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成绩差的留学生将被学校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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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成绩差的留学生将被学校退
加拿大成绩差的留学生将被学校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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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成绩差的留学生将被学校退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条件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留学，中国留学人员数量急剧上升。
大部分留学生在海外都能刻苦学习，但也有部分人拿着学生签证，却无心学习，甚至从未到学校报到，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
据加拿大《明报》16日报道，留学生”不务正业”的问题已引起加拿大移民部高度关注，去年共有77名中国留学生因被加移民部发现不在学校就读而被取消学生签证。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教育处的官员17日向晨报证实，每年都有中国留学生因为各种原因被加方取消留学签证。
而这并非中国留学生所独有的现象，”各个国家都有”。
至于签证被取消的原因，这名大使馆官员表示，”最普遍的还是学习成绩不好，被学校退学”。
”不务正业”或成绩太差
加拿大移民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共有492名外国留学生被加拿大取消签证。
其中，有77人来自中国，其次是印度39人，巴基斯坦31人，尼日利亚29人，以及叙利亚20人。
加拿大移民部发言人拉里维尔指出，虽然大部分留学生遵守签证规定，确实是为了学习而来，但也有部分人拿着学生签证，无心学习，甚至有人从未到学校报到，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
拉里维尔同时提醒，一旦签证失效，或是被通知取消签证，留学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依规定自动离境，要么留在当地出席加拿大移民及难民局为决定其合法留学身份而举行的聆讯。
若聆讯结果不利于留学生，该留学生将被遣返。
移民专家表示，留学签证一旦被取消，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将影响留学生未来申请移民的计划。
”移民部不仅要看学生是否确实在校学习，也看学生的成绩，例如不能成绩太差导致被退学，或者有好多科不及格等。
”李广田说，在他所协助处理的留学生个案当中，就有人因为英语课程一读就是三年、五年，被加拿大移民部认为成绩太差而取消签证。
中国留学生无学校记录被查
近年来，加拿大加大力度”清退”不认真读书的留学生。
今年以来，已发生多宗中国留学生持有效签证返回温哥华，却因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官员查不到学校注册记录而遭拒绝入境的个案。
据《明报》报道，最近就有一批中国学生持有效签证返回温哥华，但因存在逃学记录或持学生签证却不做与学习有关的事而被加方拒绝入境，并”原机遣返”。
据当地的移民顾问任立三介绍，其中一名学生在学校上课期间返回中国，且在中国一待就是3个月，最近才返回加拿大。
在温哥华机场入境时，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问他，为何回国那么久?
读那一间学校?
这名留学生当场不知如何应对，只告知所就读的学院名称。
加边境服务局官员马上向该学院查询，结果发现这名学生没有注册这学期的课程，也没有缴纳学费。
另一起个案则是中国留学生因故已不在学校就读，开始打散工。
他在温哥华机场等待入境时，被加边境服务局官员从手机的短信发现雇主与他联络上工时间的信息，于是被认定为非法打工，导致其学生签证被取消。
任立三表示，很多留学生并不知道，手提电脑、手机、iPad等随身的电子用品均有可能被加边境服务局官员打开详查。
若查到有关信息与留学生所答覆的情况不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该留学生可以被下令两年后才能申请再次入境。
一名才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透露，过去两年，有不少同学因为学习成绩欠佳而被大学退学。
留学生说，他知道最近移民部严打留学生，但就没想到这么快就采取动作。
加将修法加强留学生监督
加拿大移民部还证实，为了减少”挂名”留学生的数量，移民部正与加国内各学校研究，希望尽快建立有关留学生注册状态的即时系统，帮助移民部掌握哪些学生已中断学业，并采取相应行动。
拉里维尔表示，在目前的系统下，留学生只需证明”有学习意愿”，同时提供学校录取通知书，以及能够支付留学期间生活支出的财务证明，即可以申请签证。
他承认，现行系统下，加移民部无法追踪到留学生进入加拿大之后是否真的投入学习，因此急需建立一套能监督留学生抵加之后去向的系统。
他进一步透露，加拿大移民部正在考虑修改法律，以让移民部有权向留学生要求提供任何证明。
加移民部还计划与教育机构合作，建立留学生注册信息的即时系统，帮助移民部随时掌握哪些学生已经中断学业，未在校就读。
拉里维尔说，修改法律之后，继续持有加拿大留学签证的新增条件将是”积极学习”。
缺课太多、明显不认真学习、或是在学校的同一课程停留太久，均将被视为未”积极学习”。
在此情况下，留学生即有可能被取消签证，并收到”离境令”，要求在限期之内离境。
[新闻链接]
留澳学生也曾因旷课过多被取消签证
据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公布的信息，去年3月，在澳大利亚也曾发生多起中国留学生因旷课过多而被取消签证的事件。
当时，这些中国留学生短期回国后返澳，在悉尼机场被取消签证，无法入境。
经了解，多数是因为该生在校期间旷课过多，遭到校方投诉，导致签证被取消。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提醒，在澳留学人员应保证出勤率。
根据澳方规定，至学期期末，留学人员出勤率未能达到80%，将被取消就读资格和赴澳签证。
如留学人员因旷课等违规行为被澳方取消签证，澳方将不会更改其决定。
True
险与个人储蓄。
加拿大确定劳动者退休后应得收入的原则是：
得到比较体面的生活。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退休后收入应达到退休前收入的70%，才能保证体面的生活。
确定这一标准的参照是一般工人（其年平均工资为39,000加元），而不是高收入层。
3个部分的一般比例为：
老年保障金占退休前平均工资的14%，退休金占25%，私人保险与个人储蓄占35%左右。
这样，一个人退休后，其基本收入每年约为27,000-28,000加元。
[8]上述3个部分各有其不同的资金来源、职能和机制。
1.老年保障金计划（Old
Age
Security,OAS）。
加拿大老年保障金计划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有80年历史，由联邦政府统一负责。
资金来源是政府税收，以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
老年保障金由养老金和养老补助金两部分组成。
依据法律规定，凡在加拿大居住满10年，年龄达到65周岁的老人，无论是否曾经有过工作，都可以从政府领取养老金。
而对于生活水平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的老年人，除领取法定养老金外，还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养老补助金。
对申请养老补助金的老年人的收入情况，由发放单位通过税务部门进行了解。
加拿大老年保障金计划覆盖面之广、待遇之高和条件之优厚，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的。
但是，其给财政造成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主要原因是加拿大老年人的比例在逐渐提高。
政府在支付老年金上已出现赤字，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并采取了一定措施，如请地方和企业分担。
同时规定：
年收入达到53,000加元的老年人，每超过1加元，则从支付给他的养老金中扣减1加元；年收入达到85,000加元的老年人，则取消养老金待遇；养老补助金，以前政府限额为220亿加元／年，现在则调整为150亿加元／年。
[10]
2.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anada
Pension
&nb
sp;plan,CPP）。
该计划产生于1965年，主要由联邦政府负责，各省具体组织实施。
这项保险与劳动者的劳动有关，是强制性的，覆盖加拿大每个年龄在18-70岁的就业公民。
加拿大退休金计划的资金来源有四个：
雇主、雇员、自雇者的缴费和本项基金的利息。
缴纳方式为雇主和雇员各缴纳一半（国家公务员由政府和个人分别缴纳），自谋职业者独自缴纳。
由于该项缴费是免税的，所以有最高限额的规定。
雇主和雇员缴纳该费的比例，最初为各缴3.6%，随着老年人比例的增大，近年来这一计划缴费的比例在逐步提高，2000年为7%。
领取退休金的条件是：
年满65周岁。
如果65周岁以前就丧失了劳动力，则可提前领取；领取的数额按照缴费年限、退休前收入和其他因素，由精算师通过计算确定；不是所有工人都可得到该项保险；配偶可以分享这一权利。
3.私人保险或个人储蓄。
私营保险又称“私营退休金计划”，主要是雇主为其雇员提供的。
私营退休金计划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大多数雇主都为其雇员办理了这项保险。
其缴费形式是，雇主给雇员缴纳或双方同时存储，自谋职业者则自己缴纳。
前者可抵免税收，后者也可以适当减免税收。
与此相应，退休后的收入则需要缴纳所得税。
目前，加拿大雇主为雇员提供的这类计划共有15300个（含政府为其工作人员提供的），资金总量达5360亿加元。
[9]为了保证退休后生活水平不致下降，甚至有所提高，加拿大还有个人储蓄计划，参加该计划完全由投保人个人决定。
4.妇女享有养老保险的情况。
加拿大妇女享受了各种养老金。
在加拿大老年妇女的收入来源中，老年保障金（OAS）（包括养老补助金），形成了老年妇女收入的较大部分。
1997年，65岁以上妇女全部收入的38%来自此项保险，与此相比，男性仅占21%。
在加拿大退休金计划（CPP）中，1997年65岁以上妇女全部收入的22%、65岁以上男性全部收入的21%来源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1997年每个加拿大老年妇女接受的该项退休金年均比男老年少2,000多加元。
在私人退休保险中，老年妇女的收入份额相对较少，1997年65岁以上妇女全部收入的13%来源于此，仅是男性此项收入比例的一半（27%）。
[10]总的来讲，在享受各种养老金方面，女性比男性低。
二、对劳动保障的社会性别分析及性别平等对策
许多人认为，社会保障在性别方面基本上是中性的，因为它使所有人受益。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社会保护制度并不仅仅是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男女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加深了这种不平等”[11]。
在加拿大，无论是政府、学术界还是妇女组织，都敏感地注意到社会保障特别是劳动保障中仍然存在的不平等，注重寻找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以及在这一领域逐渐实现性别平等的策略。
（一）导致劳动保障领域中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加拿大的社会性别专家认为，加拿大这个福利国家是被高度社会性别化了的，由于男女在社会中的不同经历，使一个表面上看来性别中立的社会保障系统，对男女产生不同的影响。
社会性别专家们的主要分析如下：
1.劳动保障领域中的不平等是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复制和强化。
由于劳动保障机制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补充和延伸，又由于加拿大的劳动保障是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工资收入、劳动形式等密切联系的关联型缴费制度，因此，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必然反映到劳动保障体系中。
首先，妇女在正式部门全日制就业的比率较低。
在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上，1999年妇女在非全日制（Part-time
em
Ployment）就业者中占69.7%，占全部女性在业者的28%（男性仅占10.3%），临时工的比例也高于男性。
[12]由于申请就业保险规定劳动者在过去52周需要连续工作910小时（经常性就业保险金）或连续工作700小时（特殊性就业保险金），而从事非全日制工作、临时工、家庭工等灵活多样就业形式工作的妇女，从事受保护就业工作的期限较短，因此，很容易被排除在劳动保障的大门之外。
其次，妇女的收入低于男子。
1997年，加拿大15岁以上妇女的税前年平均收入仅为男子的62%。
[13]由于就业保险、加拿大退休金计划等保险均与收入和税收有关，因此，妇女享有这部分保障的就低。
再次，妇女在私人部门就业的机会较少。
在加拿大，私人部门的雇主作为竞争手段和福利，往往为雇员缴纳各种保险，而加拿大在业妇女70%在公共部门就业[14]，在私人部门工作的机会和比率都较男子低，获得这部门劳动保障的可能性也低。
因而，社会保护或劳动保障实际上复制或加剧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的不平等。
2.传统的社会分工或角色导致妇女在劳动保障中的不利地位。
一方面，妇女对家庭、照顾孩子、照料老人有巨大的责任，导致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又被看作私人领域的事情，不被当做社会贡献计入社会劳动并予以经济上的回报，导致了家庭妇女的贫困。
此外，男子养家、妇女作为被养活者的社会角色模式又被作为多种保险或补贴的依据。
加拿大研究者给我们分析了两个生动的例子：
第一个，两个同样工种工龄的男女工人，都在工伤中失去了胳膊，因为角色关系——男子有养家的负担，每个胳膊的价钱（工伤保险）计算下来就不一样。
第二个例子，工作着的母亲和上学的儿子都在车祸中丧生，因为男子有养家的责任，因此，就可能导致上学儿子的生命比工作母亲的生命贵重。
此外，加拿大的一些社会福利或免税补贴，把补贴给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的那一份发给家庭中的丈夫。
对此，研究者们认为，这种看似对妇女家务劳动的承认（实际上是基于男子养家的理念），是从依附其他供养人（丈夫）的权利派生出来的，在使妻子通过丈夫得到有限保障或福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妇女对男子的依赖。
带有变革性的做法是：
一方面，应以个人权利为基础提供社会保障，改变妇女对男子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为妇女从事有酬工作提供各种缴励和便利措施，这才是实现性别平等的真实基础。
3.性别角色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对妇女的影响。
由于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晚婚晚育、结婚和再婚减少、同居迅速增加、婚外生育以及离婚率和分居率的急剧攀升，加拿大面临着家庭结构的重大变化。
这些情况促成了单亲家庭尤其是单亲母亲家庭的增加。
1996年，加拿大有945,000个单亲母亲家庭，占有子女家庭的18.5%，是1971年的两倍（9.0%）。
[15]研究者认为，影响单亲母亲劳动力供给状况的因素很多，如劳动力市场情况、教育和培训服务、社会文化态度、育儿服务设施、工资水平、儿童抚养费支付情况、社会救助制度，以及获取工作的可能性与社会救助中忽略不计部分收入（即在家计调查中可忽略不计的收入金额）之间的联系等。
因此，单亲母亲最为可能获取低于平均值的工资和中断就业，最为可能从事非全日制工作或非正规部门工作，最为可能被排除在关联性劳动保障之外，最为可能成为家庭主妇、寡妇、贫困者。
这种角色的分工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妇女无论在劳动力市场上还是在家庭中，都可能比男性发生收入无保障的状况。
如果要解决妇女在收入保障方面的这些基本缺陷，就必须对社会保障制度做出重大变革。
4.妇女在社会发展项目中，在取得许多服务和权利、利益水平和再分配的获得方式上，处
于不利地位。
加拿大的劳动保障或社会保障是通过社会发展项目实现的，由于妇女在社会发展领域所处的边缘地位，就使得妇女在这些发展项目中比男性获得的利益更少。
如对教育支持的项目，由于全日制男女教师在小学、中学的比例是39%:
60%，在社区学院的比例是60%:
40%，在大学的比例是78%:
22%，即使在传统女性工作的教育领域，在高层次上也是男性居多[16]，在教育发展项目中男性也是较多的获利者。
在保健领域，女性常常是较多的受益者，但研究者也发现，女性住院较多，大部分是由于怀孕分娩的缘故，女性的预期寿命长但生命质量并不高。
相反，妇女还不相称地承担了削减社会服务和其他社会政策的不利后果。
（二）加拿大改善妇女的收入保障采取的措施
1.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政治、立法和决策的主流。
联合国妇女十年（即第一、二、三次世界妇女大会），特别是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后，加拿大政府成立了提高妇女地位委员会，它不仅履行了提高妇女地位的各项职责，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将性别平等纳入政府各决策部门的主流。
在我们访问的人力资源发展部、卫生部、人权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均有相应的负责性别平等的部门，有性别分析的理论框架和工具，有各项政策的性别分析、分性别的统计数据，有本领域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和指标，有实现目标的政策和预算。
在各高级决策部门的女领导，不仅因为性别上是女性而被当选或任命，而且还因为她们具有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和实现性别平等的行动，很多男性领导人和决策者也把推进性别平等当作天经地义而不是只说不做的事情。
在法律上，妇女与残疾人、土著和可视的少数民族一起，被作为实现人权平等的四个重要群体。
这使人感到，实现性别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文明的标榜，而是要有政治意愿、政治智慧和机制保障的。
2.扩大在家庭中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男女平等。
采取实际措施以帮助男子和妇女把薪给就业与家务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并且支持妇女参加有薪就业。
3.扩大强制性社会保障以覆盖全体雇员，包括以妇女占大多数的特殊类别。
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的加剧和劳动就业矛盾的日益突出，不充分就业以及非正规就业、灵活多样形式的就业日益增多。
因此，扩大劳动和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成为加拿大政策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比如，将就业保险、加拿大养老金计划等扩大到自营人员、非全日制就业的雇员、阶段就业、在私人家庭中就业的工人中，而妇女在这一群体中占大多数。
此外，在加拿大最近有关《劳动法》的改革中，关于照料家庭成员的假期也有所增加，以表示对家务劳动的承认和关怀。
加拿大是一个资源丰厚、人口稀少的发达国家，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5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加拿大被列为人文发展指数排名第一（我国排名第111）、性别发展指数排名第九（我国排名第71）的国家。
[17]在社会保障方面也有悠久的历史，被加拿大人自豪地称为福利国家。
加拿大与我国的国情有较大的不同，加拿大的劳动保障经验不能简单照搬。
但是，加拿大所走的弯路我们应当尽量避免。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
那时的社会保障主要在城市，特点是“低工资、多就业、高补贴、高福利”，由企业和单位“一包到底”，广大群众特别是妇女无后顾之忧。
但是，这种保障模式现在显然是无法运行了。
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相适应，我国的社会保障模式开始由企业（或单位）保障向社会保障转变。
在社会保障机制的改革中，我们也遇到了就业不足、缺乏管理经验、资金缺口、城乡二元机制、多种体制混行等多方面的困难。
由市场经济机制导致的社会分化和性别差异也程度不同地反映在社会保障的改革中，男女两性在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的差距在明显扩大。
因此，学习加拿大的经验，在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设计中纳入社会性别平等的理念，在宏观经济政策中融入社会性别观念，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劳动和社会保障决策中的性别平等意识，发展中国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使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使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落到实处。
第二，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不平衡的状况，增加妇女在正规部门就业的机会，促进男女同工同酬，提高女职工的劳动技能，推进男女平等退休的政策，提高女工的工会化程度，促进女性的职业发展，为劳动保障领域的平等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建立劳动和社会保障领域中分性别的数据统计数据库，清理和分析现有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对法律和政策的改革提出性别敏感分析的依据。
【参考文献】
[1]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87页。
[2]
江泽民：
“在中国政府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上的讲话”，《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重要文件汇编》，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3]
有加拿大学者将社会保障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与劳动者的劳动有关的，被称为劳动保障或劳动保险（labor
insurance）；另一部分与劳动无关，是政府送给每个公民的礼物，被称为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
本研究使用了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两个概念，前者主要指与劳动者劳动有关的保障，后者主要指由政府提供给每个公民的保障或福利。
[4][5][8][9]
李东林、刘燕斌编著：
《世界劳动保障》，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138、140、142页。
[6][7][10][12][13][15]
Statistics
Canada（2000）,Women
In
Canada,2000:
A
Gender-based
Statistical
Report,Ottawa:
authority
of
the
Minister
responsible
for
Statistics
Canada,P.108,130;P.109,133;P.278,291;P.103,123;P.135;P.32,43.
[11]
胡安·索马维亚：
“序言”，摘自国际劳工局著，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译：
《2000年世界劳动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14]
数据来自昆士大学法学院Kathleen
Lahey教授的讲课提纲。
[16]
James
J.Rice
and
Michael
J.Prince（2000）,Changing
Politics
of
Cana
dian
Social
Policy,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P.201.
[17]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5（《1995人类发展报告》），第160、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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