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和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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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和平

胡德坤韩永利

2012-8-116:

59:

56　　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

哲社版》2004年04期第511～516页

　　【专题名称】世界史

　　【作者简介】胡德坤，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永利，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湖北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整体和平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二战后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无世界大战的局面，是因为二战变更了时代主题；改变了战后世界和平与战争力量的对比；规定了战后局部战争的走向。

　　【关键词】二战/战后/世界和平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半个多世纪，世界总体上保持了无世界大战的和平局面。

比较20世纪前半期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状况，人类文明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了划时代的长足进步。

追溯其历史渊源，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与动荡时代向战后和平与发展时代转换的重大转折点。

是二战变更了时代主题，改变了世界战争与和平力量的对比，规定了战后局部战争的历史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更了时代主题

　　20世纪前半期，世界历史在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瓜分与再瓜分的恶性循环中前进，同时也标志着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走到了尽头。

后起的殖民帝国主义要求重新分配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从而与老牌殖民帝国主义进行激烈尖锐的霸权争夺。

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又使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世界已进入了非通过世界性的激烈战争、世界性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能解决世界问题的时代。

这种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战争与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历史表明，腐朽没落的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只有通过残酷的战争、激烈的革命来进行彻底的改造。

毛泽东指出：

“凡属正义的革命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

”[1]（第457页）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担负了这一历史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促进了世界经济构架的革命性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来看，导致世界战争的根本因素就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分割及其所形成的国际构架。

表面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性和实际的殖民势力范围分割状况，极大地阻隔了世界范围内商贸、金融自由流动的空间，极大地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大，限制了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仍然得以维持，世界整体发展进程受到严重的阻碍，其结果终于酿成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

在大危机中，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恶性膨胀，蓄意挑动世界战争，以建立更加野蛮落后的殖民大帝国，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则促使了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促使了资本主义完成从国家垄断到跨国垄断的历程，加速了殖民体系的崩溃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改变了原有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势力范围的分割局面，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这是一个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依据对产生世界大战社会经济根源的反思，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进行了社会经济政治的重大改造，强化了抑制世界性战争的因素。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较大程度地减弱了导致世界性战争的政治经济根源。

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了较战前相对良性运转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如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贸易体系，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体系。

这种体系虽然在战后一段时期内受到美国的霸权目标取向的制约，但是，比较二战前，战后经过改良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确实极大地协调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从而在半个多世纪里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因极端排他性的经济竞争演变为世界战争的恶性循环状况的再现。

可以说，反法西斯战争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完全瓦解，为世界性和平发展开辟了道路，拨正了整体世界历史发展的航向。

尽管老的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在战后延续了一段时间，并不时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是，殖民体系的经济政治基础已经崩溃，用世界战争去瓜分领土、势力范围、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的方式，从总体上讲走到了历史尽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为战后提供了国际关系中可资借鉴的超越意识形态、制度差异而共存发展的模式。

反法西斯战争将人类空前地动员起来，摒弃战前社会制度水火不容的观念和政策，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国家和人民，实现了空前的国际大联合，共同完成了彻底打败法西斯的任务。

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尽力追求和维护国际关系中的和平与稳定环境，成为战后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

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和社会主义强国的苏联共同组成两极格局，呈现出国际关系史中全新的两种制度国家及国家集团相互制约、和平共存的总体政治格局。

20世纪60年代末，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极大地促进了这种政治格局继续向有利于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和演进。

可以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基础上所形成的战后政治格局，极大地改变了战前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与掠夺的不平等状态，改变了战前建立在少数资本主义大国、强国武力征服基础之上的国际旧秩序，也改变了战前资本主义国家敌视社会主义国家所形成的总体对抗局面，极大地促进了战后世界的整体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以维护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全球性国际组织。

鉴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国际联盟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的弊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就开始规划建立战后国际组织——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强调了组成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组织的一系列基本规则，充分反映了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共同愿望。

尤其重要的是，联合国宪章对世界战争发生的教训进行了历史总结，明确规定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

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的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等。

正是由于联合国这些基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基础之上的宗旨和原则，使其一直作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寻求解决国际争端的公认的场所和讲坛。

联合国重视会员国的平等地位，为小国、弱国对国际事务阐发自己观点，行使权利提供了国际政治空间。

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开端，尽管联合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受到大国政治的相当多的制约，但是，在广大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支持下，相对于二战前的国际联盟，其在维护世界的和平和安定方面的作用是重大的。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仍然将联合国看作一个强有力的全球体系的支柱，没有因为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存在而丧失对它的信任。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还迎来了新一轮的入会高潮，足见国际社会对这一在反法西斯战争烽火中产生的国际组织历史功绩的肯定，也是对其作为国际社会最高合法权威的认可。

战后的历史表明，联合国在抑制战后国际冲突恶性发展方面从总体上讲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联合国的政治框架内处理国际问题，一直是战后各国坚持和维护的原则。

无论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还是现在世界超强国家美国，在涉及到国际安全问题上绕过联合国的做法都会引起国际社会包括其盟国的不满和谴责，很难长期地一意孤行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当代人在战争观念上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并促进了人类在战争与和平理念上的创新和政策实践。

西方传统的战争理念都认可用对外扩张战争追求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以获取凌驾于他国之上的国际主宰地位的合理性，并将此付诸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猛烈地冲击了这种观念。

人类在战争中付出的空前代价，使对外扩张战争与国家利益追求的传统联系受到挑战。

在战争条件下迅猛发展起来的军事科技和原子弹的出世，更使人们认识到未来的世界大战中将没有真正获得利益的胜者，尽量避免武力冲突发展成为世界大战是人类战争观念史上的革命性转变。

二战中反法西斯盟国首脑的战争理念、战后总体思考和规划，战后半个世纪在国际关系中负有重大安全责任的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战略选择、实际政策运行及其调整都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为东方文明在当代的复兴，并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极其重大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世界的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为中华民族获得彻底独立解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获得了实践其和平理念，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治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中所实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接受和认同，成为当代和未来国际关系中共同遵守的准则，极大地推进了战后世界和平的历史进程。

　　总之，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创了战后世界历史一个新的时代。

战后的世界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在两极对抗的冷战状态之下，局部的动荡不时造成世界的不安宁，但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逐渐形成了半个多世纪无世界大战的状态，或者说形成了制约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这是时代主题由战前的战争与动荡转变为战后的和平与发展之使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和平与战争力量的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促进了战后和平力量的增长，根本改变了近代以来世界上战争力量超过和平力量的状况。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较，二战后战争与和平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最为重要的历史遗产。

　　在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主宰世界的时代，世界战争势力恶性膨胀，没有力量可以制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继续存在，世界战争发生的根本性因素，即霸权和殖民地势力范围争夺的基本格局未变，并滋生出法西斯这一发动世界战争的新的毒瘤。

由于世界防止和避免世界战争的力量弱小，并受到当时在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绥靖政策的严重制约，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可避免。

作为一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这种恶性循环的状况。

世界力量的对比也从战前单一的追求扩张的战争势力之间的平衡与打破平衡的力量消长，改变为战后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并能在较大程度上制衡战争势力的世界政治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大大减少了世界战争的可能性。

反法西斯战争摧毁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军队和政治系统在战争之中就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战后反法西斯盟国又对东西两个德国和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较为彻底地从结构上铲除了法西斯的根基。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战败国的处理不同，反法西斯盟国力图避免单纯复仇，更多地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肃清世界政治格局中最为腐朽反动和好战的法西斯战争势力和思想，铲除法西斯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土壤。

这种处理在二战前的人类战争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其结果有利于争取曾经发动过世界大战国家的人民，增强国际社会的和平力量。

同时，鉴于历史的教训，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世界各种与法西斯相类似的右翼战争势力的动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应有的回应。

正由于如此，二战后国际上尽管不时有右翼战争势力和组织的活动，但难成气候，特别是很难上台掌权、明目张胆地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并立的局面结束，减少了帝国主义列强因争霸而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的命运在战争中就决定下来，从而剪断了这一连接局部战争走向世界战争的重要纽带，使帝国主义战争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如前所述，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

同时，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民主政治进程也大大推进，和平反战深入人心，极大地制约着追求霸权国家对外侵略的战争行动。

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今，霸权国家对外行使武力，制造紧张局势，绕开联合国，推行单边主义等危害世界和平的政策和行为，越来越多地受到本国及其盟国人民的反对和抵制。

这些都增加了世界和平的力量，直接和间接地牵制约束了霸权国家的扩张战争政策。

　　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制约战后初期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重要力量，使奉行“欧洲第一”战略的美国不可能将世界范围的冷战变为世界范围的热战。

对战后世界和平产生最大和最为持久影响的，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进程，结束了少数霸权大国主宰世界事务，进而引发重新分割世界的霸权战争历史。

第三世界国家由战前被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控制的“后院”，发展成为战后初期阻隔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中间地带”，进而发展成为使霸权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无法逾越的抑制新的世界大战的有生力量。

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传统结盟政治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战争灾难，也针对冷战初期结盟政治的现实，广大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鲜明地提出了不结盟理念，于20世纪50年代展开了不结盟运动，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历史的理性反思，对人类现实和未来前景做出的积极有效地努力。

随着发展中国家加强相互间的团结，进一步积极平等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改革现有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不合理因素，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关系，正确处理国家独立主权与世界相互依存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世界战争将更难以打起来。

第三世界的政治崛起和独立稳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划时代成果。

　　最值得提出的是，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造就了战后东亚国际关系中乃至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现实力量，其标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新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榨下获得独立解放的最大发展中国家。

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与外敌抗争的丰富斗争经验，同时也继承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传统。

在为民族独立解放和世界和平的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将本国的发展前途与世界和平前景的争取紧密结合起来，以高超的胆略、智慧、民族精神奠定了战后国际关系中东亚决定性和平力量的现实基础。

这些既反映在中国战后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和政策之中，也反映在为维护民族独立主权与世界和平安全，敢于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实践之中。

中国的崛起和在国际事务中大国地位的奠定，不仅成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安全的主要因素，也是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后力量对比，推进了战后国际关系中缓和、对话、协商、谋求共同发展的世界机制。

同时，在多种和平力量的制约下，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可能对世界和平构成全局性威胁的状况得到较大程度的抑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战后局部战争的走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改变了战后战争与和平力量的对比，由此，也改变了战前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的历史惯性，使战后战争的走向受到限制，避免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

比较二战前的局部战争走向全面战争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上述因素，极大地改变了战后局部战争的走向，使世界大战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局部战争不少，但是，真正对世界整体和平构成威胁的不多。

可能导致全面战争冲突的局部战争，是战后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而直接从事的几次较大的对外侵略战争，即便如此，其发展方向也受到了根本的制约。

　　二战后，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就是战后初期美国为全球霸权的战略地位所从事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20世纪60年代末期苏联为争夺世界霸权开始采取的攻势战略，以及其后所从事的阿富汗战争。

然而，这些战争既是造成世界动荡不安的根源，同时也反映了世界总体性和平进程的不可逆阻的历史趋势。

　　朝鲜战争是二次大战后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大较量，这种较量无论是从动机还是结果来说，都是对反法西斯战争形成的战后世界格局、和平与战争力量对比的一次重大而严峻的检验。

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目的在于，通过这场战争构筑支撑起全球战略的东亚霸权体系。

因此，美国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就成为威胁战后世界和平的一场试图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取得全胜的战争。

这一尝试如果成功，将会更加助长美国战争势力的气焰，进而推进美国称霸全球的一系列军事步骤。

因此，这场战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试图通过对外战争谋求霸权的国家与反对霸权和侵略战争的国家今后更为长远的战略目标选择，关系到未来影响世界总体和平的局部战争的走向。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同，朝鲜战争的结果展现了战后局部战争的可控性，起到了规定战后局部战争的方向，防止其向导致世界性战争方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正面效应，极大地抑制了美国战争势力将这场局部战争进一步升级的企图。

可以说，朝鲜战争结果的积极效应是上述战后世界多种因素促使的结果。

同时，朝鲜战争的结果，也使美苏两国可能会卷入直接冲突的东亚出现了相对安全的隔离带以及相对和平的机制。

朝鲜战争由此成为其后与亚洲问题相关各大国间形成避免直接武力冲突的安全机制的起点，弥补了两极结构下世界和平的不稳定性，填补了战后亚洲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不安定空间。

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展示了东亚具有维护和平的强大现实力量。

　　朝鲜战争的结局还迫使美国军界，特别是热衷于对外战争的军事首脑们，改变西方军事传统中惯用的战争力量对比的“唯武器论”思维模式，并且反思美国在如此巨大军事实力差距条件下失败的原因，重新审视东亚现实力量的对比，权衡和判定新中国的战略地位。

美国政策决策者特别注重思考，在涉及到东亚和平、中国独立主权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的重大问题时，如何恰当对待中国及其中国的反应。

这就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军事当局战后初期仅看重苏联力量而轻视中国力量，重视欧洲现存格局的维持，而对远东格局持轻率骄狂的态度。

从这一意义上讲，朝鲜战争对其后美国决策者将对外战争，特别是在亚洲的战争及可能的武装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原则的确立起了开创性的作用。

　　越南战争可以说是美国进一步夺取东亚霸权和维护既有势力范围的继续，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几乎都陷于这场局部战争之中。

但是比较朝鲜战争，美国从军事介入的一开始就将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较为严格地反映在对战争规模、地域、程度的控制之上，力图避免将战火烧到中国边境。

其中，防止战争扩大的主要因素就是维持朝鲜战争之后与中国保持不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机制。

也就是说，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军事战略行动选择中，已经牢牢记住了中国。

这是美国对战后远东格局的实际认可，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美国推进越南战争升级和扩大化的趋势。

应指出的是，在越南战争期间，二战导致的战后世界变化的诸因素有了新的发展：

如美苏之间在军事方面均势状态的逐渐形成，美国军力上优势地位的逐渐被打破；战后初期就潜在着的，影响世界格局的各种重要力量的浮现；战后初期紧密两极结构的逐渐松动；第三世界国家作为较为完整的国际力量逐渐形成等。

这些因素也都深刻地影响了美国对越南战争最终采取较为现实的政策。

　　还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美国盟友国家的政策转变和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也对美国的侵越战争起到了极大的抑制作用。

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经验，就是使人们突破了战前国际关系中严格的意识形态、制度分野的观念，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防止世界大战，实现世界和平是人类发展的主题。

这一观念上的重大改变，极大地影响着战后西欧国家的政治家们。

在美国陷于越南战争之际，法国和联邦德国在政治上也开始突破战后所谓共同防御共产主义威胁的神话，先后开始谋求与东欧、苏联、中国改善关系的途径。

西欧国家和日本也寻求突破两大阵营格局的限制，积极探求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

这对于美国在反对共产主义旗号下，罗织全球霸权密网的战略无疑是极大的冲击，同时也制约了美国继续从事越南战争。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军人与民众对美国的战争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平民主的反战浪潮持续高涨，从国内牵制着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动，使美国政府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迫使美国政府的战争升级政策最终让位于谈判妥协政策。

　　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在对外政策中逐渐偏离了维护世界和平的轨道，它所从事的局部战争最为典型的就是70年代末侵略阿富汗的战争。

这场战争是苏联占领世界战略地域，争夺全球霸权企图的表现。

但是，苏联的扩张不仅遭到世界各国的反对，同时苏联自己也在国际社会陷入极度孤立的境地。

苏联通过局部战争谋求霸权的最后失败，同样是战后国际综合力量制约的结果。

　　战后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所从事的危及世界和平的局部战争，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会不会再次陷入世界大战深渊的重大检验，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战后世界的根本变化，规定了其战争政策注定失败的命运。

这在二次大战前是不可能做到的。

　　江泽民指出：

“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表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企图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是注定要失败的。

”[2]（第532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尽管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残留因素和理念仍然以新的方式存在着，并不时导致世界的不安宁，世界大战的阴影并没有随着二战历史的远去完全从世界上消失，但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不可逆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