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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川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论川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李成波朱华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9）
摘要：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在这一过程中，川籍留日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是回国后，他们都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做了思想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关键词：
四川留日学生辛亥革命特点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孙中山、黄兴等人功不可没，但四川留日学生作为一个整体对辛亥革命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川籍留日学生既是革命理论宣传者，也是革命实践者。
他们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而留学日本。
在留学期间，他们创办了《鹃声》和《四川》，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研制武器弹药，策划武装革命；参加中国同盟会，扩大革命组织。
回国后，他们又著书立说，发展同盟会员，发动武装起义并最终通过发起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埋葬了清王朝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川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做初步考察，有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斧正。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蚕食没落的清王朝，将中国一步步的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在亡种灭国的危机面前，各阶级都曾探索过中国的出路。
但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或是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
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容闳为代表的爱国学生将目光投向西方，拉开了中国留学运动的序幕。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没落的清王朝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
这一结局犹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
国人不得不对日本刮目相看，同时也在反思：
同样是“师夷”，为何昔日小国如今变得如此强大？
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这是时代留给他们的思考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留学日本并不是偶然。
日本“师夷”的成功既提供了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又增强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信心。
此外，文化、地理等因素也不可忽视。
对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就曾写到：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
一路近费省，可多遣。
一去华近，易观察。
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
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1]965受此影响，多数出国者选择留日，“回首西蕃无净土，奋身东渡探神山”[2]P67。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部分爱国志士放下了昔日“天朝上国”的尊严，东渡日本向对手学习，从而掀起了20世纪初的留学日本的热潮。
1901年，四川选派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其人数是二十二人”，[3]P209揭开了川籍学生留学日本的序幕。
从此以后，川籍学生赴日本留学的人数不断增加。
“1906年全国留日学生达到8000余人，这是历年最高数字，川省独居800，占十分之一。
”[4]P409另据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间，川籍留日学生总数达到1894名。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们不但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通过办报刊等方式积极宣传，而且将之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回国后，他们又发动了一系列旨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并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二
川籍留日学生虽处他乡，但时刻身怀祖国，心系天下。
在留学期间，他们除认真学习科学知识外，还以创办刊物、研制武器和组织同盟会等方式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思想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创办革命刊物，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革命的兴起离不开革命思想的传播。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得大众对清政府的腐朽卖国和帝国主义的野心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推翻清王朝的必要性和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重视不够。
因而，要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
晚清众多资产阶级性质的报刊杂志的兴起正源于此。
1905年，孙中山先生成立中国同盟会，并以《民报》为机关报来向国内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1906年以后，清政府严厉查禁革命刊物，《民报》很难运进国内。
为了继续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各省留日学生纷纷以本省的名义创办各种刊物。
由川籍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鹃声》和《四川》应运而生。
《鹃声》于1906年在东京创刊，主要负责人有雷铁崖、董修武、李肇甫等，先后出版三期，它是近代川籍留日学生在国外创办的第一份报纸。
它以“发明公理，拥护人权”为宗旨，其名称也蕴含了深刻的含义：
“我们这个报取鹃声的意思，原来是望我们四川人，听了鹃声二字，就想起了亡国的惨历史，……所以本社同人，欲效啼鹃，把以上所说这些事情，及如何造就新中国，救我四百兆同胞的法子，一期一期的说了出来”。
[5]P555《鹃声》虽系川籍留日学生主办，但并没有地域偏见。
它不仅关注四川的处境，也关注国家的命运。
因为他们认为：
“今满虏亡中国，则中国全体皆鹃声矣！
全体皆有亡国之痛矣！
夫岂四川一隅有杜鹃之啼血呼？
故吾党之取《鹃声》，非仅四川人啼四川，实合中国人而啼中国。
”[5]P556
由于清政府的镇压和查禁，《鹃声》出刊两期就被迫停刊，但对革命思想的传播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仅出版的两期杂志中，还是刊载了许多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如《说民气》就高呼“我们做了主人的自己，振作起精神来，中国就有救了”。
[4]P512《说报》曾写道：
“如今我们是居于文明国，要讲自由权，自由权者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三大自由也”[4]P516,更体现了对自由的向往；《中国已亡之铁路说》则痛斥了清政府的卖国面目。
此外还有《檄告蜀人当先天下兴光复军》、《四川人之生活程度》、《亡国灭种之一问题》、《亡国灭种问题之解释》、《论改变陆军的法子》、《四川人惊醒！
中国人惊醒！
》、《中国已亡之铁案说》、《热心筹蜀之鉴》、《再评四川高等学堂》、《瓜分中国之原动力》等文章，用醒目的标题和犀利的语言揭示了晚清中国所面临的险恶环境，以此来唤醒酣睡的中华民族。
在《鹃声》被查禁后，川籍留日学生并没有放弃革命宣传。
他们又以《鹃声》为基础，于1907年11月在东京创办了《四川》杂志。
其主编有吴玉章、雷铁崖、邓絜等，出至第四期后停刊。
他们创办《四川》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本社同人，以中夏阽危，乡邦锢蔽，爰推四川以爱中华之义，创办本杂志，专为西南半壁警钟。
”[4]P542
《四川》是一份综合性的报纸，在当时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它的特点是：
“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坚决反对清朝反动统治，主张革命。
”[6]P94创刊后，曾发表了《敬告全蜀》、《过去之四川》、《论政党与国家关系》、《中国与世界之经济问题》、《论地方自治》、《吞灭四川策》、《殆哉苏杭甬铁路，危哉川汉铁路》、《学生与政治》、《列强协约与中国危机》等文章，积极宣传救亡图存思想；留学生们还翻译了日本的《对清政策》、《英俄协约与中亚》等揭露列强侵华的文章。
此外，“即使是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而绝少无聊的吟风弄月之作。
”[6]P94-95这些文章，或针砭时弊，揭露清王朝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本质，鼓励人民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或为国家前途献计献策，犹如一警钟，惊醒沉睡中的国人。
虽然《四川》仅出版三期，但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发行的数量上来看，《四川》第一、二号出版后半个月，又再版发行，各售4千多份，第三号售5千份；从发行的范围上看，除东京以外，在国内遍及数省，“除了四川省内一些府州县厅外，尚有上海、北京、汉口、西安、贵阳、宜昌、昆明等国内外大中城市和云南的一些府州县，还有国外缅甸的瑞波、法国的巴黎、安南的河内和日本的一些地方。
”[7]P613吴玉章认为，“《四川》杂志在当时的中国要算是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刊物之一”。
[6]P95
2、研制武器装备，策划武装革命
川籍留日学生除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外，还积极研制武器，为武装革命作准备。
在当时，起义主要是靠大刀、梭镖、鸟铳和土炮等传统武器，这大大制约了革命的发展。
如何获得精良的武器装备对于革命党人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除部分购买外，川籍留日学生也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自行研制。
“炸弹之王”喻培伦就“穷搜各国制炸秘籍”[2]P55，并“殚精极虑以验之”[2]P55，甚至为此残废了左手。
吴玉章曾赞赏到：
“他越发精心研究，终于制造出一种威力强大的炸弹。
由于改进了发火机关，只要收藏得当，它平时绝不致有发生爆炸的危险。
而且他还把炸药的外形，作得与朝鲜特产的麻糖极其相象，这样就便于往来携带，不易被检查发觉。
”[6]P103“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弹奋当先”，[6]鉴于喻培伦在辛亥革命当中的大无畏精神，革命胜利后，在孙中山追赠的四川三大将军中，喻培伦位居其一。
除喻培伦之外，在日本学习研制弹药的还有熊克武、谢奉琦、黄复生等人。
谢奉琦就曾“日夜研习于横滨山下町，试验中屡濒于危，而亦逐渐得其端倪。
”[8]P162后经孙中山介绍，“又得识日本革命志士宫崎寅藏，经其介绍入日人小室氏私立兵工厂，始获制造枪药全术。
”[8]P162
留日学生所制弹药，被广泛用在起义暗杀活动中。
1910年，喻培伦、黄复生等预谋用自制炸弹暗杀摄政王载沣。
清政府“发觉炸弹后并未声张，先拿到外国使馆找专家鉴定。
外国专家说：
‘这炸弹威力强大，技术高超，绝非中国境内制造’”，[6]P107炸弹之精可见一斑。
在广州起义前夕，“喻云纪等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炸弹的机关。
”[6]P109广州起义“所用之炸弹，多出其手制造”。
[2]P56
3、参加中国同盟会，扩大革命组织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部分川籍留日学生逐渐放弃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思想，转而参加中国同盟会，走上了反抗清王朝的道路。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川人加盟者有数十人，选任重要职务的有：
总部评议部评议员熊克武、但懋辛，执行部书记李肇甫，四川省分会分会长黄树中”。
[9]P2-3在“1905—1906年同盟会会员名册上，四川籍同盟会员有127人，占会员总数960人的13%强，仅次于广东和湖南”。
[4]P520川籍留日学生积极参加同盟会，为东京同盟会的组织工作做了突出贡献。
从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远影响来看，许多会员返川后，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火种从东京传入四川，为四川各地同盟会支部的建立和革命的发展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三
川籍留日学生回国后，纷纷投入到革命宣传和革命实践中，并涌现了一批诸如邹容、喻培伦为代表的革命者。
特别是众多留日学生投身于保路运动，直接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与《革命军》
著书立说，进行革命宣传是川籍留日学生回国后为救亡图存而采取的最普遍的革命方式，其中又以邹容最为典型。
邹容，四川巴县人（今重庆巴县），1902年留学日本。
因剪掉南洋陆师留日学生监督姚文甫的辫子而遭通缉，被迫于次年回国。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如饥似渴的阅读西方资产阶级名著，逐渐形成了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回国后，在拒俄运动等革命实践中，他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反清革命思想体系。
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专著《革命军》中。
它于1903年在上海出版，全书共分为七章，洋洋洒洒两万余字，是一篇反清革命的战斗檄文。
作者以犀利的笔锋和辉宏的气势，论述了武装革命的必要性，号召人们积极参加反抗清王朝的革命。
该书最后以“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
中华共和国万岁！
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10]P364为结语，更是震撼人心。
对《革命军》所宣扬反清革命思想，清政府惊呼：
“其悖逆语言不可胜计，……此书逆乱，从古所无”，[10]P446因而严厉查禁。
但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下，《革命军》还是不胫而走。
据学者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共印刷了二十几版，总数超过百万册。
孙中山就曾在旧金山印一万一千册，寄赠全美华侨。
此外，翻印版也层出不穷。
“日知会”就在汉口的黄州“翻印革命书籍，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
”[11]P121无论是政界学界还是军界，“凡属同情革命的人，几乎人手一册”。
[11]P121就连在香港、新加坡等地也被翻印。
《革命军》在晚清思想界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它犹如一道惊雷，唤醒了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
许多辛亥革命烈士都在其影响下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烈士王九皋，“世居蜀之嘉定城内。
偶得《民报》及邹容《革命军》阅之，排满思想遂乃沸潮。
”[12]P202而烈士佘英“世居泸城对江小市，……时清政日非，外祸日迫，革命风潮深入川境，获读《革命军》、《警世钟》诸书，民族大义因之而生。
”[12]P281张篁溪曾写到：
“自章炳麟邹容之论著先后在苏报中发表后，举国上下无不震动。
”[10]P372“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撏撦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观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熟，心跳肺胀，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
呜呼！
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10]P372其次，由于《革命军》以犀利之笔阐述了武装反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定程度上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促进了部分爱国志士由改良走向革命，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
”[6]P58这一点在吴玉章等革命家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他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后，“在思想上便完全与改良主义决裂了”。
[6]P59革命烈士吴樾得到《革命军》一书后，“三读不置”，“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生”，由一位改良主义者转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战士。
[13]P47虽然该书带有狭隘的民族偏见，“但在当时，他这本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6]P58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诧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6]邹容不愧为辛亥革命四川三大将军之一。
可以这样说，《革命军》所影响的是整整一代人，它的出版和广泛传播，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刮起了一股革命风暴，它极大促进了国人的觉醒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2、发展同盟会员，领导武装起义
孙中山先生认为：
“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
[8]P5在孙中山的指导下，大批川籍留日学生返回四川，发展同盟会的分支组织，发动武装起义。
经过他们细致耐心的工作，在成都、泸州、富顺等地成立了同盟会的分支组织并团结了一批各界爱国人士。
仅在四川井研县，熊克武在吴叔美家介绍吴干城等十二人加盟；在曾体之家介绍曾济民等加盟。
从此以后，“井研各同志先后介绍入会者约一百人内外”。
[8]P117至1911年，四川大多数地方都建立了同盟会的分支组织，“使四川革命运动出现了惊人的进展”，[4]P521为以后的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组织和军事上的准备。
在组织同盟会的同时,川籍留日学生也参与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如江安、泸州、成都、叙府起义；广安、嘉定、黔江起义。
在川外，有川籍留日学生参与的起义和暗杀活动有：
1908年的云南河口民军起义，“四川党人喻培棣、李遐章……等参加是役”。
[14]P432同年，彭家珍等又参加东北独立运动；在汉口车场谋炸端方的过程中，“四川党人喻培伦、但懋辛、黄复生、曹钟树等皆参加”。
[14]P432辛亥革命前，四川省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的次数比其它任何省份的起义次数都要多。
这一系列的起义都以失败告终，但通过起义，许多革命党人的英勇事迹被国人知晓，在思想上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在军事上打击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在组织上发展了革命力量，在实践上为保路运动时期的军事斗争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3、从事教育事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从事教育事业，向学生传播近代民主科学思想也是部分留日学生归国后的革命活动之一。
1903年，4名彭县籍留日学生归国后就与知县将经纬学堂改成彭县高等小学堂，并从日本购进理化动植矿物仪器标本。
江津县聚奎高等小学堂、三台县官立高等小学堂等都有川籍留日学生的身影。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1908年，“革命先觉”雷铁崖回国后在上海中国新公学任教，并兼任尤门师范及理科专修两校教席，向学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
1910年，他参与创办留美预备学校，以“借体育为名而练陆军”。
同时，他还发表了《名说》、《中国立宪之观感与欧洲国会之根源》、《喻培伦事略》等文章，被誉为“革命先觉，功成不居，嵩目时艰，卒以忧死”[2]P87的杰出革命家。
留学生们回国的宣传活动是对在日本的宣传活动的延续，通过向学生传播近代科学知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有助于培养具有近代化思想意识的学生；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增加学生对民主革命的了解、同情和参与热情。
4、发起保路运动，点燃辛亥革命导火线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以铁路为纽带，“铁路所到，即将其国剪破矣”。
《马关条约》使重庆沦为商埠，四川的大门被迫向列强敞开，英、法、俄、美、德等国纷纷参与四川铁路权的角逐。
面对帝国主义的野心，各阶级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坚决反对外人染指四川铁路。
1904年11月，川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表《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沉痛的指出：
“四川铁路入他国手之日，即四川全省土地人名永远服属于他国之日也。
”[15]P434在局势的迫使下，四川总督锡良上奏要求自办川汉铁路，清政府也授意成立了官办川汉铁路公司。
为解决筹款问题，川籍留日学生300余人率先认购股本4万余两。
他们还四处游说，又筹得30余万两。
他们的筹款活动为以后筹款工作地进行打开了局面。
此外，他们还上书川督锡良，提出了筹款的具体措施；为解决官办川汉铁路所带来的弊端，1906年川籍留日学生蒲殿俊、肖湘等人发表设立“川汉铁路商办公司”的建议书，要求川汉铁路由官办改为商办。
虽然川汉铁路公司已经成立，但列强并没有放弃掠夺川汉铁路的野心。
面对列强的利诱，清政府最终实行干路均归国有，从前批准干路各案，一律取消的铁路国有政策来收回原本下放的铁路修筑权。
此举一出，立即引起全川人民的强烈抗议，保路运动发展到新的阶段。
在为保路运动而成立的四川保路同志会和股东特别大会的领导机关中，川籍留日学生都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如保路同志会会长蒲殿俊，文牍部长邓孝可，讲演部长程莹度，咨议局议长肖湘，总务部长江三乘。
股东特别大会的正副会长分别为颜楷和张澜。
他们虽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但笔者认为，这丝毫也不能抹杀他们为推动保路运动的深入和发展所做的历史贡献。
保路运动最大限度地发动了四川人民群众，而“成都惨案”又使得保路运动由“文明争路”升级到武装革命。
这一切都为革命派的武装起义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因此他们纷纷“借保路之名，鼓动人民以行革命之实”。
在整个起义期间，随处可见留日学生战斗的身影，如参加成都起义的龙鸣剑，参加龙泉起义的夏之时，邻水县同志军的首领甘子言，叙城同志军的首领赵华杰等人。
在广州起义期间，“四川党人喻培伦、秦炳、饶国梁、熊克武、但懋辛等皆参加是役。
”[14]P433喻培伦、秦炳、饶国梁等三人牺牲后丛葬于广州黄花岗，与其它烈士同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正是由于四川保路运动武装起义才迫使清政府抽调鄂军两千余人入川，从而造成武昌兵力空虚，为武昌首义的成功创造了重要条件。
对此，孙中山先生曾指出：
“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15]P592这是对川籍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的最高评价。
四
川籍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与非川籍留日学生相比较而言，川籍留日学生体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
第一，革命实践最为活跃。
辛亥革命前，除同盟会总部直接领导的起义外，“各省革命党人所发动的起义，莫如蜀多，也莫如蜀激烈。
”[4]P561其中绝大多数起义都有川籍留日学生参与，部分留日学生还在起义中起着领导作用。
第二，革命实践方式多样化。
川籍留日学生除积极参加武装起义和暗杀外，还秘密研制武器弹药，为革命提供装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有“炸弹之王”之称的“大将军”喻培伦。
除此之外还有“左将军”谢奉琦、黄树生等。
第三，对辛亥革命的爆发有直接影响。
正是由于川籍留日学生在保路运动的领导和推动作用，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得以迅速升级并最终点燃了“引起中华革命先”[13]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综上所述，川籍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日本人实腾惠秀曾这样写道；“在中国的革命实践行动中，没有一次是没有留日学生参加的。
”[16]P350事实也是如此。
在日本留学期间，川籍留日学生就孜孜不倦的从事革命理论宣传，研制武器和壮大革命组织等革命活动；回国后，他们又著书立说，发动武装起义并通过发起保路运动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总之，无论是从事革命宣传还是革命实践，作为留日学生的一部分，川籍留日学生总是战斗在最前线，从思想上、军事上和组织上为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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