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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久 久 

  前文，提到王勃《滕王阁序》时，我特别强调要“把握机遇”，处理好主业和副业的关系。

但是，一个人能否抓住机会走向成功，全看他是否时刻准备着，积蓄的力量是否充足。

台湾有位作家说：

“人的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能够贮藏着可供一生应用的充足力量，力量贮藏得愈多愈能应付变故。

”

一句重复了无数遍的真理：

机遇偏爱那些有所准备的大脑。

人生要能掌握机遇，当机遇来临时，必须多去尝试，如果没有心理准备，即使再好的机遇也会溜掉。

机遇一旦失去，便难以找回。

王勃《滕王阁序》虽为即兴创作，但堪称古代骈文中的精品。

在严格的骈体形式束缚下，作者充分发挥骈文特有表现手段，融对偶、声韵、事典、辞藻于一炉，又运散文之气于骈偶之中，严整中呈行云流水之势。

说到底，是才华而不是幸运成就了王勃。

有的人一味地把自己的不如意归结为“运气不好”，这只是给自己的疏懒找个借口。

失败者一谈起失败的原因，大多数人会说，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机遇，没有人帮助、提携他们。

或者会说，优秀的人太多了，我想得到的东西已被别人占据，一切好的机遇都已被别人捷足先登，所以自己落到如此不幸的田地。

能够成功的人却不会有这样一套说辞。

他们默默工作，既不怨天也不尤人。

他们稳扎稳打，他们尽管也需要别人帮助但不指望别人的帮助，他们懂得再好的外部条件，还得靠自己去发挥作用。

在一次胜利之后，有人问亚历山大：

“假如有机遇，你想不想把第二个城堡攻下来？

”亚历山大回答道：

“什么？

机遇？

我从来不等待机遇，我会去制造机遇！

”

一般人等待机遇以至于成为一种习惯，这真是很可怕的事。

工作的热情与精力，就在等待中逐渐消磨。

那些不肯工作而只会胡思乱想的人是根本看不到机遇的，而那些勤恳工作奋发向上的人，才有看见机遇的可能。

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来到海边，他认为即使他不会游泳也不会淹死，因为他相信上帝会在重要时刻来解救他。

就在他快被淹死的时候，有一艘船来了，船上的人叫他赶快上船，他回答：

“不用了，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

”这个人在海中挣扎，接着又来了另一艘船，船上的人又叫他赶快上船，他还是回答说：

“不用了，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

”

正当他快沉下去的时候，空中飞来了一架直升机，一根绳子从空中放了下来，机上人员告诉他：

“朋友快上来吧！

你会被淹死的。

”这个人还是回答说：

“不用了，上帝一定会来救我的。

”因为他错过了许多获救的机遇，最后还是被淹死了，等他到了天堂，他很不服气地责问上帝为什幺不肯来救他？

上帝说：

“你胡说八道，我派了两艘船、一架直升机，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机遇！

”

这虽然是个寓言故事，但在平常生活中，确实有许多机遇就在眼前；可是，有的人却一直忽略了它，视而不见。

你不妨从身边开始，找寻下一个成功的机遇，或是掌握住现在的机遇，把它做到最好。

《塔木德》说：

“每个人的机会都一样多，但是每个人对机会的识别和把握能力是不同的。

”

犹太人的杰出代表爱因斯坦曾说过：

“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这里的“准备”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知识的积累。

没有广博而精深的知识，要发现和捕捉机遇是不可能的。

二是思维方法的准备，只具备知识，而没有现代思维方式，就看不到机遇，只好任凭它默默地从你身边溜走。

人们常常引用苹果落在牛顿脚前，导致他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一例子来说明所谓纯粹偶然事件在发现中的巨大作用。

但人们却忽视了，多年来，牛顿一直在为重力问题苦苦思索、研究。

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牛顿思考了该领域内的许多问题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可以说，关于重力问题的一些极为复杂深刻的问题他都反复思考推敲过。

苹果落地这一常见的日常生活现象之所以为常人所不在意，而能激起牛顿对重力问题的理解，能激起他灵感的火花并进一步做出异常深刻的解释，很显然，这是因为牛顿对重力问题已有了深刻的理解。

因此，成千上万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却很少有人能像牛顿那样引发出深刻的定律出来。

有许多发现和发明看起来是纯属偶然，其实，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这些发现和发明决不是什幺偶然得来的，不是什么天才灵机一动或凭运气得来的。

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形下，这些在常人看来纯属偶然的事件，不过是从事该项研究的人长期苦思冥想的结果，也就是说，纯粹的偶然性虽以偶然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其实也是在不断实验和思考之后所必然出现的一种形式。

虽然时机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有一定的神秘性，但也不是无法捉摸和预料的。

聪明的人总是一方面从事手头的工作，一方面注意捕捉着取得突破或成功的时机，当时机没有成熟的时候，便积蓄力量或者寻找出路，一旦时机成熟就顺应形势或潮流，促成自己的事业达到（禁止）。

常常听到有些人抱怨命运女神忽略了他，总以为自己碰不上好机遇，总以为能够利用的机遇太少，因而把工作和生活上的一切不顺心的事，都归结到机遇很少光临自己。

其实，机遇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这就像阳光雨露会播撒到大地上的每一块地方一样，关键是一个人面对机遇究竟能不能真正把握住。

在能够把握机遇并且充分地利用机遇的人那里，机会时刻都存在着，对机遇就像有经验的船夫利用风一样，两者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而在对机遇毫无知觉也不会很好地利用的人那里，即使机遇来到眼前，他也不能及时地抓住，而是常常让机会白白地失去。

一百多年前，有位叫莱维·施特劳斯的德国犹太人到美国旧金山去经商。

除了别的商品他还带了些帆布以供淘金者做帐篷之用。

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下船来，除了帆布，货物都一售而空。

一针一线都需从外面进口的旧金山人需求之旺给莱维留下深刻印象。

下船后，莱维带着

帆布开始了他的“淘金”历程。

他几乎立刻就和一位挖金的矿工迎面而遇，此人抱怨道，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帐篷而是挖金时经磨耐穿的裤子。

头脑灵活的莱维一点也不含糊，随即和那位矿工一起到裁缝店，用随身的帆布给他做了一条裤子，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条工装裤，亦即今日十分时髦的牛仔裤的鼻祖。

那位矿工回去之后，消息不胫而走，大量订货迅即而来。

矿工需要的是耐磨的裤子，而莱维手头只有做帐篷的帆布。

如果莱维的头脑不灵活，他就只会后悔自己带错了商品，而失去这次绝好的赚钱机会。

这正表明了犹太人经商方面的精明果然是名不虚传。

新科技不断被引进、新的任务被交付，新的同事、新的老板……这些改变，也许微小，也许剧烈。

但每一次的改变，都需要我们调整心情重新适应。

面对改变，意味着对某些旧习惯和老状态的挑战，如果你紧守着过去的行为与思考模式，并且相信“我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尝试新事物就会威胁到你的安全感。

对于个人发展来说，冒险是通向强者的必由之路。

在很多情况下，强者之所以成为强者，

就是因为他们敢为别人所不敢为。

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的理科学士万卫，从2004年9月开始担任《百家讲坛》栏目的第三任制片人。

知情的人们当时心里都有数，2003年是《百家讲坛》最为难熬的一年。

尽管请来的都是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大腕级人物，但这档节目的收视率却一直在科教频道的末位徘徊，有时甚至接近于零。

而此时，央视推出的“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考核机制，已经把收视率的鞭子高举过了头顶。

如果不是一个“意外”的发生，也许后来的“学术明星”、“出版神话”都不会存在。

2004年5月，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受到观众热烈追捧，《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持续在科教频道收视排行榜上处于上风。

阎崇年的“救场”成功，成为《百家讲坛》衰极而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万卫此时的上岗，套用一句老话，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

上任之初，万卫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把《清十二帝疑案》作为“范本”仔细研究了一遍。

他必须解决一个问题：

究竟是什么定住了电视观众手中的遥控器。

他的结论是：

在“戏说”充斥荧屏的同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在这时，有魅力的主讲人以不断设置“悬念”的独特方式“正说”历史，自然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这就是阎崇年后来说的，讲座要学电视剧制造悬念。

他说：

“在节目中，编导从我开始加入了悬念。

以悬念隔断、牵引，使《百家讲坛》不再平铺直叙。

”抓住观众心中的“疑”点，在节目编排上设置悬念，然后一个个解开，最后在后期制作上还要配以扣人心弦的音乐。

历史讲座变得像悬疑片。

对于观众的定位，万卫也有了新的理解：

“节目最开始对观众的定位是高端人群，后来我们逐步改在了初中文化水平。

我说的初中文化水平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你所学习的学科，在其它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

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让所有这些跨学科的人都能听得懂。

”

《百家讲坛》已经意识到，为了成功，他们必须“架桥”——架一座让专家、学者通向大众的桥梁。

就像易中天在为《于丹〈论语〉心得》作的序里写的那样：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

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

”

毫无疑问，从阎崇年、易中天到于丹，他们成为“明星”和“万人迷”根本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学术前沿，也不是命运的偏爱，而是因为：

他们讲述的知识与思想，恰好和“大众”相遇。

在这一关节点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电视和电视所要求的“大众文化”的表述风格。

当古代中国精深的诸子百家和传统文化，在这里被转化为一种直白、贴切的当代文化，让观众扔掉手中遥控器的时候，一群能言善道的知识分子成了新的“布道者”。

以《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为代表的余秋雨文化散文，屡屡在华文阅读中掀起一阵阵的阅读狂潮。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五四”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散文作家的创作能够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与反响。

余秋雨的散文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哪些贡献？

它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特殊贡献表现在哪里？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如此众多的喜爱余秋雨散文的读者群体？

相对于自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日益强化的为现实服务的现当代散文，余秋雨突出的是传统，强调的是在传统中寻找与现实的共通点；相对于现当代散文中热切的为政治服务的热情，余秋雨探讨的是文化，着意在文化中搜寻影响政治的因素。

而同时，有着数千年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读者，则又从根本上决定了那种咀嚼身边小小悲欢的“美文”不可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与强烈反响。

他们竭力想摒弃过于急功近利的为政治服务的应景之作，但是他们却愿意透过一段距离，通过一个中介，在“传统”与“文化”中思考祖国的命运与民族的未来。

他们不愿意接受扳起面孔的文化教训形式，但是他们却愿意与作者一起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共同探索与沉思祖国的传统与文化的命运，乃至在新形势下的转型与生机。

余秋雨带给人们一种新的阅读经历，一种新的关注政治与现实的途径。

人们愿意，甚至毫不勉强地与作者一起思索祖国、民族、政治、传统和现实等一系列宏大的社会与文化命题。

尔雅出版社推荐《文化苦旅》一书的序词这样写道﹕“这是一本最令人动容的散文集……你从来不曾想到，中国深沉的文化，可以用这样漂亮干净的白话文表达出来”。

是的，余秋雨的散文，“犹如天风海雨，迫人而来，于龙曼衍，无穷无尽……始终以理性的笔调、均衡的观照与批判的反思来进行与驾驭其不羁的才情、渊博的学识以及绵密严谨的思考模式，在清丽绝俗、随心所欲之余，展现出有棱有脊、不蔓不枝的雍容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