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第四册SectionB课文翻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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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第四册SectionB课文翻译
SectionB
unit1
夏日的一天，父亲让我去买些铁丝网和栅栏，用来围畜棚，把牛圈起来。
那时我16岁，最喜欢开上货车，沿着老磨坊路到城里去。
研磨机轮子上的水花在阳光下喷洒，在河道上空形成一道彩虹。
我常在半路上把车停下来，在河里洗个澡，凉快一会，享受一下天然空调。
太阳火辣辣的，不用毛巾擦，等我爬上岸边的土坡，穿过路边的壕沟，到达货车时，身上已经都干了。
快进城时，有一段沿着海滩的路，我会在那儿拣贝壳，拣海藻，头顶就是正从轮船上卸货的巨大的起重机。
但是，这次却有所不同。
父亲告诉我，我得向店里要求赊账。
那是1976年，种族主义的丑陋阴影仍然是生活的现实。
我曾目睹我的朋友要求赊账，然后就低着头站在那里，等着店主查询他“配不配赊账”。
许多店员只要一看见年轻的黑人走进商店，就盯着他们，疑心他们是小偷。
我们家人诚实正派，
有债必还。
但在庄稼收割之前，所有的钱都已经花光了。
银行里也没有新的存款，
现金不够。
在戴维斯兄弟杂货店，巴克·戴维斯站在收银机后面，正和一个中年农夫说着话。
巴克个子高高的，穿着一件红色的狩猎衬衫，显得饱经风霜。
我冲他点了点头，经过他的身边，向五金柜台走去，拿了一盒钉子，一卷用于捆扎的铁丝网和栅栏。
我把要买的东西拖到柜台前，把钉子放进秤盘，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要赊账。
”
一边抬起胳膊去擦额头上紧张的汗珠。
那个农夫像寻开心般怀疑地看着我，但是巴克的脸色却没有变。
他随和地说道：
“当然可以，你老爹总能有借有还，”一边伸手去拿记账的账本。
我舒了一口气。
他转过头，对那个农夫说：
“这是詹姆士·威廉的儿子。
像詹姆士·威廉这样讲信用的人是很少的。
”
那个农夫友善地点了点头。
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自豪。
“詹姆士·威廉的儿子”，
这句话打开了通往成年人的尊敬和信任的大门。
当我把沉重的货物拉进货车车厢时，觉得轻而易举，感到比早上离开农庄时更有劲了。
我发现，一个好名声所带来的友好是一笔无价之宝。
人人都知道，威廉家的人是什么样的：
是诚实守信的体面人，自尊自重，不干坏事。
我的曾祖父也许曾被作为奴隶拍卖，但这不能成为伤害他人的理由。
相反，我父亲相信，赢得尊敬的唯一方法就是努力工作、尊敬他人。
我们这些孩子──八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可以坐享这个好名声，除非或直到我们做错什么事情而失去它。
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也要为相互的行为负责，否则就会毁掉父亲建立起来的好名声。
我们的好名声曾经是，现在仍是把我们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我不愿意辜负父亲的好名声，这激励我成为了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我靠在一家四星级酒店当行李工挣钱读完了大学。
最终，好名声促使我在华盛顿特区开办了我个人的公共关系公司。
美国需要在社区里重新树立羞耻感。
吸毒、在酒馆把钱挥霍一空、偷盗、让年轻女子怀孕却又不想和她结婚，这些事本应让人感到无地自容，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美国，近三分之一的婴儿是单身母亲所生的。
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大多会缺乏安全感和指导，而这正是成为社会的好公民所需要的。
一旦社会纽带和家人相互间的责任瓦解了，社区也就分崩离析。
自从1960年以来，美国的人口虽然只增长了40%，但暴力犯罪却陡增了55%，而我们对此却已司空见惯。
青少年吸毒人数也在上升。
在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县，警察从12所中学逮捕了73名交易毒品的学生，而有些交易就发生在教室里。
与此同时，支撑着文明、体现于细微之处的礼貌和敬意，却正从学校、商店和街头消失。
由于受到电视和音乐中的脏话的影响，像“是的，女士”、“不，先生”、“谢谢”和“请”这样的话，只会让今天的孩子哈欠连天。
他们对好名声的作用满不在乎。
从父亲那传下来的，由我的兄弟姐妹和我保持的好名声，在现在仍和过去一样地珍贵。
甚至直到今天，当我走进巴克·戴维斯的商店，或去老家的理发店理发时，人们仍然称呼我是詹姆士·威廉的儿子。
我们家的好名声确实为我铺平了道路。
unit2
24岁的阿加莎·墨丹妮·姆波戈，为人谦虚，谈吐温柔，算不上是个革命者的形象。
然而就在6个月前，她做了一件极富革命性的事情：
她参加了肯尼亚恩布市的市长竞选，并且当选。
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姆波戈女士是由区议会的同事们投票选出的，而那些人全是男性。
在肯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妇女的政治力量日益壮大。
恩布市是一个位于内罗毕东北部的农业地区，距内罗毕两个小时的车程。
对于生活在此地的数千妇女来说，姆波戈成了这种力量的标志。
1992年，姆波戈女士开始追寻她的从政梦想，她竞选了恩布市议员。
像其他打算从政的非洲妇女一样，她面对着很多阻碍：
她缺钱，
没有政治经验，
要回答许多关于她个人生活的荒唐问题。
她说：
“我的对手一口咬定我要与外市的人结婚并搬走。
”
姆波戈还要面对本市妇女的诸多误解，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起初并不愿意为她投票。
她成为捍卫妇女政治权利的使者，向妇女团体发表演说或者挎着手提包挨家挨户去做演讲，并给他们讲解政体，一讲就是数小时。
“她胜出我很高兴，因为是男人们选举了她，”恩布市的一位农民政治活动家利迪亚·基曼尼如是说。
“这正是我期望的结果，因为它似乎战胜了‘女人当不了领导者’这种观念。
”
非洲妇女的教育已经成为政治活动家们着重考虑的问题。
有个机构已经在肯尼亚农村举办了十几次研讨会，目的是帮助妇女理解国家宪法以及民主政治制度的程序及理论。
一位资深的女政治活动家说，许多妇女连参政的最基本知识都没学过。
她说，有人教她们，在竞选运动中谁“给你半公斤面粉、200克食盐或一条面包”，就投票选谁。
妇女政治活动家们说她们正在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作斗争。
这些传统要非洲妇女做饭、打扫屋子、照管孩子、种庄稼、收庄稼、支持丈夫。
她们通常不能继承土地，不能与丈夫离婚，不能理财，也不能从政。
然而，肯尼亚妇女从事政治活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
在20世纪50年代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肯尼亚妇女就经常秘密地为部队提供武器并监视殖民军的阵地。
但是独立之后，领导者们惟恐失去自己的权力，将妇女排斥在政界之外。
这种现象在非洲大陆随处可见。
今天，男性仍占有优势。
肯尼亚妇女占选民人数的60%，但在国民大会中的席位仅有3%。
从来没有一位肯尼亚妇女担任过内阁职务。
在这种背景下，阿加莎·姆波戈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在赢得议会席位之后，她拒绝了被同事称为“女人委员会”的教育及社会服务委员会的职位，
而加入了城市规划委员会。
这是个更显眼的工作。
接着，在去年，她决定挑战恩布市市长，一位资深政客。
姆波戈女士说，为肯尼亚乡村地区提供大量捐助的团体“不愿意到这里来”，为此她感到很失望。
“我们没看到有人为社区办过什么事，”她说。
“这是一件丑闻，捐资者的钱似乎落入了个人腰包。
”
经过一场激烈的竞选，她以7比6的选票当选。
她说恩布市的妇女为此兴高采烈，
而男人们则很不解，有些甚至心怀敌意。
她回忆说，男人们不解：
那些男人怎么会选一个女人？
但姆波戈女士并没有像其他女政治家那样受到攻击。
有些女政治家曾说她们的支持者有时在集会后会受到棍棒袭击。
去年6月，肯尼亚警方企图驱散在内罗毕西北部举行的一次妇女政治集会，坚持说它是非法的，可能引发骚乱。
目击者报告说，当时有100名妇女，包括一名国民大会委员。
她们拒绝离开，于是警官扯下她们的标语，并对她们棒打拳击。
与此相反，姆波戈女士通常受到恩布市男士们的热烈欢迎，许多人说现在很高兴议会选择了她。
如今，捐助团体正式给恩布市的若干项目提供了资金。
在市中心建起了一个新市场。
医院新增添了有200个床位的产房。
为几十个流浪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建起了集体宿舍。
姆波戈女士对这个市场和医院感到特别自豪，因为“它们对妇女有很大的影响”。
在现在的市场上，数以百计的人在遮阳伞下摆卖果蔬。
一个卖柠檬的妇女说她喜欢新市长。
“我感觉如果碰到问题，我可以到她的办公室去找她，”她说。
“以前的市长呼来喝去，好像是个皇帝，他并不想听我的问题。
”
旁边，有个男人说他发觉姆波戈女士带来了一种清新的变化。
“我厌倦了男人，”看着自己那一大堆洋葱，他说。
“他们只会许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
只要她能不断带来我们所需的东西，她就行。
”
unit3
已经是下午很晚了，我们驻曼谷公司的主席分配给我一个任务：
要我在第二天陪一位重要的中国客商去泰国北部的旅游点。
我眼睛瞪着桌子，心里直冒火。
桌上成堆的文件足以证明，尽管我一周七天都在工作，可还有大量的工作等着我去做。
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这些活儿赶出来。
第二天早晨，坐了一个小时飞机后，我们与其他数百名游客一起游览了一些景点。
他们大多数都带着相机，满载着小礼物。
我仍记得那天挤在密集的人群中，心里很恼火。
当天晚上我和这位中国伙伴一起坐上了旅游包车去吃晚饭、看表演。
那场表演我以前看过很多次了。
他跟其他游客聊着天，我则在黑暗中跟一位坐在我前面的男士说些应酬的话。
他是位比利时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开始感到奇怪，为什么他的头一动不动地保持着一个古怪的角度，好像在祷告一样。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
他是位盲人。
我身后有人打开了灯，我看到了他浓密的银发，还有方正有力的下巴。
他的双眼里似乎有一层白膜。
“我吃饭时能坐在您的旁边吗？
”他问道。
“我很想您能把看到的向我略作介绍。
”
“我很乐意，”我回答说。
我的客人与几位新交的朋友径直走进了餐馆，
我和这位盲人跟了进去。
我用手搀着他的肘部给他领路，但他昂首挺胸地前行，没有丝毫的犹豫或佝偻，好像是他在给我带路。
我们找了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
他要了半升啤酒，我则要了一杯葡萄汽水。
我们等着上饮料时，这位盲人说：
“我们西方人听起来这首乐曲似乎变调了，但还是挺有魅力的，您能描述一下奏乐的人吗？
”
我并没注意到舞台那头的五个人，他们在奏着演出的开场乐曲。
“他们盘着腿坐在小地毯上，身着宽松的白色棉布衬衫和肥大的黑裤，腰系染成鲜红色的布带。
他们中三个是年轻小伙子，还有一位中年乐手和一位老年乐手。
他们中一个击鼓，另一个奏着木制的弦乐器，另外三个用琴弓拉着一种类似小提琴但要小一些的乐器。
”
光线暗下来，盲人问：
“那些游客们都长什么模样？
”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肤色、体形、个头也都不同，简直就是一个不同种族人的大聚会，”我低声说。
我把声音压得更低，凑近他的耳朵说话，他也热切地把头靠过来。
从来没有人如此强烈地想听我讲话。
“离我们很近的是一位日本老妇人，”我说。
“她旁边有一个黄头发的斯堪的纳维亚男孩，大约五岁，身体往前倾，他的脸刚好在老妇人的脸下面。
他们一动不动，等着演出开始。
这真是一幅生动完美的画像，有老人也有儿童，有欧洲也有亚洲。
”
“是的，是的，我看到他们了，”盲人微笑着轻声说。
舞台后部的帷幕拉开了，
出来六位年轻女孩子。
我向他描述她们身着紫罗兰色丝裙，白色外衣，头戴形似小皇冠的金色帽子，帽上的饰物随着舞蹈节奏有弹性地跳动着。
“她们的手指上有金色的指甲，有八厘米长吧，”我告诉盲人。
“长指甲使手部的每一个动作都更显得十分优美，真好看。
”
他微笑着点点头：
“太美妙了，我真想摸一下那些金色的指甲。
”
第一个节目结束时，我们刚好吃完甜食，我找了个借口过去与戏院经理搭话。
我一回来就告诉我的伙伴：
“有人请你到后台去。
”
几分钟后他站到了其中一位舞蹈演员的身旁，她戴着小皇冠，但还不及他胸部那么高。
她害羞地将两只手伸向他，黄铜指甲在头顶射下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他慢慢地伸出双手，那双手足有女孩手的四倍大，他握住了那双小手，就好像捧起两只小鸟一样。
他抚摸着那些光滑、呈弧形弯曲的金属尖指甲时，女孩静静地站着，惊奇地注视着他的脸。
我不禁哽咽了。
乘出租车回酒店后，我的中国客人仍然与别人在一起。
盲人拍拍我的肩膀，把我拉向他，紧紧地拥抱着我。
“你帮我看到的一切太美了，”他低声说，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
后来我想，是我该谢谢他。
其实盲的人是我，我看事物只是在表面一掠而过。
在这忙碌的世界里，一层快速形成的面纱遮住了我们的双眼，是他帮我揭开了这层面纱，见到了一个以前从未欣赏到的崭新世界。
此行之后的一周，主席告诉我，那位中国经理来电话说他对旅程非常满意。
“干得好，”主席笑着说，
“我就知道你会有神奇的表现。
”
我无法告诉他，是别人的神奇改变了我。
unit4
你是否太累了，不想去录像店却又想在家看《美女与野兽》？
是不是想听听你最喜欢的吉他演奏家最新的爵士乐磁带？
或需要一些新的阅读材料，比如杂志或书？
没问题。
只要坐在家中的电脑或电视机前，在一个含有上千条目的电子目录中输入你想要的东西和需要的时间就行了。
在暑假去日本之前你想学日语，可学校又没有日语老师。
不用担心，
你可以报名上另一地区或城市的学校的日语课，让他们将这门课程最新的教材传送到你的电脑上，然后通过看录像学习。
如果你在翻译作业或发音上还需额外帮助，辅导教师可通过电脑给你反馈。
欢迎来到信息高速公路。
尽管几乎人人都听说过信息高速公路，可即使专家们也对这一名称的确切含义以及它所预示的未来存在分歧。
但广义地说，信息高速公路是指由今天的广播、电视、录像、电话、电脑、半导体等产业组合而成的一个互相关联的大产业。
是技术进步在引导着这一大联合。
这些技术进步已使存储信息以及向家庭和办公室快速传输信息变得更为容易。
例如，由细如发丝的玻璃纤维制成的光纤电缆是一种极为高效的信息载体。
射过玻璃纤维的激光可以传送的数据是标准电话线的25万倍，或者说，它每秒可传送几万段像这样的文字。
这些技术使得数据传送的容量和速度大大提高。
这种情况可以与高速公路相比，相比双车道，多车道能使更多的车以更快的速度行驶──信息高速公路由此得名。
今天，与信息高速公路最接近的就是互联网，这是一个由电脑连接而成的网络系统，它能使135个国家多达2,500万人进行信息交换。
但是，互联网主要是传送文字，而信息高速公路不久将使其他形式的电子数据传送（如声音文件和图像的传送）成为普遍现象。
举个例子，这将意味着欧洲的一位医道高明的医生通过电脑看了病历就能给美洲的病人治病，决定病人用药的剂量，甚至还可以遥控一个操手术刀的机器人施行手术。
一位专门从事科技报道的记者预言道：
“把录像邮件的片段传送到大楼的其他地方或国内其他地方要比在键盘上打出文字来更为容易。
”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说，我们这个世界正处于“新时代的前夜”。
他是克林顿政府中推行高科技的主要人物。
戈尔希望联邦政府在决定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然而，在一个预算拨款相对较少的时期，美国政府不可能拿得出今后20年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所需的资金。
这就使得私人企业──电脑公司、电话公司、有线电视公司──得以填补由于政府无法顾及所留下的空缺。
尽管这些企业在最令人振奋的新技术上领先，一些批评者担心追逐利润的企业会只开发面向富人的服务项目。
华盛顿大众媒介教育中心主任杰弗里·切斯特担心地说：
“如果数据高速公路控制在私人企业手中，它可能只会成为富人的虚拟世界。
”
另一位专家说，必须让穷人也用得上高科技。
他说：
“这种权利对于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找到好工作都将至关重要。
那么多的交易、交流──银行业务、购物、通信、信息交流──都将通过这一媒介进行，因此那些只能靠邮递员发送邮件的人实在是有落伍的危险了。
”
今年年初，当图表显示正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设施的四家地区性电话公司只接通了富人社区时，一些专家对此不无担忧。
这几家公司否认自己避开穷人，但也承认有钱人会成为首批受益者。
其中一家公司的发言人说：
“我们总要先从某些地区开始，即我们认为会有顾客购买这些服务的地区。
做生意就是这样。
”
维护穷人权益的人士希望这些正在建设数据高速公路的公司能够将其利润的一部分用于此项技术的普及。
提倡技术普及的人士已启动了他们自己的几个项目。
在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社区存储器项目”已在公共建筑物和地铁站里安装了电脑终端，花25美分就可发送信息。
在加州的圣莫尼卡，所有公共图书馆里的打字机都被换成了电脑；任何人，不仅仅是图书馆管理员，都可通过电脑发信件。
随着我们日益临近信息高速公路的实现，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为了使信息高速公路对大多数人有价值，人们应该了解哪些是可能做到的，以及连通后如何能从中受益。
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可能性不胜枚举，但要使其成为现实，还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来开展这一工作。
unit5
同卵双胞胎卡蒂和萨拉·莫纳汉去年来到宾夕法尼亚的葛底斯堡大学，决心闯出一条独立之路。
虽然这对18岁的姐妹曾要求住在不同的宿舍楼，但宿管处还是把她们安排在了同一栋楼的第8层，中间只隔一条过道。
卡蒂与室友相处融洽，但萨拉却十分不快。
她因许多事情与室友暗地里不和，诸如什么时候熄灯、家具应如何摆放等等。
最后她们将房间一分为二，彼此不再说话，主要通过写便条进行交流。
这段时间里，萨拉不断跑到过道对面卡蒂那儿寻求慰藉。
不久两人又想住在一起了，
而萨拉的室友最终也同意搬出。
“从重新住在一起的第一晚开始，我就感到很舒服，”萨拉说，
“就好像回到家里一样。
”
萨拉以和同卵双生姐妹同住的办法走出了她的困境，这种办法很少见，但她所遇到的冲突却并不罕见。
尽管许多学校已做了许多努力来为学生安排合适的室友，但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意。
一位室友总感觉冷，而另一位却总是不想调高暖气温度，尽管气温计显示室外温度已达零下5度。
一个喜欢安静，而另一个却每天练习两个小时的小号，或将音响开得很大，响得连整个房间都在振动。
一个只吃有机蔬菜产品，认为所有生物都是神圣的，即使是蚂蚁、蚊子也如此，而另一位却爱穿皮草，喜欢在生物课上将青蛙开膛破肚。
彼此性格不合时，离家上大学的那种兴奋感就会立刻变得索然无味。
而且，室友会互相影响对方的心理健康。
根据最近的研究，大学生室友的忧郁症往往会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
学会容忍陌生人的习惯可使大学生学会灵活应变和妥协的艺术，但这往往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21岁的朱莉·诺埃尔是大四学生。
她回忆说，她一年级时与室友无法沟通，彼此整整一年都很不自在。
“我曾从早到晚用CD机播放同一张碟，就是为了试试她，因为她太羞怯了，”诺埃尔说，
“直到那天晚饭时，她才终于改变了她的羞怯。
”
虽然她们没有将房间一分为二，但是到了年末，她们还是大吵一场分开了。
“回想起来，我真希望当时能跟她谈谈我的感受，”诺埃尔说。
大多数室友间冲突的起因都是小小的令人不快的分歧，而不是抽象的哲学原则上的重大争执。
“都是具体的事情弄得室友不和，”俄亥俄州一所大学的宿舍管理处主任助理说。
在极端的情况下，室友间的冲突可能引发严重的暴力事件。
去年春天哈佛大学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一位学生将她的室友杀害后自杀。
许多学校都已经启动了化解冲突的项目，以缓和紧张形势，要不然它们就会像火山一样蓄势待发，最终导致暴力行为。
有些大学采用了“室友合同”的做法：
所有新生在参加有关室友关系的讨论会之后，都要填写签署该合同。
学生们订下详细的宿舍行为准则，包括可以共同接受的学习时间、睡眠时间，动用彼此物品的原则，以及如何处理留言。
虽然合同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永远不会诉诸法庭，但合同副本都被送到所在楼层的宿舍指导员处，以防日后发生冲突。
宿舍管理处主任说：
“合同允许我们处理一些同学们没有想到或不愿谈及的问题。
”
有些学校试图通过电脑配对安排住宿，以期防止争吵发生。
不过这种做法更像推测游戏，并不科学。
它根据学生对住宿表格上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将他们组合在一起。
这些问题包括是否容忍抽烟，选择什么样的作息时间，以及对个人习惯是整洁还是凌乱的自我描述。
有时家长会拿走表格，就他们孩子的习惯填入不真实的、一厢情愿的数据，特别是在吸烟问题上，这就削弱了这种做法的效果。
此外，宿舍管理人员中关于大学生活特色的理论之争也使这一安排过程复杂化。
这一争论围绕的主题是：
“到底是让相似的人住在一起，还是让不同的人住在一起，让他们取长补短呢？
”
一幅漫画道出了许多学生对这一做法的感受：
面对一大堆资料，宿舍工作人员随便拿出两张待选的表格，叫道：
“这位喜欢象棋，那位爱好足球，他们住在一起是最理想的了！
”
一位二年级学生艾伦·萨斯曼回忆道：
“我觉得他们肯定了解我们的性格，然后就选性格相反的（搭配）。
”
萨斯曼喜欢整洁，学习认真，而他的室友却邋里邋遢，而且喜欢通宵聚会直至凌晨。
“我一进房间，就看见他在我的桌子上到处乱翻，想找邮票去寄信。
还有一次，我回来就看到他在吃我的最后一块巧克力曲奇饼，那是我妈妈带给我的。
宿舍楼里的人都在打赌我们什么时候打起来，”他说。
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却最终成了朋友。
萨斯曼说：
“我们彼此从对方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但我也决不想再有这样的经历了。
”
unit6
每年夏天，总有大约十几名记者聚集在伦敦北部的一个旧军训营，用一整天的时间来观看伦敦特警部队的训练。
特警通常要对付日益增多的携带枪支的犯罪分子。
记者们也有机会在练习场射击。
射击似乎并不难，我们的子弹几乎都打到靶上了。
然后我们进入训练的下一步：
模拟在街道上实际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场上的灯光暗了下去，我们面对一块大屏幕站着，
手中仍有枪，但子弹是假的。
屏幕上演员们在扮演着各种场面。
那个抓着一名妇女挡在身前的人真拿着枪吗？
那个看似要投降的人是否真会投降，还是会举枪射击？
我们必须判断是否该开枪，该何时开枪，就像警察真实地面对此情此景时必须做出判断一样。
记者们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不太出色。
恐怕我们打死了不少无辜的人，他们手中最致命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根棍子而已。
多年来，对于是否该给更多的英国警员配枪，人们一直争论不休。
目前的做法是给英国所有的43个警局都配备少数特警，他们定期接受强化训练来保持达标。
但是随着警察遭遇的暴力事件逐渐增多，人们对这一做法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
通常，遭殃的是在街上巡逻的普通警察，而不是姗姗来迟的武装特警。
为了了解英国警方面临的局面，可以看一下诺森布里亚郡警局的情况。
该局负责英格兰东北部5,000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治安。
所辖的乡村和几个城区内居住着150万人口。
那里的3,600名警察要应付英国20世纪90年代常见的各类事件。
该警局负责人约翰·史蒂文斯最近发表了他对过去几年工作的述评。
例如，1994年，共有61名警员（男性54人，女性7人）由于履行职责时遭受攻击而不得不提早退休。
在因健康原因获准退休前，他们共请病假12,000天，相当于50名警员休假一年。
史蒂文斯这样评论道：
“警务的人力成本从未如此之高，
离职的警员中严重伤残的达三分之一，他们因打击犯罪而将在余生中承受痛苦。
”
警察的这种遭遇也发生在英国其他地方。
不过警局本身仍反对扩大为警员配备武器的范围。
去年进行的最新调查表明，赞成者只占46%。
但是普通老百姓赞成这一做法，他们中的67%赞成扩大配发枪支的范围。
但他们自己当然不想带枪，更不会想用枪。
回想一下我自己在练习场射击的经历，我肯定也不想负这个责任。
人人都清楚警察需要更多的保护，以防刀枪。
他们现在所携的警棍较以前的要长，
也有了防利器的上衣和手套。
下一步可能的做法是政府同意试验胡椒喷雾剂，一种从胡椒中提取的有机物质。
如果喷在脸上，它能使袭击者丧失行动能力。
运用得当的话，所产生的不适就只是暂时的，尽管很强烈。
只要用水冲洗，几个小时内应可彻底恢复。
这当然是难受的，但比挨子弹要好。
很多英国人不反对警察携带加长的警棍或胡椒喷雾剂。
他们只是想见到警察。
不知多少次，当我们在街上拍摄警察镜头时，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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