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剖析以《菊与刀》与《家元》为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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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剖析以《菊与刀》与《家元》为例

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的方法论剖析

-以《菊与刀》与《家元》为例

游国龙①

摘要: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是日本国民性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但以他为代表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却因研究工具的局限性,导致这方面的研究式微。

许烺光提出“许氏假说”、“心理社会均衡理论”,以及诸多相关的工具、概念,突破既有的瓶颈,以“心理人类学”取代了“文化”与“人格”研究,将人类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的知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家元》是使用这套方法研究日本的成果,其视角与《菊与刀》具有承接关系,藉由剖析这两个研究,说明了经由研究人类共有心理这个途径阐释更大范围社会发展趋势方法论的更新与换代。

关键词:

文化与人格心理人类学菊与刀、家元、许烺光

“文化与人格”学派从事的国民性研究（NationalCharacter在二战期间于美国盛行一时,后因地区研究的兴起以及自身方法论缺陷等因素,国民性研究出现了衰退。

然而,属于这一文脉的学者许烺光（FrancisL.K.Hsu,1909-1999始终坚持在这领域默默耕耘,他提出了诸多工具、假设、方法,建立了自成体系的理论,并力倡以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Anthropology取代文化与人格研究,②应当说他的努力使得我们人类从整体性视角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literatecivilizations③的知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如今,随着中国整体国力的提升,对于要求建立中国视角的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迫切,④提升地区研究整体水平的问题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⑤在日本研究方面,高增杰、崔世广、尚会鹏等人注意

①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②1961年,许氏建议去掉“文化与人格”学派累赘抬头的“人格”二字,将这一方面的研究改称心理人类学,他的建议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

在许氏的不断努力下,197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第九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大会论文《世界人类学丛书》中,首次使用了“心理人类学”这一名称。

1978年美国人类学会又成立了心理人类学分会。

参见金少萍:

《文化与人格理论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③由于国民性研究这个概念,涉及了人格的问题,许氏后期甚少使用这个概念。

literatecivilizations的直译是有文字社会,其对比为原始社会,为符合汉字习惯本文称为“大规模文明社会”。

④目前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说已达成共识。

参见,方长平: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问题与思考》,《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6期;傅耀祖:

《关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几点思考》,《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早在1996年便举办了“日本社会文化研讨会”和“日本研究的课题与方法”学术座谈会,专门就日本文化与日本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讨论。

到了整体性把握日本的方法论问题,并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

①笔者认为,对文化与人格研究和心理人类学方法论更新换代的探讨,是沿此脉络讨论的延续,对提高整体性研究日本的水平乃至于做出高效度与信度的地区研究提供助益。

在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恐怕找不到一本著作像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1887-1948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②那样具有影响力。

笔者自第一次阅读此书起,便不断思考本氏如何做出此研究以及如何接着他的路子继续做的问题。

许烺光的《家元-日本的真髓》③的出现正好回答了笔者的疑问。

《菊与刀》是二战期间受美国情报当局所托研究日本的成果,它尝试回答能否不进攻日本本土而致其投降、是否应直接轰炸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能得到什么、如果日本政府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等问题。

而《家元》则是针对日本的现代化问题提供的非经济学的解释:

即与其它低度开发世界相比,为什么日本从1860年代起,对西方的挑战反应如此良好,在二战全面溃败后又复兴得如此之快。

这两本著作因时代背景不同,研究主题有所差异,但都是相同研究范式（paradigm做出的成果,同样较好地阐释了日本这个国家的特性。

现今,对于日本方面的研究有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门的倾向,但对“部分”的研究无论怎样细琐和专业,也无法取代整体性研究,对日本的整体性把握,不论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或了解日本这个国家,都不可或缺。

是故,本文拟对上述两本著作所代表的两种有承接关系的研究方法作以考察。

一、文化与人格研究在从事人类社会研究进程中的意义

《菊与刀》在学术界乃至一般读者之间享有极高的声誉,主要是从整体上认识日本人的特性,以及在处理国际问题中起到的具体作用,而它所引起的争议则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之上。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的代表著作之一,它的研究意义有二:

（1宣告人类学从初民社会研究步入大规模文明社会的研究;（2展示了如何透过研究人类心理来了解较大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

人类学于1883年诞生于英国以来,④一直专注于初民社会的研究。

人类学家

①高增杰:

《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日本学刊》1997年第3期;崔世广:

《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尚会鹏:

《论日本人感情模式的文化特征》,《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

③FrancisL.K.Hsu,Iemoto:

TheHeartofJapan,Cambridge,Mass.:

SchenkmanPub.Co.,1975.许烺光:

《家元-日本的真髓》许烺光著作集8,于嘉云译,南天书局,2000年。

日文版本则与许氏的另一本对中国、美国、印度社会研究的著作Clan,Caste,andClub收入在一起,以『比較文明社会論』为名发行。

フランシス.シュー『比較文明社会論』、作田啟一、浜口惠俊訳、培風館、1971年。

④1883年英国人爱德华.泰勒（EdwardTylor接受了牛津大学的聘书和世界上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人类学家头衔,标帜着人类学的诞生。

参见庄孔韶编:

《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把初民社会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研究的目的是解释西方社会为什么如此先进而其它社会如此落后的原因。

由于讯息获得的困难,人类学家强调到初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fieldwork,参与土著生活,学习当地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写作民族志,但因缺乏把握整体社会的方法,早期的民族志经常看起来像是描写奇风异俗的文学著作。

较有建树的研究是围绕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LSE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与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发展出的结构功能学派。

他们原本以初民社会验证西方学者提出的假说,后来则在有机类比的基础上,提出结构与功能等工具,尝试藉此剖析社会制度、组织形式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作。

大西洋彼岸那一边,则在博厄斯（FranzBoas的带领之下,旨在批评人类学家的种族中心主义,后来他培养的一大批学生,如克娄伯（AlfredL.Kroeber、萨皮尔（EdwardSapir、本尼迪克特等人,认识到文化与人类心理有密切的联系,遂开始从事“文化与人格”方面的研究。

他们透过了解人类心理如何受到文化的塑模,来解释较大社会的整体性质,这与英法受社会学影响形成的人类学在视角上有很大不同。

而且,受博厄斯的影响,有些美国人类学家甚至能够突破西方种族中心主义囿限,以落后的初民社会与先进的西方社会做比较,①乃至于将研究触角延伸至落后的非西方的文明社会。

《菊与刀》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日本不是初民社会,属于落后的非西方古代文明社会,在早期的学科分类系统中,系属东方学的研究对象。

②东方学家假定这些文明毫无进步可言,主要目的是理解和评价这些被看成“高级”的文明为什么停滞不动,他们只关心那些能体现各民族智慧的经典文本,借助语言学和语文学的技巧来进行研究,严格避免与社会科学发生关连。

③而本氏将人类学研究延伸至完全不同的大规模明文明社会,尝试勾绘出文明社会的整体面貌,就必须解决方法论上的一些难题。

譬如,初民社会一般人口较少,生产方式还停留在采集或者狩猎阶段,也没发展出书写文字系统,人类学家在当地待上一两年便能大致了解其部落运转的梗概,而大规模文明社会人口众多,社会阶层分化,具有相当复杂的社会组织,并出现了聚集大量人口的城市,传统人类学家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就显示出很大局限性,因为即便在一个村庄只待上一月,穷尽一辈子也很难走遍一个大规模文明社会各地,更别说如何把各地调查而来的资料汇聚成有用的成果。

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ld是以传统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文明社会的代表人物。

他提出大传统（greattradition来指称少数上层阶级所拥有的系统化并且抽象化的文化,与小传统（littletradition来代表下层阶级所拥有的不规则而具体化的文化,并且讨论这两种文化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和互相沟通,又如何构成一个文化的整体,找到了一条解决

年,第2页。

①米德在萨摩亚的研究是最著名的例子,他以萨摩亚的少女为研究对象,解释美国少女面临青春期问题,参见米德《萨摩亚的成年》,周晓红译,远流出版社,1995年。

②人类学与东方学是西方学者研究非西方社会的学科,社会学是西方人研究西方社会的学科。

对于西方学科的发展历程,参见华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

③华勒斯坦等:

《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26页。

途径。

①可是,将一个社会文化体系区分为迥然而异的两个部分,显然忽视了文化的整合力量。

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讨论过,雷氏在一个社会中,划分城市与乡村生活、有钱阶级与基层百姓、识字断文者与文盲之间生活方式遭遇到的难题,②在此不在赘述。

这种方法的致命缺陷是以部份来解释整体。

（读者可以参照费孝通的研究,他对于“江村”、云南三村等小城镇的研究也是此类。

再者,使用西方学者研究文明社会（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方法,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

法国学者史多柔（JeanStoetzel曾在一位精通日语的荷兰学者渥斯（Vos协助下,于1951-1952年间在日本考察了三、四个月,他去了东京、京都、鹿儿岛、札幌、根室等地,并且进行了TAT、Allport-Gillespie测验,以及几种不同形式的问卷调查。

他取得了日本国立民意调查研究所的民意调查资料,还在日本文化科学协会赞助下举行过一次深入的讨论会,③但他的《无菊与刀》（Without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呈现出来的只是许多社会学方面的漫谈,并没有带给我们任何深入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助益。

例如,他使用了众多材料探讨“战后日本青年的态度”,得出的结论居然是“他们尚未成熟”。

史多柔给笔者的感觉是,虽然使用了许多种调查方法,却不能权衡资料之间的相互矛盾之处,无法从众多纷杂的证据中进行分析得出一个有用的结论,这些材料反成为他阐述问题的累赘。

而本氏的解决途径是观察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找出一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关连。

他曾谈到,“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

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

”④文化与人格研究的重点就是关注小说、电影、神话、民间故事、宗教经典、传统哲学等文献和一般民众的活动、言论、问题中所表现出的价值、感情、成见之间所共有的模式,然后,尝试评估链接每个文明不同层面的共同心理模式,探索大多数人所共有的人格特质、价值取向、或是行为法则,以描绘出关于整个社会特征的全面性简要通则。

⑤是故,本氏虽未曾去过日本,却能够利用大规模文明社会已经发展出文字书写系统的特点,参考大量的文学典籍,丰富的历史文献,再加上美国有大量的日本移民、战俘可供访问、调查之用,使得她做出了遥研（thestudyofnationalcharacteratadistance的经典之作。

二、文化与人格研究的视角及其缺陷

本氏的研究虽然能够较好地勾绘出大规模文明社会的整体面貌,却也引发了

①这种方法被“乡民社会”研究（peasantsociety或社区研究。

关于乡民社会的解说参见基辛:

《当代文化人类学》下册,张恭启于嘉云译,巨流图书,1981年,第669-695页。

②参见尚会鹏、游国龙:

《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南天书局,2010年,第七章“大传统”和“小传统"与心理文化取向──文化人类学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的若干工具探讨。

③JeanStoetzel,Without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aStudyoftheAttitudesofYouthin

Post-WarJapan,New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5.

④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第8页。

⑤FrancisL.K.Hsu,TheStudyofLiterateCivilizations,StudiesinAnthropologicalMethod,NewYork:

Holt,RinehartandWinston,1969,p.3.

对其方法论上的批评。

①譬如批评者指责本氏不懂日文、没有到过日本,认为这是《菊与刀》作为文化人类学著作的致命弱点。

如果日本是一个无文字的简单社会,这个批评是对的,而本氏的研究对象——日本——是一个大规模文明社会,田野调查是研究简单社会之必需,而此方法对于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就未必是这样。

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也不同。

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排斥这种方法。

如果不是当时条件所限（美日正在交战,本氏应该会到日本做田野调查,但即便那样也不能代替《菊花与刀》一书的主要方法。

还有的批评者认为,本氏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搞清“平均日本人”的行动和思考模式上,而无视历史变化的多样性。

例如,川口敦司指出,“作者的历史观念彷佛很淡薄,她没能看出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从古至今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她只是在一些固定的元素分类当中,选出所谓可以代表日本文化特征的那些东西来进行组合”。

②这种评论恐怕是因为不了解“文化研究”的真正涵义。

首先,从差异性的角度来看,不只过去的日本人与现代的日本人有很大的差别,现今的东京人与大阪人也有不小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之所以是日本人,是因为日本人之间有相似之处。

而国民性研究的任务就是发现造就这个结果的关键因素。

其次,正如本氏在《菊与刀》开门见山所谈到的:

“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看法（应译为“假定”（assumptions。

-作者注。

它只描述这些观点的自我表露而不论其当时的活动。

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③国民性研究所描写的并不是现代的日本人,或者古代的日本人,而是一种理想中的日本人形象。

第三,国民性研究的前提假设是文化具有连续性,一般认为,人类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了这种文化传承,这也就是社会生物学家所说的“社会遗传”。

④如果日本人在历史长河中被其他民族同化,改变了其之所以为日本人的文化因子,那么这个批评还算合理,但日本社会显然并非如此。

日本除少数爱奴人和琉球人之外,主要由大和人所组成,他们从未被外来民族征服、同化,一直在本州岛、九州岛、北海道、四国等地安逸地生存。

所以这种批评显然是基于不同前提假定的看法,而这个前提假定是否能站得住脚还有讨论空间。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质疑,本氏置社会的分层于不顾,把对抗关系中的两个社会规范体系-武士阶级与庶民阶级,统一在同一个平面上,因而否定其价值。

这个看法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雷德菲尔德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的影响。

事实上,一个社会是共同成员依靠各种关系长久持续地生活在一起才形成的,他们知道成员的相互期待是什么,也了解如何表现才能符合团体的要求,如果其

①参见浜口恵俊『日本研究原论』、有斐阁、1998年、368-372页;李亦园:

《文化与行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17页;尚会鹏:

《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崔世广:

《基于“菊与刀”的新思考》,《中日关系史研究》2005年第4期。

②川口敦司《日本文化多种模式的合一-读<菊与刀>》,《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

③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第9页。

④近年来盛行的“谜米学”（memetics所研究的就是这种“文化的遗传因子”。

参见SusanBlackmore,TheMemeMachine,Oxford[England];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1999.RobertAunger,DarwinizingCulture:

TheStatusofMemeticsasaScience,Oxford;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

行为不符合文化的规范,社会也有一套法则对其惩罚,约束,使之从众,所以同一个社会文化体系成员,其行为必定具有一致性。

当然可以根据某种标准将一个社会的成员区分为不同的群体,他们也会有不同的想法和行为,但他们呈现出某种共同的人格类型,是不容置疑的。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基于冷静的思考,对本氏的研究提出中肯的批评。

如尚会鹏谈到,“早期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学者受弗洛依德心理学的影响,过分强调排泄、饮食习惯的训练等儿童教养方式的决定作用。

她认为日本民族性中强迫性倾向,显示出讲求仪式、整洁和秩序的习惯,主要源自早期严格的排泄训练。

本氏的理论也具有这样的特点。

”①笔者也认同这个看法,本氏最大的问题出于她使用的假说之上,而这一点与人格概念的使用密切联系。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人格”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表面上看,“文化”与“人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某些情况下所指的是同一层面上的东西。

当我们把文化定义在较狭义、不指称物质层面器物的情况下,它是存在于一个民族大多数人心中的共有思想观念,而心理学所指的人格则是受社会关系与文化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撇开个人独特的那一部份,也就是与社会大多数人共同享有的心智,二者异语同谓。

这也是为什么本氏说:

“文化为人格的典章性扩大”（personalitywritlarge。

②从本质上说,本氏就是透过“人格”的研究来揭示日本社会的整体特征。

然而,人格这个概念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

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和莫瑞（HenryMurray曾说过一句名言:

“每一个人（性格都有若干方面像所有的人,若干方面像一部份人,若干方面则什么人都不像。

”③若干方面像所有的人指的是全人类共有的那一部份,即文化普世性之所谓;若干方面像一部份人是指某一社会文化体系共有的,即文化与人格学派所要研究的对象;若干方面什么都不像,即个人独特的个性,最早人格的提出就是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可是,早期人类学家却是借用人格的概念研究人类的共有心智。

他们提出了“社会人格”（socialpersonality④、“众趋人格”（modalpersonality⑤、“基本人格”（basicpersonality⑥或“地位人格”（statuspersonality⑦,或平均人格（averagepersonality等概念工具。

但精神分析学派使用的人格所关注的是个人内心复杂不安的精神状态,弗洛伊德认为这是童年经验的产物;或者根据新弗洛伊德学派和社会科学家的看

①参见尚会鹏:

《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章。

②也有学者译为“文化是大写的人格”。

参见鲁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张燕、傅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序第2页。

③ClydeKluckhohnandHenryAlexanderMurray,PersonalityinNature,Society,andCulture,NewYork:

Knopf,1953.

④BertKaplan,StudyingPersonalityCross-Culturally,Evanston,Ill.:

Row,Peterson,1961,p.117.

⑤CoraDuBois,AbramKardiner,andEmilOberholzer,ThePeopleofAlor:

ASocial-PsychologicalStudyofanEastIndianIsland,Minneapolis:

Univ.ofMinnesotaPress,1944.

⑥AbramKardinerandRalphLinton,TheIndividualandHisSociety;thePsychodynamicsofPrimitiveSocialOrganization,New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39.

⑦RalphLinton,TheCulturalBackgroundofPersonality,NewYork;London:

D.Appleton-CenturyCo.,1945,p.117.

法,是青少年时期社会文化迫力的产物,①他们没有意识到人格是个人终其一生持续与社会关系与文化互动的过程,而是趋于主张与社会关系和文化相分离的一个独立的实体。

因此,以人格的概念从事人类共有心智的探讨有很大的危险。

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弗洛伊德学派影响,文化与人格学派还假定个人人格取向（personalityorientation的形成主要受童年的经验（或至少早年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并用以解释整体社会的发展趋势。

②在《菊与刀》中,本氏以一个章节（第十二章探讨日本人的育儿方式,并得出日本人双重性格的形成是源自于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

③这种假设显得大而不当且缺乏说服力。

这个学派更有一些学者如巴特森（GregoryBateson以断乳来说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殖民的态度;④格若尔（GeffreyGorer和瑞克曼（Rickman提出“襁褓假说”（swaddlinghypothesis来描绘俄国人性格⑤,把这种视角发展到极端。

对他们方法论上的严厉批评是导致国民性研究热潮消退的重要原因。

三、心理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更新换代

国民性研究藉由研究人类共有的心智来揭示人类整体社会的发展趋势,要突破国民性研究的困境,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格”这个研究工具问题。

许烺光于1961年便在其主编的《心理人类学:

对文化与人格的探索》里,主张以“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Anthropology取代“文化与人格”研究这个累赘且不适的抬头,并将他开发的“心理社会均衡理论”（PsychosocialHomeostasis引进这个领域,以其核心“基本人际状态”（Humanconstant取代人格在研究的作用。

⑥许氏认为,一个以解释个人与文化之关系为目标的健全理论,必须要考虑心理特征的起源,因为它是由育儿方式,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所塑模;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育儿方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维持、发展与变化。

所以,他提出基于社会中心（socio-centric建立的心理学理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更重视社会关系和文化对人类心理的影响。

人格心理学中的“人格”概念,忽略（或冻结了社会文化因素,“文化与人格”学派沿用了人格这个概念,虽然也考察社会文化因素,但基本上关注的是个人内部复杂不安的精神状态,通常最复杂不安的状态就拥有全部精神的效力,因而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重整这种复杂不安的状态。

说到底,这是以个人中心（individual-centered来立论的,基本假定是人类

①FrancisL.K.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