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全球治理八国集团中国与海利根达姆进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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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全球治理八国集团中国与海利根达姆进程
强化全球治理：
八国集团、中国与海利根达姆进程
约翰•柯顿
2013-01-2917:
10:
00 来源：
《国际观察》（沪）2008年4期
作者简介：
［加］约翰•柯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八国集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2007年12月17日-20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苏州大学的系列学术演讲整理而成，得到“加拿大研究发展项目”（CSDP）资助，特此致谢。
译 者：
朱杰进
内容提要：
2007年开启的“海利根达姆进程”是八国集团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五个发展中大国就知识产权、投资、发展、能源效率等结构性议题开展的机制性对话。
本文首先探讨了海利根达姆进程的渊源，分析了八国集团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作用，并特别提到了八国集团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的早期互动，然后探讨了海利根达姆进程的概念、筹备过程、运作方式等，最后总结了海利根达姆进程的优势和不足。
本文认为，海利根达姆进程加强了八国集团同发展中五国在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联系，正在朝着“全球治理有效中心”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八国集团中国海利根达姆进程全球贸易治理
导言
2007年1月27日，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做了两个大胆的预言：
WTO多哈回合谈判在未来几个月内将取得突破性进展；“G8”正在朝着“G8＋5”方向发展，八国集团同五个发展中大国对话会议将走向机制化，最终“G8＋5”可能会发展成为“G13”。
后来的实践表明，布莱尔的第一个预言失败了，到2007年底，多哈回合谈判仍未取得重大进展；而第二个预言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在2007年6月6—8日德国小镇海利根达姆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八国集团开启了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五个新兴发展中大国（OutreachFive，05）就知识产权、投资、发展、能源效率等4个议题开展对话的“海利根达姆进程”，这样“G8＋5对话会”机制就正式形成了。
海利根达姆进程是否会使“G8＋5”演变成“G13”，取决于“G8”和“O5”双方在未来几年的政治意愿，但只要“G8＋5”进程能够延续，它就可以把贸易纳入议程之中，从而最终推动实现布莱尔的第一个预言。
八国集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与它过去32年里一直朝着“全球治理有效中心”方向努力是分不开的。
从1975年成立时起，这个由主要的工业化民主国家组成的“大国俱乐部”就一直在全球治理的几个重要问题领域里发挥作用。
它在帮助成员国控制国内政治、促进成员国在全球性问题上进行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与此同时，不容否认的是，八国集团也遭到了一系列的批评，包括合法性与代表性不足、履约程度不高等。
国际贸易是体现八国集团成就与不足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方面，八国集团成功发起和促成了多个回合的贸易谈判；另一方面，八国集团在这些多边谈判过程中也经常受到指责，尤其是当八国集团成员国分歧较严重时，八国集团的影响力就会下降，其促成谈判达成协议的能力也会相应下降。
这在最近的多哈回合谈判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原定于2004年底结束的多哈回合谈判，至今仍未看到任何胜利的曙光。
很多因素造成了八国集团在目前全球贸易治理领域的困境。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球贸易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八个大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未能完全控制全球贸易格局，一批新兴大国在国际贸易领域日益崛起，俄罗斯作为八国集团的新成员国目前还不是WTO的成员国，中国作为WTO中的新兴大国目前还不是八国集团的成员国。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八国集团开始通过多种渠道倾听新兴贸易大国的声音，包括1999年发起了20国集团财长会议，2004年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邀请中国参加，2003年八国集团开始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进行对话。
但即使这样，多哈回合谈判依然艰难。
海利根达姆进程是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新近进行合作的一次尝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尽管贸易没有被列在海利根达姆进程4个核心议题（投资、知识产权、发展、能源效率）之中，但它与这四个核心议题有密切联系。
投资和知识产权两个议题是WTO关注的重点，也被列为WTO“新加坡议题”谈判的核心。
发展议题是WTO多哈回合谈判的核心。
能源效率议题与贸易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尤其是日本已明确表示在2008年八国集团北海道峰会上将着重讨论与能源效率相关的贸易自由化议题。
遗憾的是，没有学者去探讨海利根达姆进程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作用，也没有学者去探讨海利根达姆进程的起源和演变、分析它的谈判进程和运作架构。
本文就是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具体探讨海利根达姆进程的过去和现在，分析它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作用以及作为一个更有效、更合法的“全球治理中心”的可能性。
文章首先回顾八国集团在全球治理尤其是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作用，梳理八国集团与中国的关系，包括在20国集团、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八国集团峰会框架内与中国的互动，然后探讨海利根达姆进程的概念、谈判进程、原则和早期运作等，最后分析海利根达姆进程的优势和不足。
过去：
八国集团与全球贸易治理
八国集团贸易治理的成就与不足
在贸易领域，八国集团曾发挥过突出的作用：
抵制贸易保护主义、1979年成功结束被延迟的东京回合谈判，1986年成功发起并于1994年结束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创建一系列新的贸易制度（1981年创立七国集团四方贸易部长会议、1995年推动成立WTO）。
目前最重要的成就是在2001年八国集团热那亚峰会上成功发起多哈回合谈判。
同样在贸易领域，八国集团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80年代早期忽视贸易议题，1985年波恩峰会未能发起新一轮贸易谈判，1990年、1991年、1992年连续三年宣称要在年内结束乌拉圭回合谈判但都未能如愿，1994年那不勒斯峰会上拒绝克林顿总统倡议的新一轮贸易谈判，9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加速，给全球自由贸易带来一定冲击。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侵蚀了自由贸易赖以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共识”，集团外国家和市民社会组织要求在全球贸易治理领域更加开放、透明、民主，而不是像八国集团那样由几个大国来操纵。
因此，八国集团作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最后堡垒”、促进自由贸易“催化剂”的功能正面临挑战。
尽管它发起了多哈回合谈判，但如何成功结束目前仍不明朗。
为什么八国集团在全球贸易治理中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呢？
学者们对此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第一种解释可称为“法律化学派”，按照基欧汉等人的观点，国际制度的有效性与它们法律化程度直接相关，也就是与义务性、精确性和授权性成正比。
而八国集团既没有宪章，也没有组织化的机构，甚至连秘书处都没有，因而法律化程度相当低，这就导致在贸易治理中的低效。
根据这种逻辑，在1995年法律化程度更高的WTO取代GATT以后，八国集团应该会在贸易领域消失，但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种解释称为“虚假新共识学派”，认为八国集团的无效性主要源于内在的认知和能力因素，而不是外在的制度因素。
部分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在美国霸权衰落的情况下，八国集团无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也无法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
第三种解释是“新自由主义领导学派”，认为作为工业化大国俱乐部的八国集团代表的是各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执行的是一项消极的、保守的政策，只有在面临危机和抗议的情况下才会采取自由主义的政策，也就是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第四种解释称为“社会变迁学派”，认为八国集团维护并扩展了约翰•鲁杰所宣称的二战后“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它坚守了开放式民主、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等核心价值，因而也就能够通过自由贸易来促进就业、社会福利和生态平衡。
但在新时期，八国集团仍拘泥于二战后的全球治理结构，未能设定新的全球治理方向，因而未能适应社会变迁，最终丧失了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势。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八国集团峰会的集体决策功能以及对集体决策的遵约状况时，争论就更加激烈了，也就是第五种解释“民主制度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八国集团的贸易治理状况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975-1978年成绩较好，1979-1986年有所下降，1987-1993年喜忧参半，1994-2000年成绩较差，2001年以来开始恢复（成功发起多哈回合谈判）。
从中可以发现，贸易治理功能突出的时候都是八国集团领导人坚定地承诺维护自由贸易体系，并且与集团外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保持良好关系，在发展援助和债务减免问题上表现积极的时期。
第六种解释是“灵活一致学派”，认为八国集团运行模式是大国之间的灵活一致，这种模式具有一定优势，但它同时也遭遇到WTO这种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国际组织的竞争压力。
这六种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八国集团过去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表现，但最近几年来，当我们开始从协商、导向、决策、传递、制度发展等五个层面来分析八国集团峰会的功能时，上述解释显得不够了。
在这五个层面的功能中，协商功能最为重要，制度发展功能处于末位，但无论是哪个功能，都各自有自己的解释变量。
一些学者把八国集团视为“集团霸权”，视为一个灵活的、领导层层面的议题范围广泛的国际制度。
当集团内成员国之间实力更为均衡、相互依赖程度加深、达成的共识增加、领导人更愿意做出并遵守承诺时，八国集团在全球贸易治理中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现实是，正是上述这些条件的缺乏，导致八国集团在推动结束多哈回合谈判时显得乏力。
八国集团实力优势和实力均衡分布状况开始恶化，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大国迅速崛起，集团内的相互依赖被成员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贸易所部分取代。
在没有新兴大国的参与下，八国集团领导人做出的承诺也很难兑现。
因此八国集团要想在全球治理中重新崛起的话，就必须改革自身的伙伴关系与进程，包括与中国的关系。
八国集团与中国
在过去的十年中，八国集团正与中国越走越近，但不可忽视的是，关于八国集团如何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还存有广泛的争论。
一派观点主张把中国视为一个外部客体，认为不应与之发生制度性联系，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成为这个排他性俱乐部的基本条件，尤其是价值观方面；另一派认为应将中国作为八国集团的一个重要联系国，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加入，但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可以考虑让中国加入八国集团；最后一派观点是主张将中国视为八国集团体系的部分或完全合法成员。
这些争论很激烈，但它们都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
八国集团与中国联系的基础和目标是什么？
怎样才能找到令双方都感到舒适的位置？
从1975年成立以来，八国集团对中国的态度日益积极，尤其是当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以及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中国与八国集团的立场有某种程度的重合；1999年成立的“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论坛”上，中国与八国集团都对对方表示满意；2003年以来，八国集团峰会开始与中国进行对话；2004年七国集团财长会议邀请中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
下面我们分别探讨这几个联系的渠道：
二十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是1999年12月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的倡议下成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成员包括八国集团成员国、欧盟、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土耳其、沙特等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有代表参会，每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其宗旨是就重大国际经济问题进行磋商。
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二十国集团关键成员，并于2005年在河北香河成功举办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
关于二十国集团的作用存有广泛争论，尤其是其赋予新兴大国以平等地位，但对它进行仔细研究后会发现，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的很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十国集团是在八国集团领导下成立的国际组织，其目标是在大国之间谋求共识，共同应对金融危机，推动全球化朝着互利共赢方向发展。
在成立后的几年中，它通过扩大议题、夯实基础、发展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有力地弥合了工业化国家与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分歧。
二十国集团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透明、开放、民主和社会进步这些八国集团所倡导的核心价值。
二十国集团的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议题的广泛性。
从国际金融稳定到国际自由贸易再到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
（2）承诺数量的上升。
尽管年度变化较大，但每年秋季财长会议承诺数量还在增加；（3）轮流做庄的优势。
八国集团成员国和新兴大国轮值作为主席国，2001年印度，2003年墨西哥，2005年中国，2007年南非，2008年巴西。
七国集团财长会议
八国集团与中国的联系还表现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
最初是1973年四国财长会议，后来是五国财长会议，1986年日本举行七国集团峰会时正式形成了七国集团财长会议。
俄罗斯1992年开始与七国集团财长会议进行接触，到2000年以后频繁地发生联系。
中国2004年10月首次应邀参加七国集团财长对话会议，之后在2005年2月、9月、12月，2006年6月多次参加，头两次是单独参加，后面与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国一起参加。
“G8＋5对话会”
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以及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的突出表现，使得八国集团峰会也开始直接邀请中国参加对话会。
中国2003年开始参加法国举办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对话会，2004年由于美国没有邀请未参加，2005年参加英国格伦伊格尔斯举办的“G8＋5对话会”，2006年参加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的对话会，2007年参加德国海利根达姆举办的对话会。
中国等发展中大国的参加改善了八国集团承诺的遵守状况，尽管这些承诺都是由八国集团成员国做出的。
由于发展中五国的参加，2005年英国格伦伊格尔斯峰会关于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承诺的遵约状况、2006年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关于气候变化承诺的遵约状况都有了显著提高。
现在：
海利根达姆进程
海利根达姆进程在维持金融、社会和环境稳定以及安全事务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会有力地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在2007年海利根达姆峰会上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海利根达姆进程使发展中五国与八国集团之间发生了更可靠、更制度化的联系，被视为峰会的一个重要成果。
这一进程一开始只是八国集团成员国领导人的一个想法，到后来变成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大国共同接受的一套制度，这就使得我们更加坚信它在将来会成为全球治理的中心，尤其是在贸易领域。
“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筹备过程
有关“海利根达姆进程”的想法最初来源于2006年圣彼得堡峰会上英国首相布莱尔主张让发展中五国加入八国集团的提议。
尽管布莱尔的同事们认为发展中五国加入八国集团的时机尚未成熟，但都普遍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的联系。
在一开始为2007年海利根达姆峰会作筹备工作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就重视了布莱尔的提议，主张继续邀请发展中五国出席与八国集团的对话会议，但同时表示，在这次峰会上发展中五国不会比以前发挥更大作用，德国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然而细心的观察家们发现，东道主德国正在聚焦于那些亟须发展中大国参与的带有结构性的全球性问题，这就为海利根达姆进程打下了“伏笔”。
前面提到，2007年1月英国首相布菜尔在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宣称希望扩大八国集团。
2月份召开的八国集团领导人私人助理会议上，私人助理们热烈讨论八国集团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怎样才能让发展中五国更好地参与到八国集团进程中来。
海利根达姆峰会将会延续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的传统，很多人认为没有发展中大国的参加，八国集团将很难取得实际成就。
而且他们进一步达成这样的共识：
八国集团必须适应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应只关注经济和市场的问题，还必须维护大家共同信仰的价值以及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八国集团不再能够像以前一样代表全球力量的优势，只有在发展中大国的配合下，针对很多全球性问题的全球集体行动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巴西也已经是全球第四位的排放国，因而没有这些发展中大国的参与，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然而在八国集团内部还是有些国家对发展中大国持有保留态度，它们担心发展中大国的闯入会破坏八国集团原有的传统。
美国在八国集团中扮演重要角色，主张八国集团的任何改革都不能牺牲大国之间的亲密合作和集团的核心价值，八国集团必须保持延续性，应该更多地强化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间的认同，而不是与发展中大国建立联系。
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八国集团要扩大对话，那么是否一定要把对话对象限制在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这五个发展中大国身上？
一些国家感到可能要把穆斯林国家包括进来，如非洲最大国家尼日利亚以及中东重要国家沙特阿拉伯等，这样八国集团才能获得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
议题设置也是一个重要考虑，只有寻找到有价值的议题才能使对话会更有意义。
私人助理们回想起70年代七国集团诞生时主要议题是石油危机，这是当时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现在八国集团扩大对话选择的议题既不能抢夺那些已有国际制度关注的议题，也不能是那些流于空谈的议题。
私人助理们在协商中提到了有利于推动全球化朝着互利共赢方向发展的几项议题：
气候变化、经济失衡与知识产权保护。
这几个议题是相互关联的：
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新的节能环保技术，这就必须要求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经济均衡发展以保证发展中国家也有资金来资助新技术的研发。
2007年4月，德国提出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每年两次会晤的建议：
一次是峰会期间的领导人会晤，一次是峰会之后的领导人私人助理会晤。
5月4日，德国邀请来自八国集团和发展中五国的领导人私人助理以及各国的环境和气候变化专家们来柏林参加一个特别会议。
在会上，八国集团成员国之间相互了解，比较容易协调彼此在很多问题上的立场，而八国集团成员国与发展中五国之间比较陌生，协调立场非常困难。
实际上，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五国彼此陌生的情况下，各国之间的讨论显得有些艰难，大家在会上都表现得比较谨慎。
但这正好说明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之间的会晤十分重要，同时也使工业化国家明白不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发展中大国有太高预期。
为延续这一会晤进程，德国明确提出“海利根达姆进程”的概念，邀请发展中大国就一些“结构性难题”与八国集团进行为期两年的对话。
结构性难题指的是对八国集团和发展中大国都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
其中之一是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知识经济时代需要不断创新才能维持经济和就业的增长，而不断创新又依赖于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
另一个全球性问题是投资。
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都必须明确表态，支持全球开放的投资体系。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指出，90年代以来各国针对对外投资的立法中大约有3％的保护性条款，而到了2000年左右保护性条款的比例上升到20％，因此有必要在各国中间寻求达成一项投资自由的宣言。
投资市场越开放，就越有必要在各国创造相似的投资条件，这样才能维持与贸易伙伴的紧密联系。
能源效率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尽管关于气候变化某些国家有不同观点，认为非人为因素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但所有国家都认为提高能源效率是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步骤。
最后一个重要议题是发展问题。
八国集团认为，对于非洲来说，要想在全球化进程中取得更大的发展，“良治”是必需的，因此国际社会在对非援助时达成良治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
为使结构性对话得以进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可以充当对话的平台，这种平台的作用不是监督海利根达姆进程的实施，只是提供对话的组织框架而已。
但一些发展中大国仍对由经合组织来充当这样的平台感到不满。
八国集团希望结构性对话能使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而发展中大国希望在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性问题上工业化国家率先采取切实的措施。
尽管欧洲各国愿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但八国集团内部还有较大的分歧，因而海利根达姆峰会首先必须在工业化国家之间达成共识，然后把这种共识延伸到八国集团与五个发展中大国的对话会上。
要使海利根达姆进程变成现实，德国必须寻求2008年峰会主办国日本以及2009年峰会主办国意大利的配合。
领导人的私人助理们都认为海利根达姆进程是八国集团扩大对话合乎逻辑的发展，通过将近一年的筹备过程为对话设置了议题，对话的形式保持开放，对话的对象选择也保持灵活。
海利根达姆峰会
在峰会上，八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运用高超的外交手腕促使大家接受了“海利根达姆进程”的概念。
发展中五国的领导人被安排在单独的房间里进行等待，连德国外长也没有与他们会晤。
八国集团领导人中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发展中五国的领导人进行了1个小时的会晤。
德国在与发展中五国进行对话前发布了一项关于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约为一页的文件。
而在发展中五国这边，中国、印度、南非对德国在对话前发表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对话形式、对话议题设置、对话成果等方面都是由八国集团说了算。
默克尔成功地化解了这几个发展中大国的不满，承认德国这样做有些不妥，强调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开展结构性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最终把发展中五国带回了对话桌上。
在海利根达姆峰会上通过的“海利根达姆进程”是八国集团同发展中五国就知识产权、投资、发展与能源效率等结构性议题开展的机制性高层对话。
它定于2007年下半年开始，并将在未来两年内产生具体的成果，2008年日本举办峰会时进行中期审议，2009年意大利举办峰会时进行最终审议。
经合组织将充当对话的平台，在能源效率方面国际能源机构也会作为对话的合作伙伴。
德国在会前制定的目标大都已经实现，包括主张将能源效率纳入海利根达姆进程以及将经合组织作为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秘书处。
通过这种机制性对话，作为一个“大国俱乐部”的八国集团开始与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这五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联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海利根达姆进程延续了2005年英国格伦伊格尔斯峰会上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清洁能源、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几个议题开展的对话。
海利根达姆进程表明，八国集团具有把新兴大国吸纳进来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是联合国安理会所不具备的。
同时，吸纳进来以后也不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那样总是纠缠于“投票权”的问题。
但海利根达姆进程本身是很灵活的，也就是说，在吸纳新兴大国的时候，成员资格是变动的，有些大国可能在前两年被邀请参加对话会议，后两年可能就不被邀请了。
“海利根达姆进程”的后续工作
海利根达姆峰会之后，法国总统萨科奇呼吁将八国集团扩大成“十三国集团”。
而在八国集团内部，人们还在争论：
未来对话会邀请的发展中大国还是这五个国家吗？
未来对话会的议题还是那四个议题吗？
五个发展中大国的领导人会在对话会上提出新的议题吗？
未来的议题是由八国集团与发展中五国共同设置还是仍由八国集团来设置？
很多人感觉到发展中大国将会在对话会中争取到更大的发言权，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八国集团峰会的成果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而不是第二部分，换句话说，仍然是在八国之间就当前世界面临的诸多政治经济难题进行有效的协调，八国集团领导人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就大家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以寻求共同治理的解决之道。
而在与发展中大国进行对话的第二部分，一些发展中大国领导人仍在念他们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就像在联合国开会一样，导致对话成果不太理想。
如何落实海利根达姆进程任务艰巨。
八国集团必须拿出真正的诚意来与发展中大国进行有价值的对话。
一些发展中大国仍对由经合组织来充当海利根达姆进程的对话平台耿耿于怀，德国需要进一步做它们的工作。
虽然气候变化不是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直接议题，但两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八国集团内部，大家争论的一个话题是与发展中大国展开的这种结构性对话能否使它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国际责任。
在2007年10月16日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大国就气候变化问题的对话会议上，美国公开质疑这种对话会存在的基础和必要性，认为在华盛顿已经就气候变化问题专门召开了会议，对话会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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