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济州看海去走近韩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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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济州看海去走近韩国

到济州看海去走近韩国

我与济州的“北京中国语学院”签订的合同是一年。

合同里有一项规定，即由学院提供给老师住处，但对于一个私人开设的补习班来说，老师住处的随意性很大，也许就住在老板家里，也许老板再租个房子给你。

在外边租房，有一样是肯定的，就是房子的质量都不会太好。

太好的房子对老板来说，利润上得不偿失。

我在院长岳父母家住了近半个月作为临时过渡，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在这期间，院长还是没找到房子，于是把我安排在与学院一墙之隔的一个小旅馆里。

这对我们来说都方便了。

他不用早上赶着去接我上课，我也不必下了课没地方去，一直等院长办完事才能把我送过去。

补习班的课程一般集中在两头，早晨上班、上学前和晚上下班、下学后，都是学院的黄金时间。

学生、公务员都利用这两头时间补习一两个小时的外国语，中午到下午这段期间来的基本都是家庭主妇。

因为有上班的人和家庭主妇在补习班里，我的教学生活不再单调。

下了课去酒馆，体验韩国的夜生活、酒文化；周末这些“老”学生也常组织郊游活动，家庭主妇们不定期的茶馆聊天聚会也喜欢叫上我，既练习汉语又了解了中国，这是他们学习汉语的人颇感兴趣的事。

对我来说则是了解韩国文化的最佳方式。

如果仅仅跟韩国人吃饭，那只是了解一层客套的礼节，喝酒才是了解韩国人真实的心理和行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韩国人专地专用还体现在吃饭有吃饭的地儿，喝酒有喝酒的去处。

说到吃饭我觉得韩国人吃饭的速度可能在世界上是数一数二的。

刚开始我很害怕跟韩国人一起吃饭，因为同时用筷子、勺子还不习惯，担心落后的我从一上桌就低头使劲吃，韩国人则一边吃一边东聊西扯，天南地北地神侃。

可是等我吃过一半一抬头时，对面韩国人碗里已经汤菜全无。

我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吃进去的。

后来我留意观察了一下，原来韩国人吃饭都是筷子和勺子并用，吃饭又必须有一碗主打菜——汤。

他们夹菜用筷子，吃饭喝汤都用勺子，更替自如，训练有素。

但我觉得真正起到加速作用的还是他们特有的勺子。

勺子的容积较大，吃饭或喝汤时，这把勺子要全部送入嘴里，有时还会把米饭泡到汤里。

我们平时哄小孩子吃饭时常让孩子做出“啊”的状态，韩国人吃饭几乎都成孩子般地“啊”式吞的状态，一口是一口，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工夫就盆儿干碗儿净。

快快地结束正餐，接下来就进入“第一场”酒会，这一次一般是啤酒，大约喝上个把钟头，又开始迁移转入第二家酒馆开始“第二场”酒会，这次烧酒当家了，有的还要加上“炮弹酒”，就是啤酒、烧酒混合在一起，一口下去恨不能把人脑袋炸开，喝多了只有瘫在那儿的份儿了。

“第二场”以后有的去卡拉OK，算做“第三场”的结束，一般学生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有的公司职员还不尽兴，他们则会转战“花酒”酒馆了，就是那些有异性陪酒的高档酒馆，这样一来不到凌晨五六点很难回家。

韩国的出租车越晚生意越火，酒后代理司机不愁找不到活儿。

司机们的车上各种清扫工具一一具备，没有人拒绝酒鬼上车，即使吐得一塌糊涂，司机从瘫坐在地上胡言乱语的酒鬼手里拿到钱，也对他们一鞠躬，便转身清扫车厢，最后用清新剂一喷，又去接另一位不知闹到何种程度的客人了。

一套动作，干净利索。

韩国人不会白天喝酒，他们有“白天喝酒是鬼”的说法。

一般白天吃完饭，便要去茶馆。

普通的朋友见面请客，如果甲掏了饭钱，那么乙就应该请喝茶。

刚才在饭馆里狂吞大嚼的食客们，出了饭馆进茶馆，便各个成了情意款款，浅斟低诉的绅士、淑女们了。

这种聊天茶馆在韩国很普遍，买上一杯茶，通常3000韩币（合20元人民币左右）上下，聊一天也没人管。

我最喜欢的还是传统的韩式茶馆，一进茶馆，韩国传统乐器伽倻琴弹奏出的充满哀怨悲凉的琴声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不绝于缕。

古朴笨拙的腌菜缸静静地码放在茅草屋檐下，木棱小窗户镶嵌在糊满泛黄旧报纸的墙壁上。

进这种茶馆最好选下着小雨的天气，跟老板娘再点上一张海鲜鸡蛋饼，就着粗瓷碗里的热茶，就那么悠悠地品着一点一滴的时光……

我的课早晨7点就开始了，下了课也不过9点，然后中午再上一两个小时，最后从晚上6点到10点，人家上班，补习班老师下班；人家下班，补习班老师上班，这是补习班工作的特点，反正一天都被排得满满的。

我是学院里唯一的专职老师，也就是按月拿工资的，其他则都是时间讲师。

时间讲师中除了一位已经入了韩国籍的朝鲜族年轻妈妈，其他多是济州大学中文系刚毕业的姑娘们，有的还是大四的学生，比补习班的学生也大不了几岁。

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在中国内地或台湾留过学，从a、o、e发音讲起，对她们来说小菜一碟，但每个人都认认真真，对学生不厌其烦。

在补习班里，我们就是商家，学生们都是客户。

我因为不懂韩语，所以基础课都由韩国老师担任，我主要担任中高级的会话课。

按说中高级课不会太多，如果只按补习班的情况授课，我还是挺轻松的。

但人家老板毕竟是要赚钱的，这一点补习班和大学对老师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

一开始我完全不了解，我以为我注定就应该待在补习班里，后来陆续接触了一些国内来的公派老师，跟他们聊天我觉得挺受刺激，不管在国内如何，但在外边大家起点都一样，凭什么在待遇上我就得跟人家差得这么远呢？

其实，现在想来好笑，大家的起点怎能一样呢？

人家公派老师的起跑线在国内早已画好了，而我自己那时早把自己的起跑线丢了。

反正不管怎么样，在我前边的就是我的目标，那些公派老师在韩国的路程只有一段，但对于我来说，也许看不到终点。

我不知道我的赛程在韩国究竟有多长，只是让新的野心，新的希望，新的憧憬推着我跑了一程又一程。

院长在一些政府部门找了不少课源，因为2002年在济州有世界杯足球赛，所以那两年“中文热”在济州岛持续升温，不仅学生，公务员也要求具备初级的汉语能力。

这样的课，院长都愿意让我上，一来我是“原语人（nativespeaker）”，可以当学院的活广告；二来，请别的老师上课都得另付钱的，而我刚好填充了合同里未上满的课时。

我记得我最多的一次一天上了12节课，而且是不同的地方，就像赶场一样，晚上回到旅店累得我竟然躺不下去了。

旅馆很小，那可能是我住过的最小的房子，仅有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反正摔跟头肯定掉不到地上。

卫生间也只能进一个人。

但比起以前住过的首尔补习班老板家边上搭的简易棚，就算相当好了，毕竟是一幢楼里的屋子，虽然小但是干净，有独立卫生间，这简直就算是我心目中的“高级公寓”了。

只是嘈杂的吵闹声，不时从各个房间里不分早晚地飞出来，有的时候，刚刚入睡，便能听到整个楼里叽里咕噜地拖着行李，大呼小叫入住的客人，即使是深更半夜，也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住在这种旅馆里的人，可能职业大多与体力有关，尤其不吝惜搬运、推拉这类活计的体能，只要他们一来，整个楼道便开始叮咣作响，后来我了解到果然常常有工地上的工人，因为老板有时赶活，临时包几个房间，随时入住。

济州风大浪急的海边生活练就了济州人说话的音量，夜深人静时说话也像是跟海浪搏斗的架势，听得我心惊肉跳的。

济州同陆地相比有许多自己独特的民间信仰或巫术活动。

就像搬家，济州人讲究在“新旧间”进行。

“新旧间”从每年农历大寒的第五天到立春的三天前，大约有一周的时间。

这一段日子据说是玉皇大帝让统治地面上的诸神回去作“述职报告”，而新委派的神官尚未到任的一段空白时间，人们就利用这段日子搬家、修房，否则出了这日子口再做就是太岁头上动土，将要厄运连绵了。

所以每到这时，租赁房屋，买卖房产的广告多不胜数，一般济州人在这种时候多能办完自己满意的房产。

无论是学生还是新结识的济州人，他们首先关心我住哪儿。

学生是想去我“家”玩，成人想去我“家”做客，但他们听说我住在旅馆时，都感到吃惊。

特别是一些中年妇女，我从她们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异样，这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了解到。

韩国旅馆很多，平时一天费用也就三五万韩币左右（当时1万相当于70元人民币），周末稍贵出5000到1万韩币的样子。

这个价位对韩国人的生活来说不算贵。

但旅馆的名声在韩国人眼里不太好，不是因为服务、卫生，而是因为它的主顾。

周末时常常有一些野“鸳鸯”跑到旅馆开房，所以每个旅馆的房间壁橱里都放上三级的录像带或成人杂志书籍等，一到周末这种生意还相当红火，韩国的电视剧里经常有在旅馆捉奸的场面，韩国人对经常出入旅馆的人往往带有鄙夷的心理。

我刚开始不太了解，而且我的房间里也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去的很多记者也都是住在旅馆里，很多不太了解韩国情况的人对此大肆渲染，说房产中介骗了我们的记者，竟然带他们住到这种地方。

其实这种大众消费的场所，它的功能不是那么绝对，只是这种野“鸳鸯”多，让人们就感到那里不干净了。

后来我到韩国各地“穷”逛的时候，主要住的还是旅馆。

毕竟这是大众消费的地方，而且我觉得旅馆也是了解韩国成人文化的一种场所，尽管不太高雅，但却很真实。

韩国的租房形式很多，对有钱人来说比较合适。

因为像公寓（apartment），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二居室、三居室这类的房子，一般都收取大额定金，他们称作“全税”，房主人用这笔大额定金去银行借债，做买卖，吃利息等，合同到期，一年或两年以后再原数退回，每个月就不再收取房租了。

这就是他们韩国人所说的“白住”。

一般这样的大额款项在首尔根据地界、房屋的质量等，从几千万到几个亿的韩币都有可能。

济州在当时也得大约有3000万韩币（合二十几万人民币）的“全税”才可租到一套像样的二居室。

韩国的住宅没有一居室，有一种他们叫“完伦（oneroom）”，就是一间屋子，厨房客厅都包括了，另有一个卫生间，这样的房子月租也得约40万韩币，合人民币2500元左右。

按照学院能给我提供的租房价码也就不过20万韩币。

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我的月工资当时院长应该给我100万韩币，但他知道，我人生地不熟，肯定不可能用20万租到房子，所以就加上包我住宿一条，但每月只给我80万韩币。

这样我当然不可能指望院长能超出20万太多的价码给我找房子。

旅馆因为是长期租，当时定的价码是月租25万，而且水电费都包括，这个价位院长还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也就迟迟未挪动。

因为20万以下的价格，又不至于让我太难堪的房子实在太难找了。

眼看着济州的“新旧间”到了，我当然也希望院长能在“新旧间”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我也早一点结束旅馆生活。

但是我失望了。

有一天下午学院的一位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奉院长之命带我去看房，我满心欢喜地跟着她去了。

到了住地，光看外边的楼感觉还蛮气派，可是一推门进去，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原来这是一栋学生住的类似集体宿舍的地方，叫做“下宿”，平时吃饭活动大家都在一间很大的厅里，睡觉自己单独一个房间。

韩国人很讲究专地专用，比如吃饭就在饭厅，他们一般不会端着饭碗去教室，或是宿舍、寝室。

学习不是去图书馆就是去“读书室”，如果赶上有重大考试，有的还得专门跑到“考试院”生活。

即使家里条件优越，自己有单独房间，他们也会找小区或附近的“读书室”花钱去看书，要的就是一个气氛。

学生住在“下宿”这种地方，功能就是吃饭、睡觉，其他活动他们都会各奔其地的，周末他们会回自己的家。

可是，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除了上班，这是我唯一生活的地方了。

如此逼仄憋屈的空间，我觉得不出一个月我的神经就得出毛病。

所谓房间，不如说“格子”。

走廊里门挨门地打出每一个“格子”，我在“格子”里试验了一下躺下的效果。

我的个头是165厘米，躺下后，我的脚离门尚有一段距离，不过，我设想了一下如果伸个懒腰什么的，恐怕就得踹到门了。

房间都在二楼，从一楼上来的木板楼梯，又高又窄，走在上面发出瘆人的吱吱声。

难怪院长没跟我来，以他膀大腰圆的块头，绝对通不过这个楼梯，即使通过了也得弄个梯毁人摔的结局。

同去的老师大概看出了我哭丧着脸的含义，连忙安慰我说：

“院长说不是一定要住这里，不合适我们再慢慢找”。

谢天谢地，院长骨子里还算厚道，但是他经营的这个学院刚刚起步，据说资金都是借来的，尽管他希望尽可能地为我提供舒适些的环境，但他也不可能为我付出让自己的利润赔进去的房租，谁都明白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后来我还是搬了一次家，是住在别人家里的一个房子里，这种租房形式叫“侯姆斯泰（homestay）”，主人只是把家中富余的一间房给你，20万韩币左右的价位在济州一般住宅能下来了。

这样可以不用押金，像住旅店一样按月给钱就是了。

那是一对年轻夫妇带一个三岁小男孩的家。

我很喜欢那个小男孩，小名叫“朱尼”，非常聪明，我只教他说了一次汉语“你好”，以后我一回家他都站在门口奶声奶气地冲我喊“姨母，你嚎（好）”！

很快他就能发现他的语言对我来说是失灵的，但是每次都能用身体语言准确无误地把我拉到糖果店或是游乐场。

我带朱尼周末常去的就是塔洞广场。

济州市分为老济州和新济州，新济州是按照一定的规划建成的以饭店、赌场等娱乐场所为主的新开发区，住宅以公寓居多，整齐划一；老济州坐落着观德亭、牧官衙、三姓穴、龙头岩、五贤坛这些代表性的历史遗迹。

从市厅一路下来进入繁华街走到头，便一眼可望到茫茫的大海，这是我来济州在岛上第一次近距离的和大海接触的地方。

从补习班过来的路上狭窄而拥挤，当一眼望见辽阔无边的大海时，确有让人心情豁然开朗的感觉，但对一个异乡客来说，那又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感受。

我看到有些书上写过，过去济州还曾是一个流放犯人的地方，见到海的那一刻，我感觉有了一种体验，在四野茫茫的旷野上，终日面对的远处除了大海还是大海，再坚强的人对生存的绝望感也会油然而生。

学院里的朝鲜族老师美花告诉我她第一眼望见塔洞大海的时候，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她知道从此回故乡的路就被这片大海阻隔了。

对此，我也有着深深的同感。

不管有着什么样的经历，反正面向这片大海的时候，我和美花的思绪里都多了一份“我在这头，家在那头”的乡愁了。

希望和憧憬就在这缕乡愁中坚强地成长着。

塔洞的附近倒是常常能遇见中国人，因为这一带密集着很多饭店，来济州的中国观光客基本都下榻在这几个饭店，加上济州最大的超市“易买得”就在塔洞海边，晚上旅行团自由活动时，中国游客几乎都来此超市买一些礼品带回去。

补习班的学生有时为了练习汉语，常常在塔洞边上等中国游客，通过帮他们指路、解答等活动，抓住机会练习练习实用汉语。

塔洞海边四周堆满了三叉形的水泥石墩，那种形状可以分散海浪的冲击力，用它们垒砌了一条长长的防波堤，防波堤边就是年轻人和孩子们最喜欢的塔洞广场，这一带可以看作新旧济州的一道分水岭。

一到入夜，年轻人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伴着防波堤边拍打过来的波涛声传出很远，远处海上漂浮的船上灯火通明，那是为了吸引鱿鱼上钩的海船。

朱尼把广场上的游乐设施玩个遍仍不肯走，我只好拿出“杀手锏”——给他妈妈打电话，他接过妈妈的电话，不一会儿就乖乖地跟我回家了。

估计妈妈的命令不是好违背的。

我听我的韩国学生仁炫告诉过我，在韩国，家长惩罚孩子，往往用一根藤条，往孩子的小腿上打。

仁炫说她小时候有一次不听话挨了爸爸的藤条，因为韩国的女孩子校服都是裙子，即使是大冬天也光腿穿裙子，所以小腿上有藤条印记，马上就会被同学取笑。

而仁炫恰好上的又是男女混合的公立学校，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孩子让男孩子看见腿上有藤条印，该是多丢脸的一件事啊。

从那以后仁炫说她再不敢违抗爸爸的命令了。

这是令身体和心灵都受惩罚的一项措施，有时看到韩国孩子小腿肚上有斑马状的红印，就知道那都是不听话的代价，朱尼的小腿上也常出现此类痕迹，所以一接妈妈电话他便跑得比我还快，看来适当的体罚有时确实很必要。

他家给我的住房倒是很宽敞，可是女主人经常上夜班，而我下课又晚。

回到房间里，我便什么也不敢做了。

因为男主人常常邀来一帮酒友在门厅里推杯换盏，而我要洗漱都得经过门厅，这让我很别扭。

有一次朱尼在我的房间里睡着了，我推门一看他爸爸已经借着酒劲酣然入睡了，我只好第二天把朱尼转交给下了夜班的妈妈。

虽然他们一家很热情，我也很想体验韩国普通人家的生活，但因为当时语言没法沟通，住房布局又太不方便，不出一个月我还是跑回了旅馆。

回到旅馆我突然对那块巴掌大的地儿倍感亲切，人一下子觉得放松了，自由了。

以后院长又陆续找了几处住地，都因连旅馆的水准都没能达到而作罢。

我想旅馆是我最后的底线了，如果一定要让我体验连这个地方都不如的住处，那我只好走人了。

还好院长和我最后都默认了这个底线，也就没为房子的事再折腾，一年合同结束后，因为节外生枝，我自己又掏钱在那住了两个月，直到有了新的职业才离开。

虽然补习班的生活是我来济州最辛苦的一段日子，但是那时心里有一份追求，一份期盼。

每日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我那间狭小的旅馆房间里时，就是听着工地上干活人喊海般音量的聊天，我居然能睡熟还能出现许多海一般辽阔的梦境。

那真是有了目标的路，再遥远也会感到近在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