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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增长均衡与转变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增长均衡与转变发展方式

2013年07月21日10:

56来源：

《学术月刊》2013年2期第70～81页作者：

刘伟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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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进入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

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点，既有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又面临新的矛盾，尤其是在经济失衡方面。

从总量上看，既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又面临严重的经济下行的风险；从结构上看，无论是需求结构，还是供给结构，都存在深刻的矛盾。

总量失衡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

这不仅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选择和组合方式及其政策力度需要根据经济均衡增长的要求及时变化，而且要求宏观调控方式作出根本性的调整，而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之上。

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的动力在于依靠创新驱动，在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失衡宏观政策

　　【作者简介】刘伟（1957-　），男，山东省蒙阴县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产业结构演变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和企业产权研究（北京　100871）。

　　一、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及其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突破50万亿元，按不变价计，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24倍左右，按汇率法折算达到8万亿美元以上，占全球GDP总量已达10％以上。

人均GDP水平已近4万元，年均增长8.7％以上，按不变价计，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17倍以上，按汇率法折算达到5800美元左右，进入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也几经演变，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七个阶段，各阶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第一阶段是1978年—1988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短缺经济基础上的需求膨胀。

1984年底、1988年夏秋之际，先后发生了两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8.8％，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采取紧缩性导向，控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宏观调控目标。

第二阶段是1989年—1991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在结构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乏力，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在推动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努力保证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缓解总量及结构性失业成为突出的目标。

第三阶段是1992年—1998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需求过热，尤其是投资需求增长过快。

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4.1％，反通货膨胀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问题。

第四阶段是1999年—2002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由于前一轮高速增长形成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尖锐，在此基础上的低效率扩张形成的产能出现过剩，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增速放缓，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大量进城民工和乡镇企业职工重返农业，物价指数连续多年为负值，相应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扩张总需求以刺激经济增长，缓解失业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第五阶段是2003年—2007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在经济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的同时，在投资和消费两个不同的领域出现了反方向失衡，在投资领域需求过热，重要的投资品价格持续上升，始终在高价位水平，而在消费领域则是需求相对不足，尤其是工业消费品出现多方面的产能过剩，相应地宏观调控采取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反方向组合的方式，在财政政策扩张的同时，货币政策采取从紧态势，以期达到抑制投资过热的同时刺激消费需求的双重目标。

第六阶段是2008年—2010年，失衡的主要特点是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内需不足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出口增速大幅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2009年），总需求疲软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自2008年第一季度起至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五个季度增速下滑，从2007年的13％，一直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2％，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自2008年下半年起开始全面刺激经济，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冲击。

第七阶段是2010年底至今，即从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政策“择机退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即出现了经济增速放缓（下行）的威胁与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的双重风险并存。

　　事实上，类似于通常所说的“滞胀”，一方面，自2011年至2012年第三季度，前所未有地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潜在压力不断增大，通胀预期始终较高，相应地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及宏观调控方式必须发生新的变化，这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直接相关。

作为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已从低收入穷国进入中等收入向上中等收入过渡的经济，总量失衡会具有一系列新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难以继续保持9％以上的高增长，经济增长率回落是长期趋势，预计到2020年前，会回落到7％—8％之间，2020年后则可能进一步回落到年均增长5％—6％之间；二是投资需求的增速会出现新变化，特别是距离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的接近，投资需求高速扩张的势头会逐渐减弱，伴随今后城镇化加速期的结束（70％之上），投资需求增速放缓趋势会更为显著；三是出口需求的增速伴随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中国已是当代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基数效应会逐渐降低，另一方面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也会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增速。

更重要的是，这种总量失衡新特点的背后，存在着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失衡的新矛盾，诸如，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就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的变化，都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矛盾。

这些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宏观调控面临一系列新问题。

①

　　这一阶段的经济面临两种可能：

一是在不长的时期内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6月发布的数据，当代世界到2011年末，人均GDP达到高收入水平（12476美元）的国家共70个，上中等收入（4056—12475美元）国家54个，下中等收入（1026—4055美元）国家54个，低收入（1025美元以下）国家36个，合计214个国家。

高收入的70个国家先后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前十年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十二年左右的时间。

二是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无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诸如，历史上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以及目前的“中东北非危机”等。

当代世界在2011年末，人均GDP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4000多美元）但又低于12475美元的国家共有54个，包括中国在内，都面临这两种可能。

尽管对于何谓“中等收入”有不同认识，是以绝对水平还是以相对水平作为划分根据有不同看法，但是包括“中等收入”、“高收入”、“现代化”等都是历史的范畴，都只能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相互比较中所达到的水平，并不是孤立绝对的数字体现，划分发展阶段除考虑这种历史发展的相对性外，重要的还在于考虑GDP水平的同时，要考虑经济结构的演进高度。

②

　　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在经济规模上，实现GDP总量较2010年翻一番，突破80万亿（按2010年不变价），只要年均增长率达到7.2％左右即可实现；人均GDP同样翻一番，达到人均6万多元，近1万美元（按目前汇率），只要总量倍增的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前些年的水平上即可（5‰以下）；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万多元，翻一番即近4万元（不变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近6000元，翻一番即为1.2万元（不变价），只要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同时城乡差距至少不再扩大，就可以实现。

在经济结构上，实现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即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

到2020年，按当代国际现代化标准，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加速发展阶段，到2020年实现工业化目标在发展速度上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提升水平，即推进新型工业化。

在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上，以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不断下降作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标志，中国2011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已从新时期之初的70％以上（当代贫困国家平均在72％以上）降至36.7％（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依此速度到2020年降至20％以下（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是有可能的。

在城镇化的发展上，中国2011年城镇化率已从新时期之初的20％以下提高到51.3％，虽然远不及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2009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50％），但已进入通常所说的城镇化加速期（30％—70％）。

在新型工业化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的条件下，城镇化速度必然进一步加快，到2020年达到65％（接近高收入阶段水平）左右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之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进程有机统一。

在信息化建设上，一方面在产业结构高度上提升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及整个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之与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阶段要求相适应，至少应达到60％以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幅提高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融合与协调程度。

如果到2020年我们从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两方面均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即基本实现了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那么，从当前至2020年这一时期就是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及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动增长，由主要依靠成本低作为竞争优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及效率提升作为核心竞争力。

从经济发展的质态来说，重要的在于经济结构的演进，即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

总需求方面的投资、消费、出口间及各自内部的结构性调整，总供给方面的三大产业间及各自产业内部门结构的演变等。

总结世界各国或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教训，能否实现跨越根本原因即在于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变。

　　二、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失衡新特点之一：

经济增长速度在持续下降中开始出现回升

　　自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冲击中国经济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连续五个季度增速下降，2008年第一季度从上年的13％降至10.6％，第二季度降为10.1％，第三季度再降为9％，第四季度则降到6.8％，直到2009年第一季度降为6.2％。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危机举措，中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2008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2009年，在全球战后首次出现负增长的条件下，中国保持了8.7％的增速，2010年，更是达到10.3％。

但是，自2010年10月宏观刺激政策总体上“择机退出”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虽然2011年全年增速达到9.2％，但按季度看则是持续下降，第一季度9.7％，第二季度降为9.5％，第三季度再降至9.1％，第四季度为8.9％。

进入2012年，第一季度又降至8.1％，第二季度降至7.6％，第三季度为7.4％，已连续七个季度增速持续下降，虽然增速下降的绝对幅度低于2008年，但持续下降时间之久是少见的，从目前态势看，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迹象，第四季度增速回升至7.9％，全年增速为7.8％，“下行”风险压力开始趋缓。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最终需求中的投资来看，投资需求增速放缓是经济增速放缓的突出原因，主要是市场性企业投资动力不足，在政府投资开始放缓的条件下，投资需求增速放缓越显突出。

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看，以政府为主力、以基础设施为主要领域，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08年的15.1％猛增至2009年的33.3％，到2010年10月开始“择机退出”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2010年迅速降至19.5％，2011年再降为16.1％（均剔除价格因素），2012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64835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20.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3％），名义增速比上年回落3.4个百分点，实际增速提高了3.2个百分点。

自2010年来投资需求的增速这种持续下降，是形成连续七个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根源在于，依靠各级政府投资，不仅难以持续，形成巨大通胀赤字压力，而且会给未来经济发展留下巨大成本，甚至形成严重的低效率的“泡沫”，因此，政府作为投资主力不得不“择机退出”。

而同时，由于创新不足进而缺少投资机会，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技术创新力不足，导致缺乏有效的投资机会，即使有充裕的资本也难以形成市场竞争性的有效投资；制度创新不足，导致创新市场竞争压力不足，同时，要素市场等方面的欠发育也难以支撑各种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平等有效地进入和运用市场实现创新。

因此，经济结构缺乏升级的能力，企业大规模的扩大投资，极可能导致严重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但是从2012年第四季度态势看，投资需求增速开始出现积极增长迹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纵观2012年名义投资需求增速比2011年有所下降，但波动幅度不大，同时，若考虑到2012年较上年通货膨胀率的回落（自5.4％降至2.6％左右），2012年的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率自2010年以来连续两年多下降来看，开始出现回升势头，比上年提升了3.2个百分点。

因此，201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很可能继续提速，包括各级政府和大企业及中小微企业的投资需求均可能出现稳定缓慢的增长，名义增长率会出现较显著提升，若通胀控制严格则实际增长率会更高些。

　　第二，从最终需求中的消费需求看，中国经济增长内需不足的突出表现在于消费需求增长动力不足。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在扩大内需过程中特别强调了扩大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值上升到14.8％，2009年又进一步上升至16.9％，但2010年又降回14.8％，2011年比上年增长17.1％（但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6％）。

2012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7167亿元，名义增长率为14.3％，比上年回落2.8个百分点，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2.1％，比上年提高了0.5％。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究其原因，一方面，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城市化加速期，相应的投资需求增长正处在历史高峰期，客观上投资需求的高速增长会排挤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

据测算，根据中国现阶段的经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若保持在23％左右年增速，则固定资产投资每再提高1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速相应放缓0.5个以上的百分点，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30％以上，则消费需求可能出现负增长，再加上中国体制上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并且地方政府可以超越地方财力，通过财政过度金融化和招商引资等方式加快发展，从而进一步放大了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投资拉动效应③。

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存在严重扭曲。

从总体的分配结构看，政府、企业、居民三者间收入增长速度上，居民收入增长长期最低，一般比GDP增速低1/3，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速最快，显著高于GDP增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按当年价格计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以上，而GDP（按现行价，不是按固定价）年均增长14％多（按不变价为9.8％），这就使得居民作为消费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下降，这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又与初次分配中劳动要素报酬增速放缓进而比重下降直接相联系，进而使得消费与经济增长不协调。

从微观意义上的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来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显著。

据测算，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中居首位，能解释40％以上的居民收入差距。

从初次分配来看，截止到201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36.7％，而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为10％，也就是说36.7％的劳动力分配10％的产值；从再分配后的结果来看，大体上3个农村居民的纯收入相当于1个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201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万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0.59万元）。

再加上其他体制性原因和发展性原因等，承认中国居民间收入差距扩大，并且已超出通常所说的基尼系数警戒水平（0.4），是普遍的共识，这就进一步降低了社会消费倾向。

虽然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矛盾，需要长期多方面努力，但从2012年总体短期情况看，开始发生变化。

虽然从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2011年CPI为5.4％，而2012年CPI为2.6％，因此，实际增速是有所提高的。

2012年前三个季度，中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投资，达到55％。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目标的逐渐实现，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民收入分配和居民收入分配必然发生相应变化，相信在2013年，这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的回升能够继续保持其势头。

　　第三，从最终需求中的外需（出口）来看，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中国2009年出口需求增长为负的16％以上，使得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进入21世纪以来的每年正的2—3个百分点，逆转为负的1—2个百分点。

在采取一系列应对危机冲击的举措后，出口需求增长得到恢复，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增长为22.5％，但进入2012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缓慢，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强化等原因，中国进出口增长低于预期，从目前状况看，已不可能完成预定的目标（10％）。

据海关统计，2012年，中国进出口比上年只增长6.2％，其中出口增长7.9％，进口增长4.3％，在与主要贸易国的双边贸易中，中日、中欧双边贸易下降，中美、中国与欧盟双边贸易及与俄罗斯和巴西双边贸易不同程度地增长。

在2012年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虽不是负值，但由于出口增长在一位数，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事实上不到1个百分点。

据测算，从生产法看，现阶段中国出口需求每增长10％，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④，从支出法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则为－2.2％（《人民日报》，2013年1月21日）。

从目前各方面的分析预测看，2013年，世界经济虽开始有所复苏，但其速度不可能较快，难以达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有关机构、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多家机构在内，大都预计2013年世界经济增长在3％上下，其中较为乐观的经合组织也只预测在3.6％—4.2％之间。

因此，2013年，中国进出口，尤其是出口增速很可能仍在一位数的水平上，可能略高于2012年，但难以达到两位数。

今后较长时期里，中国经济增长只能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以年增20％以上的出口来支持经济增长的状况难以长期再现。

事实上，自2008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在回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自2007年的净出口占GDP比重近9％，回落到2011年的3％以下⑤。

　　综合最终需求的上述三方面（投资、消费、出口）看，虽然受外需增长率回落影响较大，但出口对经济增长仍是正向的，因此，由于显著抑制了通胀，内需的实际增长率逐渐提升，综合作用，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从开始的持续下降逐渐开始有所回升，按季度看实际增长率，第一季度8.1％，第二季度7.6％，第三季度7.4％，第四季度7.9％，全年的增长率达到了7.8％，季度间增速下降的幅度呈现逐渐收窄的势头，第四季度则已经出现小幅回升（约7.9％）。

从需求结构上看，2012年消费对GDP贡献率为51.8％，投资贡献率为50.4％，净出口贡献率为－2.2％（《人民日报》，2013年1月21日），从生产领域中的各种领先指标的表现来看，这种增速回升是有其必然性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自11月起已经提升到10.1％，超出9月和10月的9.6％，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PMI），2012年12月已分别达到50.6％和56.1％，已经连续3个月向上运行，特别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又回到50％以上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无论是制造业还是非制造业，在经过2012年的调整后，已经重新缓慢呈现积极增长趋势。

与之相适应，中国2012年前三个季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1％左右，考虑到社会调查失业率在中国目前通常比登记失业率高出2个百分点左右，因此，即使按社会调查失业率计，目前也还不到7％（欧盟马约规定的警戒水平）。

2013年，中国投资、消费需求的名义和实际增长速度可能略高于上年，据多方面预测，世界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复苏的态势可能更明显，与之相适应，中国出口需求增速若也略高于上年，那么，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止跌回升的趋势将更为明确，经济增速略高于2012年是完全可能的，失业率在目前水平上稳定并略有下降也是可能的。

　　三、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失衡新特点之二：

物价持续回落中通胀压力仍高

　　伴随2008年下半年后连续两年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压力也是促使自2010年10月从全面扩张宏观政策“择机退出”的重要原因。

2011年物价指数达到5.4％，虽然与当年经济增长9.2％相对应，并不显得很高，但已超出了预定目标（4％左右）。

进入2012年，通货膨胀控制略显改观，全年呈现先高后低趋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年初的4.5％逐月下降（除3月的3.3％较2月的3.2％略有反弹外），9月、10月CPI已降到2％以下（通常所说的考虑到统计误差后出现通缩现象的警戒水平），11月才又重回2％，12月则为2.5％。

2012年全年CPI比上年涨2.6％，成功地实现了年初预定的把通胀率控制在3％左右的政策目标。

　　但潜在的通胀压力仍然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现阶段的通货膨胀成因复杂，有其新的特点。

　　第一，从需求拉上来看，2008年—2010年两年的宏观扩张刺激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度增长，广义货币（M2）在2009年增长27.7％，2010年增长19.7％，由于“择机退出”后重新采取反危机前的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年M2增速开始下降，全年比上年同期增长13.6％。

但进入2012年后，虽然仍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从紧的力度开始放松，央行多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并调整利率浮动区间，同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和逆周期审慎的宏观管理等多项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着货币供给，货币供应量增速略显回升，到9月底M2增速创2012年下半年以来新高，狭义货币（M1）增速则创2012年新高，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94.4万亿元，同比增长14.8％，货币存量与GDP之比仍居很高水平，几乎接近200％。

考虑到货币政策对物价作用的时间上的滞后性，反危机以来形成的大量货币存量，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会陆续影响物价指数，从潜在的通胀压力转化为现实的物价上涨。

对于这种巨大、集中而又有滞后性的需求拉上的通胀压力，现期宏观政策的时效性会被极大削弱。

　　第二，从成本推动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要素成本全面上升。

与改革开放以来的1984年、1988年、1994年三次严重通胀不同，前三次大的物价上涨根本原因在于需求膨胀，供给相对不足所导致，而现阶段的通胀除受需求拉上作用外，成本推动起了重要作用。

有关研究表明，现期通胀压力有40％以上可以用成本推动加以解释，对于成本推动形成的通胀压力，依靠传统的紧缩需求，收紧银根的做法是难以有效控制的，甚至可能产生负作用，在紧缩银根的条件下，上涨的市场利率会增大企业融资成本，进而加剧成本推动通胀的压力。

　　第三，从国际输入方面看，一方面进口品价格上升会推动国内市场价格上升。

例如，石油价格的上升对于石油进口依赖度已超过50％且每年仍以8％以上速度增加进口的中国而言，必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成本；又如，铁矿砂等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上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买主而言（国际铁矿砂市场贸易量中中国买进量占60％以上），影响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