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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论

摘要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

通过意象溯源,我们可知古之意象不同于今之意象,意象之意有扩大,且对象的重视研究逐渐加深。

对意象从不同角度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有助于明晰概念加深认识。

而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入手,对诗歌意象的特点即意象的民族性、时代性、暗示性朦胧性分析,则有助于我们宏观地把握意象。

此外,意象的暗示性朦胧性及其时空跳跃的组合方式,共同形成了诗意的陌生化表达,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与思维方式,促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诗学形成。

关键词:

中国古代诗歌;意象;陌生化;审美理想

Abstract

PicktoclassicalChineseliteraryontologyprotrudeimageisasetofaesthetics,andChineseclassicalpoetryisthesoul.Throughimagesetymologies,weknowthedifferentfromtheimagesofthisimage,imageswhichhaveenlarged,andtheobjectofstudyisgraduallyincreasing.inadifferentanglefromadifferentclassificationstandardsthathelpstodeepentheunderstandingoftheconceptofclarity.Inaddition,thetrialfromwithinandexternalstudieswithresearchandanalysisoftheimages,characterizedbyimageryofthetimes,toseeimagesculturalnationalityofsexandthendimtimeofthewaytoexplainitspoeticunfamiliarexpression.itispreciselytheroleoftheimagesofnationalityandjumpintotheway,aprofoundinfluenceonchina'sanidealwayofthinking,whichisdistinctivelyChineseancientpoetry.

Keywords:

ancientChinesepoetry;imagery;Defamiliarization;aestheticideal

 

 

前言

诗歌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华。

意象作为诗歌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诗歌创作鉴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意象是诗歌的灵魂。

本文试从诗歌意象起源、分类、特点、作用等方面深入探讨,体悟意象在诗意形成表现中的作用。

对于诗歌意象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对意象进行历时与共识研究,一方面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不同民族文化在形成民族的审美思维审美理想方面的作用,保持并发扬其优秀的民族性成分,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在二十世纪文艺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语境下,进行异质文化的交流过滤及多向比较,从而弥补由单一思维文化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封闭性保守性,在文学理论的层次性互补性中,不断推陈出新。

首先,我们对意象研究的历史进行梳理,在其因革流变中,寻找新的研究切入点。

一、意象溯源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但纵观整个古代文论,却很难发现有关意象的系统研究,甚至连“意象”一词的涵义也各不相同。

如刘勰说“独造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意象”指匠人想象中应切入的点。

清人叶燮说:

“心有意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2],这里的“意象”又是“想象”之意。

那么意象的涵义是什么?

我们今天所说的“意象”与古代的“意象”是否有所区别,有继承发展,则需要我们对“意象”进行探源。

意象的最早源头可上溯到《周易·系辞》,其云:

“子曰: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可不见乎?

”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

”[3]意象的古意是“表意之象”,这个“意”指那种只有圣人才能发现的天下之赜。

《周易》是华夏巫术文化繁荣的标志,而巫术文化的思维特征是象征性的。

因此《周易》从卦象到卜辞都是象征性的表意之象即意象。

这种意象传达的是“天下之赜”,所以它具有哲理性,它从属于占卜巫术活动,而同时又是诗,他对诗歌象征性解读方式影响了孔子和先秦儒家们对《诗经》象征的哲理解读方式。

因此,先秦文学基本上是象征的,创造象征意象的目的是为了传达哲理,即“天意”“天下之志”“天下之责”和“百王之道”“仁义之道”等圣人才能发现的哲理。

秦汉时期的官方文化,由于文化复古政策,仍继承先秦的象征文化和文艺观。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在《淮南子》中首先提出一个相当于象征的概念叫“譬喻”。

其云:

“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4],这里不仅提出了“譬喻”的概念,而且揭示了象征的原理,即“假象取耦”,“揽物引类”,是一种用类比式思维“撮象造型”的方法。

《要略》中又说:

“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相同窘滞,决渎壅塞引人之意,系之无极;乃以明物类之感,同气相应,阴阳之合,形浮之联,所以令人远观博见者也。

”[5]这段话含义丰富,指出“意象”中象的作用及人们应用象征的目的以及象征是一种按“明物类之感,同气之应”的要求创造的艺术形象。

《淮南子》对象征意象理解的深刻是与其天人感应思想体系有关,但天人感应观也意味着对象征思维象征宇宙观的承认与肯定。

“意象”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王充的《论衡·乱龙》里,其云:

“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

”[6]总之,汉代以前,人们将意象理解为圣人用象征手法创造的形象。

到了魏晋时期,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创立了“象征”的范畴,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直接提出“隐秀”一词。

文学创作是“神思”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意象”是在“神与物游”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在形象上有“隐秀”特征。

“秀”是指意象中的象而言,是具体的外露的,是针对客观物象的描绘而言的,故要“以卓绝为工”。

“隐”是指意象的“意”而言,它是内隐的隐藏的,是寄于客观物象中作家的心意情志,故要“以复义为工”。

至唐殷璠在《河岳英灵传》中提出了极重要的“兴象论”。

它指诗歌中完整的审美意象,这种意象偏重于主体比较隐蔽的客体形象,然而它又能极大激发人的灵性,产生浓厚审美兴趣,启发人们丰富的想象,并且殷璠提出如何创造具有言外之意的兴象。

他认为“兴象”应当具有“神来气来情来”之妙,实际上是对描写对象形神毕肖及诗人要有充沛情感诗情的要求。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

“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7]同样强调诗歌要有美的形象,同时对盛唐诗人诗歌意象在象与意方面的高度成就予以赞扬。

而从明至清,少有“意象”“兴象”理论研究,但“意境”说却日趋成熟。

从古代文论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我们很难发现系统的有关“意象”理论的研究,但将这些零散的相关研究联系起来,并深入考查,我们就会发现“意象”研究并未间断而且在不断深化。

只不过在这种研究中,逐渐脱离“意象”这个词,而不断地接近意象研究的本质。

总结起来说,通过“立象以尽意”——“譬喻”——“意象”——“象征”——“隐秀”——“兴象”——“别才别趣”——“意境”的流程研究,我们能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

古之“意象”与今之“意象”涵义不同,古之“意象”是用来表哲理观念的形象。

“意”是圣人才知道的“天下之赜”“仁义之道”,后扩大为“天意”。

今之“意象”是指能够充分表达作家思想情感的审美形象。

可见,“意”“象”均有改变,“意”由哲理观念扩展为一般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等,“象”由汉代以前的符号性发展到今天的形象性。

古之“意象”是指汉以前概念,今之意象是指汉以后,并且汉以后意象概念与今天的意象略无区别;第二:

古之“意象”偏重于“意”并且“象”比较简单类似一种符号,而今之“意象”偏重于“象”,并且“象”具有形象丰富性复杂性。

“意象”在发展过程中由对“意”的重视逐渐变为对“象”的重视。

这是因为人们发现意能否充分为人们所理解,关键取决于象。

那么如何选取合适的象以达意呢?

第三:

“譬喻”“象征”是人们发现最有效的方式。

用一种类比式相关性思维方式,人们可以由意寻象,由象寻意。

选取合适的象以达意。

第四:

那么“象”如何才能达意呢?

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具有“隐秀”特点的“象”能够在达“意”上取得好的效果。

“隐秀”揭示了“意象”已经成为主体与客体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的高级艺术形象。

如何创造这种具有“隐秀”特点的意象呢?

殷璠进一步研究并且提出“神来气来情来”的要求。

第五:

“意象”创造的完美程度便是意境。

此处的“意”已经化为“境”,可以说“境”是对“意”的陌生化追求。

古之“意象”意与象衔接合一,并且之间无距离感,今之“意象”,境与象即意与象之间有了审美距离。

因此,这就不难解释明清“意境”论的成熟。

这里有“意象”发展的奠基作用。

由此,我们可知,“意象”一词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一种客观性无生命的观念符号逐渐变为一种个性化的有生命的审美形象,正是由于其审美性才使得诗歌具有了灵魂生命,才能以其蕴藉性吸引读者,即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体悟到无穷意蕴。

二、意象分类

通过意象溯源,我们能够了解意象概念形成发展中的因革。

而对意象进行分类则有利于我们明晰概念加深认识。

中西文论中,都有意象一词,并且在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有着广泛的用途。

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即心理意象、内心意象、泛化意象、审美意象(文学意象)。

按照上文对意象的阐释,意象是能够充分表达作家思想情感的审美艺术形象,我将意象按不同标准重新分类。

(一)按其在客观物质世界中是否真实存在为标准分为

1、客观意象,即在客观物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被诗人感知到并反映在诗中的物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均属于客观意象。

2、主观意象,即在客观物质世界中不存在,而是诗人想象出的或在神话中流传的一些艺术形象,如屈原在《九歌·山鬼》塑造的美丽山鬼形象,古代神话中的刑天形象,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描绘的太阳神众仙等。

(二)按其在诗中表现形态可分为

1、常态意象,即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诗人想象出的意象均符合生活逻辑,经得起生活的检验,符合客观物质世界中物的规定性,如: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韦庄的《台城》这首诗中“江雨”“江草”“鸟”“柳”“烟”“十里堤”均为常态意象。

2、非常态意象,即不符合生活逻辑,或物的本质规定性,而是经过变形夸张陌生化等手段重新塑造出的形象。

例如李白《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

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

何处得秋霜。

这首诗中的“白发”意象就是非常态的意象。

再如汉乐府《乌生》中乌鸦的形象。

(三)按其能否脱离诗歌单独存在可分为

1、稳定性意象,即能够脱离诗歌,而所能表达的意义仍然存在的审美意象。

这类意象多为典故意象、双关意象、借代意象等。

如元稹《离思》中二句“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花丛”即是个借代意象。

再如辛弃疾的《元夕》“宝马雕车香满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来”中的“蛾儿雪柳”是稳定性意象。

2、动摇性意象,即指不能脱离诗歌,只能在诗中并与其它意象共同组合达意,或那些在不同诗中表达意义不同的意象。

例如何满子的《宫词》:

故国三千里,

深宫二十年。

一声何满子,

双泪落君前。

这首元曲表达一个意“思乡”,但诗中意象单列出来并不能达意,只能将其组合起来才能完整达意。

再如后一种情况:

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首诗中草是生命力顽强的象征。

而“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中中的草喻相思。

三、意象的特点

尽管意象按不同标准有不同分类,但并不影响我们从总体上考察其特点。

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入手,意象具有以下特点:

(一)民族性

意象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

每个民族都有他富有个性化的文化,因此意象也带有明显的民族性。

这种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各民族对本民族文化意象的认同与传承上,而且表现在不同民族的作家对意象的选择上的偏爱。

郭静说意象具有独特的民族性。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在文化流传过程中,一些意象由于名家的使用,后又被其它诗人反复使用而具有了特定的含义。

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想表达某种情感,就让人想到某种情感。

这就是流沙河所说的,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我们从古诗文中见到的意象,都是经过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在继承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及共同的文化心理生活方式语言习惯及性格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审美文化心理意象。

”[8]在诗人的眼中,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花鸟虫鱼、风霜雨露都浸透着诗人的情感,都反映人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些事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给中国文化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内涵。

所以月: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望月思乡异常伤感,月亮、月光引发离愁别绪思乡之愁。

柳:

“柳”与“留”谐音,有折柳送别之意。

因此“柳”带有伤离别的意味。

郭静的这段话主要强调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性及在流传过程中对世人审美思维审美表现的同构作用。

而事实上从她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意象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一些典故意象、双关意象、谐音意象、借代意象等文化意象身上,而这些意象的内涵相对稳定,故上文我们将这类意象称为稳定性意象。

而对于那些不带有明显文化内涵的意象,这里多指动摇性意象,也同样具有民族性。

这就是民族性的另一表现,不同民族对意象选择上的偏向,这一方面的民族性又常与地域关系密切。

例如南北朝民歌,北地歌谣粗犷豪放,多写草原风光游牧生活,战争流徙等;而南方歌谣婉丽清新缠绵多情,多写水乡市井风情及男女爱情。

再如,“龙”这个意象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富贵吉祥。

而在西方则被视为凶残恐怖的象征。

再如,写品性高洁,才华出众,屈原喜好用“香草美人”意象,而《诗经》则好用“玉”。

(二)时代性

意象不仅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而且还具有时代性。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诗人生活于时代之中,不能不深受时代气息的影响。

因此诗人的文学风格中必然深入时代文化的因素,表现出时代性,而诗人风格的时代性必然表现在其创作时意象的选择上。

例如,在夏商的巫术文化背景下,楚地文学带有着明显的巫术色彩。

楚地文学中多巫鬼祭祀等浪漫迷离形象。

在周礼乐文化背景下,《诗经》则是一部“兴观群怨”的作品,其多写劳作、宴饮礼制、战争等。

至汉大一统时代,国人多自信乐观充满激情,因此,蕴育了汉代特有的文学样式——汉大赋,其以“巨丽”著称,多壮大美丽的意象。

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

至盛唐国力强盛文化空前繁荣的背景下,出现“盛唐气象”一词,用来概指唐人普遍的入仕愿望与忠君报国的坚定信念。

如高岑的边塞诗,李白的歌行体诗《行路难》,王维的《老将行》,岑参的《走马川奉送出师西征》等。

至安史之乱后,中唐仕人颓靡。

“大历十才子”诗歌多凄楚困惑之感,所选意象多是冷清灰暗的意象。

晚唐诗人无力挽澜的魄力,心力俱碎,躲入自己狭小的世界中歌儿舞女郁渡残生。

如李商隐李贺等。

至此也孕育了唐五代词的胚芽。

晚唐词多写女性,词中多女性意象。

至宋,宋人无法超越前人,只能另辟蹊径,因而他们更注重诗歌意象的文化色彩及章法技巧上研究。

如“江西派”黄庭坚诗中多文化内涵意象,辛弃疾诗歌多“英雄”意象。

这种表现特定时代文化的意象有可能在前代就存在,只不过前人少用或不用,也有可能是后代才出现的,只属于该时代的意象。

比如,“长城”在秦代以前就不存在,在秦后才出现。

“长亭”意象在古典诗歌中常见而在现代诗歌中则少见。

“火车”“宇宙飞船”等意象只能在现代诗中找到而古典诗歌中则无。

再如,“女性意象”自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就有,但真正得到关注与表现则始于晚唐花间词派及南北朝时的宫体诗。

其实,上面讨论的意象的民族性时代性,是从外部研究意象的特点。

民族性是着眼于特定文化对诗人审美表现的影响,时代性是从时间流程来纵观意象的发展。

从内部研究来看,意象最本质的特征即:

暗示性与朦胧性。

(三)暗示性朦胧性

暗示性是指诗歌意象的创造方法,即通过譬喻象征的方式造象。

朦胧性则指诗歌所具有的多义含混的审美状况,即古代诗学中的含蓄。

由于古代诗歌意象受主客体相统一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因而创造的意象是一种天人合一主客浑容的象。

即在这种创造中,亦物亦人,亦人亦物。

正是这种状况形成了其意蕴的丰富性蕴藉性。

王长俊在文章中提到“意象的丰富性与模糊审美”[9],与这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西方意象则受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影响,因而其意象的主体性特别突出。

“相对于中国传统诗艺中较注重象的客观具体真实的客体意象而言,西方主体意象有较强的主观性随意性、内涵的不确定性与丰富性”[10]。

虽然意象创造的哲学思维不同,但都殊途同归,认识到意象的本质特征。

虽然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入手,我们认识到其民族性时代性暗示性与朦胧性的特点,但这种研究并不深入。

作为古代诗歌,它有一个最有价值的研究方面:

意象的组合方式。

四、意象的组合方式

吴晟提到意象组合的方式有:

并列式意象组合,对比式意象组合,通感式意象组合,荒诞式意象组合,交替式意象组合等。

并且各组合下分支众多。

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分类标准不一,并且冗杂混乱。

例如高适的《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按他的分法即可以是并列式意象组合,又可以是对比式意象组合。

再如“山花红欲燃”中“山花”意象即是通感式意象又是荒诞式意象组合。

因此,我对意象组合重新探讨。

在“意象探源”中,我们发现,古“意象”与今之“意象”概念不同,古“意象”略等于一种观念符号,意与象是合一的,没有距离的,见象即知意,。

而今之“意象”是一种审美意象,意与象之间的审美距离即是在这种跳跃式意象组合中生成的,因此,我将其重新分类:

(一)同一时空的意象组合

这种意象组合相当于电影中的静景镜头拉近放大,这种效果容易让人产生身临其境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感觉。

例: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这首元曲就如一幅黄昏的水墨画,画中老树嶙峋,枯藤倦依,暮鸦哀鸣,白屋参差,流水细弱,苍茫的古道上,夕阳放大了一个瘦马倦客及他随风飘起的灰色长袍。

这幅画面极容易触动人的思乡情怀及回归意识,深层蕴含着一种对归宿与爱的渴望,是一颗疲惫的心灵的踟蹰。

(二)时空跳跃式意象组合

即时间空间并非高度统一的意象组合,这种组合可分为三种:

1、同一时间不同空间意象组合,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

通过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的事件人物场景的比较,犹如两帧静景镜头剪贴并置,发人深思。

再如白居易的“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2、同一空间不同时间意象组合,如韦庄《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再如:

刘禹锡《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榭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通过事物今昔对比营造恢弘的历史感。

3、时间空间均不同式意象组合,如蒋捷《虞美人·听雨》: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壮年听雨客船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矣。

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通过上面的例子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时空跳跃式意象组合的本质通过类似于镜头切换的方式追踪式拍摄,将人的思维空间想象空间拉大伸长,特别是同一时间不同空间意象组合与同一空间不同时间意象组合,多通过具有对比式意味的画面让人从中体会到一种深刻的生命意识与哲理感悟,而时空均不同式意象组合则相当于一种追踪式拍摄,让人在时空的延展中同步跟踪体验,这样更易使抽象的东西具体化丰富化亲验化。

很显然,正是因为时空跳跃式意象组合,才使得画面静中有动,使“意象”之“意”即“境”有了生命,变得灵动鲜活,使抽象的“意”变成了一个立体的三维空间。

这也就是不难解释“意境”的美学特征:

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限。

虚实相生正是在这种跳跃组合中出生,韵味无限正是这种虚实相生的体验中的收获。

五、意象作用

意象是诗歌表情达意的重要工具,在诗歌的创作鉴赏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意象的探源分类及其特点组合方式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意象具有以下几点重要作用:

(一)对诗人风格的影响

明代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

“作诗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纯味如一,喜欢者历历尝之曰:

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手不同尔。

”[11]因此,优秀的读者能通过诗中的意象推断出诗的作者。

比如屈原诗歌的“香草美人”意象、巫祭文化氛围与其浪漫迷离的风格有关。

如《离骚》中“香草”“美人”喻其品行高洁具有内美。

《九歌》中的“香草”“美人”意象则用来表隐喻爱情。

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浪漫风格,与其意象的奇特怪诞意出尘外怪笔生端密切相关。

如《人世间》《徐无鬼》《逍遥游》《秋水》等中多丑陋残缺荒诞的意象。

李白的浪漫风格与他诗中的大鹏、黄河、明月、侠等壮美的意象及想象夸张分不开。

李贺的风格与他诗中那些光怪陆离幽僻冷峭的阴森意象分不开,如《山石》等。

杜甫的风格与其诗中沉郁顿挫的意象联系在一起。

李商隐的幽微绵缈的风格,则与其诗中意象的心理化有很大关系,如《锦瑟》等。

诗人将心灵世界作为表现对象,许多诗歌写的不止一人一事,而是整个心境,并且其心境又十分复杂,种种情绪相互牵连渗透,并被以繁复的意象表现出来。

(二)对诗意表达的陌生化方面的影响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提出的一个文学理论术语。

在文学活动中,重要的不是目的,而是感知过程。

只有在感知过程中,文学主体才能感知体验。

为了延长感知过程,就必须增加感知时间与难度,增加难度的方法是反常化与陌生,而声音意象节奏等内在要素,都是陌生反常的效果。

在上面意象的分类中谈及意象组合方式时,实际上我已经提到该点。

由于“意象”的“意”已由一种“天下之赜”“仁者之道”“天意”演化为一种诗思诗情即诗人内在的想表达的思想感情。

因而“象”也由最初一种象征性符号变为一种形象生动鲜活的审美形象。

而古之“意象”意象合一,即作为一种观念符号,人们能直接透视象中之意,在这里已不存在审美距离。

如古代旗帜令牌等都是一种观念意象,只不过这种意象间不存在距离,而汉之后至今天我们所说的“意象”,意与象并不直接合一,意隐象秀,在意与象之间存在一个审美感知过程,而这个审美感知过程就使得意与象之间产生了距离,从而延长了感知时间,达到了陌生化效果。

事实上,上文讨论意与象之间的审美距离事实上是由意象的跳跃式组合构成的。

邹建军在《论诗歌意象的审美特性》中谈及诗歌意象对诗人思想情感意念表达的间接性和表现对象的陌生化追求。

他说:

“诗人如何将诗意美间接化,除了各种修辞手段如比喻、对比、拟人、起兴、双关反讽等外,最关键的是意象的呈现,但意象能让所表现的对象间接化和陌生化。

意象本身就使诗思诗美与接受者隔了一层面纱,接受者可望而不可及,可闻也不可触,但可以想象和体味,并不妨碍接受家理解。

”[12]意象不再是一种符号,而是一种本身具有美感形象并且能触发人们无穷联想的审美形象,具有“隐秀”特点。

即这里人们不能立刻由象知意,而是欣赏象沉迷于象的美感体验在先,继而才由这种审美想象推而知意。

故这里的由象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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