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违反语言学的诡辩现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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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违反语言学的诡辩现象
试析违反语言学的诡辩现象
——负面思维研究之三
张 浩
动物界因为没有像人类那样的语言，所以它们没有诡辩。
诡辩通常产生在推理和论证过程中。
然而没有语言，推理和论证就无法进行。
这就使语言和诡辩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利用语言进行诡辩呢？
这是因为自然语言存在着一些不可克服的缺点。
其一，是语词的多义性。
自然语言的语词往往是多义的，一个语词可能有二义、三义、四义，甚至更多。
例如汉语中的动词“打”就有“打铁、打鱼、打水、打柴、打人、打电话、打草稿、打主意”等等十几种含义。
这种情况，就为滋生偷梁换柱、含糊其辞的诡辩提供了土壤。
其二，是自然语言上的语法结构比较松散，形式复杂多变，逻辑关系不甚明显。
各民族语言都存在着许多偏离现行语言规则的现象，如汉语中的成语，日语、俄语和英语中的习惯用语等。
由于言语同语法、语法结构同逻辑结构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必然的一致，这就为诡辩论者故意违反逻辑规律或规则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历史或现实生活中，违反语言学的诡辩现象很多，但主要集中地表现在语音语义、语用语境和语法诸方面。
现仅就此做些剖析。
一、语音语义方面的诡辩
各民族的语言都是由语音、字形、语义和语境等要素构成的。
有些语词音同形不同，因之意义也不同；有些语词音同形也同，但由于语境不同，意义也不同；有些语词形同音不同，意义也不同，等等。
如果利用音同或音近的条件去表达某种含蓄的意义，就是谐音法。
谐音，原本是一种修辞格，其作用在于使思想表达得更含蓄、更曲折，给人印象更深刻些。
谐音法作为修辞的作用，在于提高感染力，这是语言的艺术，而不是逻辑问题。
但是，善于玩弄诡辩的人，却常常借谐音去偷换概念，以达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目的，使之变成了诡辩术。
例如：
《唐阙史》中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戏子李可及在宫中演滑稽戏，并声称自己精通三教，于是皇帝想考考他。
有一次皇帝问：
“你既然精通三教，那释迦牟尼是什么人？
”李可及信口答道：
“妇人。
”皇帝听罢大吃一惊，问道：
“为什么是妇人？
”他振振有词地说：
[JP+1]“金刚经云：
‘敷坐而坐’，有夫有儿，不是妇人又是什么？
”皇帝一听哈哈大笑，又问：
“太上老君是什么人？
”“也是妇人。
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如果不是妇人，怎么会有娠呢？
”皇帝又是一笑：
“文宣王是什么人？
”“也是妇人。
论语云：
‘沽之哉！
沽之哉！
我待价者也。
’如果不是妇人，干吗要等待出嫁呢？
”
本来，释迦牟尼、太上老君、文宣王都是男人，但是，李可及根据“敷”、“而”跟“夫”、“儿”音同，“价”跟“嫁”音同，并利用这些音同现象，把他们都说成是妇人，这就非常荒唐可笑了。
李可及这种荒唐的回答，就是借助谐音进行的，这只不过是滑稽人说的滑稽话，以博得皇帝一笑而已，如果以此法进行论辩，那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诡辩。
在鲁班的传说中，有个木匠张班受骗的故事：
据说张班是鲁班的师兄弟，木工手艺也很高超。
有一次，张班给一个财主修建台阁，财主和他口头约定：
如果修的台阁合他的心意，赏“五马驮银子”，外带“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
台阁修好后，财主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半点毛病也找不出来，按约定条件该付给报酬了。
这时，财主叫家丁牵来五匹马，并排站在一起，马背上横搁一块大木板，木板上放了一块比手指甲还小的银子。
财主说：
“这就是‘五马驮银子’。
”接着财主拿来用鸡蛋壳装的米粒说：
“这就是另外赏你的‘一蛋米’。
”然后，财主又从一个纸匣子里拉出了两个蜘蛛，说：
“这是‘两蜘蛛’。
”最后，他把手指头在只装半杯酒的酒盅里蘸了一下，向前弹动了三下，对张班说：
“这是‘三弹酒’！
”
在这个故事中，财主欺骗张三的手法，主要是利用同音异义来偷换概念。
把“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肆意偷换成“一蛋米、两蜘蛛、三弹酒”。
在这里，财主就是想利用“一蛋米”、“两蜘蛛”、“三弹酒”与“一担米”、“两只猪”、“三坛酒”的谐音，利用“五马驮银子”的歧义，来混淆是非，企图赖账。
这种用谐音法偷换概念的诡辩，是对同一律的粗暴违反。
在诡辩中，诡辩论者往往通过偷换不同的语调来达到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诡辩目的，这就是语调混淆式诡辩。
人们对《诗经·伐檀》一诗的不同理解，就是语调混淆式诡辩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诗经·伐檀》中有这么一句：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它的语调是上扬的强烈反向语调，意思是：
“这些大人君子们不是白吃食的吗！
”它表达了奴隶们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的强烈憎恨。
而奴隶主、贵族、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则将该句变为下降的感叹语调，意思是：
“这些君子大人们是不会白吃食的啊！
”
有人认为，这些大人君子们是要吃好菜的，“非肉不饱”；也有的人解释说，这些君子大人们是理想的圣君贤相，可使天下太平，他们是不会白吃食的，等等。
由于语调不同，人们对于同一句诗的理解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这些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们偷换语调，严重歪曲、篡改了原意，我们不能不说他们是在玩弄语调混淆式的诡辩术。
语调是句子里声音的高低变化和快慢轻重，它不仅能表达一定的语气和情感，而且在一定语境中，可以使语义发生变化。
比如，为了突出某种特殊的思想情感，就把句子中的某些词语读得较重些。
同一句话，假如重读的部位不同，给人的感受也就会不完全相同，甚至还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意义。
诡辩论者往往是通过随意变换某一句话的重音的位置来偷梁换柱，以达到其诡辩的目的。
例如：
“我们不应讲我们朋友的坏话。
”在通常情况下，这是一句很好的话，用以相互告诫，有利于品德修养。
但是，如果有人故意加重“我们朋友”这个片语，即，“我们不应讲我们朋友的坏话。
”那就等于说，我们可以随便讲不是“我们朋友”的人的坏话，把这句话的本来意义完全改变了。
在一艘外轮上，船长和大副之间不和。
大副动不动就酗酒，船长常常批评他。
一日，大副又酗酒了，船长在记事簿上记道：
“大副今天酗酒。
”
次日，大副值班，见船长记其酗酒，灵机一动，提起笔来也记道：
“船长今天没有酗酒。
”
当船回港后，港务局的领导检查了记事簿，认为船长和大副都酗酒了，决定都给处分。
大副玩弄的实质上是重读法诡辩。
他用这种手法不仅欺骗了上司，而且害得船长也受了处分。
使用偷换重音式诡辩，有时会产生极其荒唐的诡辩效果。
比如下面这一论辩：
老板对出纳员说：
“有人对我讲，你偷了我们公司的钱！
”出纳员说：
“怎么！
难道你要我在您这里当出纳员，却要到别的老板那儿去偷钱？
”
老板的重音本来是在“偷”这个音节上，意思十分明确，就是不能偷钱，不应该偷钱。
可是出纳员却将重音偷换到“我们”上来理解，而将对方的话歪曲成“偷的钱为什么是我们公司的而不是别的公司的”，这样，本来是鼠窃狗盗的丑行，却变得气壮如牛，盛气凌人了。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见到一些偷换重音式诡辩，如：
某工厂办公大楼的水槽上方写着“此处不准倒剩茶叶”几个大字。
对此，几个青年人展开了一场争论。
甲：
“‘此处不准倒剩茶叶’，就是说，可以倒好茶叶。
”乙：
“你这理解略嫌片面。
应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
‘除了剩茶叶以外，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边倒。
’”丙：
“你们俩都是在瞎说！
”甲和乙所以是瞎说，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偷换重音式诡辩。
偷换重音式诡辩，主要是诡辩者有意无意地歪曲语句重音的客观标准。
他们在进行诡辩时，主要是诉诸于自己对该语句的主观感受，依据自身的价值取向，任意地确定或改变语句重音的位置。
在自然语言中，一词多义者甚多。
诡辩论者往往利用自然语言的这个特点，或制造语言歧义，或混淆语义，或偷换词义，或曲解词义，以此来达到其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诡辩目的。
日常生活中，语言歧义现象随处可见。
如有师徒对话，师傅：
“你怎么上班看书？
”徒弟：
“我看的是杂志。
”师傅：
“杂志也是八小时以外看的。
”徒弟：
“对，我看的就是《八小时之外》。
”师傅无言以对。
徒弟在这里就是运用语词多义法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诡辩。
第一步用看杂志否定看书。
第二步，把师傅讲的“八小时之外”的业余时间，曲解成《八小时之外》杂志。
又如，有个老方丈问众僧：
“有一个偈子的内容是：
绵绵阴雨两人行，奈知天不淋一人？
你们能说出其中的道理吗？
”一个和尚说：
“这里因为有一个人穿了蓑衣，另一个没穿。
”另一个和尚说：
“这是下的局部性阵雨，所以一个挨了淋，另一个没挨淋。
”还有一个和尚说：
“这是因为一个人走在路当中，另一个人走在屋檐下。
”互相之间争论不休，毫无结果。
最后方丈出来解释说：
“你们众人都执著于‘不淋一人’的字眼儿，当然就无法发现真相了。
说是‘不淋一人’，那不是说两个人都淋湿了吗？
”
这里的“不淋一人”就是有歧义的，它可以表示为有一个人没淋湿，也可以表示为不会只淋湿一个人，而是两个人都淋湿了。
老方丈正是利用这种歧义将众僧难倒的。
语言歧义能造成误解，也能借此来进行诡辩。
下例中的财主就是借助歧义来进行诡辩的。
有一天，几个穷人来到财主家。
他们对财主说：
“我们有事求你帮助，希望你不要拒绝。
”财主回答说：
“我将尽力而为。
”来人说：
“第一，请你答应借一千金币给我们的一个朋友，他急需钱用，我们大家都愿意为他担保。
第二，请你答应，让他一年以后归还。
”财主接着说：
“朋友们，如果人家提出要求，而某人只答应一半，那也不算吝啬了吧！
”大家同声回答：
“那当然。
”于是，狡猾的财主说：
“既然这样，那么，我就答应一半吧！
我同意满足你们的第二个要求，出于对各位的尊敬，我甚至可以把借期延长到两年，不过，请去向别人借吧！
”
“答应条件的一半”，本来是说答应借钱数目的一半，财主却利用这句话的含混性和歧义性，将其偷换成两个条件中的一个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借助歧义式诡辩。
我们要想揭穿对手借助语言歧义的诡辩伎俩，首先就必须明确有关概念、命题的确切含义。
概念、命题的含义明确了，借助歧义式诡辩也就无法得逞了。
比如：
甲、乙两人互相辩诘输赢。
甲对乙说：
“请你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对了，我请你喝酒；答错了，你请我喝酒，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只能回答一次。
”乙说：
“好，请出题吧！
”甲说：
“日大还是月大？
”乙听了后想了想说：
“在我回答之前，请你先解释一下，你所说的‘日’和‘月’的含义是什么？
”甲听了难为情地一笑：
“你问得好，就算你赢了！
”
“日”、“月”本身就有歧义，它们谁大谁小也有歧义。
它们既可以表达为天体的“太阳”、“月球”的意思，这时“日”大于“月”；它们还可以表示时间单位的“一天”、“一月”的含义，这就是“月”大于“日”。
乙一眼识穿对方的诡辩意图，首先要求对方明确“日”、“月”的含义，因而使对方的诡辩宣告破产了。
语言中的词在新造出来时，意义总是单一的，这是它的原始义；随着语言的发展，后来演变出许多新的意义，这种意义称为转义。
原始义和转义本来是有区别的，但是诡辩论者则经常故意在它们之间制造混乱。
请看这么一段诡辩：
甲：
“我最近发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男的。
”乙：
“不对，不明明还存在妇女半边天么？
”甲：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
《论语·颜渊》中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意思就是说，天下的人都是兄弟，而所有的兄弟都是男的，所以天下的人都是男的。
”
“兄弟”本来是指哥哥和弟弟的意思，在这种意义的基础上，人们应用比喻的方式产生了一种转义，即“团结友爱”的意义。
这种转义又叫比喻义，原始义与比喻义是有区别的，而甲却故意混淆这之间的区别以混淆是非，这只能算是诡辩。
语义有时会具有某种流变性。
同样的词或句子，在不同的交际环境中，在与不同的语言单位组合的过程中，意义可能会有差异，甚至会发生意义的转移。
诡辩论者常常会利用语义的这种流变性，期望它在不知不觉之中，转向有利于己而不利于对手的方面，进而将对手制服。
请看下面这则推论：
人是动物，
小李是人,
所以小李是动物。
这一推论，从推理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且大小前提都是真的。
但是这一结论，小李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这是因为大前提中“人是动物”中的“人”是作为生物的人；小前提“小李是人”中的“人”既可以作为生物的人，又可以作为社会的人；而在结论中，小李这个人却不仅仅是指生物的人，这之间的意义呈现了明显的流变性，发生了变化和转移，所以小李当然不可能接受将他与畜牲等同这一骂人性质的结论了。
语言中的词，还有读音和形体相同，意义也有一定联系的所谓兼类现象，但它们在不同的语境中却属于不同的词类，具有不同的词汇意义。
在论辩中，诡辩论者也会故意利用这种词的兼类现象，来混淆是非。
比如有这么一段诡辩：
有一次，甲乙两人打赌。
甲说：
“铁锤锤鸡蛋锤不破！
”乙说：
“锤得破！
”甲争辩说：
“锤不破！
”他们争来争去，没有结果，于是双方请来证人，立下条约：
“铁锤锤鸡蛋，锤不破，乙请一桌酒席；锤破了，甲请一桌酒席。
”乙拿来鸡蛋和铁锤，用铁锤使劲打下去，鸡蛋碎了。
乙说：
“这不是破了吗？
”甲满有理由地说：
“蛋是破了，可我说的是锤不破啊！
”
在“铁锤锤鸡蛋锤不破”这一语句中，第一个“锤”是名词，表示一种工具；第二个“锤”是动词，表示一种动作行为；第三个“锤”可以理解成名词，也可以理解成动词，似乎都说得通。
甲正是利用这一类兼类现象，使乙上当受骗。
类似的诡辩还有不少，例如：
“奖给你西服一套。
”“套”作为量词，奖给对方一套西服；也可作动词，用西服在你身上套一下，就算是奖赏。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不少人利用这种诡辩手法进行欺诈。
故在碰到此类诡辩者时，我们可要特别当心，千万别上当。
偷换词义，也是一种利用语义进行诡辩的方法。
明朝著名作家冯梦龙在一篇《杂语》中谈及此法时，编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或问：
“孔门七十二贤人，已冠者几人？
未冠者几人？
”答者曰：
“已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
”问：
“何证？
”曰：
“论语云：
‘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
”
《论语》中说的五六人、六七人，本指少数人，故事中的“答者”却偷换原意，把它变成乘法中的乘数和被乘数了。
过去有一种专门搞迷信活动的算命、猜字先生，吹嘘自己能推算人的命运，测定人间的吉凶祸福，其实他们往往是利用某些特殊语句结合后形成的多重含义，施以诡辩术来骗人。
例如，有人想问问自己父母的生死情况，算命先生会说：
“父在母先亡。
”父母死亡的情形有五种可能性：
父在母死；母在父死；父母均死，但父先死；父母在，但母将先死；父母同时死。
在这五种可能性中，仅最后一种可能性极小，除意外事故外，一般不会出现。
一句“父在母先亡”，在五种情况下全都能解释通。
其实算命先生什么断定也没下，他只不过是利用“在”这个词的多义性，进行诡辩罢了。
据说，古时候有个算命先生，自称能知过去、测未来，会算出前后三百年之事。
一天，有三个秀才上京赶考，看到算命先生能神机妙算，便去问他：
“我们此行能考中几个？
”算命先生装模作样，闭上眼睛，口里念念有词，掐指一算，神气地伸出一个指头来。
秀才们问他是什么意思？
算命先生故弄玄虚地说：
“此天机不可泄露也！
”任凭秀才们一再追问，他死也不肯再说了。
秀才们走后，旁边的弟子问道：
“师傅，你刚才伸出一个指头，到底是什么意思？
”算命先生看看旁边无人，就轻声对弟子说：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如果一个考中，这个指头就表示考中一人，如果有两个考中，就表示落榜一人，要是三人都考中，那就表示一齐榜上有名，若是三个人都没考中，就表示一个也没有。
待他们考完回来再来问我时，我就这样见机行事。
他们保准会说我是活神仙。
”弟子听后若有所悟地说：
“神机妙算，原来如此！
”
利用语言歧义进行诡辩的方法，还有一种叫故意曲解法。
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的诡辩论者惯用的一种手法。
隋朝人侯白撰写的《启颜录》中有一个故事说：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
杨素每闲闷，即招与聚谈。
尝岁暮无事对坐，戏之云：
“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
”此人低头良久，乃问：
“有梯否？
”素曰：
“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
”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
“白白白白日？
夜夜夜夜地？
”素云：
“何须白日夜地？
若为得出？
”乃云：
“若不是夜地，眼睛不瞎，为甚误入入里许？
”素大笑。
故事里杨素所问的“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问题清清楚楚是怎样从坑里出来。
这点辩者也是明明白白，但辩者的回答是节外生枝，避实就虚，左旋右绕，把问题绕成：
在晴天白日我怎么能掉进大坑里去呢？
辩者靠故意曲解法，取消了问题，摆脱了窘境。
但其方法却是诡辩。
民国初期作家徐卓呆在《笑话三千》中曾写过一个以“互迁”代替搬迁的故事：
一人极好静，而所居介于铜、铁匠之间，朝夕噪音聒耳，苦之，常曰：
“此两家若有迁居之日，我愿作东款谢。
”一日，二匠忽并至曰：
“我等且迁矣，足下素许作东，特来叩领。
”问其期日，曰：
“只在明日。
”其人大喜，设酒肴奉饯盛款二匠，酒后问曰：
“汝二家迁于何处？
”二匠同声对曰：
“我迁在他屋里，他迁在我屋里。
”
故事中主人所说的“迁居”，是要求二匠搬走，远离其家，以免锻击声之干扰；而二匠故意曲解主人之意，搞得主人哭笑不得。
他们互迁不仅没有消除噪声，而且还白搭上一顿酒席。
二、语用语境方面的诡辩
“语用”和“语境”这两个词，在语言学中是有不同解释的。
“语用”是指语言的具体使用过程，也就是人们用语言交流思想和情感的过程。
人们对于事物和人的评价、褒贬，使用语言时的情绪等等，就属于语用的范畴。
“语境”是指语言在具体使用时的外部环境，其中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其实，语用学的实质，也就是语境问题。
有学者认为，语用学就是一门专门研究语境在交际过程中的作用的新学科［1］。
因此，我们在此就把语用和语境方面的诡辩现象，放到一起来加以论述。
语用诡辩的发生，与具体的语言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具体使用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影响。
例如，同一句话，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对不同的对象，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和效应。
对一个五六十岁的人说“祝您长命百岁”，他一定会很高兴，但你若对一个将近百岁的老人也说这句话，他就会反感。
正因为如此，不同的年龄、性别、职业及不同的人际关系，往往会产生出各具特色的诡辩形式。
在恋人之间流行的多是美丽动人的诡辩。
这种诡辩让听的人多多少少有一点受骗的感觉。
尽管如此，热恋中的人对这种诡辩还是愿意相信的。
在一个美丽的夜晚，有一对青年男女坐在海滩上，男的望着海面上跳动的月光，突然来了“灵感”，意味深长地说：
“虽然月亮离地球那么远，可是它还是紧紧地吸引着海面上的浪花。
”这是多么浪漫而又富有诗意的语句啊！
尤其在这美丽的夜晚，女孩子听了不禁心跳加速，这时，男的继续放出第二支箭：
“近在身边的你，当然更会吸引我的心。
”
假如世上的每件事都像他这样吐露真情，人生会有多么美丽和快乐啊！
但是，从逻辑角度看，这种言词无疑是诡辩，因为月亮是否吸引海水，同这对恋人之间毫无联系，这位男士就是利用对方处于感情激昂的时候来善意地骗她，不过，此时这位女孩子是很难觉察到的，因为她正处在一个甜蜜的环境中。
在商业中，最通行的是八面玲珑的诡辩术。
各种各样的推销术，多多少少都带有点诡辩的味道。
例如：
有人上门来买帽子，鞋帽店的老板是这样卖帽子的：
假如帽子小一点，老板就说：
“这样刚刚好啊！
好的帽子戴了以后，就会慢慢松一点。
”假如帽子大了一点，老板就说：
“这样刚刚好啊！
好的帽子洗一次就会紧的。
”假如帽子不大不小的时候，老板就说：
“啊！
太合适了，不大也不小。
好的帽子是决不会走样的。
”
总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老板总是有话说。
如果一个人同时听了这三种说法，肯定会觉得前后矛盾。
可是老板的三种说法如果是针对三种不同的人，听者就不会觉察到矛盾。
据报载，在日本东京某医院曾发生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位太太在某医院妇产科作了堕胎手术，可是，手术后她根据自己身体的各种迹象来判断，并没有达到堕胎的效果，于是她又去找那位医生。
经检查，胎儿还在腹中。
她很不高兴地对医生说：
“我付了那么多的手术费，又遭了罪，你怎么搞的？
”医生听后脸不红不白地说：
“这真是少有的现象啊！
你怀的可能是双胞胎，因为我已经成功地取出一个了。
”于是，这位太太又接受了一次手术，出院时对医生说：
“先生！
这次真的没问题了吧！
”“当然！
可是……”“可是什么？
”“有时候，碰巧会遇到三胞胎呀！
”这个缺少医德、推卸责任的诡辩，已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2］。
语言学中的同义词虽然意义相同或相近，但并不完全相等，其区别有时表现在词义的褒贬色彩不相同。
然而，有些诡辩者就常滥用词义的褒贬色彩来混淆是非，以达其诡辩的目的。
这就是滥用褒贬式诡辩，也有人称之为“情绪语言”式诡辩。
滥用褒贬式诡辩，多数情况是对自己或喜欢的人褒，对他人或厌恶的人贬。
比如，同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喜欢他的话，就说是“说一不二”、“坚持立场”，讨厌他时，就说是“执迷不悟”、“顽固不化”；同是一位经常拿不定主意的人，喜欢他时，就说他“从善如流”，讨厌他时，就说他“自食其言”，不可信；同是一位政府官员，喜欢他，就说是“人民公仆”，讨厌他，就说是“衙门官吏”。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看到英国哲学家们说的“你我他定理”，也就是情绪语言的应用。
这个所谓的“定理”，可以说是滥用褒贬式诡辩的生动写照：
我节俭，你小气，他嗜钱如命。
我在沉思，你在发呆，他整天昏庸。
我妙语连珠，你喋喋不休，他语无伦次。
我正值盛年，你年纪不小了，他棺材进了一半。
我好打抱不平，你容易动怒，他老爱惹是生非，小题大作
我三思而行，你迟疑不决，他反应迟钝。
我经常想到更好的主意，你老是变卦，他出尔反尔。
我坚持原则，你不知变通，他冥顽不化。
……［3］
对于此类诡辩，应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实事求是的对其作出冷静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语境，是指某句话的前言后语，以及说话者当时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交际对象等。
论辩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进行的，我们要确定某句话的含义，也往往要结合特定的语言环境。
而诡辩论者却往往会通过歪曲特定的语境，来达到其混淆是非的诡辩目的。
有些语句在特定的语境中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脱离这特定的语境，便有可能变为谬误。
诡辩者往往会将对方的话脱离这特定的语境来肆意歪曲、强加于人。
比如，某主教听说到纽约后，很可能被报界拖入预设的陷阱，所以格外小心。
在机场上，有位记者一见面就问他：
“你想上夜总会吗？
”主教想支开这个问题，就笑着反问道：
“纽约有夜总会吗？
”
没想到，尽管他小心谨慎，严加防范，结果还是落入陷阱。
第二天纽约各大报纸报道会见的大标题竟是：
“主教走下飞机的第一个问题：
‘纽约有夜总会吗？
’”
这位主教的反问话语，如果结合当时特定的对话的上下文语境，本来是正常的，毫不奇怪的。
但是不怀好意的记者们却将它从特定的对话语境中单独抽取出来，把它变成了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作为他们攻击这位主教的一枚重型炮弹。
另外，有的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在这个语境中表达的是这种含义，在另一语境中表达的可能就是与此相反的含义。
诡辩者往往会通过故意改变某语句的特定语境，来达到自己歪曲对方含义的目的。
比如：
某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的学生进行儿科考试。
老师出题：
“简述母乳喂养的优点。
”
某学生答：
“便于携带。
”
关于“母乳喂养婴儿的优点”这样的问题，如果从日常生活的语境来说，回答“便于携带”也是说得通的；但是在医学系的儿科考试这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就只能从母乳的营养特点、免疫功能等方面去论述才对。
可是这个学生竟有意歪曲当时特定的语境，来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足狡辩。
据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江湖医生被一个老头子请去为他儿子治病。
这位不学无术的医生不问病情，一次就用了一斤巴豆，结果病人吃了以后很快就死了。
老头儿子的病本来不算太严重，可突然被这位江湖郎中给治死了，老头子当然不肯罢休，于是就拉着医生到县衙门去打官司。
县官问医生：
“你开的是什么药方？
”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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