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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国际视野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新思维
占据国际视野：
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新思维
周欣平
2013-03-2916:
39:
40 来源：
《学术前沿》（京）2012年10上期
内容摘要：
与西方的学术发展相比，中国的学术话语相对狭隘。
中国学界只有打破陈旧思维和教育方式，才能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
多年来，中国学人过分注重建立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而忽略了建立一种普世的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学界必须提倡全方位的理论创新，积极支持并奖励那些占据视野高度、具有宏观主导力与影响力的研究项目和成果，并将这些思想和理论纳入中国话语体系，才能影响世界。
关键词：
学术话语权；创新机制；中国学术；西方学术；范式迁移
作者简介：
周欣平，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大学图书馆总馆副馆长、北美东亚图书馆协会主席、武汉大学客座教授，研究方向：
语言学、文献学、图书馆史、图书情报学等。
主要著作：
《东学西渐：
北关东亚图书馆1868-2008》、《清末时新小说集》、《翁方纲经学手稿五种》、《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碑帖图录》等。
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应该是中国的学术话语和理论体系，并由它们引申而发展成完整的中国话语体系。
也就是说，要建立中国话语体系，首先要确定它的内涵和创造机制。
学术话语是中国话语体系的出发点，与学术话语密切相关的首先是学术话语权。
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要具有深厚的内涵及国际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老庄哲学、孙子兵法等文化精髓，在世界上广泛流传，影响巨大，但它们毕竟缺乏时代感，无法完全与现代社会相匹配。
当今世界需要新话语和新思想。
因此，要建立具有时代意义的话语体系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创造新话语、新理论、新规则的创新体制。
毋庸置疑，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必须有强大国力的支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强大国力包括政治影响力、文化优势、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
美国之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就是因为其具有完备的工业基础和超强的生产力以及强大的军事潜力，并取得了主导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是难以在世界上建立起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的。
中国的国力日益强大，要有效地展示自身的实力与影响力，就要在国际事务及文化影响方面建立合理、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话语体系。
中国的学术话语权的内涵
一个强大的话语体系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要有影响力，在国际上具有“设立议题”的功能，即“agendasetting”的力量。
这就需要有学术话语权和与此相关的创新机制。
没有学术话语权和创新机制，你讲的话没人愿意接受，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建构话语体系从何谈起？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学术话语权”不同于“中国学术的话语权”。
严格说来，学术是无国界的，是具有强烈的国际性的。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中国学人要走出凡事以中国划界的狭隘的学术思维，建立跨国度的学术研究体系和思维框架。
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与传承中似乎少了一份普世的视野、境界和目标。
诚然，中国学术几千年来从不缺少对世界、宇宙、人和社会普遍现象的探讨，但我们也为中学和西学的界定所桎梏，常常作茧自缚，把我们的学术话语定位仅限在中国学术的圈内，没有把力量放在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法则上。
事实上，当前中国学术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世界性问题，虽然我们习以为常地在学术研究里以中国的社会和国情为主，但不论是中国的人口、环境、社会转型，还是传统学术中的语言文字、文学理论、哲理思辨无不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
如要从中国学术的框架里产生的话语和结论，能引申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法理，就应提倡从中国学术的话语结构向中国的学术话语结构的思想转变，或者说要放下或逐步淡化所谓的中国学术概念，而拓展出一种建立普世科学的宏大思维空间。
中西学界学术范式异同之辨析
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一直追寻的是建立一条普世法则的道路，它们似乎有一种始终如一的世界观、大科学精神和唯我独尊的气势。
在西方很少有人谈什么是英国学术、美国学术、德国学术，他们所谈的常常是世界范围的学术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
而中国学人则在自我限定的学术范围内转悠了上千年。
至今，许多人文社科领域里的研究都是先贴上中国的标签，如中国语言学、中国政治学、中国艺术等。
事实上，除了对象和资料是中国的，结论和方法都应该是世界的，必须提升到探寻普遍真理的层次上，建立起普世法规和理论体系。
当年牛顿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时，他就开始思考万有引力的理论框架和宇宙的本质这一宏观议题，而不是去考虑英国的苹果和法国的苹果是不是在不同季节或同一气候环境里掉下来的。
前者是广泛思维，后者是狭隘思维，它们所产生的话语体系完全不一样。
西方的教育体制激励人从小就开发自我，标新立异，激励学生和学者去建立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普遍法规、理论和规范。
这大概是西方学界能牢牢把握世界范围内学术话语权的主要原因。
西方学术史上的圣人不少，却很少有怕圣人的现象。
而中国学者在建立人文社科领域的话语架构时的底气和勇气却总显不足，其原因恐怕是肩上背负的包袱太重，“离经叛道”的人不多。
试问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有多少中国学者在试图建立普遍的理论体系？
反之，西方学界则把建立普世的科学法理推广到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引领时代潮流，从而吸引世人并牢牢握住话语权。
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里，经常有人提出新定律、新法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在讨论和探索。
中国学界需打破旧思维建立新体系
中国的学术体制中似乎还少了一些扶植的力量和机制。
在中国学界，即使有大胆聪明的天才出头，建立了个人的理论体系，也很少有人来批判、发展、完善、推广、提高这些理论和新话语。
要培养能引领世界学术研究和学术话语潮流的人物，就要像培养奥运会金牌选手那样，用一整套新的方法和体制。
在美国，著名大学培养的博士毕业生如果在毕业论文中建立不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新观点就无法毕业。
仅靠一篇博士论文就扳倒一个学术权威而建立自己学术体系的大有人在。
比如，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乔姆斯基，当年就是以探索语言学研究的普遍法则为目标，用其博士论文颠覆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体系，开创和建立了认识科学，从而影响了后来许多的学术领域。
而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
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这样的情形为什么在中国学术界没有出现？
二是即使有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他的命运又会如何，是否会被认为是无知而被冷落？
因此，要加强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第一步。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在16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科技和学术研究的中心，遗憾的是，近代科技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而是发生在欧洲。
事实上，当代主要的科技创新也没有发生在中国。
近年来，美国学者NiallFerguson对这个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同李约瑟一样，他认为世界科技文明中心在16世纪之前是在中国，如今西方世界衰退，中国可能取而代之。
他还进一步解释了西方文明过去500年的繁荣没有在中国和印度出现的原因，指出了西方国家的制胜之道：
它们是：
竞争（competition）、科学（science）、私人财产权（propertyrights）、医学（medicine）、消费社会（consumersociety）、工作精神（workethic）。
这六个绝招放在一起，就促成了西方社会创新机制的建立，这是一个向前、向外扩张的体制。
反观今天的中国，这六大绝招都已经被广为使用，这归功于中国人的智慧，是改革开放成功的主要原因。
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建立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机制，所以也就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强有力的话语体系。
因此，中国学人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建构一种普世的话语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要重启美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库恩的“范式迁移（paradigmshift）”理论。
他在其经典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
世界上一切科学研究体制的重大突破和发现，几乎都是先打破传统，打破旧思维，而后才成功的。
中国学人只有将宏大的世界观融入一切学术探讨中，才能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狭隘的研究方法加以改造，打破陈旧思维，建立国际视野。
中国学术话语权建立的路径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加强学术研究的普世观。
要提倡全方位的理论创新，大力鼓励学人建立普遍的理论（即使有些理论和法则是不完美的或者错误的），开启大思维、大理论的学术新风。
特别是注重在博士生教育中培养具有宏观思维的人才。
博士毕业论文必须要具有新的建树和理论体系。
积极支持并奖励那些占据视野高度，具有全球和宏观主导力与影响力的研究项目及成果，并及时将这些思想和理论成果广泛宣传，纳入中国的话语体系，从而影响世界。
改变陈旧的教育和研究方法。
中国学术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依据文本的研究体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学术都是依据文本，中国古代的农业、水利、制作、工艺、数学、天象等方面的发现和对人类的贡献就不一定是完全依据文本发展而来的。
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人追崇正统思想，视典籍文献为根本，这个传统自宋代以来形成规模，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蔚为大观。
可以说，中国学人注重研究文献，注重文本字句诠释之风千年不变。
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几千年传统教育和学术遗留下的弊病，使得中国学人不免有些瞻前顾后，过于谨小慎微。
如此一来，要在世界上拥有学术话语权的底气便弱了三分。
学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搭积木的过程，是“建立在前人的肩上和脸上的”，前者是继续发展，后者是推倒重来，二者取其一，一切学术活动皆以此二项为终极目标。
中国话语权的建立和强化亦须遵从普世范围、普遍真理的大格局，提倡大视野和大格局，从而建立起自信、霸气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自清末民初起，西学逐渐取代传统中国学术，但中国的学术研究从方法上来说仍与西学有所不同。
从材料入手，根据资料证明问题、得出结论，仍是中国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主流方法，与西方学术中占主导的先假设后求证的方法大相径庭。
前者是所谓归纳推理（inductivereasoning），后者为演绎推理（deductivereasoning），也就是胡适曾总结过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的教育中要广泛提倡演绎推理的方法。
因为这种先假设后求证的方法极利于新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而传统中国教育和中国学术里那种一头扎入资料再综合归纳的方式往往难以出现大规模的学术创新和百家争鸣、大师辈出的局面。
在科学的探索过程中，先建立假设再来证明的办法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反之，归纳性的思维往往拘泥于数据资料，造成学术研究中的短视与自命不凡。
培养独立思维和批判精神。
中国的教育必须注重培养独立思维和批判精神，这也可能是中国的现行教育与西方教育最大的不同。
如果一个教育体制只能培养出重复知识的“机器人”，而不是塑造善于创新和敢于批判的有用人才，这个教育体制就是失败的。
如此，也就产生不了能够影响世界的话语体系。
没有独立思维和批判意识，就无法建构学术话语。
中学、大学、乃至研究院都要不断地培养学生的世界观和探求真理的独立思考习惯与批判精神，帮助学生建立其思想空间。
提倡建树，提倡批判。
建立国际性的话语平台。
中国的话语体系必须有国际性、合理性和客观科学性，必须符合国际惯例和话语规范，也就是俗话说的“借他人之瓶装自己之酒”。
西方文明凭借过去几百年的优势，已经建立了一套话语发布体系和规则，可以借鉴。
综观世界各强权国家话语体系的建立，无不以“客观科学正确合理”自居，大多是由非政府的民间智库、学界和非政府主导的媒体提出。
在西方世界，凡是由政府提出的理论和口号，其生命力都很短暂，影响力也不大。
其实，在西方世界，主要的民间智库和媒体后面都有与政府有关的利益集团的影子。
即使是在学界，一些学术理论的创立，如文明冲突论、新保守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的进程、全球化、新经济等无不与国家的战略思维有关，代表着国家的战略利益。
要建立有影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应该减少政府的印记，使其具有国际公信力。
不管是学术话语还是政治话语，它们都必须通过有力的媒体来传播，包括书本的和电子的，平面媒体和立体媒体。
要扩大国际影响，更要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
除此之外，还要在重要国家开设由中资经营的民营媒体，用中文和西文播放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平面媒体等渠道输出话语信息，以增强中华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话语是通过人来传播的。
建立话语体系的工作也与国际教育紧密相关。
中国的高校要大力扩大国际教育的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招收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包括在世界主要地区建立联络和招生办公室，提高外国学生在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中的比例，把中国的大学建成世界性的学习和研究中心，加速中国大学国际化的进程。
建立中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西方学界的研究和发展项目。
鉴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可建立一个中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西方学界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项目。
几百年来，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资助学术研究的基金会种类繁多，几乎全是以民间和私人出资的方式成立的。
相比之下，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基金会。
近年来，日本和韩国都在美国建立了相应的基金会，面向美国的大学及各学术研究机构，提供科研经费，支持美国学界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日本和韩国的研究，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JapanFoundation）和韩国基金会（KoreaFoundation）等。
这些基金会是由政府建立并支持的，但以独立法人的形式来运作，淡化了政府干预的形象。
同样，建立中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也必须尊重西方学界的运作规则，以民间资金为主，淡化政府行政干预色彩，以中立而无政治色彩的独立法人的形式，引领国际上重大的研究议题，并促进中西学界的交流。
资金来源可从外国人申请入境的签证费中提取，或由民间企业及个人捐款，由政府部门和学界选派代表共同成立托管董事会来管理，透明运作；同时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区设立办事机构，使其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推手和沟通平台。
明确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
在讨论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后，有必要来探讨一下中国的话语体系。
中国的话语体系应建立在三个主轴线上：
一是中国文化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即中国人对个人权利、家庭、社会及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就是人权与社会责任、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民主与法治等方面的平衡与制约。
大多数国人都会赞同这种基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建立的中国话语体系；二是对一种新国际秩序的看法和理论构建，即与“文明冲突论”相对立的世界和平观。
21世纪以文明的冲突开始，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和阿富汗打的两场战争和近来中国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如何走出这种冲突而达到世界和平，建立一个21世纪的国际新秩序，应是中国话语体系中要探索和确立的核心内容；三是围绕新宇宙观的建立，包括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绿色经济、缩小和解决贫富差距及卫生健康方面的议题与话语。
在这三个方面，中国都要有所作为，担当起应有的责任、义务和领导角色。
今天，西方通过庞大的媒体网络，利用先设立议题的办法来控制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
西方国家的这种话语权控制是在学术界和智库人物襄助之下确立的，不论是文化冲突论、新保守主义，还是全球化思维都是来自这种外展型的思维和战略方针。
学术研究成果导致社会变革，学术话语是世界战略话语的基础，学术研究与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引擎。
不可否认，西方世界里有的人无法面对西方文明近30年来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态方面的失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存有疑惑和不平衡的心态。
面对这种以强权政治为主导的国际生态，中国学人必须有新的思维、新的探讨，中国也必须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在世界上真正占有说话的地位。
凭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这个地位是有了，缺少的是一整套话语体系和设立议题的有效机制。
参考文献：
[1]Noam,Chomsky（1957）,SyntacticStructures,TheHague/Paris:
Mouton.
[2]Ferguson,Niall（2011）,Civilization:
TheWestandtheRest,NewYork:
AllenLane.
[3]Kuhn,ThomasS.（1962）,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4]Needham,Joseph,（1954）,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5][英]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北京：
科学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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