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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个中产家庭的财务报表
看一个中产家庭的“财务报表”
2011年03月24日08:
33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3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该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将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关于个税起征点是否应该提高、提高多少的争论再起。
“即使一年66万的收入，我对退休以后的生活也没有安全感。
”陈明辉说，“对我来说，我更想知道，我们交的税去哪里了，怎么用？
国家能不能提供给我相应的社会保障？
”
陈是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一家三口，按目前国内的平均收入水准，可算是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
“如果你的税前月薪10000元，除去三险一金和个税，实际拿到手7052元。
为了给你支付10000元的税前薪水，公司要支出14150元，基本上是你到手薪水的2倍。
如果你买了总价100万的新房，其中有50万-70万会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政府的腰包。
你平时的任何消费都要交近15％的税，不过这是你不知道的。
”财务总监陈明辉熟练的算起了一个三口之家的家庭账单。
“我觉得我现在的税负跟将来的收益不成比例，我交的税用到我自己头上了吗？
”陈明辉夫妻收入的20％用来交个人所得税，把消费间接产生的税负全部算上，整体税负大约在32％-35％之间。
个人所得税近年调整频繁，但是都集中在调高起征点上，中产阶层因为收入单一成为个税缴纳的主力，而富人却可以通过种种避税手段逃避征管。
税收发挥出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了吗？
三口之家的支出账本
陈明辉刚过四十，有一个女儿在私立小学读三年级，妻子在企业上班。
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中产——陈明辉税前年薪51万，妻子税前年薪15万，家庭税前年收入一共66万，一年要交近13万的个人所得税。
“两个人的个人所得税占年收入的20％。
”
此外，夫妻两人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公积金占收入的7.5％，“我俩基本都交到封顶数了”。
上述“三险一金”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陈明辉夫妇每月缴纳4000元左右，一年共计48000元左右。
陈明辉家庭开支的另一个大头是房贷。
陈明辉的第一套房产购于1998年，位于上海市长宁区，那时候房价还没有这么“惊悚”。
“当时总价37万，后来零零碎碎加起来交了2万-3万的税（过户、印花税、契税）。
现在这套房子的房贷已还清”。
陈家的第二套较大的房产购于2007年，“在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
当时总价180万，过户、印花税、契税共花了7万-8万”。
目前每个月要还大约9000元的房贷，一年下来要支出10.8万元。
陈明辉说，房子本身所含土地税费难以具体算清。
大致估算，房价成本约有64％进入政府的税费收入。
此外，陈家的日常消费，包括女儿的吃穿用度，加上夫妻俩的日常生活、通讯、娱乐、应酬，一个月约为6000-7000元。
家庭水电煤支出，每月大约2000元。
陈明辉说，6000-7000元的日常消费，有的含有增值税，有的含有消费税，“大概乘以13％”，就是实际个人间接负担的税收。
陈的女儿上的是私立小学，加上外面补习以及学费大约30000一年。
“也不是奢侈，主要是工作太忙，只有这个学校可以晚上7点后接孩子。
”陈明辉说，公立学校不需要交税，而私立学校的税率大概在5％，因而女儿上学也给“税收作了贡献”。
陈明辉夫妇每年都会外出旅游，“国内国外都有，一年大概花费4万-5万。
为了图省心，大都跟团，而旅游公司税率是5％-8％”。
此外，陈明辉一年养车费用约为4万元，相关花费大部分都是缴纳增值税的，增值税在这部分支出中大约占5800-6000元。
汽油税率也是17％，还有10％燃油税，大约要缴2000元的税。
除了上述各种开支，陈家“每年所剩不过10万-20万元，主要是买基金。
投资基金不用付所得税的，要缴纳印花税，税率比较低。
放在基金和股票里的钱大约有一百多万”。
无处安放的安全感
陈明辉说，自己是与CPI一起成长为“中产”的。
1990年，陈明辉还是个小伙子，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国企，当时的工资是每月100多元。
当时最大的消费就是吃饭，所以缴的不过是“馒头税”。
“没买过奢侈品，还想留点钱讨老婆，但是基本没有存款。
”陈明辉笑着说。
1994年，陈明辉果断地从国企跳去外企，月薪由500-600元，变成2000元。
“在那个时候，这个工资算不错的了。
”
1998年，陈明辉月入5000元，每月缴纳几百元的所得税。
买房安家后，每月还贷2500元。
“基本上收入的60％都还贷去了。
”
到2001年，陈明辉月入过万，加上外派北京，有了各种补贴，“总算没那么拮据了”。
有了孩子之后，孩子占据了生活的中心，“而且养孩子挺花钱的，自觉地变成了节约一族”。
现在陈明辉对家庭财务的担忧是老了怎么办。
“从20多岁就开始考虑老了怎么办，很早就开始买商业养老保险。
这个跟我做财务有关，越早买商业养老保险越好，补贴一点是一点。
”陈明辉说，“不能指望政府的那点养老金。
”
陈明辉目前每月缴纳社保1200元左右，夫妻两人共2500元。
“2023年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我的养老金收入每月5000左右，能保证基本生活。
但是，跟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肯定下降很多。
”
让两口子庆幸的是，一家三口的身体都还健康，医疗费用很少。
“除了我开了一次刀，在医疗保险费范围内。
医疗保险涵盖了最基本的项目，因为我们现在没生什么大病。
”
陈明辉每月缴200多元医疗保险，小病都可以解决。
如有大病来袭，“10万大概可以报销6万左右”。
另一个庆幸是——陈明辉夫妻两人的父母都有退休工资。
“如果又要养孩子，还要赡养4位老人，恐怕压力比较大了。
”陈明辉感慨说，及早开始为自己的退休谋划“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退休以后的养老医疗费用，将是未来比较大的开支，但是现在社保窟窿很大，即使没窟窿，退休后的退休金也仅仅只能温饱。
”
精于避税的富人们
出于职业敏感，陈明辉真实了解到中产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在税收方面并不完全如个人所得税制设计初衷那样——富人多交，中产少交，穷人不交。
“富人有很多避税途径。
但是，对于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的上班族而言，除了很少一部分合理的避税外，要采取其他方式避税对于他们而言成本和风险太大。
”陈明辉说。
据陈介绍，“税务局把个税的监管对象主要放在发放工资的单位，单位以及单位的财务人员没有必要为他人的税负去承担法律风险。
”
但是陈透露，高收入人群的合理避税的方法比较多，是因为他们收入来源多元化，着眼点并不在税务局盯得很紧的个人工资收入上。
据陈介绍，常用做法是在公司报销个人费用，比如用公司名义买车，然后在公司报销，或是自己买车后，部分费用在公司报销。
“比如买一辆100万的车。
如果用个人名义买，其资金来源不外乎工资或股利分配，前者实际税率在35％左右（以年收入100万计算），后者税率在20％。
如果用公司名义买，就可以绕过个人收入所得税。
而且购车的费用可以通过折旧，计入公司成本，减少企业所得税。
类似的方法还有购房等等。
”
另外，高收入人群还可以通过把收入分成不同来源来避税。
税法对于不同收入来源征收不同税率，富人可以把税率较高的部分收入转移到税率较低的部分，达到综合税率相对较低的水平。
此外就是通过投资收益减少税额。
陈明辉介绍，通过在国外成立公司投资国内企业，一来企业有各种税收优惠，而且其所得利润汇到国外，核查比较困难，难以征收；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二级市场投资股票，目前股票投资个人所得税仍免征。
对比国外，虽然中产的税负并不很低，却能得到良好的福利。
陈明辉所在的企业在德国有分支机构，“那边的税负基本在50％以上，但是大多用于养老、医疗等各种福利，通过这样的方式还给你”。
陈明辉说，中等收入阶层目前是国内拉动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最大的贡献是通过消费，发展了大量企业，带动了大量就业，这个贡献远远比他们所缴纳的个税对国家的贡献大。
”
过去几年，税制改革的成果大多集中在企业和流通环节上的间接税种，在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种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
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收入分配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向综合转变的改革亦刻不容缓。
“上调个税起征点”成为本届“两会”中最受关注的话题。
据新华社消息，3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个税起征点有望上调，人们普遍预测个税起征点将由目前的2000元提高到3000元。
如果修正案得以实施，这将是自2006年以来第三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努力。
不过，需要认识到，调节贫富差距的手段，除了“扶贫”之外更重要的是“创富”，在减少穷人负担的同时，鼓励更多人变得富裕，才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根本之道。
如果个税改革仅仅是将起征点上调1000元，其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意义就值得反思。
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提高个税起征点将最有利于月收入3000~5000元的收入人群，而低收入者和中高收入者的实质受益，皆为递减效应（见图1）。
统计表明，对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低收入者而言，每月少缴税款最多75元，相当于收入的0~2.5％；月收入3000~5000元的人群是最大的受益者，每月少缴税额80~150元，相当于收入的2.5％~3％；月收入5000元至10万元者，每月少缴税额为150~450元，减税占收入比例从3％逐步下降到0.4％。
我们对收入的高、中、低三档的概念是不清楚的。
从统计部门的数据中，通常只知道贫困线、最低工资这样一些概念，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收入高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收入群体需要被保护和救助？
什么样的收入群体需要被鼓励？
什么样的收入群体需要被“调节”？
这好像从来没有确切的答案。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至少需要有两方面的目标。
第一是对于贫富差距有适当的调节，而且收入越低越应该受到税制的保护；第二是要激励人们致富，或者说，鼓励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穷人和富人都只占少数的“橄榄形”社会结构。
就第一个目标而言，我们看到提高所得税起征点带给月收入3000元以下者的好处（减负比例），远不及收入3000~5000元者，甚至不如月收入3000~10000元者。
而所谓的激励创富的目标更是无从谈起——月收入5000元以上者在税改中的收益随着收入增高而逐步减少。
我们相信“橄榄形”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应该不是以月收入3000~5000元为标准，否则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怎么会考虑设定在3000元呢？
难道只有“中产阶层”才需要纳税吗？
再者说，以如今的房价和物价上涨水平而言，那些月入三五千的人们，也不敢说自己是“中产阶层”吧。
按新的起征点计算，月收入5000元者每月纳税额由325元减少至175元，减税150元；月收入10000元者每月纳税额由1225元减少至1025元，减税200元；月收入20000元者每月纳税额由3225元减少至3025元，减税也是200元。
如果月薪过万者算是中产阶层的话，在当前分级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中产阶层的减税效果几乎可以忽略，对于全民财富向上提高的激励也不够。
我们并不反对让富人多缴些税、多承担些社会责任，但税制不能对中低收入者形成逆向激励，如果在制度层面存在一种指向，让公众认为致富就应该被苛以重税，这是否对经济发展会有负面作用呢？
个人所得税作为收入调节的工具，其基本诉求不是“救穷”和“劫富”，而是要实现理想化的社会目标——让中产阶层成长为社会结构中的大头。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让中产阶层成长，是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
中产阶层的劳动贡献率表现突出，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承担了主要的社会和家庭责任，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当前的舆论和政治努力一边倒的“劫富济贫”，显然会错杀中产阶层的致富积极性，让社会失去追求正当财富的动力。
基于此种考虑，我们希望看到个税改革对中产阶层的关注和倾斜。
比如通过减少税差级别、适当下调税率、允许家庭作为纳税申报单位等方式，实实在在地减少中产阶层的纳税负担，并激励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
人们常说东京“居大不易”，物价房价贵、食物贵，但是今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内舆论对日本“高物价”看法逐渐改变。
其实，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对物价采取另一种观点来理解。
以住房为例，东京是否真的“居大不易”？
笔者6年前就住在目前这套公寓，两室一厅一卫，一共60平方米，公寓月租10.7万日元。
公寓建筑时间约有10年。
查一下周围的房价，同样条件的公寓约售价1500万至2000万日元之间。
日本工薪族平均年工资为500万日元，这套房子的租金为工薪族年收入的1/3至1/4。
至于食品物价，是否高得离谱？
近日，恰逢放假，笔者去附近两家超市，买回一堆东西。
回来清点“战果”，一袋里有大葱（3根）、草莓（1盒）、加拿大产猪肉馅（325克）、加拿大产猪肉片（224克）、北海道奶酪（1盒）、北海道酸奶饮料（1000毫升）、牛奶（1000毫升）、油炸豆腐（2块）、长茄子（5条）、奶油（1盒），价格为1987日元。
以国内标准看，也许上述日本超市物价较贵，但笔者以为，一国物价标准，其实应有两个尺度衡量。
第一，是否能满足本国庶民的“最低生存需要”；第二，是否满足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需要。
笔者以为，至少依照这两个标准，日本解决得比较好。
首先，以最低生活水准来说，日本的物价体系，可以满足低收入的生存需求。
例如笔者20年前刚到日本，第一个月饮食费只花了5000日元，这低于一个打工仔一天的工资。
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
一般来说，一袋精粉（1000克）为150日元左右，一袋米（5公斤）1200至2000日元不等。
笔者很少做饭，对日常生活并无精确把握，但日本一般4口之家的饮食开支约为3万日元左右。
一般来说，东京散工工资每小时1000日元，一天以7小时计，可收入7000日元。
关于第二个尺度，主要是指基本生存外的“发展”问题。
比如子女学费、进修充电、海外旅行、家庭休假等。
假如一个社会连庶民的基本生存都无法保障，那么就无法稳定。
但假若这个社会要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极大富裕，那么这个社会必须拥有巨大资源。
显然，日本社会不属这种类型。
另外，即使社会资源允许，这种制度设计也不见得对社会进步有利，因为那样的社会，可能造成一种奢侈风气，社会丧失进取动力。
以笔者看，日本的物价体系，其实设计得比较巧妙。
日本这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家庭，如要满足前者，十分轻松；而如要满足后者，只要精打细算，也可如愿以偿。
这就是说，只要勤勉加上精打细算，你可在日本维持一个中产家庭的生活。
笔者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另一方面，笔者也觉得，中国应该及早设计一个比较有魅力的分配制度。
这个制度应让多数人感到诚实、守信才是生存、生活之本。
长期以来，日本鼓励创业、鼓励实业，对孙正义、柳井正这种从事实业致富的人，社会予以敬意，而对玩弄数字游戏致富的lovedoor那类公司，则要彻底追究其责任。
这一点值得深思。
我们看到，战后日本通过一代人，建成一个坚实的中产阶级社会。
分析其因素，教育、文化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后的教育，逐渐摆脱精英教育束缚。
一个人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基本目标被设定为成为“社会的一员”，“为社会做贡献”。
战后高速增长时代，众多公立、私立大学诞生，现在几乎所有日本适龄男女，只要想读，都可找到一家大学。
日本教育制度，保障了中产阶级的再生产。
这些人，接受到共同的读写计算知识与平等思想。
另外，每逢竞选，各政党无不竭力讨好中产阶级，各个政党懂得，只有采取中道路线，争取最广泛的中产阶级支持，才能执政。
而一旦执政，该党必须维系中产阶级利益，否则就会被清除。
前年，小泉自民党因触怒中产阶级，终被中产阶级赶下台去，今天，民主党是否能够稳坐江山，还要看中产阶级是否高兴。
日本这个国家，并没有彻底剥夺最富有者，但同时懂得把中产阶级推至前台，让他们扮演政治主角，如此才能稳定政治体制。
至于那些巨富，他们必须扮演辛辛苦苦创业的角色，才能在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战后日本经济的增长率曾让世界震惊。
从1950年至1973年，日本GNP年均增长率超过10％，创造了当时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日本的轨迹相似。
如两国都充分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吸收技术、专利，并依靠出口加工业赚取外汇，带动经济增长。
再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两国均遭遇来自美国的货币升值压力乃至“异质社会论”批判。
但中日两国却又有不同，这就是两国“中流社会意识”发育速度显著不同。
据日本战后调查，从1955年至1975年，日本人的“中流意识”由42.5％上升到77％，而认为自己属“下层社会”的意识则由57.4％降至21.8％。
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中国奋斗了30多年，现在有“中层社会”意识者并非主流。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对待城市化以及新市民的态度不同的缘故。
战后日本在城市化起步时，日本对城市化即持有积极态度，与此同时，对进入城市的新市民也是热情欢迎。
战后持续、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形成了日本中产阶级以及中流意识。
高速增长时期，城市工厂缺乏人手，大量农民集体涌入城市。
解决农村居民入居城市，是那时日本市政当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当时，日本各大城市努力扩建居民住宅，如东京都城区不断西扩，大学等文化设施也随之西迁。
此外，各级地方政府均出台各种廉租房政策，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都建造了数量不等的“新城”，在新城中，政府建造了大量面孔相同的“公团住宅”，这就是日本政府的廉租房。
这些新城，解决了数百万人的居住问题。
那么城市究竟怎样面对这些新居民呢？
对日本各地城市来说，这些新市民是纳税者，各城市都热情欢迎他们入居。
如此，数千万人规模的农民比较顺利地转变成为城市的“市民”。
二战结束时，日本约有一半人口在农村，但现在86％以上的人居住在城市。
日本用了一代人解决了城市化、农民变市民的问题。
战后日本社会中流意识比例提高，还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关。
战后日本把义务教育提高至初中，此后高中、短期大学或大学教育也日益普及。
教育程度提高对中产阶级意识形成有很大促进作用。
有研究认为，日本报刊书籍及广播电视的普及，对日本的中流意识形成有积极作用。
当然，要造就中产阶级，必须牺牲精英阶层的趣味。
很多日本精英批评日本电视节目乏味。
不过，这种节目收视范围广，本来就不突出某一阶层、某一性别、某一年龄层次的趣味。
尽管有些知识分子批判这种大众消费主义的节目，但更多知识层保持沉默。
从精英的角度看，这个社会很乏味，缺乏理想主义的激情，但这恰恰从反面说明，日本的中产阶级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整个社会忍耐、努力的结果。
一个普通人，只要没太多欲求，则完全可以普通收入应付一数口之家支度。
因为每人都有医疗保险、养老金。
你送孩子上学，不用另花钱打点教师，看病也不必担心送不起红包。
从这个角度看，普通人的所有支出几乎都可预见。
怎样维持一个政治体制的稳定，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的课题。
如何调整富者与平民政治的关系？
日本这个国家，并没有彻底剥夺最富有者，但同时懂得把中产阶级推至前台，让他们扮演政治主角，如此才能稳定政治体制。
至于那些巨富，他们必须扮演辛辛苦苦创业的角色，才能在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看到软银老板孙正义、优衣库老板柳井正，都在扮演这种角色。
日本战后通过税收制度，造成一个橄榄形社会。
中产阶级手头多不宽裕，但他们照样可去居酒屋喝酒、买房、买车，去他们家瞧一眼，不论南北，几乎家家一样，都是两三间房加一小厅。
在日本，即使你是公司老板，每年有3000万日元进项，生活也无法花天酒地，这是因为税制让你尽很大的社会义务。
相反，即使你仅是一小职员，每年仅500万日元入项，你也可养起一家四口。
上述3000万日元，是日本公司社长的平均年收入；而500万日元，则是日本工薪族的平均年收入。
笔者去过一些日本人家庭，豪奢的少。
多数人，不论社长或是平民百姓，居住条件相差不大。
日本也不是没有富人，但他们的财富受社会责任束缚，社会对他们的监督很严格。
媒体无孔不入，假如某人以财富为手段图谋不轨，他身败名裂的几率很大。
如此，拥有巨富的人，在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中，掀不起什么波澜。
快速问答：
1990年以来，下列哪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增幅最小——孟加拉国、中国、巴基斯坦、韩国还是苏丹？
如果依据每天获得的大量资讯判断，你可能会选择部族矛盾不断、遭受制裁的苏丹，或者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巴基斯坦或孟加拉国。
如果这样，那么，很不幸，你错了。
答案不是它们，而是GDP世界第二的中国。
这不是我信口开河，而是来自《纽约时报》11月23日的报道。
这篇题为《中国的健康问题不太平衡》的报道，开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答案。
《纽约时报》的数据来自联合国。
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提高了5.1岁，达到73.1岁，但有些经济发展比中国慢的国家，人均寿命增长却明显比中国高，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尼，还有一直遭受联合国制裁的伊朗。
和那些起点更高的欧洲国家、澳大利亚、以色列相比，中国人均寿命增幅依旧落后。
报道指出，中国这些年经济大步前进，健康却少有提高。
经济增长固然可以解决许多社会问题，可发展不能保证给每个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和更好的健康状况。
简言之，财富不等于健康。
每个看到这篇报道的中国人，都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拼命挣钱到底为了什么？
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为了生存，即便是习惯了在星巴克喝咖啡、每年到世界各地旅游的中产阶级，也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
对此，日本《选择》月刊最新一期的报道，看得清清楚楚。
文章说，大约从2008年以来，房地产价格飙升，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一套公寓售价，如今是这些“中产阶级”年收入的几十倍，而股市暴跌令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许多日本公司把希望寄托于日益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认为后者为它们的产品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可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只是一个幻影，而且濒临瓦解。
文章认为，在过去10年，拉动中国总体消费增长的是与党政官员有关系的富豪，这些人越来越富，而所谓的中产阶级仍在奋斗。
有人戏称，中国的中产阶级“被消失”。
当然，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中产阶级都带来了打击。
不过，和中国不同的是，英美国家在酝酿减税，而不是推出各种新税种。
英国自由民主党议员、财政部前任首席秘书大卫·劳斯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指出，为重振英国财政，英国联合政府不但提高了社会保险与养老金缴纳额度，还开征或提高了富人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等税种，英国联合政府应该考虑对中产阶级家庭进行税收减免。
美国股神巴菲特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提议减税，他说：
“中低产阶级的税额，或甚至较高阶层的中产阶级的税额，都应该再进一步降低。
但我认为金字塔尖端的阶层，或像我一类的人们，应该缴纳更多税额。
”
其实，美国早就有给中产阶级减税的行动。
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为美国中产阶级永久性减税的计划，同时不再延长对富裕阶层的减税措施。
根据这项计划，明年美国人税收中的80％，将由年收入逾100万美元的家庭负担。
也就是让占美国总人口约2％的百万富翁们纳税，减免其他98％的人的税收，以此来缩小贫富差别。
减税没啥指望，物价疯狂上涨，于是，买房抵御通胀成了中产阶级的选择。
不过，和有钱人相比，他们却也困难重重。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11月21日刊文称，中国现在的最新趋势包括：
为了买第二套住房或第三套住房而离婚或假离婚。
作者发表评论认为，这是泡沫登峰造极前后出现的一种类似“擦鞋男童分发股市内部情报”式的趣闻。
那时，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投资他们认为“万无一失的事情”。
作者指出，这通常是不祥之兆。
对了，文章标题是“欲望都市的房地产市场”。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欲望和生存的两个极端间徘徊，透支着健康，也透支着未来。
■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会不会被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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