性；②腹水WBC升高≥250/μL，且无其他原因解释（如：
血性腹水、腹膜肿瘤、胰腺炎、腹膜结核等）；③发热伴腹痛，腹部压痛；④PCT>0.5ng/mL和（或）血WBC/PLT>0.25，排除其他部位感染；⑤顽固性腹水或对利尿剂突发无反应；⑥出现无诱因的肝肾功能恶化或肝昏迷或代谢性酸中毒，即可临床诊断为SBP。
新加坡的SengGeeLim教授做了“进入HCV清除时代-HCV治疗的发展和未来”的报告。
在中国，HCV的基因型主要是1b、2a。
HCV患者的诊断率很低，在美国大概50%，欧洲不到10%。
主要原因在于HCV感染后长时间处于无症状阶段，并且确诊花费多，需要的时间长。
HCV抗体阳性无法区别是现症感染还是过去感染，确诊HCV需要HCVRNA检测，而HCVRNA检测需要较长的时间，并且花费较多。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在2030年清除HCV,现有的直接抗病毒药物（DAA）治疗分基因型、患者有无肝硬化以及经治还是初治，对于一些难治的患者，如失代偿性肝硬化和严重的肾损害的患者，DAA治疗出现失败病例。
HCV不仅是一种肝脏疾病，HCV感染者肝外疾病的死亡率也在增加。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任红教授做了“慢乙肝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安全性评价”的报告。
NAs总体耐受性良好。
因其线粒体毒性，NAs仍存在肌肉毒性、肾脏毒性以及乳酸酸中毒等少见不良反应。
肌肉毒性多见于LdT，乳酸酸中毒多见于ETV，肾毒性方面多见于ADV。
TDF安全性历经14年临床实践考验，一般人群、ADV经治、老年及肾功能不全CHB患者用药后肾脏耐受性良好。
全球Ⅲ期注册研究中TDF治疗初治慢乙肝患者8年各项肾脏不良事件均≤2.2%，TDF治疗中国慢乙肝患者192周仅4例出现肾脏不良事件。
Reallife研究发现TDF治疗ADV经治、老年患者及肾功能不全患者，肾功能保持稳定。
2015AASLD指出TDF或ETV治疗CHB患者，肾脏及骨骼不良事件发生风险相似。
NAs少见不良反应需多层次管理，预防或降低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
所有患者均需在治疗前评估，包括肝肾功能，生化学指标，影像学等；根据病情需要，评估肾功能、乳酸酸中毒及肌病风险。
定期检测血清肌酐，CK或LDH等指标,同时观察相应临床表现，如全身情况变差、肌痛、肌无力等症状。
一旦确诊为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应及时停药或改用其它药物，并给予积极的相应治疗干预。
2.分会场二-药物性肝病学组
上海南京军医临床肝病中心陈成伟教授做了“中国DILI研究诊治现况与存在问题”的报告。
药物性肝损伤（DILI）因缺乏简便、客观、特异的诊断指标和特效治疗手段，因此倍受医药界、制药业、管理部门及公众重视。
由于对新药筛选越来越格，除非收益远大于风险，直接肝细胞毒性药物几乎不能通过审批。
陈成伟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DILI研究诊治现况与存在问题进行了介绍：
国内外研究与合作方面，2003年美国创立了DILIN，2004年启动前瞻性研究，2012年发布了Liver网站，2014年ACG出台全球首个DILI临床指南。
近年来，我国肝病学家也在DILI的诊疗规范上做了大量工作，于2003年和2013年相继出版并再版了“中毒与药物性肝病”专著，并于2014年建立了HepaTox网站。
就DILI研究现况与治疗推荐，目前临床上将DILI分为：
①固有型DILI和特异质型DILI；②急性DILI和慢性DILI；③肝细胞型、胆汁淤积型、混合型和肝血管损伤型DILI。
并介绍了DILI的治疗原则以及草药和膳食补充剂所致肝损伤。
在存在问题和努力方向方面，我国DILI领域今后应着力于建立大数据队列并推进与全球的合作、加强基础研究、统一辅助诊断工具，以及保持指南的独立和公正这四方面的工作。
其中，基础研究方面可从如下四大方向入手：
①药物基因学研究以及对DILI预防的意义；②适应性和固有免疫在DILI发生机制中作用；③氧应激、线粒体损伤在DILI发病机制中的作用；④新的生物标志物的研究（特异，敏感）。
上海仁济医院茅益民教授做了“促进DILI研究的临床转化——中国大陆医院住院患者DILI现况的思考”。
茅益民教授首先介绍了中国DILI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进展情况，中国DILI发病率有逐年增高趋势，并总结了中国医院导致DILI的前十位药物及20种可疑药物。
接下来介绍了DILI的临床表现及肝损伤类型以及相关疾病的鉴别诊断，特别指出DILI是美国急性肝衰竭（ALF）的最主要原因。
预测DILI的发生及进展是临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DILI的临床和转化研究充满挑战，全球性的DILI协作网络逐步形成、开展转化研究探索有效生物标记，将有利于DILI的发病机制的进一步阐明。
茅益民教授还对DILI的发生的危险因素包括遗传背景、非遗传背景相关的危险因素和RO2模型预测潜在的肝毒性药物等情况进行了阐述。
临床上药物诱导的免疫损伤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茅益民教授对药物诱导的自身免疫性损伤和肿瘤免疫治疗导致DILI的机制、特点及预后进行了讲解。
最后介绍了国内DILI工作情况，中国已经构建首个DILI的专业网络平台：
HepaTox，已开展全国的回顾性和前瞻性队列研究，遍及31个省市，中国大陆303家医院参与，纳入近3万病例，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仍需通过高质量研究为DILI指南提供更多依据。
复旦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胡锡琪教授做了“DILI的病理诊断与鉴别诊断、DILI防治指南”报告。
胡锡琪教授为大家讲解了不同药物引起的DILI的病理表现，包括单纯胆汁淤积、肝内胆汁淤积、带状坏死、肝窦阻塞综合征、肝硬化、纤维化、肝细胞癌等。
上海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所刘成海教授做了“中草药导致的药物性肝损害”的报告。
首先介绍了中草药的历史。
接着从中草药对肝损害的影响、中草药如何导致肝损害、如何诊断评价中草药肝损害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由于我国缺乏基于人口学调查资料，服用人群/药物、判断方法等方法学的困难，故我国中草药肝损害的发病率尚不清楚。
刘成海教授介绍了常见肝损害药物与中草药，并通过文献回顾分析，介绍了中国和美国主要肝损害药物与膳食补充剂等。
中草药导致肝损害与天然存在于中草药中的毒性物质有关，阐述了常见肝损伤中草药的毒性成分及可能机制；另外患者机体因素也是中草药导致的药物性肝损害的原因，如特异质、遗传差异、体质差异等。
临床前评价缺陷、临床使用不当也会造成药物性肝损害。
对于中草药肝损害的诊断评价，可根据DILI国际/内指南判断性质与程度，根据RUCAM诊断DILI。
总之应辨证认识对待中药毒性：
避减其毒防肝损，善用其效治疾病。
北京地坛医院的谢雯教授做了“激素在DILI治疗中的应用：
----有效，应鼓励”的报告。
谢雯教授首先分享了一例儿童药物所致慢加急性肝衰竭病例激素治疗的病例，结合此病例患者的病情发生发展及诊断治疗经过，介绍了药物诱导的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特点，并对糖皮质激素在DILI中的应用进行了文献回顾：
糖皮质激素一直被认为可以用来治疗药物性肝损害所引起的急性肝衰竭，但是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进展对此支持；不同于酒精性肝炎或自身免疫性肝炎，激素治疗药物性肝损害的疗效并没有随机对照实验的支持。
故激素在DILI治疗中的应用应做到：
选择合适病例、治疗时机得当、最佳药物、最佳剂量斟酌。
深圳第三人民医院刘映霞教授做了“激素在DILI治疗中的应用：
无证据，应谨慎对待”的报告。
关于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在药物性肝损伤（DILI）中的应用目前存在较大争议。
刘映霞教授首先通过文献和案例提出目前GC治疗DILI的现状和困惑：
糖皮质激素治疗DILI的目的和适应症？
糖皮质激素药物选择、剂量和疗程？
糖皮质激素治疗DILI产生的副作用？
怎样权衡利和弊？
盲目选择GC治疗DILI的害处：
如甲强龙（Methylprednisolone,MP）直接肝细胞毒性作用；MP诱导的免疫抑制后的突发免疫激活或反弹，导致自身免疫性肝炎；MP诱导既往合并存在的HBV/HCV病毒激活。
治疗DILI怎样科学选择GC：
应根据药物性肝损伤指南中对激素治疗DILI的意见，选择合适的适应症如AIH合并DILI、药物诱导的AIH、免疫介导的DILI。
糖皮质激素治疗DILI是一把双刃剑，应谨慎应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陈军教授做了“在抗肿瘤、抗结核治疗中预防性应用保肝药降低DILI发生：
有效，应常规预防”报告。
陈军教授分享了3篇Meta分析文献：
抗结核治疗中预防性应用保肝药的疗效--Meta分析，共纳入研究对象7558例，其中试验组4909例、对照组2649例，风险比（Oddsratio=0.391）小于1，表明是降低发生肝损害的风险。
Pvalue<0.001,说明预防性使用护肝药降低发生肝损害的风险具有显著性效果；水飞蓟宾预防抗结核药所致肝损伤效果的Meta分析，7篇文献共纳入研究对象1612例，其中试验组809例、对照组803例。
组间异质性低（I2=3%），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肝损伤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抗肿瘤治疗中预防性应用保肝药的疗效—Meta分析，共纳入研究对象1554例，其中试验组846例、对照组708例，风险比（Oddsratio=0.296）小于1，表明是降低发生肝损害的风险。
Pvalue<0.001,说明预防性使用护肝药降低发生肝损害的风险具有显著性效果。
初步Meta分析结果提示：
在抗结核抗肿瘤治疗中预防性应用保肝药降低DILI发生：
有效，应常规预防；需更加规范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进一步证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胡鹏教授做了“抗结核、抗肿瘤治疗中无需常规预防性应用保肝药物”报告。
认为在抗结核、抗肿瘤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药物不良反应，其中以药物性肝损伤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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