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林彪乘机已去留下机组人员何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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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林彪乘机已去留下机组人员何往
“九一三”林彪乘机已去，留下机组何往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飞机飞往苏联，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殒命，史称“九一三”事件。
（来源：
凤凰网历史）图为林彪座机256号三叉戟飞机残骸。
关于林彪坠机有多种说法，有中国导弹拦截、苏军导弹截击、机上人员搏斗导致坠机、飞机航油不够迫降导致飞机解体、以及飞机起飞时由于机翼撞上加油车导致飞机最终坠毁等多种说法。
事实真相如何，目前尚未有权威说法。
图为林彪座机256号三叉戟飞机残骸。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完全解体，残骸散落在草原上。
林彪所乘坐的飞机在山海关起飞时撞上加油车导致机身部分受损，图为收集的碎片。
图为林立果、周宇驰准备的伊尔库茨克航图。
图为当地民众收集的林彪飞机残骸。
本文摘自：
《中外书摘》2013年10期，作者：
康庭梓，原题：
《“九一三”林彪乘机已去，留下机组何往》
“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四十二年了，而当时留下来的五位机组人员的命运又将如何？
本文披露了他们的多舛命运（作者为五位机组人员之一）。
机组人员六神无主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专机强行起飞近一个小时后，林彪警卫团的指战员们撤离了现场，空旷的山海关机场又出现了少有的宁静，在沉重的夜色中静得有些可怕，与这种客观环境极不相称的是机组剩下五个人的心情却无法平静下来。
面对停放过256号专机的停机坪与三位机械师睡过的房间，回想起刚刚发生在眼前的那怵目惊心的场面，真好比五雷轰顶，机组五个人的脑子就像要炸开一样，不知如何是好。
从调度室主任那里，从山海关场站那里，该问的都问到了。
8341部队警卫团的领导丢下的话就那么多，当时，能够得到的信息太少了，其余任何方面的情况都无法继续了解。
突然间，机组人员就像陷入了无底深渊，感到一种空前的孤立。
此外，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向我们袭来。
大家心里都明白，在国家最重要的专机任务上出了问题，肯定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一个普通专机任务的派遣，都要经过空军最高领导机关，然后逐级往下，层层落实。
在专机部队，除了对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个业务部门分头把关外，机组的搭配情况也要经过主管领导的批准，保卫部门甚至航空医生都要以某种形式表示对任务机组的负责。
普通专机任务尚且如此，重要专机的涉及面就会更大、更广。
因此，这个问题的发生，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很难设想。
具体会影响到哪些单位、个人，也无法预料。
但不管事情有多么严重，首要的一步就是先弄清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眼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机组五人相对无言、一筹莫展。
紧张的心情赶走了困乏与睡意，昨晚虽然只睡了一个小时，但意外事故的发生把机组的每一个人都推到了极度兴奋的顶端，心里悬着一块大石头，怎么能安然入睡呢？
机组五人虽然年龄各异，经历不同，但不得不承认，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使自己陷入六神无主、无限被动的境地。
汇报情况当务之急
作为军人，在如此典型的军事行为中发生了意外，很自然地联想到要向自己的领导汇报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得到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奇怪的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除了256号专机起飞不久，机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回答过空军参谋长的电话询问之外，就再也没人主动过问机组的任何事情，机组人员急于找上级组织汇报情况的心情一下子被冷落了，以往执行专机任务在外时那种处处得到各方面呵护的景象一点儿都没有了。
在一时找不到组织、找不到领导、短时间失去依靠、感到非常孤独的时候，机组五人，包括还是战士身份的空中服务员小魏在内的五名党员，没有忘记一名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具备的组织原则。
执行专机任务是一位军人、党员在自己战斗岗位上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也同样应该实事求是地、及时地向组织汇报所发生的一切。
平时，包括飞行训练在内的每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都要对当天的飞行活动情况进行总结、讲评，对飞行中出现的任何不正常现象，都要及时通过各种渠道向当地空军领导及北京的大本营进行汇报，以求得领导的意见与支持。
12日晚22点多钟，机长潘景寅不是也在召开机组会，讲评当天仅半个多小时飞行的情况及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吗？
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能够听我们汇报的上级或上级的领导。
13日上午，机组五个人在一起，除继续回忆突发事变的每一个细节之外，集中的话题就是推举机组副驾驶员、团副参谋长陈联炳作为机组的负责人，尽快与上级取得联系，汇报情况，获取指示。
副驾驶员陈联炳，是1947年在安徽老家，由一个十几岁的放牛娃当上解放军的。
同机长潘景寅一样是我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航校毕业进入专机部队，成了一名出色的专机飞行员。
他是除潘景寅之外的第二号“种子”，除了同潘景寅一起执行重要专机任务外，还担任着三叉戟飞行中队新飞行员的训练工作。
陈联炳一心扑在飞行工作中，当他的儿子降生的时候，他正执行专机任务在外地，没有因此影响飞行任务的完成。
陈联炳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同志们送他外号“陈二虎”。
眼下，师里的副政委、机长潘景寅同三位机械师飞走了，机组剩下的五个人中，只有他的行政职务最高，资历最长，面对事变，他肩上的担子比别人更重，他的情绪变得比平时更急躁。
陈联炳一改平时那爽直豁达的脾气，很认真地问党小组长老李：
“你看咱们该怎么办才好？
”平时，在这位老兵面前，似乎没有什么能使他感到为难的事情，一天乐呵呵地飞来飞去，这一次他可真的没了主意。
大队领航副主任、机组领航员老李，是1951年入伍的老领航员。
195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航校毕业，分配到空军专机师工作，曾多次执行中央领导人的专机任务，也曾随专机飞行到达过十多个国家。
其中还以专家身份在越南工作九个多月，不仅多次为胡志明主席专机领航，而且，越南空军的首批领航员也都是他亲手带出来的。
他性格幽默，有超人的记忆力，全国多数机场的有关资料都能背下来，有些导航台的频率就像背常用的电话号码那样张口即出。
也许是过人的聪明与太多的知识取代了头上的黑发，刚三十多岁就过早地秃顶了。
他高兴时，经常哼唱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人们送他外号“拉兹”。
眼下，老李面对突发事件，我们没有听到那熟悉的《拉兹之歌》，他眉头紧锁，情绪有些低沉。
听到副参谋长陈联炳问他“怎么办”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上级这样发愁、为难，平时善于诙谐、谈笑的他，此时此刻说什么也幽默不起来了。
张了张嘴，眨巴几下眼睛，没能说出一个字来。
团通信副主任、机组通信员老陈，浙江人，是一位年龄和副驾驶员差不多的老通信员，他性格沉稳，技术精湛，在伊尔—18等机种上执行过许多次国内外专机任务。
尤其出国飞行时，空中需要英语对话，当时，能担当此任的空勤通信员寥寥无几，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干，克服空中语言障碍，多次出色完成国外的专机任务。
1965年执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阿尔及尔突然发生军事政变，据说这个消息开始是由美国飞机上传出来的，由于老陈等人的精心工作与较高的英语水平，也比较早地获知这一重要信息，使一同前往的两个机组临危不乱、主动应对，及时返航回国，受到空军直属政治部党委记集体二等功的奖励。
老陈善于动脑，酷爱学习，下象棋时，他不看棋盘，通过遥控，就可以战胜许多对手。
面对突发事件的现实，他的话不多，经常陷入沉思。
机组空中服务员小魏虽然是位年仅20岁的女孩子，但她同我们在一起时表现出一位姑娘少有的成熟。
13日上午，当我们比较冷静地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小魏虽然很少发言，但她的情绪同我们一样沉着、冷静，从凌晨开始，在那夹杂着枪声的混乱场面里，她没有因为恐惧、慌乱而掉过一滴眼泪，她不但没有成为机组的拖累，相反，她的坚强为我们机组其他人员的低沉情绪增加了一点生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机组人员逐渐摆脱凌晨那激烈、混杂、简直像做噩梦一样的场景，慢慢回到现实中来的时候，开始对256号专机任务飞行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原来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不得不加以认真地分析了。
例如明明使用的是256号专机，为什么要使用252飞机的代号呢？
机长潘景寅只是一味地多加油，为什么就是不讲到什么地方去的航线呢？
当然，这些都可以理解为“重要专机任务保密”的需要。
可是，“重要任务”与凌晨发生的事件相比，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格格不入的……机组人员在一起越分析越认为问题很多，而且很严重。
空军的专机，在海军的机场发生了问题，是找空军呢，还是找海军？
一时又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大家研究决定，还是直接向中央汇报为好。
尽快告诉中央，林副统帅半夜乘机不知去向。
可是通过什么渠道、找中央哪位首长呢？
机组人员又一次陷入茫然之中。
就这样机组处在设法解决“向上级汇报情况”的焦虑与无奈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13日上午，就要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机组五人仍在全心全意地想着专机，想着汇报，想着许许多多需要马上做的工作。
唯独没有想到的是，海军场站的同志通知我们：
中午饭不要到空勤食堂就餐了，由海军的同志直接把午饭送到招待所来。
我们听到后惊呆了。
没有领导愿听汇报
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有些事情对自己来说尽管是离奇的、突然的，但总可以凭自己的分析判断，从不同的方面找出它的因果与逻辑关系，这些很可能是不准的，但总不会离题万里、不着边际。
平时，人们比喻突然发生的事情，总是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可“梦”总还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
相比之下，13日凌晨发生的事情对机组人员而言，不但无法从现实中找到任何痕迹，就是连做梦也不可能想到。
所以，从13日凌晨开始，发生在机组身上接二连三的事情，都是机组五人所始料不及的。
不准到食堂就餐的消息一下子将机组人员的思路堵得死死的，机组五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就不约而同地走出招待所的房间。
此时，映入机组人员眼帘的另一个场面同样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军人招待所平房的前面是一片种有树木的开阔地，在这片树木的外面，隐约看到身着海军服装的战士在游动，一切都明白了！
13日凌晨，海军场站的领导还同我们在一起，谈论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悄悄地离去了。
原来，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表面看来我们同海军场站的同志之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由于突发事件所带来的阴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向我们笼罩过来，这个阴影使我们顿时不知所措，甚至迷失方向。
从那个时候起，我做过一切努力，想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
在招待所门口，机组五人彼此看了一眼，谁也没有说什么，本来已经很沉重的心，又重重地压上了一块石头。
此刻，我同其他人再也没有任何心思去想“向领导汇报”的事情了，思想上的这个急转弯来得虽然突然，但显得那样自然。
原来，根本没有什么“领导”愿意听机组的汇报。
在我们一心一意推举团副参谋长做机组的负责人，想办法寻找上级领导的时候，北京的大本营、空军司令部甚至包括海军司令部在内，已经没有哪位领导准备接受我们的汇报了，有的就是眼前看到的招待所四周的流动岗哨与明显感觉到带有恐怖气氛的环境。
我们共同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自由。
这种被人监视、看管的现实与刚才机组一心想着工作的心情相比，落差太大了，我们无论如何从感情上也难以接受，顿时产生一种受屈辱的感觉。
因为，按理而论，虽然还不知林彪专机出了什么问题，也不能把我们看管起来！
押解返京接受审查
9月14日，即发生事变的第二天下午，机组五人在海军同志的“陪同”下，从山海关坐火车离开，海、空军之比为2∶1。
开始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在山海关火车站临上火车时，才从车厢上的标志看出是向北京方向去的。
上火车之后我发现乘坐的还是软席卧铺，没想到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软席卧铺列车，还附加了这些特有的条件。
从空中而来，贴地面回去，残酷的现实给专机飞行员们开了一个如此大的玩笑。
火车经过一个下午的运行，到北京车站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机组每人及“陪同”的海军乘坐一辆吉普车直接从站台驶出，很快就左转弯向西，沿着宽敞明亮的长安大道急驰而去。
北京的夜晚仍然是那样美丽而又静谧，十里长街流光溢彩，车来人往、安静有序，国庆节前的天安门广场也有很多人在为搞庆祝活动而忙碌着。
然而，此时此刻，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正在为处理林彪事件而紧张地工作着。
我抬头看一眼右前方巍峨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到重大节日的庆典活动，林彪总是手拿小红书紧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情境立刻浮现在我的面前。
今年的国庆节林彪还能出现吗？
今年的国庆节庆典活动还能像往年那样在这里大规模地举行吗？
不可能了！
当时虽然还不知道256号专机的去向，但就机组五人受到的“待遇”看也是不可能了。
从1971年9月14日晚上开始，机组剩下的五个人从“专机任务”走上了与飞行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专机任务”四个字也要打上引号，因为，从那时起，没有人再认为那是专机任务，而认为是林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行为。
机组人员作为从林彪叛逃现场押解回京的嫌疑人，理所当然要接受组织的审查。
只是机组人员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从“座上客”突然跌到“阶下囚”的位置，这种意外的转变，使每个人从心理上一下子难以承受。
海军保卫部为了将山海关现场的人“保护”好，首先把我们从北京火车站直接送到翠微路海军大院西侧的一幢平房里，每人一间房子，单独关了起来。
紧接着将每人身上的贵重物品，例如手表、人民币等，强行收起来统一保管，连裤腰带也被视为危险品强行没收，这种人格侵犯行为使我们机组人员很难接受。
以上这些“待遇”与一起从山海关回来的所享受到的是一样的，这一点让机组人员更想不通了。
程洪珍是同林立果一起到山海关的，身上还带有武器，我们机组是奉命执行专机任务的，现在，把我们同程洪珍放在一起，一锅烩，算怎么一回事儿？
其实，我们机组人员身上都没有带钱，平时身上有些零钱，也都是放在军衣上面的口袋里，夏季工作服只是在任务值班或飞行中穿在身上，机场营房内部也没有什么可买，带钱是多余的。
再说，这次属于紧急任务，更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多带钱。
像两位老陈，除了手表之外，两手空空，每天早上起来，既不能洗脸，也没法刷牙。
性格急躁的团副参谋长实在无法忍受交手表、解裤腰带的行为，拿着手表说：
“如果要收，就把它砸到地上。
”其实海军的同志是怕我们逃跑或者拿裤腰带自寻短见。
如果海军同志能把这些道理讲清楚，为了将山海关现场的所有人员保护好，完整无缺地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机组也是能够接受的。
哪里知道，当时海军的领导也因林彪突然乘机叛逃一时乱了阵脚，哪还能将工作做得那样细致呢？
反正你们都是没有逃跑剩下的，一律如此，无形之中我们与海军保卫部门的具体管理人员产生了对立情绪。
9月19日，海军的人用一辆大轿车把山海关现场的机组人员、调度室主任、程洪珍及两个女兵共9人，仍然采用2∶1的比例，押送到位于西山脚下北京军区的一个招待所，从此开始了在中央专案组接受审查的生活。
漫长审查生活开始
为“九一三”事件而成立的中央专案组，临时设在西山脚下北京军区司令部招待所的一幢大楼里。
当海军保卫部的人员押送我们的汽车到达那里的时候，本来已经是肃穆庄严的军营之中，由于山海关现场重要嫌疑人员的到来，使这里的气氛更显得严肃，甚至让人感到有些恐怖。
虽然这里也是招待所，但是，进入招待所的情景与平时执行任务在外住招待所相比，无论哪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
周围岗哨林立，所内陆军密集。
当我们被押解进入招待所房间的路上，来自两侧警卫人员那怪异的表情与刺人的目光，就足以使我意识到下一步处境的可怕。
不过，当他们发现还有几个年轻俊俏的女兵也混在其中的时候，那种如临大敌紧绷在心里的弦似乎有些放松了，重要嫌疑犯中怎么还有柔弱女子呢？
而且还都是穿着军人的服装。
刚到中央专案组的几天里，机组每人一间房子。
一天深夜，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之一、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及公安部部长李震把机组人员叫去，听我们汇报了山海关现场的情况。
当我们汇报到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塔楼听到林彪警卫团的领导通过电话向北京报告说：
“首长让老虎和叶群搞走”时，纪登奎挪动一下身子，把原来放在地毯上的双脚抬起来平放在沙发上，低着头，深度近视眼镜已经下移到鼻梁上，工作到深夜已显疲劳的眼神从眼镜镜片的上方注视着机组人员，义愤填膺地说道：
“儿子、老婆能绑架老子吗？
林彪要抢班夺权，等不及了，另立中央不成，乘飞机叛逃，在蒙古国摔死了！
”
纪登奎的一席话揭开了机组心中长达10天之久的谜团，机组五人一直悬挂在半空中的心，这时总算落地了。
之后，首长们还留机组人员吃夜宵。
据说，中央领导总是工作到深夜，在向我们了解了有关“九一三”的情况后，连夜赶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在那段日子里中央领导是非常忙碌的。
纪登奎找我们谈话之后，机组人员的待遇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招待所的一层搬到了三层，原来一个人一间改为两个人一间。
我和副驾驶陈联炳同住一间，通信员老陈同领航员老李住在一起，服务员小魏单住，没有让她同别的女兵住在一起。
所谓搬家，对机组来说是最简单不过了。
我们五个人中，只有三个人手里有个小包，另两个人两手空空，真是“灶王爷贴在腿肚上——人走家搬”。
……
1972年春节前，当机组人员同接我们的空军人员一起乘车从中央专案组来到对我们机组来说原本是非常熟悉的环境时，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一切都变得那样陌生，陌生得出人意料之外。
专机师的专案组作为空军专案组的一个组成部分，设立在空军最高学府——空军学院（现在为空军指挥学院）里面。
这里离西郊机场很近，只有一条马路之隔，机组通信员老陈的家就住在学院里面，他的妻子是学院医务室的一名军医。
我结婚后也曾在这里住过。
空军专案组的人员都是从专机师各单位抽调来的，主要由政工干部组成，也有个别空勤、地勤人员加入。
这个专案组除了负责设在空军学院的专案审查外，还负责设在机场内部的专案审查。
我们专机组人员从中央专案组回来，被认为是降了一级，所以，放在空军专案组继续审查。
当我们专机组五人遇到空军专机师专案组这些熟悉的人员时，一个令人非常尴尬的场面发生了。
机组的人按人之常情想主动上前同他们打招呼时，得到的回报却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不予理睬。
个别关系不错并曾在一起执行过多年专机任务的人，干脆把头转到别处，装作没有看见，避免双方的视线碰在一起时出现想说话又不能说话的尴尬局面。
“九一三”事件之后，被审查的人员中，除与“九一三”之夜两架飞机（256号专机与3685号直升机）的活动有直接关系者外，大都是从师、团到有关大队的主管领导。
为了使部队的专机飞行工作能正常运行，从陆军或别的空军部队调进一批领导干部和飞行人员充实了专机师的上上下下及各个部门，这种行为被叫做“掺沙子”。
同时，对与两架飞机有关的案件进行立案审查，并发动群众对与案件有联系的人和事进行揭发批判，实际上在机组回来之前这种揭发批判的运动已达到空前高涨的程度。
专案组就设在空军学院生活区的家属楼里。
机组五个人又回到了一个人住一间房的状态，不同的是房间门口没有24小时的值班人员，只有在晚上才有人“陪住”。
每天除了吃饭、放风之外，就是交代问题，交代与256号专机有关的问题，交代与机长潘景寅的关系问题，交代思想认识与行为上的错误问题。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另一阶段的被审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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