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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跳楼评语

篇一：

官员跳楼坠楼死亡背后的心里分析

官员自杀，接二连三的被媒体曝光。

最近一周媒体曝光了三起官员死亡的报道。

一起法院院长撞火车，二起官员跳楼事件。

官员“跳楼”频发，无论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视死如归”、纵身一跳，都是社会和当事人及其家庭的悲

剧，是党和国家的损失，更是执政党在新时期加强廉政建设和对干部监管及选拔任用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同时，官员“跳楼”频发，也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与管理能力的信任。

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和探究预防与减少官员“跳楼”的方法及措施，积极有效的应对官员频频自杀而造成的不良影响，以提升党和政府执政与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同时，我们也关注“跳楼”官员背后的原因和心里，以有效的防止官员一跳再跳。

笔者在此进行粗略的分析，以求抛砖引玉。

一、跳楼和坠楼的主观心里分析。

从“跳”的字面分析，跳是两脚离地全身向上或向前的动作。

是一种故意心理活动的客观行为的表现。

那么，跳楼更是一种在主观上故意的心理状态。

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死亡危害后果，而且也是自己希望发生的结果。

我们再分析“坠”字。

坠的含义一般表示为，落下来，掉下来的意思。

平时我们看到的相关信息，是坠马、坠车、坠楼等现象的发生。

都是当事者在生活中乘车，清洗楼面而不小心坠下来。

所以这个“坠”的行为，应当是过失导致的。

而过失来讲，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

当事者的心里状态并不是希望发生的后果。

通过对“坠落坠下”客观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坠楼并不是当事者主观本意的心理活动，也不是自主性产生的后果。

二、跳楼、坠楼官员是否涉嫌相关犯罪？

通过查看以往跳楼坠楼的官员现象分析和相关报道，“跳楼”的官员中，有相当一些人直接涉及腐败、贪污、职务犯罪、违法乱纪等案件或与其有重大牵连。

其中，坠楼身亡更是引发社会的关注和震动，坠楼已推演至官员自杀的一道必死不疑的“风景”。

我们曾看到某某官员坠楼死亡的报道。

有人认为，用“跳楼”比坠楼更为恰当。

因为，这一“跳”足见官员对死所持有的勇气、决心和态度。

无论是跳还是坠，但是这些官员确有相关一部分涉嫌犯罪而畏罪自杀。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详细看到过，那位官员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完不成正常的工作任务，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而坠楼死亡的。

只看到过人民的公仆为工作累或病牺牲在工作岗位上。

三、为了昔日高高在上的“尊严”而跳？

多数官员在工作岗位时，出门都是前呼后拥，逢年过节，门庭若市。

在人前满面风光，呼风唤雨。

可是一旦东窗事发，不是被情人举报就是被下属揭发，最终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尤其是一些官员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进入调查程序后，被羁押在看守所，失去人身自由，要交代犯罪过程，要指证昔日行贿的利益人，要交代犯罪行为的财物去向，要面对司法人员的询问，庭审过程中有众多亲友在旁听整个犯罪过程，往往心理压力相当的大。

曾经高高在上耀武扬威的感觉荡然无存，尊严尽失。

所以，纵身一跳，保住了自己的尊严？

三、掩盖犯罪事实，保护相关利益人和家庭，一跳了之？

十八大以来国家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使官场内部矛盾进一步演化为腐败的团伙化，形成了“腐败利益的共同体”或“腐败生死同盟”。

一些利益链上的官员出于自救目的，让被害者做永久的腐败集团的替罪羊，使一批人和相关腐败问题死无对证，变相保护了单位的其他一大批人。

而出于利益的考虑，在这类“利益共同体”中甚至类似于“黑道”一样，订下了一条“君子同盟”，谁出了事，就由出了事的人顶着，不许“出卖”其他人。

一旦这个人死了，其家里的事，则由其他人包下来，也就是“以个人生命为代价保住家族的或某个利益团体”。

更大的层面上是为了让家人享受自己腐败得来的财产，以“牺牲”自己保全家人和他人，以自己的

自杀来对抗社会的反腐败。

这两类官员“跳楼”也就是“死得其所”而又干干净净，也就没有留下遗言或遗书的必要了。

所以，这类官员“跳楼”就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法查出究竟。

四、家庭生活与身体健康原因？

一些研究人员和专家认为，“在日益激烈的官场竞争环境下，一些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方面，无暇顾及家庭成员的感情，夫妻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忽视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从而使一些官员在内心里产生一种愧疚，有的导致家庭不和谐，出现感情危机或生活灾难”，其长此以往的恶性“积累”给官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

另一方面，我国各地区各部门的改革、发展、稳定等任务艰巨繁重，许多官员常常处于“应急状态”，有的官员超负荷运转，身心疲惫，精神恍惚，性格烦躁，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个别“心胸狭窄”“杂念丛生”的官员，选择了一“跳”了之。

如果是这样的官员，我们应当去缅怀他，去同情。

但是此类官员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并不多见，这样官员“跳楼”也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少是诱发官员心理危机而跳楼的原因之一。

无论官员是何种原因“跳楼”，但是跳的影响太大，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特别是对党的事业构成了直接威胁。

探究官员自杀原因和心里，复杂而又沉重，深刻而又多变。

在加强反腐力度的同时，无论是哪一类官员，需要更加有效的制度监督、监管，又要体谅、呵护、关爱官员的心理健康等均应逐一到位，让官员不再“登”高而跳楼。

来源：

北京贪污贿赂罪刑事律师网

篇二：

跳楼怎成抑郁症的鉴定动作

跳楼怎成“官员抑郁症”的鉴定动作？

201X年3月31日，先是网友爆料无锡市委副书记跳楼自杀，时间是在中午12:

15分左右，从宜兴龙背山森林公园文峰塔跳下，生命迹象微弱，随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

紧接着晚间6点7分左右，官方微博@宜兴发布发表官方消息：

3月31日12点24分，宜兴市公安局110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在龙背山森林公园文峰塔坠落。

110、120迅速将伤者送至宜兴人民医院抢救，至13点50分，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初步调查，死者蒋洪亮，男，系无锡市委副书记，患有抑郁症，跳塔自杀。

对于这样的事件，官方爆料又一次输给了民间新闻，只能说，自媒体时代，官方新闻审批手续太多，所以只能吃民间新闻的下脚料。

但是对于无锡市委副书记蒋洪亮跳塔自杀而言，媒体在报道新闻的时候直接就诊断为抑郁症，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和判断力。

当然从过往官员跳楼的事件中，整体来看，官方能很快作出判断，基本上基于以下几种因素。

鉴定01：

大数据时代，官场死亡函数如何微积分？

对于跳楼死去的官员数据来看，官方的数据已经有了新的突破，201X年有4名官员自杀身亡，此后除201X年外几乎呈逐年增长态势，201X年为19人，201X年有21人，201X年有48人。

201X年不用统计就知道数据很可观，不过这只是官方爆出来的数据，至于没有公布的数据可能还有更多。

从范围看，自杀身亡的官员覆盖了中国大陆所有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均有涉及，涵盖省部级到普通科员等各阶层，人大、政协、政府机构、法院等各部门均有。

从方式看，很多官员以跳楼、跳湖、自缢、烧炭等方式结束生命，部分官员甚至采用割腕、撞火车等血腥方式自杀。

越来越多的官员自杀，一方面说明了官员的行政心理不健康，不良的行政心理情绪越积越多，最终导致心理崩溃；另一方面，官场无所不在的行政潜规则压得官员喘不过气来，最终形成不良性的心力衰竭，产生自杀行为。

鉴定02：

跳楼，谢罪还是逃罪？

对于官员跳楼，谢罪与逃罪博弈之间，基本上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已，根据我国法律，当事人一旦死亡，其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即终止。

这对一些涉嫌腐败的官员来说，是一种“制度机会”，不仅可避免被调查，还可保住贪污受贿所得；另一种情况则是“牺牲

小我”，以避免全军覆灭，而利益链条上的其他成员通常会照顾“牺牲者的妻小”。

由于潜规则和集体腐败的存在，当前官员自杀后往往不再追责，以往的问题一笔勾销，家人和腐败群体得到保全，而且还可能被奉为因公牺牲的模范。

比如处理一起国企破产案时，人家请吃饭、送购物卡，在场的人都收了，自己不收不合情理，但收了算不算受贿、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还有个案件，双方都托关系，且该案涉及的法律本身也有模糊地带，想秉公办案也没机会，怎么判都会得罪人。

鉴定03：

官场不容易，跳楼也算是一种解脱？

我国对官员抑郁症群体的调查研究及早期干预还鲜有涉及，“这就像是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外面和内在的禁忌，阻碍着这个隐秘而又被公众关注的群体出现在阳光下”。

官员面对的心理压力很多，如官场潜规则的压力；激烈的职业竞争和职位晋升的压力；强力推进的作风建设、政绩考核、一票否决、官员问责等压力；不断加强的网络监督和社会舆论压力；官员个人情感和家庭关系处理不善引发的生活压力；在众多诱惑和高压反腐之间的心态矛盾等。

当这些压力超越了心理承受能力，并未得到及时干预和治疗时，官员就可能自杀。

由此看来，官员紧急跳楼，如若是谢罪，不如说是狗急跳楼，各位官人，活着不易，请不要以此谢罪。

鉴定04：

官场贪念深重，罪恶感置换出多少抑郁官？

一些官员在实施贪腐行为的时候，“贪”胆包天，什么都不顾，唯恐机会错过，为了获得更多的非法利益，不择手段，不惜铤而走险，而当转作风，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等肃贪运动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和持之以恒开展的时候，一些问题官员生怕自己的贪腐行为被揪出，于是整日惶惶不可终日，长此以往，心理崩溃就在情理之中。

一些问题官员，贪腐的时候，情绪高涨，热血沸腾，很享受，认为自己幸福极了，而当金钱和物质因为太多失去了新鲜力和刺激的时候，有一天灵魂发现，道德回归，万分后悔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前所未有的愧疚感和负罪感就像海浪一样袭来，心理素质再好的人也难以扛得住，心里遭受的折磨可想而知，产生消极懈怠的心里也是可期的事情。

结语：

官媒鉴定很准确，只因官场前科多，临床经验就是好，看病只需看死法？

篇三：

社会心理学家应该高度关注官员自杀问题

人民网北京9月1日电（记者常红）近年来，自杀官员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

据不完全统计，201X年一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

201X年官员自杀事件更是不断，截至目前媒体已公开报道的已有8起。

“官员自杀”为何屡屡发生？

如何减少此类悲剧？

有专家表示，官员自杀是极少数个案，远远未能上升到社会共性。

官员最重要是摆正心态，找准定位，为民做官，让自己拥有一个快乐的精神家园。

一、201X年以来省部到乡科级自杀官员举例

201X年12月29日，哈尔滨市原副市长朱胜文在黑龙江司法鉴定中心办理保外就医过程中，坠楼身亡（家属不认可），201X年7月30日，盐城市射阳县廉正办主任、纪委常委从射阳县人民医院10楼跳下身亡，201X年2月18日，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从市政府办公楼9层跳下，自杀身亡，201X年1月13日，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史久武从浙江省政府大楼跳下身亡，201X年8月16日；湖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四华从办公楼跳下身亡；201X年8月29日凌晨，天津市医药局长刘振武跳楼自杀；201X年10月20日，刚满40岁的绵阳市政府办人事教育处处长何宗华，在当地闹市区一酒店内跳楼自杀身亡，201X年的最后一天，上海市黄浦区国资委主任沈正娟从家中坠楼身亡，原因不明。

新世纪以来，从省部级、厅局级到县处级、乡科级官员都有自杀，覆盖各个层级。

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

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厅局级官员包括江西省上饶市委书记余小平，他曾经是江西省最年轻的市委书记，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自杀的地级市委书记；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张喜武夫妇201X年4月份在家中自杀；县处级、科级的自杀官员如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福建福鼎市质监局局长翁华铭、安徽固镇县财政局局长殷勇、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忠良、河南宜阳县公安局长白山等。

201X年12月2日，兰州市国税局人事教育处处副处长马兰芳，现年46岁，从该单位办公楼5楼坠楼身亡。

201X年11月28日，湖南省武冈市常务副市长杨宽生坠楼身亡；

201X年，官员“非正常死亡”仍在连续发生。

1月13日，河南省邓州市建设局墙改办主任刘云峰在接受纪委调查时“跳楼自杀”。

1月18日凌晨，陕西省勉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察局局长冯某从勉县医院住院部7楼跳下，经抢救无效死亡；1月20日，安徽蚌埠市人大常委会一名副县级官员从该市行政办公中心综合楼坠楼身亡；2月1日，温州当地媒体刊发一则“讣告”称温州市发改委主任黄河“由于劳累过度，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2月5日晨在湛江市跳楼身亡；201X年4月9日，福建莆田市市长张国胜跳楼身亡；201X年8月，射阳县纪委执法监察室副主任戴某，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楼坠下，当场死亡。

6月24日的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留下的遗书内容不足200字，撞火车身亡；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8月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

201X年2

月12日，山西运城市纪委副书记蔡铁刚坠楼死亡。

据公开信息显示，201X年，中国地方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高达13起，仅是年12月一个月内，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更是高达6起，而这些非正常死亡大部分系跳楼自杀死亡；201X年，被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亦高达9起，以致中国公务员行业被列为“高风险”职业。

中国的官员数目究竟是多少？

这永远是个谜。

公务员队伍对外公开的数据是678万，这不包括学校、医院等3000多万事业单位编制人员，以及几百万的军队。

严格来说，普通公务员、教师、医生、士兵等算不上官员，通常只有拥有一定领导职务和实际权力的公务员才是真正的“官员”，这样一来，官员的数量就大幅瘦身了，估计也就是几百万左右。

二、中国官员的选择题与自杀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在解决最基本需求以后，最终会向自我实现的需求转变。

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做官无疑可以满足人的内心的某种成就感。

一方面，在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官为大的价值观根深蒂固。

一方面，在中国这个政府掌握绝对资源的社会，作为政府的官员无疑可以分享到这种资源带来的分配权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很有钱的富豪们，还是要围绕在官员身边。

即便华人首富李嘉诚也曾经告诫过手下，富不跟官斗。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官员是世界上最风光的群体，但也不见得都是鲜花与掌声，因为需要官员做的选择题太多，真实世界里面的官员的生存状态，充满了纠结与焦虑。

第一个是为民还是为己的选择题：

尽管官方提出来官员的核心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人是个追求自身利益的高级动物。

官员也是人，他必定也有自身利益的需求。

既做到为人民服务，又满足自己利益需求的双赢就是最佳状态。

然而在现实中权、财、色，往往比看起来崇高但做起来很艰难的“为人民服务”更加诱人。

所以官员往往向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天平一端倾斜。

我们可以看到每年有无数的官员因为违法乱纪被处理。

被处理的胡长清、成克杰、杜世成等官员的背后，都有着财色的因素。

再加上，目前客观存在的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了很多官员，尤其是一把手官员大权在握。

权力就意味着资源和财富，自然就会有足够多的资源千方百计地去靠近权力。

乃至有被处理的官员这样感叹，当我手里拥有权力的时候，面对金钱和美女等诱惑，我拒绝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但五次、六次我就抵挡不住了。

在人性与理想面前，在自我利益与公众利益的选择题面前，很多官员想不纠结都难。

第二个是对上与对下的选择题：

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中央集权体系，中国的官员是由上级任命。

而官员们直接面对的又是自己辖区内的群众。

官员既要讨好上级，按照上级的政绩考核去落实，但同时又要考虑到区域内的利益。

而很多情况下，地方和上级的利益目标不一定相符。

比如中央政府要对过剩的钢铁生产能力进行压缩，但对一个地方而言，一个钢铁企业意味着本地的就业、财税收入。

官员在这种利益冲突过程中，往往需要不断的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最终加剧了官员的纠结与冲突。

第三个是人情与规则的选择题：

官员的生存是有规则的，大的规则是国家法律，小的规则是部门、区域的管理办法。

而中国又是一个人情弥漫的国家。

伴随着人情会诞生出足够多的潜规则，当然这种潜规则也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利益。

比如，一些高官老家的乡长、县长们，按照规则是不能对这些高官老家的亲戚予以照顾，但接近高官不论于公于私都可以给本地和官员自身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于是，乡长、县长们一定会千方百计予以照顾。

但这种照顾又不能拿到台面，更不能被媒体知道，于是官员们必须在如何把握好这种潜规则的度上面，进行无数次纠结后，才决定最合适的照顾方式。

第四个是前途与年龄的选择题：

中国目前的官员提拔制度，和年龄有直接的关系。

比如，省部级干部可以干到65退下来，省纪委书记可以干到63，副省级干部只能干到60，这也就意味着，每个官员要想提拔必须能够卡好时间点，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

所以很多厅级干部，在50岁之前必须要千方百计的往前冲，因为冲上去了，可以继续延长政治生命，而没有冲上去，政治生命就可能提前结束。

于是，很多官员在这个时间关卡上，官员会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去做政绩，便于自己提拔。

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打大量的擦边球。

这种擦边球打得好，官员就升上去了，打得不好可能会擦枪走火。

在机会与风险面前，官员纠结是无可避免的。

第五个是伙伴与对手的选择题：

官员的成长过程中，同事既是伙伴也是对手。

同事既可以帮助官员出政绩，也可能因为竞争关系，而给其下套。

于是很多官员，既要用好同事，也要提防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