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自考中国当代文学史知识总汇复习资料考试必备.docx
《最新自考中国当代文学史知识总汇复习资料考试必备.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最新自考中国当代文学史知识总汇复习资料考试必备.docx（59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最新自考中国当代文学史知识总汇复习资料考试必备
第一章
1、当代文学的性质、任务、分期。
2、当代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与缺陷。
3、寻根文学的产生、代表作及不同形态。
答：
文化“寻根”意识的萌动始于80年代初。
人们以追溯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所生活的土地的渊源的高度热情，开始以民族文化及覆盖在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为纵向坐标，以整体性的人类文化为横向坐标，探寻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点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
80年代以来，整个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寻根”情绪，试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挖掘，重新认识自己，认识民族，重建新型的民族文化观。
这种“寻根”意识强烈地冲击着文学艺术，使其呈现出一种新的审美特质。
“寻根小说”的先声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出现的风俗画小说。
汪曾棋的苏北小镇风情小说，刘绍棠、邓友梅的京味乡土、风俗画小说，古华的潇湘风情小说可视作“寻根小说”的前奏。
李杭育于1980年下半年发表《葛川江文化观》等文，显示出对寻求地域文化的自悟。
韩少功发表于《作家》1985年4月号上的《文学的“根”》拉开了“寻根小说”的最后一道帷幕，其“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的呼唤得到了一批青年作家和理论家的热烈响应，终于形成了一股有意识、有理论、有创作主张和创作实绩的文学“寻根”浪潮。
“寻根小说”的主将们或撰写理论文章，高扬“寻根”大旗，如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等；同时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来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从而形成了一股蔚为壮现的理论与创作并行的文学思潮。
“寻根小说”在民族性、地域性上具有多样复杂的形态。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世事》）等讲述着发生在商州土地上动乱世事中各类人物曲悲欢离合、坎坷命运，透射出秦汉文化所固有的粗犷质朴，郑义的《远村》、《老井》以与现代文明相隔绝的太行深处的人物命运振荡出晋文化的回声；邓友梅的《烟壶》、陈建功的《找乐》力求凸现北京宫廷与市井的生活场景；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小说着意于天律民俗风情的体察与表现；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归去来》表现出对楚文化浪漫主义精神的追慕；陆文夫的《美食家》、《小巷人物志》》和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共同致力于吴越文化的开拓；王安亿从上海的小弄堂走出，以《小鲍庄》、《大刘庄》等小说楔入地域文化，郑万隆以《异乡异闻》开拓着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以往很少写自己民族的张承志，也以《九座宫殿》等作品展开了对回族文化的探寻。
在“寻很小说”中，有—类是以原始或半原始生活作为题材的作品，写边疆、少数民族、大山、草原、马帮、牧民……其典型代表是阿城的那组以《遍地风流》为题的小说。
在这些作品中，人物与场景是意象，作者通过这些意象表达自己的人格美理想。
这种对边远的、反文化（非文化）的野性人格的高度肯定，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制约下的懦弱人格的否定。
正是民族在长期束缚中所形成的病态、卑微、苍白、软弱的性格，促使青年作家到原始生活中去寻找民族的“根”，寻找建立未来美好的人格理想的基础。
因而，在小说中，原始的野性只是一个躯壳，作家所要表达的是躯壳背后的一种精神内涵：
强健、舒展、自由、开放，而这恰与未来社会中“人”的内涵达成了某种契合。
郑万隆的一组小说《异乡异闻》主要写黑龙江边“野蛮女真人使犬部”的充满欲望和人情、生机和憧憬的山林生活，正是在这样一种落后、愚昧、野蛮的生活之中，作者发现了独特的理想之美，发现了主人公们赴汤蹈火的勇敢精神和宏大刚强的人格。
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写的虽然是现代都市人、但其中的几条北方大河却是原始的、带着野性和蛮力的。
黄河、额尔齐斯河、永定河、黑龙江，都被作者人格化了，其中寄托着他深沉、有力、一往无前的审美理想。
这类小说除了塑造强悍刚健的人格外，又以自由人格的塑造表现对压抑与束缚人性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反抗。
《遍地风流》中的《洗澡》以汉族青年“我”的自惭形秽反衬大草原上爱情的热烈、奔故、大胆、自然。
《树桩》以一个对歌场面表现西南少数民族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和充分愉悦。
《棋王》、《孩子王》表层看来属“知青题材”，其中也蕴含着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格的追求。
一部《棋王》，实际上写了两个字，一个是“吃”，一个是“棋”。
阿城津律乐道地写王一生们的“吃”，既有社会意义，更有生命意义，因为吃乃生存之必需。
而下棋是精神之必需，是对自身的一种精神修炼。
像王一生这样天生柔弱的人、要在政治风浪中站稳脚跟，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唯有保持自身精神的平衡，而下棋正是保持内心平衡、适应外界各种变异的一种方式。
即使是他的徒步旅行，也不是为了征服或超越自然，而仅仅是为了与自然交朋友。
获得一种内心感受，他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显示了内在的充分自由性，对自由境界的自觉追求，折射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与自觉超脱的意向，有意味的是，王一生看似孱弱无能、不堪一击，却在无所作为中积蓄起内在的力量，阴极而阳复，获取九局连环的胜利。
这种人生哲学，恰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
.
“寻根小说”中的另一类作品则主要以汉民族古典、规范、正统的生活为题材，写浸透着儒道文化的老中国的儿女们，带着明显的文化批判精神。
这类小说往往集中解剖一些静态的封闭的地域中近乎原始状态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积淀过程，明显地表现了接受精华、否定糟粕的扬弃精神。
代表作是《小鲍庄》、《爸爸爸》等。
王安忆的《小鲍庄》描写了淮北平原上一个村庄近乎复制的原始生活形态，展示了当代农民在传统文化心理制约下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它刻意于呈现一种状态、一个世界、一种生态和心态。
这个世界古老、凝滞而闭塞，众多人物繁衍、生息在这片祖先开辟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且在长期的生活经历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和生活理想。
其愚昧、封闭、惰性而又淳朴、厚道、善良的群体形象，正是小鲍庄“文化”的产物，一种潜积于人物深层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
小说特别通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和神奇的孩子捞渣生死的故事，开掘出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制约和影响。
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小说试图承继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性的传统，以现代文明去映照民族的精神病根。
《爸爸爸》以白痴丙崽为主体，放射性地勾勒出传统文化哺育出来的群体性格。
丙崽实际上是楚文化的一个象征物，是一个活生生的群体形象的抽象符号。
他是一个非人化的可怜虫形象：
思维混乱，语言不清，奇形怪状，猥琐卑贱，没有理性，一个只会喊“爸爸爸”和“×妈妈”的白痴。
然而，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小老头，他的“爸爸爸”和“×妈妈”竟被乡亲们视为阴阳二封，不但免除了杀祭谷神之灾，而且被尊奉为“丙相公”、“丙大爷”、“丙仙”。
于是，他周围的人自然也成了“非人”。
令人深思的是，在一场血与火的争斗之后，大多数男人死去了，而丙崽却活了下来。
他是一个小老头，却又永远是一个儿童。
于是，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正好满足了作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象征要求。
丙崽象征了人类顽而、丑恶，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口头掸，甚至包括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
“寻根小说”的产生基于一种世界性的思想文化背景，它在展现民族文化心理、铸造社会群体性格方面为当代文学创造了一种新的审美境界，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第二章当代诗歌
一、五、六十年代的重要诗人郭小川专题：
新时期朦胧诗派专题。
1、郭小川的创作道路（重点识记）。
郭小川（1919—1976），原名郭思大，河北丰宁县人。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
1937年9月在去延安途中参加八路军。
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丰宁县县长。
建国以后，曾在中南局宣传部、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等部门工作。
50年代中期以后，专业从事诗歌创作。
出版的诗集有《投入火热的斗争》、《致青年公民》、《雪与山谷》、《鹏程万里》、《两都颂》、《将军三部曲》、《甘蔗林——青纱帐》、《昆仑行》、《阴下集》、《郭小川诗选》等。
郭小川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55年到1956年，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阶段。
他写了包括《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诗作在内的《致青年公民》组诗。
这些诗感情热烈豪迈，以“阶梯式”的形式表现斗争、建设、进军的主题，倾吐着澎湃的激情，以政论家的头脑和战土的姿态鼓舞人民投入火热的斗争。
但在艺术方面却不够成熟，政治性的议论往往代替了艺术形象的创作。
1957年到1960年。
是郭小川进行探索的一个时期。
在一阵诗情爆发之后，他意识到：
“文学毕竟是文学，这里需要很多很多新颖而独特的东西，它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海洋，而它应当是从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
他甚至认为他的一些创作“说不上有什么可取之处”，对那些“政治性的句子”感到不满，而且感到“非常不安”，伯伤了读者的胃口。
因此，他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努力克服议论多于形象这一缺陷的同时，开始向复杂的生活内容和新的题材挺进，不再满足于诗的表层鼓动作用，而追求深沉的情感内蕴。
他选择了革命历史题材写了叙事诗《白雪朗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和《将军三部曲》。
这些作品显示着诗人对生活认识与思考的加深，并逐步由以政治语言鼓动读者，向以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感染读者的方向转变。
《望星空》标志着诗人在抒情方面的探索，抒情由浮泛激荡转向凝重深沉。
遗憾的是，他的这种探索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2、贺敬之长篇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次重点理解）
贺敬之建国后的诗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抒情短诗，多从现实生活的某种具体情景出发，表现诗人具体、真挚的生活感受。
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歌》、《又回南泥湾》等，这些诗大都意境深远，感情细腻，讲究炼字炼意，具有民歌风味和古代诗歇的一些特点。
《回延安》写于作者参加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重返延安之际。
诗人是在延安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阔别十年，重返延安，感情激荡，难以抑制。
诗人运用信天游民歌形式，大量采用比兴、夸张、对偶、排比等手法，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对母亲延安的无限深情。
诗首先写诗人踏上延安土地时的激动和兴奋，“心儿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接着，诗人回顾了战争年代他在延安生活、战斗、成长的经历，回忆延安哺育自己成长的深情，写了诗人与延安人民相见谈心，话新叙旧的场面，表现了双方的血肉之情。
诗篇始终贯穿了诗人对延安的深切情感，热烈奔放，真挚动人。
浓郁的陕北地方色彩，信天游民歌形式，一系列形象的运用都为诗篇增添了魅力。
另一类作品是篇幅较长的政治抒情诗，如《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雷锋之散》、《西去列车的窗口》，以及70年代末的《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
这类作品气势磅礴。
洒脱豪放，洋溢着革命激情，及时提出并回答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宣传鼓动作用。
形式上则多采用楼梯式。
这类作品代表了诗人建国后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集中显示了他诗歌的艺术风格，并在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50年代的《放声歌唱》和60年代的《雷锋之歌》，在当代政治抒情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放声歌唱》以昂扬的旋律和华丽壮美的语言热情赞美了伟大祖国沸腾的生活。
唱出了一曲党的颂歌，显示了50年代颂歌的最高成就，又为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提供了一种构思方式和想象方式、其抒情方式和格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六七十年代的诗风。
《雷锋之歌》则集中显示了6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风格特点。
在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中，诗人创作了这首长诗，以独特的构思歌唱雷锋精神，为人们指出了一条革命的人生道路。
诗人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歌颂英维，揭示了英维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同时又把雷峰作为一个新人的典型，讴歌了一代新人和产生一代新人的时代。
诗人不是就英雄写英雄，而是大处着笔，着重从英雄身上发掘革命人生哲理，借助英锥形象概括时代精神。
诗人抓住英雄精神，通过歌唱英雄，鼓励青年人在学雷锋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去迎接伟大的未来。
这种抒情方式，体现了60年代政治抒情诗在一切题材上挖掘重大主题和追求丰富的政治寄托的倾向。
贺敬之的诗善于及时捕捉和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歌治命题，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
作为建国初30年间诗歌创作观念的集中体现者，他总是密切地关注政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注视着时代的发展，迅速把握时代脉搏，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重大主题。
《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中国的十月》…‘每首诗都与一个重要的事件和重要的时刻密切相关，因此，这些诗格外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
诗人力图以比较开阔的视野去思考时代的重大问题，善于将历史与现实交织成统一的画面，增加诗的广阔度。
《放声歌唱》、《八一之歌》都是如此，就连写雷锋也没有忘记从历史中汲取诗意。
这种手法曾为许多政治抒情诗所仿效，成为一时风气。
他还善于把政治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把抽象的概念与生动的形象结合起来，以减少空洞的政治说教，增强感情和形象的艺术力量。
他的政治抒情诗以观念为主干，诗的展开常常是按照提出问题、描述分析、总结归纳、得出结论的政论模式进行的，但诗人没有作赤裸裸的抽象说教，而是用激情和形象为政治议论扎上了缪斯的翅膀。
在《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中可以看到这种结合的比较成功的范例。
贺敬之的诗格调高昂奔放，气势磅礴，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
他认为，“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对一个民族的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来说、绝不可能、也不会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浪漫主义“给人以展扬人心的雷霆万钧的力量”（《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
贺敬之诗歌的艺术力量主要来源于它的激情、气势和由此产生的壮阔意境。
这除了重大的主题和题材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力于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
他诗歌中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想象、夸张和奇特的构思都与革命浪漫主义密不可分。
他的宏观鸟瞰式的固景表现也与浪漫主义的豪情有着血缘关系。
《放声歌唱》中对现实和理想的表现，《三门峡——梳妆台》将黄河拟人化又与之对话，诗人乘想象的彩冀翱翔于天上地下、过去未来，为诗歌增添了光彩。
贺敬之的诗既有民歌风味，又有对外国诗歌的借鉴和汲取。
《回延安》、《桂林山水歌》采用的是民歌形式，《西去列车的窗口》又对这种形式进行了改造和创新。
他的大部分政治抒情诗运用的是楼梯式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有利于表现重大主题，描绘壮阔画画，造成一种气势，突出感情的节奏。
他在使用这种形式的过程中又汲取古典诗歌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改造，使其具有整齐美和对称美，整齐与不整齐相统一，上下两层，遥相对应，创造了中国式的楼梯式。
贺敬之创作态度严谨，决不粗制滥造。
但他的政治抒情诗的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与《放声歌唱》相比，《中国的十月》等稍嫌逊色。
同时，由于作品的政治性，在历史曲折的运动过程中，诗中难免留下一些时代的印记和疵点；由于追求理想与豪情的表现，也留下了一些对生活理想化的东西和空洞的呐喊。
3、朦胧诗的艺术特点（次重点理解）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一般识记）
在新时期中国诗坛上，朦胧诗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诗潮，也是一个艺术成就相当高的诗潮。
它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诗歌观念和审美意识，引起了诗坛的震动，给当代诗歌送来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范式，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
朦胧诗强化现代意识，凸现创作主体，拓宽了诗的表现领域，丰富了诗的表现手法，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着无法忽视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奠定了它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朦胧诗的作者们是一批在10年浩劫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精神历程，因而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倾向和审美倾向，但是，作为一个个的个体，却也显示了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艺术追求。
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北岛、舒婷、顾城、梁小斌、江河和杨炼，从他们的创作可以看到朦胧诗的大概而貌。
4、郭小川诗歌《团泊洼的秋天》的艺术特色（重点应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郭小川诗歌创作的第四个阶段。
这时，诗人受到严重的摧残和迫害，被剥夺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但他仍然写出了《万里长江横渡》、《江南林区三唱》等作品。
特别是写于1975年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抒写了诗人对当时社会矛盾的严肃思考和战斗激情，标志着他这一时期的创作高度。
当然，他在这个时期也写下了不少带有这时代政治烙印和思想局限的作品。
郭小川的诗主要是政治抒情诗，是颂歌与战歌的交响。
其思想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革命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与强烈的时代色彩的有机融合。
郭小川诗歇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始终是一个革命者。
在他的诗中，思想认识和感情倾向的表达常常不是通过客观现象的描述，而是通过对一个革命者精神境界、感情状态的揭示，通过思考和探索革命者的生活哲学、人格情操直接显示的。
他总在思考着革命者的人生问题。
无论是对青年人发出呼唤（如《致青年公民》），还是对时代新人的讴歌（如《林区三唱》），所表现出的都是一个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人格情操。
这个抒情主人公热爱祖国沸腾的生活，喜爱大自然壮丽的景色，鄙弃冷漠和安迅，热情向上，勇于斗争，在困难面前有百折不回的意志。
他不忘过去而充满理想，为自己所献身的伟大事业而骄傲和自豪。
这个自我形象总是不断地思考着时代，思考着社会生活中意义重大的问题，对时代风云做出及时的反应，因而使全部诗作都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
诗人总是力图通过感情的抒发来回答面临的问题。
如《投人火热的斗争》，回答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青年应当如何对待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甘蔗林——青纱帐》则告诉昔日青纱帐里的战友：
今天生活已经全新。
但仍有险恶的风云，革命者不应忘记过去，丢失革命传统，而应“唤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为建设社会主义战斗不息。
第二，激情与哲理的结合。
郭小川的诗富于激情。
他很少描摹生活，不太重视写实，而偏重于温情的抒发。
他的诗没有忧愁，没有悲伤，也没有缠绵之情，有的是战斗的豪情，革命者在火热的斗争中的豪情。
因而他的诗热情而豪迈，乐观而昂扬。
他的诗富于哲理，善于把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化为诗中闪耀的思想火花，与热烈的感情抒发融汇在一起。
他善于把诗的形象与哲理巧妙结合，在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哲理，用平凡的形象表现哲理。
如《乡村大道》，用乡村大道表现了曲折坎坷与长远宽阔的哲理。
他的一些哲理性警句，不仅对于表现诗意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而且是革命者立身处世的格言。
如“斗争／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最富有的／人生”（《投入火热的斗争》）：
“是战士，决不能放下武器，哪怕是一分钟；要革命，决不能止步不前，哪怕面对刀丛”（《秋歌》）。
当然、也有一些诗中所表现的哲理，事实上是一些政治斗争的过眼云烟，他的理解和认识也必然存在偏颇或浮浅之处。
但是，郭小川的可贵之处也在这种坦诚，他向读者袒露他的感情和思想，袒露他对自己思想和感情的解剖，所以，他的认识无论正确与否，都给诗歌带来一种真挚、坦诚的美。
第三，对诗歌语言和形式的不懈探索。
在诗歌的语言形式上，郭小川是一个不懈的探索者。
他说：
“读者可以看到我在努力尝试各种体裁。
民歌体、新格律体、半自由体、楼梯式以及其他各种体。
只要有助于诗的民族化和群众化，又有什么可怕呢？
”（《月下集。
权当序言》）由于这种认识，他尝试过各种诗体，运用过各种不同风格的语言。
建国初期，他用楼梯式写了《致青年公民》，也用民歌体写了《三户贫农的决心》那样的诗。
后来，《白雪的赞歌》采用的是建国后相当流行的半格律体的形式。
1958年后，吸取古代散曲、小令的某些特点，以轻捷明快的短句。
写了《将军三部曲》等。
60年代，《林区三唱》在自由体的基础上较多地吸收了民歌的成分。
为了不让过分严谨的形式束缚内容。
增加诗的容量，他又吸收了辞赋的某些特点，创作了长廊句式，写《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
这种长廊句式也被称为“新辞赋体”，它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直到今天，仍为不少诗人所沿用。
二、当代其他重要诗人：
闻捷、李瑛、流沙河
1、李瑛诗歌的选材特点（次重点识记）
李瑛的诗题材内容非常广泛。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战士诗”。
他不仅把诗歌创作的主要篇幅用于表现战土的生活，而且以一个士兵的眼光和感情去观察和感受生活。
反映部队生活，描写战士的形象，表现战土的情怀，是李瑛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他因此被称为“战土诗人”‘出现在他的诗中的有南下的战土、抗美援朝的战土、高原哨兵、南海水兵，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他们高度的革命觉悟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在艰难困苦面前表现出的乐观精神和英雄品质，都在他的诗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他善于从战士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出闪光的诗意，为战士献上一曲曲赞歌。
李瑛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始终是战士，写景、咏物、叙事、抒情，总是饱含着战士的情愫，就是写小小的贝壳，也体现着战士的情怀：
“虽然死了，却留下一只金色的耳朵，为了倾听，倾听这时代的歌”（《贝壳》。
在《哨所鸡啼》》中，诗人这样写雄鸡：
“看它昂立在群山之上，拍一拍翅膀，引颈高唱；牵一线阳光在边疆降临，霎时便染红了万里江山。
”这只报晓的雄鸡与战士的豪迈雄姿完全一体化了。
李瑛的诗感情细腻真挚，想象丰富绚丽，构思精巧细致，语言行清新华美，刚柔相济，优美与壮美结合，体现出他独特的艺术个性。
他是一个美的追求者，对大自然的美和生活的美都有较强的感受力。
他善于把诗意从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提出，以美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引发人们对美的感受与想象。
李瑛在这一点上是值得称道的。
看《戈壁日出》中诗人对日出这一平常景象的感受：
“太阳醒来了／它双手支撑大地，昂然站起，／窥视一眼凝固的大海，／便拉长了我们的影子。
／我们匆匆地策马前行，／迎着壮丽的一轮旭日，／哈，仿佛只需再走几步，／便会撞进它的怀里。
”像50年代到60年代的不少诗人一样，李瑛也常常采用大处着眼、小处落墨的表现方式，从生活的海洋中掬出具有典型性的一滴水，表现时代的生活，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细节、一个场景反映时代面貌，表现重大主题。
他通过连长塞给战士一个鸡蛋，表现人民军队中干部对战土的爱护和关心（《我的生日》）；通过一束金达莱描写中朝人民的血肉联系（《一束金达莱》），从一杯热茶，表现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茶》）……这种方法在李瑛的诗中也运用得比较成功。
李瑛追求美。
他致力于发现美、挖掘美、表现美、歌唱美。
他写战土，写人民，主要表现他们美好的思想感情，使人们得到教育和鼓舞；他写祖国河山，写自然风光，主要是表现大自然的美，使人们得到美的陶冶，增加对祖国和生活的热爱。
因此，他的诗单纯、明丽、乐观、优美，而缺少深刻的思想和对生活复杂性的反映，缺少思想感情的震撼力。
2、朦胧诗派主要诗人及其代表作（一般识记）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1949年生于北京，1968年中学毕业后当过10多年建筑工人。
他的诗歌创作开始于1970年，1979年发表作品，己出版的诗集有《北岛诗选》、《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等。
舒婷，原名龚佩瑜、龚舒婷，福建泉州人，生于1951年，1967年初中毕业到农村插队，后回城当工人，1981年调福建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
舒婷的诗歌创作开始于那段史无前例的岁月，1979年起陆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逐成为朦胧诗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己出版的诗集有《双桅船》、《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会唱歌的鸢尾花》等。
顾城，祖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10岁左右开始写诗，从现在可以见到的写于12岁的《天外的光亮》、《烟囱》等已可见少年顾城那奇异的想象。
1969年，顾城随同父亲一道被下放到山东省潍河岸边的荒滩上，在那里度过了他从少年走向青年的难忘岁月。
1974年回到北京，曾在街道工厂做木工。
他于1977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但当时发表的作品显然还不是顾城的真正面目。
1979年，他的组诗《无名的小花》在北京一家小报上发表，随即引起诗坛的注意、顾城开始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作品，并成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
已出版的诗集主要有《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等。
梁小斌，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