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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美国科学大厦的建筑工程师

二十世纪美国科学大厦的建筑

工程师

万尼瓦尔·布什的论文

摘要:

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1890-1974)以美国“大科学的先驱”而闻名于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什创建并领导了美国著名的科技研究发展局(osrd),因此被认为是“有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人”;战后他所发起撰写的“布什报告”成了美国制定科学政策的“圣经”;他还预见到了个人计算机和数字化图书馆的无限前景,成了信息时代的预言者。

本文叙述了布什的生平和他在上述几个领域所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

v.布什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事研究科技政策科技管理

 

美国无疑仍是当今世界的科技最强国,特别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以前不久刚刚度过百年纪念的诺贝尔奖中的物理学奖为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90位获奖科学家分布在欧、美、亚三大洲的16个国家,但其中来自美国的获奖者有50名之多,占此时期全部获奖者的60%!

所以,探究美国科技持续强盛的原因,对我们而言,既饶有兴味,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差不多20年前当我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时,导师范岱年先生让我的几位师兄翻译了一部英文小册子,书名是《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俗称“布什报告”)。

这本书翻译出来后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作为研究资料非正式地出版了,[1]我就是从这里第一次听说了v.布什这个名字。

后来又多次听到钱临照先生提起这个名字,然后又因为我的另一位师兄郭继贤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事科技的研究,[2]让我对布什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最近一个时期,因为我自己开始学习和研究美国20世纪初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得到一点也可能是老生常谈的认识,那就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除了要有大批的研究专家外,杰出的管理和组织专家也是必不可少的。

布什正是这样的人物,因为他的名字的确是一个美国科技事业由边缘走向中心这段历史时期无可回避的名字。

钱临照先生曾说v.布什和k.t.康普顿堪称是美国大科学之父,此言或有过于溢美之嫌,但绝非言而无据。

其根据就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什被认为是“有可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人”;战后他所发起撰写的“布什报告”成了美国制定科学政策的“圣经”;他还预见到了个人计算机和数字化图书馆的无限前景,成了信息时代的预言者。

1974年6月底,当布什逝世时,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讣告并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其中时任mit校长兼肯尼迪总统科学顾问的威斯纳这样说道:

“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言,美国没有任何人比万尼瓦尔·布什的影响更为巨大。

在二十世纪可能不会再有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人了。

”一、生平理想:

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师万尼瓦尔·布什于1890年3月11日出生在离美国东部重镇波士顿不远的一座海滨小城普罗温斯顿,家中还有两个分别比他大9岁和4岁的姐姐。

当他1岁时,随父母迁移到波士顿郊区一个叫切尔西(chelsea)的卫星城镇。

他的父亲理查德·佩里·布什(richard.perry.bush,1855-1926)原来是个水手,后来成为一名新教平民牧师。

父亲对布什影响最大的有两点:

一是自由教派的积极入世思想,二是雄辩的演讲才能。

布什的母亲是位商人的女儿,但气质高雅,很少商人气味。

牧师的收入十分有限,勉强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开支而已。

而布什从小又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用他自己的话讲,是“生了不少时间的病”,得过“儿童时期常见的”几乎所有的疾病,有一次甚至严重到卧床不起达一年之久的程度。

所以他的童年几乎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

好在母亲很节俭,父亲很乐观,使布什战胜了这些人生道路上最初的困难,慢慢地长大了,同时体验到了下层百姓的悲苦炎凉。

布什在切儿西地方的小学和中学上学,学习成绩不错,特别是数学和物理,他很早就表现出了在这方面的才华。

布什不仅喜欢动脑,也很喜欢动手。

学校里的手工课是他最热衷的科目,除了学校的课程,他还在家里的地下室摆弄各种玩意儿,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对新奇发明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家里的财力情况,很快就会需要自己把教育变成谋生的手段。

还有一个社会时尚方面的原因,布什的少年时代,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上流社会正关注科学上的各种新奇发现,进入所谓“激动人心的年代”时,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却更津津乐道于诸如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电灯和留声机等等大量技术上的发明和进步,因为这些发明不但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也给发明者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

因此,对于中下阶层的男青年而言,做出技术方面的创新发明,不但可以年纪轻轻就光宗耀祖、出人头地,从事令人羡慕的职业,过上比父辈更体面的生活,而且也体现出一种心灵手巧、追求新奇的新时代的男子汉气概。

1909年布什高中毕业,身高183公分但体形偏瘦,不太好运动但好动脑的他很想进入一所比较好的大学继续学业,但由于两个姐姐上大学已经用尽了家里的积蓄,使他选择大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能自己挣钱念书,所以他只能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塔夫茨学院(tuftscollege)。

他在同届入学的125名新生中数学是最好的,物理也很棒,所以为同学们辅导数学和物理课,就成了他挣钱的一个办法。

他常常在晚上开设辅导课,为了吸引更多的生源,他也叫来一些要好的朋友做“学托”,就是大家都来听他的课,并拿出5毛钱听课费放在面前做示范,但这些钱布什是不收的,最后还是由他们自己收回去。

布什上大学二年级时,还顶替一位因病请假的教师教了半学期的课。

有时间的时候,布什也会琢磨各种技术发明来解决经济问题。

例如他曾经设计出一种半自动的机械地形测量仪器(profiletracer),当他推着这新鲜玩意儿在田野间做试验的时候,别人还以为他在收割着什么,因为那东西确象个收割机,这架“收割机”于1912年获得美国专利,是布什平生所获得的第一项专利,虽然这项技术发明最终也没有找到买主。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他为自己找到了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工程师。

他写道“……我重新为思想确立了方向。

事实上,我第一次决定要做一个真正的工程师。

我不但要懂事,而且要懂人。

”([3],p.37)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他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二十多年后的1937年,布什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工程师及与政府的关系”,[4]对自己少年时的理想做了总结,那就是工程师实际上决定了政府工作的效率和社会发展的面貌。

当他23岁大学毕业后,为了能挣到足够的钱再回到学校读博士,另外也为积累待人处事的社会经验,布什先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年后又到一家女子学校担任数学教师。

最后于1915年秋天,经母校校长的推荐,他终于得到了克拉克大学的一大笔奖学金——1500美元——用以攻读工程博士学位。

布什到了学校,发现指导教授是要他研究声学而不是他原来所谈好的工程,布什立刻表现出了不愿意受人摆布的自主意识,他放弃了这来之不易的奖学金,离开了这所学校,改为申请攻读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

二、mit的岁月:

从学生到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答应录取他来攻读博士,但没有奖学金,而他口袋里前两年打工挣来的钱只够他维持一年的学习费用。

于是他还得千方百计地说服学校当局同意他用一年的时间取得博士学位。

他跟电气工程系里指派指导他的教授甚至签了个合同,以保证若他在一年内完成论文,学校应授予他博士学位。

而那位导师根本不相信他能按时完成论文。

但出乎该导师的意料,布什竟然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

1916年4月,他向导师提交了一份长达169页的论文,内容是关于在赫维赛德(oliverheaviside)工作的基础上,探讨把某些微分方程变换成更容易计算的代数方程的数学运算,以帮助解决电力传输中的一些相关技术理论问题。

论文最终获得了通过,布什于当年的夏天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回到自己的母校塔夫茨学院当了电气工程系的助教。

这时候欧洲已经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远隔大西洋的美国虽然竭力想保持中立,但最终还是于1917年4月参与了争斗。

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有一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了部分军方的工作,其中发明大王爱迪生担任了海军的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scienceadvisoryboard)的主席,目的是激励发明家来证明爱迪生的“现代战争是机器的问题,而不是人的问题”的观点。

受爱迪生喜欢实干、不尚空谈理念的影响,爱迪生委员会的成员几乎都是工程师和工业家,没有科学家。

于是受到冷落的科学家们在1916年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称为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隶属于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y)。

这个科学家委员会将自己的目的定为革新美国的武器装备。

当时德国的潜水艇屡屡攻击美国的船只,海军急切希望找到有效探测潜艇的方法,这项任务最后交给了科学家委员会里的物理学家密立根。

年轻的大学助教布什牛刀小试,他也从自己的角度第一次介入了军事方面的研究。

他提出了一种装置,可以利用磁场干扰的方法来探测潜艇的存在。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论设想,布什于1917年5月到华盛顿面见密立根,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他的意见得到了密立根的重视和支持,认为布什的设计值得做成实物大小来进行实验。

鉴于布什不愿意接受政府的控制,密立根答应给著名的私人基金会——摩根基金会的主管写信,推荐由他们来资助布什的实验工作。

布什从与密立根的会晤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立即着手推进这项实验。

虽然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军方对技术的了解不够和效率低下所造成的恶果。

但他也得到了一个收获,那就是“战争不只是个军事行动,它不是个武器的问题。

它不是军队之间的冲突。

它是个庞大的经营业务。

它是个巨大的工程问题。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布什也离开了塔夫茨学院,来到mit的电气工程系任教。

从1919年开始,布什在这里度过了20年的时光,为mit电气工程专业和其他科学研究与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当时的mit,电气工程虽然已经成为了独立的系,但仍然停留在比较初级的水准上。

在1921年之前,全系甚至还没有研究方面的预算,在全系的20名教师中,当时的系主任委托布什负责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活动,布什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1921年,全电气工程系取得硕士学位的只有4个人,一年以后,有了37人,再一年是45人。

总之,由于布什的介入,从1922开始的10年中,电气工程系平均每年授予51个硕士学位,这是前10年的10倍!

后来甚至有人说当时美国全部电气工程师的三分之一出自mit。

([6],p.295)除了教学之外,当然布什的真正兴趣还是在研究上面。

他开始琢磨起当时在技术上属于尖端的问题:

电力网输送的优化问题。

当时电力在美国已经日益成为生活必需品,供电系统在迅速扩大,但也有一些令人烦恼的技术困难,如绝缘问题、电力波动问题、闪电等外界因素造成的损害问题等,都使整个电力系统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西屋和通用电气等美国大型电力公司的工程师们日夜都在钻研着解决的办法。

布什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另辟溪径的做法,他试图用机械计算机来辅助设计复杂而稳定的电力系统。

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布什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由他改进的一种早期的模拟计算机:

微分分析仪(differentialanalyzer)。

这个仪器后来在科学研究、工业设计和军事装备等方面都派上了大用场,布什也因此被一些人称为美国计算机研究事业的先驱。

布什在mit的头10年,也是mit历史上比较混乱和沉闷的时期,主要是因为学校缺乏坚强、有活力的领导所致。

但对布什而言这10年却是个丰硕的时期,一方面他的个人家庭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多的冲击,因为他有稳固的学校职位和数家公司的股份,所以经济上无多少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他在工作上卓有成效,因此这个时期反而成为他一生当中的第一个巅峰时期,他培养出了许多有才华的学生、完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项目、参与经营的几家公司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成功、添丁加口的家庭也很美满幸福、在mit的薪水从1919年的每年3000元涨到了1929年的每年7000元,如此等等。

可以说,布什到此时已经在知识、地位和财富方面达到了令人心满意足的高度,如果不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话,可能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小富即安,而不是后来活跃在美国当代历史舞台上的布什了。

这就是卡尔·康普顿的到来。

1930年来自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康普顿(karltaylorcompton,1887-1954;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a.h.康普顿的哥哥,习惯上大家称他为kt)来到mit担任校长,到任后他立刻就开始着手改变mit原来的杂乱无章状况,在许多改革措施中,有一条是鼓励教授在校内做研究,而对他们在校外的兼职工作做了严厉的限制。

这一条惹恼了布什,他第一次面见康普顿,就是为了抗议这条规矩。

结果一向倔强的布什这次服从了新校长的意愿,但他是心甘情愿地服从的,并且对康普顿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后来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他说新校长是“在我所见到过的人中,最让人喜欢的一个。

麻省理工学院所有的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那么忠心于他,所以他做什么都没有人反对。

他很有见识、悟性、理性、辨别能力,很和气,不是个得意忘形、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人……任何人只要能够避免,就不会去伤害他。

”([3],p.73)康普顿对布什也很欣赏,他首先提高了布什的薪金,达到了每年10000美元,这在美国大萧条时期是非常高的报酬。

紧接着,于1932年初,又任命布什担任了mit的副校长,同时兼任当时学校5个学院之一的工程学院的院长,并且成为校董会的成员。

由此在mit形成了一个康普顿-布什为核心的领导体系,迎来学校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也把布什推到了美国更广阔的科技活动舞台。

布什愈来愈成为一个精明强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者。

由于杰出成就,他此时已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30年代初,为了从大萧条的创伤中尽快地恢复,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倡导国家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活动,而不再放任其自由发展。

他并号召科技人员也要积极参与国家的复兴,为此他任命kt康普顿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主任。

但康普顿主要是将精力用在对科技进行批评的一些新政支持者的反批评上,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成为科学的主要资助和主办者,而不是听由像卡内基、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私人基金来支配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方向。

布什积极支持康普顿的观点,同时也参与了更多的所谓“政府科学”(governmentalscience)的活动。

在科学研究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关于电力传输系统的优化和稳定性问题的研究外,布什还涉及到一些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例如他曾对荷质比与速度的关系作过非相对论的解释。

提出了电子电荷随速度而改变的假说,并认为当电荷之间的相对速度等于光速时,它们之间的作用力将变为零。

但是,他并没有引证实验事实来支持这种假说。

[5]但这项研究奠定了布什不但在工程技术、应用科学方面的发言权,也证明了他在纯科学研究方面的实力。

1939年,布什被华盛顿的卡内基研究院(carnegieinstitution)聘为院长,从此离开mit。

之后他亦被任命为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nationaladvisorycommitteeforaeronautics,naca)的主席,这使他开始涉足美国家的军事研究决策领域。

这个时期,在华盛顿也形成了一个对美国政府、国会和军方决策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圈子,其核心成员,除了布什本人外,还有他的老朋友mit的院长康普顿、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jamesbryantconant,1893-1978)和at&t贝尔实验室主任(后担任美国科学院院长)朱厄特((frankjewett,1897-)等人。

当他们聚在一起时,布什后来回忆道:

“就是大家一块儿深刻地分享着一件东西——担忧!

”([6],p.296)因为战争的乌云正在世界的上空密布,而就在这一年,德国人发现了原子核的裂变现象。

 

三、贯彻新观念:

科技研究的结果决定着战争的胜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布什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学生,虽然他后来主动参与了一些战争技术的研究,但基本上属于一个旁观者。

难能可贵地是他敏锐地预感到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对布什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候的布什已经是美国科学技术界、工业界,甚至是政界都闻名遐迩的人物了。

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烈景象的犹新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美国国内有许多人强烈主张美国应该置身事外,对欧洲的战争作壁上观。

但布什基于自己对法西斯侵略者本质的认识,相信美国迟早会卷入战斗,而令人可怕的是美国却“没有作好准备”。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的军方和政界人士并没有认识到,战争的形式已经改变,已不是军方和政界人士们凭着传统观念所能完全了解的东西了,面对全新的现代化技术性战争,纯粹的军方人员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所以国家安全的内涵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这就是必须吸收和动员科技与工业等各方面的专业民间人士在政府的最高层次上参与工作,否则就形不成真正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也不会给国家带来真正的和平。

布什的这个想法其实上是针对美国军方长期以来在军事技术装备研究等方面的封闭传统有感而发的。

美国的军事技术研究领域历来是军方的自留地,非军方研究机构很难置喙其中。

在战争技术还比较简陋的过去,其后果还不甚显著,但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一方面,军方人员视野狭隘、观念陈旧,却掌握了绝大部分研究的物质资源,而另一方面,民间研究机构蕴藏着极大的人才和思想资源却无从发挥,致使国家的军事力量无法得到更大的加强以适应新形式战争的弊病就暴露无遗了。

基于这种认识,从1940年开始,布什积极活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不仅仅担负咨询使命、能领导和协调民间研究机构参与到军事技术的研究中、并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官方资助民间研究机构的机构。

为此,他通过在政府中的朋友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只有一张纸、四段话的备忘录,在里面他把自己心目中的机构命名为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defenseresearchcommittee,ndrc)。

1940年6月,罗斯福总统会见了布什,他们只谈了一刻钟,罗斯福就批准了布什的计划。

两天后,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任命布什担任新成立的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主席。

ndrc的成员有代表大学研究力量的kt康普顿、康南特和托尔曼(richardc.tolman,一名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化学家),代表工业实验室研究力量的朱厄特,还有代表政府部门和军方的几名官员。

罗斯福总统把ndrc的目标定为补充而不是代替军方自身的研究,而布什则把其工作方式定为与大学、研究机构和工业实验室签定研究协议而不是组建这种机构。

另外,在ndrc的组织机制上,布什根据总的目标成立了5个分支机构,即:

装甲与军械、化学与爆炸装置、通讯与交通、仪器与控制、专利与发明。

他还授权各分支的领导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组建次级的专门小组来解决具体的军事问题,推动研究活动的持续开展。

这种机动灵活、兼收并蓄的组织方式,后来被证明行之有效。

此时,美国尚未正式参战,但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相继陷入德国人之手、英法军队在敦刻尔克的惨淡大撤退等等事件的发生,这些血的教训使美国大多数人开始认识到纳粹的可怕和战争阴影的逼近。

虽然仍有人反对介入战争,但支持反纳粹战斗并加强自身的战备却也到了人人都能意识到的程度。

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开始公开从道义和物质方面给予英法等国以支援。

美国军方强调备战的数量,布什则强调备战的质量——研究,并且是一种能动员一切智力资源的、军民结合式的研究。

ndrc的成立是他贯彻自己新的战争理念的第一步。

ndrc的经费来自总统的应急基金,在其成立的第一年,获得了650万美元的支持。

布什用这笔钱采取委托协议的方式,在一年内动员和资助了上千名科学家参与军事研究工作,与32个大学研究机构、19个工业实验室签定了126份研究合同。

“用合同来参与”军方的研究,不是布什的首创,但如此大规模地动员民间科技力量为战争服务,则是他的功劳。

这里面有许多具体的管理问题,例如项目和人员的遴选、保密、知识产权的归属、军方与民间科技机构的关系等等。

布什运筹于帷幄,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复杂的操作。

 

虽然罗斯福总统为竞选连任,曾誓言美国决不参与这场战争。

但随着欧洲战事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布什愈来愈认识到美国卷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加强战备的迫切性,同时深感ndrc经费来源的不稳定性——因为总统基金实际上是以总统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总统会随时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而对其加以取舍。

所以,必须寻求法定的经费来源,以维持研究的稳定和持续。

此外,ndrc组织的活动中也没有包含任何医疗方面的研究内容,还有就是研究的结果往往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很难制成产品投入实际的应用。

这些情况的发生,盖源于ndrc本质上还是扮演着一个咨询顾问的角色,虽然它有权签定许多研究合同。

这使得布什深感有必要对ndrc加以扩充或改造,使其成为涵盖面更广、实用性更强的执行机构。

为此,布什收敛了自己一贯急躁的坏脾气,一次又一次地向政府、国会和军方进行游说,甚至通过新闻媒体来宣扬自己的观点。

但由于军方的反对,布什的努力收效甚微,直至1941年12月7日美国历史上的那个黑色星期天。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下定决心对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正式宣战,而布什的构想也在此时得以实现,美国国会批准成立了布什一直在主张的实体性机构——科技研究发展局(officeof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osrd),作为应对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措施之一,osrd的经费纳入国会的战争预算。

布什从此终于获得了大展才华的舞台。

检阅osrd的成就清单,首当其冲的就是雷达技术的应用。

最早发明初级雷达技术的是英国的物理学家,但很不成熟。

然后他们把这个技术雏形带到了美国,那还是在ndrc时期。

布什立即意识到了这项发明的巨大军事价值,就与康普顿商议在mit建立了辐射实验室(radiationlaboratory,radlab),选派39岁的物理学家李?

杜布里奇(leea.dubridge)来领导,并与之签定合同,拨出巨款加以扶持。

到osrd时期,更是给予最大的支持,使这个mit新建立的实验室终成为赫赫有名研究机构,其研制出的一代又一代的新式雷达,在战争中发挥出无比的“知彼”威力。

该实验室刚开始时仅有十几名工作人员,到战争结束时已接近4000名,总经费预算超过15亿美元!

在研究管理方面,布什提倡的寓军于民、合同参与的方式发挥了灵活高效的神奇作用。

osrd在战争期间动员了超过6000名的科学家参与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占全国总数75%的物理学家和50%的化学家。

类似于辐射实验室那样得到osrd强大支持的研究机构,还有设在cit的火箭实验室和设在霍普金斯大学的爆炸引信实验室等。

对于1943年以前的大部分美国物理学家,以及在这之后没有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而言,“物理学研究”甚至就意味着在这三家实验室里工作。

这三大实验室在战争期间总经费也远超过了20亿美元——曼哈顿计划所花费的经费。

虽然osrd的年经费预算到1942年已经突破了上亿美元,但布什依然觉得钱不够用,为能够把钱用在刀刃上,他为osrd制定了一个所谓“不计报酬-不计损失原则”(no-profit-no-lossrule),即不从osrd的合同项目资金中领取报酬。

他本人以身作则,虽然担任着osrd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但自始至终只在卡内基研究院领薪,没有拿过osrd一分钱。

在反法西斯战争同仇敌忾的气氛中,也在布什个人魅力的感召下,各合同项目实验室(大约有300多个)的科学家们不计名利,忘我工作。

cit的化学家鲍林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这里的实验室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悠闲。

我们有数不清的战争研究项目,每个人都全力以赴。

”[7]努力工作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反潜雷达、防空雷达、机载雷达、高炮瞄准雷达、无线电引信炮弹、运筹学反潜、固体火箭等等。

这些成果在战场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有一些后来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也认为:

“原子弹仅仅是结束了战争,而雷达赢得了战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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