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野中的现当代西方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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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视野中的现当代西方哲学
后现代视野中的现当代西方哲学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出现。
虽然人们对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的阶段，对这种哲学观念的评价还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为人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观念，更有意义的是促使人们对以往传统的重新反思，由此形成了对现代和当代哲学形态的重新定位。
如果我们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西方哲学在20世纪走过的历程，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以前未能看到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就试图按照后现代的思路，把20世纪的西方哲学发展分作现代、当代和后现代这样三个阶段（这当然不是物理时间上的划分），把它们的主要特征分别描述为张扬理性、关注现实和重塑启蒙。
一、张扬理性的现代哲学
把西方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描述为张扬理性，这或许会引起不同哲学家的异议。
的确，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形成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对立：
康德哲学为后代留下的思想遗产显然带来的是理性的传统，这就是实证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但同时，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也在以不同的形态甚至是更为强烈的冲击力直接影响着现代哲学的形成，这就是生命哲学、意志哲学的出现。
如今，人们通常把后一种哲学传统看作是非理性主义的代表，由此说明人类思想文化中始终存在着理性与感性、逻辑与激情之间的二元对立。
然而，如果我们从直接构成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来看，它们更主要地是按照理性逻辑的方式展现了各自的思想进程。
英美的分析哲学被看作科学理性的最大代表。
这里的“科学理性”主要是指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对思想的表达展开的逻辑分析，因此，语言和逻辑就在这种理性活动中成为一个重要标志。
在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语言和逻辑是等同的，因为只有在语言中的逻辑才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逻辑本身的存在从性质上说本来就无法脱离语言。
但剑桥和牛津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并没有把语言与逻辑等同起来。
在他们看来，如果把逻辑理解为狭义的现代形式逻辑，那么，语言中就应当还存在不同于逻辑的东西，而且比逻辑更为重要，这就是我们用语言要表达的思想。
我们从赖尔和奥斯汀那里看到的他们对形式逻辑的疏忽，表面上被看作他们缺乏现代逻辑的训练，但实际反映出的是他们对逻辑的不同理解。
因为在他们看来，对语言的细微分析并不是必须借用现代逻辑的工具，我们对语言的日常用法本身就显示出了语言自身的逻辑和意义。
奥斯汀甚至把自己的语言分析活动比喻成为城市描绘一幅地图，而语言的地图其实反映的正是思想的地图。
赖尔在批评笛卡尔式的机器中的幽灵时，更强调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
其实这些都反映出日常语言哲学家们的理性特征，即以概念分析和用法分析的方式追问语言中的逻辑。
现代欧洲大陆哲学通常被看作是以人本主义为特征，有研究者甚至直接称之为非理性主义。
这就使我们对欧洲大陆哲学可以被看作一种理性主义产生了疑虑。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在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学，我们在其中很难发现类似叔本华、尼采式的生命哲学或意志主义哲学的痕迹，甚至被看作非理性主义代表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在其中也没有真正的位置。
无论是胡塞尔的现象学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乃至后来形成的哲学解释学（如果还包括受到精神分析学一些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即社会批评理论），它们都毫无例外地是以严格的理性精神阐发问题的。
这里的“理性精神”就是指哲学家们都按照问题的逻辑或思想的逻辑展开论述，在思想的阐发上恪守达到共同理解的要求。
胡塞尔提出的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虽然表面上给人以强调主体意识的印象，但实际上他正是要通过打破传统逻辑在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对思维活动本身给出一个更为确实可靠的基础。
当他把这种研究活动称作“逻辑研究”时，他心目中的“逻辑”当然不是狭义上的形式逻辑，而是在本质上规定着人类思维的纯形式，即他的“纯粹逻辑学”。
这是通过他所谓的“本质还原”的方法实现的。
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是通过打破人们已有的二元思维定式，把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看作一切哲学探究的基础。
我们读《存在与时间》时能够清楚地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逻辑展开过程，这就是从概述存在的意义入手，提出世界作为世界的存在与存在者“在之中”的存在的关系，最后揭示人的当下存在即“此在”的时间本性。
著名的海德格尔思想解释者比梅尔把海德格尔书中的阐述解读为一个循环的思想进程：
“对此在的分析是解答存在问题的前提，而存在问题的解答最终又回到此在的分析中，并重复这一分析。
这样做并不是随意的，它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时间性是领会此在的存在之地平线。
因此，必须对时间问题本身作重新思索。
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握存在本身的时间状态——而这在《存在与时间》一书已出版的部分中是没有予以讨论的。
”[1]（P37）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个完全的理性分析活动，“理性”的概念在他那里就是一个“逻辑”的展开过程，即“逻各斯”和“无敝”。
我们把张扬理性描述为现代哲学的特征，一个重要的依据就在于，现代哲学家们都把语言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由于语言本身具有的可交流性、可理解性等特征，对语言的关注和研究其实就是对人类理性活动的研究。
无论是英美的分析哲学家还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家，他们都认为语言问题对于哲学研究至关重要。
在维也纳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弄清了逻辑的本质即看清了语言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哲学研究才真正转向了对语言的分析；维特根斯坦在前后期对语言的不同态度，使得“语言哲学”才得以真正确立，日常语言学派对语言的分析也逐渐成为后来分析哲学家们的重要标准；蒯因则直接把这种理解称作“语义上行”，即只有从语言分析入手我们才能进入和理解一切的经验事实问题。
同样，在胡塞尔看来，传统逻辑之所以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的认识问题，关键就是由于传统的逻辑学家对语言的认识还停留在了经验阶段，没有从本质上寻求语言的形式特征；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的重要性从他的早期到晚期逐渐张显出来：
《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正是通过时间性的链条或历史性要求在语言中得以显现的，语言的存在论基础就是言谈；而后他提出的“语言是存在的家”，成为海德格尔关于语言的经典表述，虽然“语言”在这里还负载着“存在”的沉重使命；到了晚年，他更多地谈论语言问题，更多地把语言与诗歌、艺术作品等联系起来，甚至力图用语言的形式规定去寻求世界存在的意义。
可以说，海德格尔晚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与语言打交道，他对语言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语言大师的形象。
二、关注现实的当代哲学
我们这里对“现代”和“当代”的区分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时间概念，而仅仅是为了便于说明不同哲学取向之间的差别。
从以上关于现代哲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们把20世纪初到上半叶开始在西方哲学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归为“现代哲学”的范畴，因为与后来的哲学家相比，他们已经成为前辈，他们的思想甚至已经进入了哲学的传统。
如果仅从时间上来规定的话，我们可以把黑格尔之后到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哲学称作“现代哲学”，而把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哲学称作“当代哲学”。
进一步地说，“当代”这个概念不仅代表着物理上的时间，更是意味着与我们当下的社会和生活密切相关，是我们可以通过感觉直接体验到的现实存在。
当代西方哲学家曾把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古代的本体论时代、近代的认识论时代和现代的语言哲学时代。
如果我们把这种划分继续下去的话，当代哲学则应当进入了一个实践理性的时代。
我们从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逻辑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首先论述了世界的存在，这被看作是古代本体论的缩影；随后从事实的存在进入到了对思想的分析，这可以看作是近代的认识论缩影；然后开始了对命题的分析，并且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与语言的战斗；但在最后，当维特根斯坦把他的哲学使命说成是为可以说的东西划定一个界限的时候，他同时又提出了一个不可说只能显示的世界。
其实，这个不可说的世界就是在现实世界中显示出来的东西。
由于一切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用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也由于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已经在《逻辑哲学论》中完成了可以说出的东西，因此，对于不可说而只能显示的东西当然就应当归于可以说的东西之外，也就是落在了实践的层面。
这样，从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看，古代哲学重在本体论，近代哲学重在认识论，现代哲学重在语言哲学，而当代哲学则重在应用哲学，这就是哲学的实践理性性质。
当然，我们把关注现实描述为当代哲学的特征，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或仅凭对维特根斯坦早期思想的一种分析，而是有着充分的事实根据。
这需要从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说明。
在英美哲学方面，当代哲学家关注现实的突出情况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复兴，这带动了当代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的共同合作，使得哲学研究具有了更为积极的社会意义；其二是美国实用主义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复兴，这使得以往纯粹的理论研究必须在经过了实践的考验之后才具有更为有效的作用。
这些都是英美哲学家们的自觉行动。
一方面，哲学家们也看到了逻辑经验主义所面临的困难，包括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在内的分析哲学都必须首先解决如何使语言分析具有经验的性质这个问题。
这里的“经验性质”不是针对逻辑或超验之物而言的，而是指一种理论应当具有的在现实中的有效性问题。
特别是语言分析本身就直接关涉到我们的日常活动，它就更需要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所贡献。
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伦理、文化等具体问题也对哲学家们提出了挑战，按照以往的哲学理论已经很难解释一些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就需要哲学家们对紧迫的社会问题给出某种更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这就促使了当代哲学中的应用学科的产生，如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应用伦理学以及各门具体社会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
应当说，在当代哲学中目前最有活力，或者说影响最大的，还是这些具有应用性质的哲学分支。
也正是由于它们的作用才使得哲学本身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人类自我的价值问题才得到了真正的重视。
实用主义的复兴使得英美哲学家们把研究的目光开始更多地投向现实生活，更多地关注这个时代给我们人类提出的现实问题，如资源的匮乏、公平的缺失、战争的阴影、政治的动荡以及技术的滥用等等。
以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就是把人类的现实活动看作是一个有限时代的产物，属于各种不同的文化共同体的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就要求哲学家首先放弃传统的“神目观”，即从上帝的超越式眼光看待世界的观点，把人类理解为一群有限的生物，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和思想；而且，所谓的普遍原则或定理只有在一定的共同体中才是有效的。
也正是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立场，美国的分析哲学家们大多放弃了对世界的逻辑重构的概念，更多地是以自然主义的方法描述我们的认识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作用。
我们从蒯因、普特南、戴维森等人的思想中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同时，罗尔斯、罗蒂以及塞尔等人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也使得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重新成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
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直接介入现实不同，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家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总是以理论研究的形态出现的。
法国的德里达和德国的哈贝马斯就明显代表了这样的倾向。
我们知道，德里达是以他的解构哲学而著称的，但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思考，而是负载了很多现实的关怀。
无论是他早期的《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还是晚年的《马克思的幽灵们》等著作，这些都竭力从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探求适合现代社会表达习惯的说话方式，而这样的习惯就来自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要求。
德里达的思维方式完全符合法国哲学思想的传统。
我们前面曾指出，法国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重视感性的作用，一切理论的问题都需要从感性上加以解释。
所以，我们从当代法国哲学中更多地是看到关于声音、身体、知觉、记号、行为等问题的讨论，或者是关于人性、道德以及人类行为方式的描述。
这些讨论和描述构成了当代法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斥在从德里达、利科到拉康、利奥塔等人的著作中。
我们把哈贝马斯看作是当代德国哲学的代表，完全因为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人物中的佼佼者，也是能够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尝试沟通的重要人物。
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使得当代德国哲学具有了实践理性的色彩。
一方面，德国哲学的思辨传统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带有明显的理性特征，即他们注重从概念出发去讨论现实问题，同时又希望能够以合乎理性的原则去解释现实并重建理论。
另一方面，哲学家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自己理论的重要动力，是否能够解释现实问题就成为哲学家们形成自己思想观念的主要标准。
这些在哈贝马斯的思想发展进程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早在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在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影响下，对现实的政治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力图以理论解释的方式参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
他的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等都明显地表明他的学术志向是与现实问题讨论密切相关的，对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基本上采取的是理论批判的态度。
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西方社会开始处于相对稳定并逐渐发展的时期，哈贝马斯的批判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转向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作出论证。
他在这个时期的一些著作就明显地反映出他的理论观点在面对现实问题上开始趋于保守，如《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性问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动理论》等。
20世纪80年代之后，哈贝马斯更加关心个人的道德意识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把社会的稳定归结为个人之间的协调合作和建立共同的规范。
这表明进入晚年的哈贝马斯把对社会的关注转向了对个人内心以及人性的讨论。
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都试图从维护人性的立场对社会的规范性问题提出辩护，如《道德意识和交往行动》、《现代哲学对话》、《后形而上学思想》、《事实与规范》、《包容他者》等。
应当说，正是出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切思考，哈贝马斯的思想才具有了深远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当代英美哲学家还是欧洲大陆哲学家，他们的研究目光都投射在了现实。
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但实际上包含着西方哲学的深厚传统。
因为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从来不是哲学家在书斋中把玩的物件，不是象牙之塔中的冥想，而是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索自然的奥秘，而哲学则是为了探求人类自身的秘密。
如果我们把纯粹的理论理性看作是人类思维的至高能力，那么我们所具有的实践理性则更为明显地充满了人类智慧，是人类一切思维活动的直接表现。
当代西方哲学中表现出的实践理性智慧，应当说正是使哲学回到了她原本的涵义，找到了哲学的安身立命之本。
三、重塑启蒙的后现代哲学
如今我们都承认，“后现代”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的概念，因为我们很难从年代的划分上区分出“现代”与“后现代”。
“后现代”这个概念主要是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即一种对待传统以及处理现实问题的视角和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别是从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上看，我们在这里把“后现代”的特征描述为“重塑启蒙”。
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都是以张扬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充分地运用理性是启蒙运动的基本口号，这也构成了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
但在后现代主义者的眼里，启蒙不以任何先在的标准或目标为前提，当然不会以是否符合理性为标准。
相反，后现代哲学家们所谓的启蒙恰恰是以反对现代主义的理性精神为出发点的。
这样，启蒙就成为反对现代性所带来的一切思想禁令的最好标志。
虽然不同的哲学家对后现代哲学中的启蒙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对待理性的态度作为判断启蒙的重要内容。
从后现代的视角看，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4）就代表了当代启蒙的一个开端。
在他们看来，启蒙的概念不仅是使人摆脱其自我原先的未成年状态，而且是最终以主体的意识去支配、统治一切外在的、对象化的事物；在这个概念的支配下，理性的精神就以逻辑的、思辨的或分析的方式对人们本能的、先天的自我进行着一种貌似合理的统治。
“随着放弃以数学、机器、组织等物化形式报复忘记它的人们的思维，启蒙精神也丧失了自己的现实性。
启蒙精神通过对一切个人进行教育，使未开化的整体得到了自由，作为统治力量支配事物并对存在和人们的意识发生作用。
但是，真正的变革性的实践是取决于反对社会盲目僵化思想的理论的。
……只有当目前的实践目的，表明是要达到的最远的目标，并且达到‘国王的暗探和献媚者弄不到丝毫消息’的地步，即统治的科学轻视的自然界被看成根源时，启蒙精神才自我完成，自我抛弃了。
”[2]（PP36-37）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一切文化现象持有广泛的批判态度一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启蒙的态度就明确地抱有敌意。
表面上看，他们赞同康德所确立的启蒙思想，但从字里行间却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培根以来的理性至上精神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虽然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理性的作用，但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理性精神对个性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很少起到积极的作用。
所以，他们的启蒙概念就具有了相当的否定意味。
如果我们可以把启蒙的精神看作是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自由价值的话，那么，海德格尔的哲学却是告诉我们，人类的命运并非像两千年来哲学家们所解释的那样可以或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相反，人类的存在是以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为前提的，这样的东西包括了语言、科学以及所有被物化的东西。
可以用黑格尔的话说，人类的存在是“被异化了的”存在。
只有意识到了人类的存在并不是像萨特所主张的那样完全自由，那么我们才可以在追问关于思的真理的道路上取得进展。
所以，“将来的思不再是哲学了，因为将来的思思得比形而上学更原始些，形而上学这个名称说的是同样的东西。
将来的思也不会再像黑格尔所要求的那样放弃‘爱智’这个名称而自身变成绝对的知这样形态的智慧。
这个思正下降到它的前行的本质的赤贫状态中去。
这个思正凝聚语言以成简单的说。
语言是存在的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
这个思正以它的说把不显眼的沟犁到语言中去。
这些沟比农夫用缓慢的步子犁在地里的那些沟还更不显眼。
”[3]（PP405-406）海德格尔的这些思想对现代人来说应当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
与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相比，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启蒙，是对传统哲学中对人的自主能力盲目乐观的一种反动。
我们现在通常把德里达和福柯看作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鼓吹者。
的确，在德里达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三本重要著作中，他不仅对20世纪前半叶的西方理性精神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对整个西方传统理性提出了挑战。
他的《文字学》就充分反映出他对传统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烈批判态度。
他发现，传统哲学中存在一种试图以表象的方式获得“在场”的企图，试图去掌握无法掌握的意义的起源。
这种企图就是以“语音中心主义”为标志，即认为话语优于文字，认为话语可以直接表达说话者的意图和生存状态。
但在德里达看来，我们在进行理智的思考时面对的不是以语音为特征的语言，而是前人或他人留下的文字，我们只有在这些文字中才能找到他人的思想痕迹。
以语音为特征的话语留在文字中就形成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征。
只有消除了这样的特征，文字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生命。
他写道：
“文字本身，在不表音的时候，所暴露的是生命。
它同时威胁到呼吸、精神，以及与之在精神相关的历史。
它是这些东西的终端、限度，是其麻醉的状态。
在字母的重复中，它使呼吸变得急促；它阉割或僵化了精神的创作性；在评论或注释方面，它局促和狭小的空间，为少数势力所保留。
在存在的形成过程里，它是死亡和差异的原则。
它之于语言，就像中国之于欧洲一样。
”[4]（P26）德里达的比喻虽然牵强，但却揭示了言语与文字的区别。
他对语言问题的这种关注，不仅反映了后现代的欧洲大陆哲学家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即沉溺于语言的多样性和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所忧虑，而且是对整个西方文化引以自豪的逻各斯传统或理性传统的否定。
因为理性的所有要求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和交流的，所以，对语言的关注实际上就是触及到人类理性活动的最后根基。
正是由于语言的这种重要性，后现代主义者从讨论语言问题入手就不难理解了。
尽管任何一种新的思维产生都会由于不同的原因而遭遇到各种敌意和攻击，但对“后现代”的极端反应却主要是由于对这种思想运动本身缺乏足够的认识，而且这种情况还由于人们自以为对“现代性”有所了解而变得更为严重。
其实，我们不必在意什么人被看作是“后现代”的哲学家或思想家。
我们应当关心的是，“后现代”的思想为现代社会带来的是一种新的启蒙。
这种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否定关于真实世界的一切可能的客观知识，否定语词或文本具有唯一的意义，否定人类自我的统一，否定在理性探索与政治行为、字面意义与隐晦意义、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别，甚至否定真理的可能性，总之，抛弃了近代西方文明大部分的根本思想原则。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对近现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种最新批判，是对18世纪以来的近代社会赖以确立的某些基本原则的批判，也是对以往一切批判的延续。
归根结底，这种启蒙就是要打破一切对人类生活起着支配作用、占有垄断地位的东西，无论它是宗教信念还是理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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