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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的基本概念与特征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或掌握如下内容:

1.什么是文化;

2.文化有哪些特点;

3.文化的类型与形态;

4.文化与创意策划之间的关系。

导言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创造和留存的产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行为方式、思考习惯、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万象的总概。

它既包括有形的文字、书法、雕刻、建筑、城市等物质层面的符号性内容,更包括习俗、宗教、艺术、制度等精神层面的观念性内容。

文化具有地理性、主观性、创造性、时空性、框架性等特点。

文化的类型可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予以区别。

在不同社会阶段的认知水平下,文化存在于不同的形态之中。

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传承推广需要一定的创意策划予以协助,同时,文化内涵的挖掘和利用也有助于创意策划的展开。

 

第一节文化的含义与特点

一、文化的含义

关于文化的阐述一直以来存在仁智之见。

古今中外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都一直试图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来清晰地界定出文化的含义。

到目前为止,有关“文化”的各种定义至少有三百种的表述。

从原始的意义上看,中西古代的“文化”观是截然不同的。

(一)中国人对“文化”的理解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周易·贲卦·彖传》中有所谓: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其意是说,天生男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即自然;人类据此而结成一对对夫妇,又从夫妇而化成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

天文与人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的规律,人文是指人际之间纵横交织的社会关系、人伦规范和风土民情等。

意指治国者必察于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明耕作渔猎之时序;且把握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等级关系,以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规范,由此推及,以化成天下。

宋代程颐对此的解释是:

“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四时之速改也。

人文,人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可见,当时中国人的理解,“文化”是指通过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而对天下民众实施教育感化的一种方法。

“文”与“化”两字合用则在汉朝正式出现。

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中说: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

”意谓圣人治理国家是先利用文化和道德使众人服从,不通,然后才运用武力压服。

不难看出,文化是相对于军事战略的一种治国方法。

这也是我国古代文献中“文化”一词最早的出处。

在此之后,人们大抵就在文治教化、文德昌明的意义上开始了“文化”一词的使用,如六朝齐人王元长在其著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歌颂“大齐”的丰功伟绩时就有:

“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泽普汜而无私,法含弘而不杀。

”的句子。

西晋诗人束晳的六首《补亡诗》的最后一首《由仪》,讲为政的原则,就是以“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作为全诗的结束。

古人对“文化”这种规定意义的使用从汉唐一直持续到清代。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表述的“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基本上就是代表了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都是“文化”的含义。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多是在“文治教化”的意义层面使用“文化”一词的,其中的精神内涵远大于物质内涵。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是在清末民初时出现的。

像许多其他新名词一样,“文化”是经过日文而进翻译入汉语的。

梁启超是近现代以来最早使用“文化”的学者之一。

他在1901年发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两次使用了“文化”一词:

当往昔文化未开之代,争城争地,草菅人命,流血成河,曾无停晷,此所谓春秋无义战者,审其时势,度其人心,亦不深怪。

今也轮船、铁路、电线之道通,而地球之面积日形缩小,渺沧海于一粟,视异邦若比邻,风教之盛,文化之隆,开亘古未有之新景,诚人群进化之时期。

正宜讲和平之人道,顾万国之公法,博爱仁义,以达世界文明之目的,使天下率土,弹丸莫非公国,匹夫莫非公民,国民皆公,共享世界公权,不言自明矣。

孰意计不出此,而竟至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所谓文明固如是耶?

(二)西方人对“文化”的理解

英语中的“culture”一词最早出现在1690年安托万·菲雷蒂埃的《通用词典》中,其意义为“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

这类活动与物质的自然界紧密关联,是一个全然的物质过程。

此时西方人观念中的“文化”是指一种生产活动和生产行为,也被用来隐喻人类的某种生存能力。

后来西方古代“文化”的含义逐渐从物质活动转向了精神的层面。

古罗马的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最早使用了“culturaanimi”(灵魂的培植)的说法。

17世纪,英国的培根使用了“thecultureandmanuranceofminds”(心灵的培育与垃圾)。

18世纪开始以后,对“文化”的认识就从物质层面扩展到了精神层面,并进一步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巨大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1668—1744年)在其《新科学》中指出,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自然界有本质的不同。

他认为,国家、政体、社会、机制、宗教、习俗、规范、艺术等都属于人的创造。

他还认为,人类有共同的文化起源,但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年)在其《论民族道德和精神》中认为,人在把握自然环境中的创造精神构成了文明的根基,人的习俗远大于自然的领域,它延伸到道德、风情和所有的习惯中,这些非自然的领域形成了文化的主体。

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年)在《判断力批判》中给“文化”下的定义是“一个理性的实体为达到最高目的而进行的能力创造”,这种“创造”是指人从受自然能力统治的“原始状态”向人统治自然能力的状态的逐步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以及结果。

因此,在康德的论证中,“文化”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精神发展,也是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最高阶段。

德国哲学家和浪漫主义的先驱赫尔德(1744—1803年)在其《语言的起源》中认为,人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

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在于人有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这种能力使人能够清醒自觉地反思自我,并获得抉择的自由。

19世纪初,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1822—1888年)在《文化与无政府》中指出:

“文化可以恰当地描述为并非起源于好奇心,而是起源于对完美的热爱;它是一种对完美的探索。

它不仅或者不主要由追求纯粹知识的科学激情所驱动,而是要由追求善的道德和社会激情所驱动。

”它包含了“美”和“理智”(beautyandintelligence)两个特征。

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32—1917年)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给了“文化”以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表述: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杂整体。

这个界定强调了“文化”的无所不包和“复杂的整体”(complexwhole)特质。

1952年,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发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对西方自1871年至1951年期间关于文化的160多种定义做了清理与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给文化下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即“文化由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这种行为模式通过象征符号而获致和传递;文化代表了人类群体的显著成就,包括他们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传统的(即历史的获得和选择的)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来的价值;文化体系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活动的决定因素。

”这一文化的综合定义基本为现代东西方的学术界所认可,有着广泛的影响。

按照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年)的归纳,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定义有以下12条内涵特征:

①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总和;②个人从群体那里活动获得的社会遗产;③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④一种对行为的抽象;⑤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⑥一种汇集了学识的宝库;⑦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识取向;⑧习得的行为;⑨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⑩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关系的技术;⑪一种历史的积淀物;⑫一种行为的地图、筛网或矩阵。

由此可见,克罗伯的定义将人类的一切行为表征和观念体系都归入了“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中。

综上所述,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创造和留存的产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行为方式、思考习惯、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等万象的总概。

它既包括有形的汉字、书法、雕刻、建筑、城市等物质层面的符号性内容,更包括习俗、宗教、艺术、制度等精神层面的观念性内容。

二、文化的特点

文化是由人类创造并传承的。

人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与自然交换能量与信息,并将自己的主观与客观逐步地紧密融合,形成了特有的生产与生活、行为与思想,创造出了独特的人类习惯、风俗以及语言、文字和宗教、艺术。

文化的本质性特征就是“人化”,人是文化的主体。

所以,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一)地理性

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的展开是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的。

愈是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愈是依赖于周围的环境,仰仗大自然的赐予来维持生存。

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理论,就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地理环境的绝对影响。

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性格、生理状态和心理特征乃至精神气质;进一步由不同性格、不同生理状态和不同心理特征的人决定了不同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发展的速度。

最早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他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是物质世界发展的第一动力。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古希腊时代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提出过人类特性产生于气候,气候和季节变换可以影响人类的肉体和心灵的观点。

柏拉图(Platon)则认为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密切相关,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会影响个别民族特征与社会性质。

亚里士多德则第一次将地理环境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希腊半岛处于炎热与寒冷气候之间,希腊人因此具有优良的品性,并由此组织起良好的政府。

16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琼·博丁(JeanBodin)在《论共和国》中认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形式的政府。

地理环境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进步。

他认为,北方寒冷,使人们的体格强壮而缺少才智;南方炎热,使人们有才智而缺少精力。

因此,统治国家的决定因素也应当有所不同:

北方民族依靠权力,南方民族依靠宗教,中部民族依靠正义与公平。

他同时探索了行星对于地球上居民的影响,认为住在世界南方的人受土星的影响,过着宗教修心的生活;住在北方的人受到火星的影响,变得好战,善于运用机械装置;住在中部的人则受到木星的影响,能够在法律的统治下过文明的生活。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了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等多个方面。

他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为:

①自然条件与人的生理特征的关系;②自然条件与人的心理特征的关系;③自然条件与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关系。

他认为“如果从自然特质来说,小国宜于共和政体,中等国宜于君主治理,大帝国宜于由专制君主治理的话,要维持原有政体的原则,就应该维持原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并据此提出应根据气候修改法律,以便使它适合气候所造成的人们的性格。

黑格尔则将地理环境看作是精神的舞台,是历史的“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历史进程。

他认为地理、气候条件影响人的生理,人的生理差异导致人的不同精神和气质,从而产生不同的历史进程。

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F.拉采尔在其代表作《人类地理学》中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都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地理因素,特别是气候和空间位置,是人们的体质和心理差异、意识和文化不同的直接原因,并决定着各个国家的社会组织、经济发展和历史命运,因而人的活动、发展和抱负受到地理环境的严格限制。

他运用达尔文生物学观念研究认为地理环境从多方面控制着人类,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产生影响,并决定着人类的迁移和分布。

他的学生,美国地理学家E.C.森普尔把拉采尔的观点介绍到美国,夸大和突出了环境的决定作用,被认为是“近代地理学中用决定论观点阐述地球作为人类之家之一主题的集大成者”。

其后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于1903—1906年在印度北部、中国塔里木盆地等地考察后发表的《亚洲的脉动》(ThePulseofAsia)一书,认为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张是由于居住地气候变干和牧场条件日益变坏所致。

1915年,其又出版了《文化与气候》(CivilizationandCimate),“创立了人类文化只能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的假说,并认为热带气候单调,居民生活将永远陷入贫困”。

19世纪中叶,英国历史学家H.T.巴克尔在其著作《英国文明的历史》中也认为气候是影响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并认定印度的贫穷落后是气候的自然法则所决定的。

(二)主观性

文化是人类独有的智慧成果,是人类主观对外界客观的认识与互动的结果。

文化是人的主观认识和投射,是包括兴趣、审美、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内的主观意识的物质表达。

意识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表达出来就是口头语言,记录下来就成为文字。

意识不能直接创造出物质,引起客观事物的变化,但在人类的变迁发展中意识与外在客观物质交合后形成了许多实体的介质,比如文字、图画、雕塑、道路、建筑以及各种各样的表现文本。

这些人类主观意识的外在物质表象既是人类创造行为的结果(结晶),更是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手段和文明构成的重要内容。

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与活动,它包括互相联系着的三个方面:

第一,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第二,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关活动;第三,人类在实践行为中所具有的精神状态,即通常所说的决心、意志、干劲等。

思考、行动以及意志构成人类由自身走向自然的过程,更是从主观向客观推进的必然步骤。

因此,人类要在社会发展中获得生存,就必须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因为:

第一,客观存在是外在的,事物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人类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获得、改造或者创造,才能吸收和利用外在的物质世界,创造出自己的需求;第二,外在世界的本质与规律需要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观察思考、去分析把握,才能透过现象获得本质与规律,从而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第三,人类认识和改造外在世界的行为是长期的、复杂的,这需要坚强的意志和持续不断的行动力,需要饱满和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

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不同群体所处的环境的差异,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存在巨大的差异。

在人类出现之初,饥饿调动了人寻食的积极性,捕猎迫出了人类快速奔跑的能力,而群居的生活和生存的需求则诱导出了人类的语言。

外界压力是激发主观能动性的最有效动力,从早期的文字、图形、图腾以及原始歌舞我们可以看到主观的能动性的文化生成形态。

而进入信息社会以后,以计算机、微电子和通信技术为主要的生产手段,图像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创造出了电影、电视、动漫以及电子商务等全新的文化样态,塑造出了人类与自然界互动的全新模式。

显而易见,作为人类物质与精神表征的一切社会遗存和现存,都是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的伟大成果。

同样,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差异也表现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

在中国思想史上,严复(1854—1921年)是中国学者最早从总体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思想家之一。

他对中外文化的比较有这样的论述:

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气候与地理环境,造成了人对自然界认识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差异。

欧洲文明发源地基本以半岛和岛屿为主,陆地与海湾犬牙交错,欧洲各地到海洋距离都不远,这样的海洋化的生存环境使得人与自然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征服与平等是获得生存的唯一法则;而中国文化衍生于肥沃的黄河长江流域,土地资源丰富,气候稳定,物产丰富,所以人与自然和谐、稳定便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根本就来源于人类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互动的主观性差异。

(三)创造性

创造性是指个体产生新奇独特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能力或特性,是由人的意识、创造性思维过程和创造性活动建构的观念工程。

创造性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是发明,二是发现。

发明是制造新事物,例如瓦特发明蒸汽机。

发现是找出本来就存在但尚未被人了解的事物和规律,如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等。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将人类带入了工业社会以后,人类的智慧就换化成了各种先进的科学与技术,从工业化饲养、塑料、制氨法、疫苗、光纤到反射波勘探、集装箱、供应链管理以及运筹学与规划等,一个个创造性的思想和一个个新的发明,型塑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光纤的出现推动和保证了互联网的产生;塑料的出现让人类明显地降低了对木材的依赖,随着塑料的广泛应用,各种新型的生活生产工具被制造出来,装点着家庭、建筑乃至城市。

显而易见,所有人类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和集中体现,文化具有创造性的特征,是人的一系列连续的、复杂的、高水平的心理活动以及表现,其行为表现有三个特征:

①独特性。

对事物具有不寻常的独特见解,是一种从平常中发现异常的高智力行为。

②通变性。

人的思维能随机应变,举一反三,因此能产生超常的构想,提出新观念。

③多样性。

人类能同时调动触觉、嗅觉、味觉、视觉和听觉等及时、全面地与外界碰撞并交换信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进行判断和决定,表达出较多的观念。

创造力与一般能力的区别就在于它的新颖性和独创性。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文化就是人类的创造与发明的集合,是人类持续不断的创新与创造。

人类为了适应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群体和不同的事物,时时刻刻保持敏锐独特的观察力,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高效持久的记忆力和灵活自如的操作力,还包括掌握和运用创造原理、技巧和方法的能力,创造出各类形态、各类性质、各类方法和不同内容的表现物。

文化产品在人类不断进化的创造力中越来越丰富多彩起来。

从原始人类简单的图形、符号、语言到信息时代的色彩、服装、建筑和影像,文化在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的推动下走向繁盛。

(四)超时空性

老子的弟子文子在《文子·自然》中有曰:

“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

”商鞅的老师尸佼在《尸子》中云: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在中国人的认识观中“宇宙”就是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

因而中国文化可以理解为时空文化,而西方的“宇宙(Universe)”一词,只代表空间存在的万事万物,因此可以把西方文化理解为空间文化。

文化时空是指文化地域的时间和空间的特征。

它由变化中的时间与空间的综合构成,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

纵向性指历史性的时间领域,横向性指地域性的空间领域,二者共同构成动态的文化体系。

具体来讲,一是文化都具有明显的历史传统特性。

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之所以明显不同,是因为它是与本民族、本国家或本地区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的,或者说它是这些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经历过和积淀起的自觉意识。

作为一种传统的精神意识,文化形成之后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推动和规范着这一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未来发展过程。

二是指文化具有区域性特征。

文化或者属于一个民族,或者属于一个国家,或者属于一个地区。

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也是不相同的,而不同的文化也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地区,它们之间存在着和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比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日本文化的不同,等等,都是文化的区域性特征的体现。

因此,文化往往就在整合中形成了。

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能成为该民族、国家或地区,就是因为它们的人民有着自己赖以相处和生存的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习俗观念和生活行为把独立的个人和家庭联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社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具有抽象的理性思维能力,借助抽象思维,人类可以在收集整理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事物本质、全体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规律的认识。

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把所获得的感性材料,经过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形成关于某种事物现象的高级认识,从概念、判断到推理、决断。

人类的理性,不仅能够让人类更好地生活在他所依托的自然世界中,还能够让他生活在他自己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中。

换句话说,人类的理性超越了他所生存的客观和主观世界。

由此可见,文化兼具感性与理性的特点,是人类社会实践行为与生活样态,也是人类的思想、意识、观念和制度,当它们以各种方式被表达和记载下来的时候,会随着记载工具的时空变化而变化,因此具有超时空性特点。

各种具体的文化形态,其含义与载体因技术与理性的不断增强而跨越传统与现代,并且呈现出趋同一致的倾向。

 

文化既是一种感性的社会行为表现,也是一种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具有跨时空的普遍性,这种跨时空的普遍性可以构成不同形态的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并相互融合的思想基础。

(五)框架性

文化是一种认知以及建立在认知基础上的行为结果,是人类对客观的主观解释与思考。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倾向于按照自己的认知框架去感悟和体验现实,并根据这种感悟和体验来采取行动,建构现实。

文化哲学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实际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带有主观性特征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的手段、工艺、方法等。

制度文化是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

而精神文化也被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

它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

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

所以,文化可以说是人类向自然和客观世界学习的结果,是主观对客观的规定和选择性利用,或者说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约定俗成。

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巨大的规范作用。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1922年)中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

不同的文化功能构成不同的文化布局,文化的意义依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所关联的思想,以及所有的价值而定”。

帕森斯(1951年)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是社会结构体系的工具,文化体系不仅决定人的价值观念,也构成人的行为准则。

美国哲学家杜威在《文化与自由》(1939年)一书中说: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样式,其组织的力量有它自己独特安排”;“不管人性的天然构成因素是些什么,一个时代、一个集团的文化在它们的安排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决定着任何团体、家庭、氏族、民族、教派、党派、阶级活动的样式”。

文化起着塑造个人人格,实现社会化的功能。

人格是个体特有的特质模式及行为倾向的统一体,又称个性,是一个人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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