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对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认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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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对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认识
浅析对结构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认识
结构主义理论是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创立，起源于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同事们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研究工作，因此也称拉美经委会学派。
普雷维什的代表作《外围资本主义:
危机与改造》一书原著于1980年出版，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出版。
2015年年底再版，笔者在翻阅该书时不得不对拉美结构主义理论研究发展问题的深刻性、前瞻性和预见性表示赞叹。
书中许多观点在问世30多年之后，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仍有现实意义。
结构主义理论在研究中心与外围之间结构性差异和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时，发现了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找到了通货膨胀的基本压力，创立了关于通货膨胀基本压力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模式;考察了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决定作用和对市场机制的扰乱作用，强调了国家在消除经济社会重大失衡方面作为市场最高调节者的作用。
新结构主义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最初作为研究通货膨胀加速现象的一种理论，从90年代起研究发展问题的结构主义学派整体转变为新结构主义。
新结构主义继承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在肯定结构主义理论关于通货膨胀基本压力和传导机制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深化了结构主义理论关于市场背后各种权力因素的研究，揭示了这些扰乱因素对通货膨胀长期持续和加速所起的作用。
结构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在批判中创新是这一理论与时俱进的主要动力。
它批判西方正统经济理论企图用简单化和公式化的分析模式、以理论的精确性和严谨性确立其普遍真理地位，指出其因排除社会现实、政治现实、文化现实和历史发展因素而存在谬误。
结构主义认为真正的市场规律是，在结构失衡的条件下经济的自发作用不是自动导致体系的平衡、效益和公正，而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排斥。
结构主义认为市场既是一个吸收性的体系，又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这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向心性、垄断性和排斥性所决定的，不论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国内发展过程中都是如此，而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一大错误是把经济的最高调节作用归于市场。
结构主义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经济理论中科学的一面往往被抛弃，而符合某种特定利益的原则常常被用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结构主义理论在分析了高消费现象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之后，指出国内高收入阶层在消费方式、思想感情和经济利益关系方面与中心国家关系日益密切，而与本国大多数社会阶层越来越格格不入。
它指出了外围与中心在经济、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依附现象，认为外围国家只有创造自身的动力和打破过去的格局，才能真正获得发展。
因此，外围国家需要自己努力进行理论创新。
一、结构主义通货膨胀理论与发展理论的关系
结构主义理论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而研究发展问题与研究通货膨胀问题相互关联，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获得创新的动力。
结构主义通货膨胀理论是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在研究二战以后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问题时建立的。
理论研究对发展问题和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是结构主义理论的重点，解决生产结构的失衡成为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而由结构性失衡引起的通货膨胀只能通过消除结构性因素才能解决。
因此，结构主义理论在50年代围绕通货膨胀问题同货币主义进行了论战之后，没有提出具体的反通货膨胀建议。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拉美地区多个国家，包括长期实行货币主义反通货膨胀计划的国家，都出现了持续的高通货膨胀，抑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不降低通货膨胀，经济发展目标就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新结构主义通货膨胀理论便应运而生，从理论上解释了结构主义理论以及货币主义理论都无法解释的许多新的通货膨胀现象，包括惯性通货膨胀现象、由分配竞争引起的通货膨胀加速现象、债务危机条件下的通货膨胀现象、从社会结构权力因素对市场机制的扰乱作用引起的通货膨胀现象，等等，从而增强了对通货膨胀复杂现实的理论解释能力，丰富并完善了结构主义理论。
随着研究的重点重新转向发展问题，结构主义理论便从整体上完成了向新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转变。
研究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忽视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和研究发达国家历史经验而产生的其他正统派的经济理论，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货币主义理论，因为结构主义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并在后来批判货币主义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获取动力和得到发展的。
如果说40年代末中心—外围的观点奠定了后来结构主义学派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格局，那么50年代对正统货币主义理论的抨击和对通货膨胀结构性因素的研究标志着结构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
结构主义通货膨胀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通货膨胀基本压力和传导机制的论点，为后来人们研究通货膨胀问题确立了方法论基础。
由于当时结构主义理论致力于研究如何纠正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和制订长期发展计划，没能提出与正统货币主义不同的短期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普雷维什于1950年发表的《拉丁美洲的发展和它的主要问题》一文被视为结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文章。
在文章中，普雷维什挑战了新古典主义关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往往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均匀分布”的论点，批判了新古典主义关于这种均匀分布“是通过降低价格或是通过收入的相应提高”来实现的说法。
普雷维什认为，关于比较优势原则的作用和国际投资进程的静态描述未能恰如其分地在时间上反映工业发达的国家（即“中心”）与提供食品和原料的国家（即“外围”）之间正在发生的情况。
根据实证研究，普雷维什的结论是，工业化国家在日益增长的寡头垄断条件下生产的制成品的相对价格，日益倾向于超过外围国家提供的初级产品的价格，因此，发展中国家没有获得中心国家承诺的因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利益。
从长远来看，不利的贸易条件不仅剥夺了不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应该得到的稳定的份额，而且还剥夺了它们推动内部变革和经济增长的资金和技术手段。
在这篇文章中，普雷维什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外围”概念和“贸易条件恶化论”，揭露了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合理和不平等现象，提出了外围与中心在生产结构方面的差异，外围国家内部生产结构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等问题。
结构主义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是从“中心—外围”的国际环境或格局中研究外围国家的发展问题，从外围国家内部的结构性差异中研究制约发展的因素和引起通货膨胀的原因，又从经济结构的失衡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相互关系中研究对生产结构、收入分配和通货膨胀的影响。
这种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动态地研究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方法，克服了传统经济理论简单化、静态化和公式化的缺陷和为追求精确性和严谨性而从纯经济分析中排除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科学谬误。
因此，研究结构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特点，总结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吸取由社会结构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政治危机的历史教训，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受到制约的真实原因，从而预见不同发展模式导致体系均衡或危机的趋势，以利于根据现实的基本因素和条件，在创造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条件的同时，通过国家有意识和有预见的行动，提出公正合理的解决办法，消除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失衡，避免由这种失衡产生的社会矛盾和体系危机。
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不可回避的问题。
二、结构主义理论的方法论特点
结构主义理论分析方法的特点在于其整体性、特殊性、全面性、动态性及批判性。
1.整体性。
结构主义理论的“中心—外围”论点实际上是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框架。
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叶以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市场上先后出现了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市场规律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而是在垄断规律支配下发挥作用，服从垄断意志成为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和主要目的。
普雷维什的著作中有不少地方都提到了垄断和霸权在市场上的作用。
整个世界都在这种双重规律下运行。
一个国家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孤立地、自发地或自主地进行，不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按照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或经历的阶段一步一步地去谋求发展，这是因为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律已经让位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
19世纪中期以后，在以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为发展模式的国家，国际贸易成为制约不发达国家自主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在发达国家的制成品与不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交易中，工业品的价格总是高于初级产品的价格，从而出现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最初有意识地开启的自主工业化进程同样受到了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扩张进程的影响，发达国家可以在自我推动下进行扩张，而发展中国家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扩张进程中作为这种扩张的反应而获得发展。
在80年代的债务经济模式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受到发达国家金融投机资本扩张的影响，金融投机经济模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
上述三个阶段的所有现象表明，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自主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用普雷维什的话说，就是“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的神话正在消失”。
这是因为新的规律即垄断规律已经取代旧的规律即市场竞争规律而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作用，或者说，市场规律是在垄断规律和霸权的支配下发挥作用的。
因此，从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范围内研究外围的发展问题，弄清外围国家在整个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特点，以及中心与外围的相互关系对外围发展的影响，才能理解中心与外围的结构性差异对外围发展的制约。
2.特殊性。
结构主义理论可以定义为“是从中心—外围的格局中或框架内研究外围特殊性的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强调整体性是为研究外围的特殊性服务的，而不是把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作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普遍适用的理论来接受。
对此，普雷维什做了精辟的阐述:
“外围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由于这种特殊性，从外围的观点来看，中心提出的理论就具有一种想获得普遍意义的虚伪企图。
”“在工业化国家中提出的那些理论不过是妄图享有普遍意义。
他们有可能解释工业国家的现象（尽管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是解释不了在我们这些国家发生的现象。
”之所以有必要创立研究外围特殊性的理论，是因为“新古典理论没有给自己提出探索外围现实的任务，因为新古典派的信徒们是五体投地地接受这种理论的。
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涉及外围，对马克思来说，英国中心的资本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简单地重演。
凯恩斯的理论革命把重点放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储蓄过度的趋势上，这显然与外围不相干”。
“因此，我们需要自己努力来进行理论创造。
不是要抛弃中心的理论，而是要承认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换句话说，应当建立一种把中心—外围格局及其全部复杂性包括在内的理论。
”（《外围资本主义》引论）把发展封闭于一种经济理论的狭小天地之内是不利的，必须对所有这些因素及其错综复杂性作整体考察并揭示它们的相互关系，以便使理论更加接近于现实。
为此，普雷维什批判了那些崇拜和迷信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理论的现象。
由于外围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和结构性缺陷以及中心国家发展的向心性特点，决定了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路经不可能在外围国家重演，外围的发展也不可能是来自中心的技术、消费方式及其他文化形式、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辐射和扩散过程。
在排除了模仿性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之后，普雷维什认为，必须探索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解决由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引起的贫困和通货膨胀问题以及由社会结构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和通货膨胀螺旋形上升的问题。
结构主义一个著名论点是，中心国家的生产结构是同质化的和多样化的，而外围国家的生产结构是异质化的和专业化的，这种结构的差异性粉碎了外围国家按照发达国家模式发展的神话和发达国家经济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意义。
3.全面性。
结构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反对用纯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
在研究外围国家内部的结构性制约时，结构主义理论也十分重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和政权结构的关系、国内结构与国际结构的关系，指出发展现象不可能仅仅用一种经济理论来解释，必须有一种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部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总体理论。
生产结构的失衡可以制约经济的发展和引起某一经济部门的价格上涨，形成通货膨胀压力，而社会结构和政权结构的变化决定了能否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
普雷维什认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自发扩散的神话正在消失，发达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因此，技术进步的成果不会自动地由中心向外围扩散，而是倾向于留在中心国家。
这一观点也印证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的事实，特别是在高端和核心技术方面的封锁。
如果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或推广某项高技术，这种扩散只是为了利用和控制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
这就是世界体系中矛盾的严重性。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在外围国家的内部发展中矛盾也是非常严重的。
普雷维什指出，“这是经济进程与民主进程之间的矛盾:
前者趋向于使发展的成果局限在社会的一个有限范围之内，而民主化则趋向于将这些成果进行社会性的扩散。
这种矛盾，体系的这种冲突性趋势，必然要导致体系的危机，导致通货膨胀的结局，从而带来各方面的严重后果。
”
普雷维什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社会结构是如何制约经济发展和引起通货膨胀的。
收入分配不公。
一部分人占有发展成果的一大部分，即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倾向。
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国家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
社会边缘化趋势。
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长，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
体系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
高收入阶层的离心倾向。
高收入阶层在利益关系上和思想文化方面与发达国家更加密切，而与本国的社会阶层越来越格格不入，形成对发达中心国家的经济依附、技术依附、文化依附和意识形态依附的现象。
一旦统治集团之间相互勾结，甚至会形成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方面的依附现象。
发达国家由于其动力的向心性，除了施加种种限制外，还阻碍着外围向外发展。
普雷维什指出，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不协调而加剧。
这就从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阶层总是如此向往发达国家的消费方式并将资金转向国外，而不用于国内的积累和发展。
普雷维什认为，“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己有。
剩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现象。
”（《外围资本主义》引论）结构主义关于政权结构的分析涉及民主与独裁的问题，是经济进程与政治进程的矛盾问题，这种矛盾围绕的核心问题是与社会结构相关的分配问题以及从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各种权力因素在市场背后起作用的情况。
民主化进程要求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而独裁政权则倾向于使用暴力来维护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所占有的大部分剩余。
4.动态性。
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经济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进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结构主义理论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动态研究中得出了外围不可能按照模仿性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的结论。
这不是因为结构主义不愿意接受发达国家的模式，而是因为历史发展的进程所揭示的。
首先，发达与不发达、发展与不发展是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外围资本主义是依照过去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格局所安排的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
这是附加的、附属的资本主义，是在先进国家的霸权和市场规律统治下从属于先进国家利益的资本主义。
”（《外围资本主义》引论）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向心性，中心国家发展的向心现象是外围发展被延误的原因所在，这种向心性导致外围最初扮演一种被动和从属的角色，成为附属于中心的延伸部分。
因此，外围国家要发展，就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创造自身的动力，打破过去的格局。
对发展过程的描述也为后来依附理论的产生做出了贡献;这种动态性也体现在结构主义理论对外围国家内部的发展动力、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结构变动、体系在其演变的深入阶段走向危机的趋势的分析之中，而社会性通货膨胀就是体系危机的特点。
普雷维什认为，对于由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矛盾引起的社会性通货膨胀，采用货币主义的正统做法是无济于事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螺旋式通货膨胀成为外围发展的固有现象，单靠货币手段已不能避免或消除这种现象。
普雷维什指出，“在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在民主化发展进程遇到重大限制的时候，正统派便失去了效力，变得事与愿违。
”（《外围资本主义》引论）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通货膨胀最后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民主化进程中断、军人通过政变上台，说明了为什么发达国家那些标榜自由的经济理论只能在镇压民主的独裁政权下强制推行。
动态性也表现为结构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特点，这一理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总是企图对自己的理论赋予普遍意义或将发展问题研究纳入西方学术轨道的做法，结构主义理论从不追求使自己的理论一劳永逸地成为经典或普遍真理，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不主张各国采取统一的发展模式，而是根据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确定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时通过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外部的交流和相互批评而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结构主义的动态性还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贡献上:
中心—外围体系概念和贸易条件恶化论（1949—195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1949—1955年），工业化时期的贸易条件恶化论（1959年），通货膨胀理论（1953—1954年），拉丁美洲发展的内部结构性障碍分析（1960—1963年），经济剩余理论，外围资本主义改造理论（1966—1982年）。
20世纪80年代是货币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拉丁美洲地区占优势的年代，对结构主义来说是“失去的10年”。
在经历了低潮之后，结构主义在总结经验和分析新自由主义后果的基础上重新获得了生命力，90年代集体转变成为新结构主义。
由于根据新自由主义信条制定的稳定化政策和结构调整政策造成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倒退，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已经声名狼藉。
作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的结果，80年代的拉丁美洲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与国际接轨的模式是导致贫穷的国际分工或“致贫的增长”模式;二是日益脱节的、脆弱的、异质的、集中技术进步的生产结构导致了失业;三是收入和财富日益集中的排斥性的、贫困化和边缘化的社会模式。
根据上述特点，新结构主义提出了以技术进步、创造生产性就业和人力资本投资三大轴为基础的“公平的生产结构改造”和“从内部发展”战略。
针对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卷土重来的称霸企图，新结构主义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古典政治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环境保护主义的综合理论。
“从内部发展”战略主张以一个新型工业化的动力为基础，寻求回归并超越普雷维什最初的工业化挑战计划，寻求形成内生的积累过程和技术进步的过程。
5.批判性。
结构主义理论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产生的，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失望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最初动力。
普雷维什年轻的时候在大学接受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教育，同所有盲目崇拜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青年学生和学者一样，普雷维什早年也曾是一个信念很深的新古典主义者。
他在担任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期间，按照新古典理论制定了各项货币政策，但却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
普雷维什承认，当他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时候，就强烈地感到被经济的周期运行所吸引，脑子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却弄不明白阿根廷经济的种种现象。
当世界经济发生大萧条时，他感到无所适从，过去学过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不但不能解释现实，而且还妨碍他去思考。
“由此我终于确信，不论是关于工业化国家经济周期的解释，还是为缓和周期并纠正其后果的措施，对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围国家和刚刚开始的工业化都是不适用的。
”（《外围资本主义》引论）1943年普雷维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开始思考其在政府任职期间的经验，他确信在工业化国家中提到的那些理论不过是妄图享有普遍意义，无法解释外围国家发生的现象。
普雷维什在对资本主义周期运动的分析中，产生了中心和外围的概念，“由一个主要的活动中心把中心的推动力传递到外围。
周期性扩张的推动力与收缩运动循环往复地延续。
在经济的这些起伏运动中，中心起一种主动作用，外围则起一种被动作用，只不过外围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做出的反应有助于恢复中心的活动，从而提供新的推动力。
”（《外围资本主义》引论）从40年代末开始，普雷维什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外围国家的发展问题，进一步发现了新古典理论的许多缺陷，指出新古典派理论虽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但却是建立在远离现实，特别是远离外围资本主义现实的假定基础上的。
他承认自己在青年时代曾经被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精确性和数学的高雅所折服，但在新古典派的信徒们追求严谨性的过程中，这些理论从自己的论证中排除了社会、政治、文化现实以及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等重要因素。
“在他们为学说的纯洁性所做的顽强努力中，他们使自己的论证坠入了离开时间和空间以外的真空里。
如果说这些论证提出时好像代表了重要的科学进步，而从资本主义演进的角度来看，这些论证却包含了一种确定无疑的科学谬误。
”
普雷维什对新古典派的思想作了形象的比喻:
“如果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只限于在太空世界竖立起他们的建筑，而不求把它当成现实，那么这将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智力消遣，有时甚至因为他们某些理论家的精湛技巧而值得赞美。
但是，如果在外围国家中力图抛开社会结构、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经济剩余以及外围资本主义的各种特点来解释发展问题，那情况就绝然不同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会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表明，经济的自发作用不会导致平衡。
”普雷维什为不能利用那些学说而感到惋惜:
“让经济力量自发地导致体系的公正，而无须煞费苦心、多方努力去对经济力量施加影响，也许是再好不过的。
”他对自己曾经信仰过的新古典理论既承认它的诱惑力，也指出了其危害性:
“当一个人面临发展的种种难题时，便对这种理论如此的状况表示遗憾。
这是因为，如果经济力量在没有障碍和干预的情况下自由的和自发的作用能够导致一种理想的平衡，那我们就无须面对我们面前的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了。
这就是简单化的诱惑力，也是种种简单公式的巨大危险。
”
三对结构主义理论基本观点的总结
根据结构主义理论对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可以总结出如下7个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对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将是受益匪浅的。
1.由于中心与外围的结构性差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成果不会通过市场的自发作用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而是由于中心国家发展的向心性而留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而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
2.发展与不发展是世界资本主义进程的两个方面，由于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中心国家处于主动地位，外围国家处于被动地位，中心国家的发展具有自身的推动力，外围国家只能被动地做出反应。
这种结构性关系对外围国家发展造成的历史性延误，决定了发展不是同一条道路的不同阶段，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按照和模仿发达国家的模式和经验发展。
3.市场缺少社会视野即社会公正的视野，不能用纯经济的因素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而无视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变化及其在政治上的反映和对市场经济的扰乱作用;市场可以起到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作用，消费者的决定对企业的行为有着决定性意义，但不应把市场与其背后的种种因素混淆起来，也不应要求市场提供它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市场不能改变社会结构，而决定收入分配的权力关系正是从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
市场也不能决定积累的必要速度。
市场可以是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但不是社会效益的有效手段。
4.市场缺少时间视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市场力量的自由作用能够导致更好地利用生产要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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