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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用问题解决论文
土地征用问题解决论文
目录一、土地征用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一）土地征用应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
（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主体必须是国家（三）征用土地是国家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四）征用土地的标的只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五）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以土地补偿为必备条件1、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补偿费主要包括：
（1）土地补偿费
（2）安置补助费（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2、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必须依照法定的用途、程序分配和使用二、土地征用的基本程序
（一）征用土地的审批权限
（二）征用土地的审批程序三、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的范围被人为扩大化了
（二）农民所获补偿与被征土地进入市场后的价格落差过大（三）征地补偿过低而且立法标准本身就有问题四、土地征用的立法建议
（一）以立法的方式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和范围
（二）土地征用采用市场化运作（三）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应加以修改（四）解决征地中存在的问题还有赖于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论文摘要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飞速发展和新旧交替的时代，随着国家基础设施等方面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地方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这与各地方政府所做的大量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不乏有的地方政府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存在。
既要防止克扣、压低征地补偿费用，损害农民利益；也要防止被征地单位和群众漫天要价、谎报地类、扩大面积和有关部门借征地之名“搭车收费”，加重用地单位负担。
因此，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显得十分重要。
本文从我国土地征用的概念出发，对其具有的法律特征、土地征用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土地补偿的标准、用途、分配和使用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就当前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立法建议。
如果要想彻底解决土地征用中的失序状态，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的权利不受侵害，仅靠行政命令显然是不够的。
政府首先要认真明确立法理念，对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与完善。
尤其是对个别明显与国家法规不符，严重侵害农民利益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进行及时的清理与废止。
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基金，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协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使司法程序及时、有效地介入这个社会矛盾空前聚集的领域。
关键词：
土地征用集体土地公共利益土地补偿众所周知土地征用是国家、集体、个人之间发生的因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补偿原则、补偿标准、安置办法，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转为国家所有的一种行政行为。
这就是说，土地征用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必要性和补偿性。
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各地的土地征用纠纷急速增加，民怨逐步升温。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司法原本是解决社会矛盾、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有效的手段。
然而在很多事件中，农民却没有选择司法的途径解决问题，而是要采用非理性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足以令人惊醒，令人深思。
在这里，笔者就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出现的问题、矛盾及解决途径谈谈个人的见解。
我国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从而在土地所有权方面，确立了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两种所有权[1]。
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并给农民集体和个人补偿后，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土地征用是保证国家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所需土地的一项重要措施。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社会公共事业，都设置了土地征用法律制度，我国《宪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地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
”这是我国实行土地征用的宪法依据。
一、土地征用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一）土地征用应当以国家公共利益为目的各国有关征用土地的概念和称呼虽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征用的目的应当是公共利益的需要。
不过对何为“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的标准和范围是什么？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理解。
一般来讲，根据法律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不能动用国家公权为个别团体或私人谋利，即征用权的行使应是以社会全体或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为目的。
我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目前还比较原则，有关实施条例也不够具体。
在实践中对有关公共利益的解释和界定则过于灵活，至使征地权常常被扩大化使用。
（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只有国家才能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中充当征用主体，因为只有国家才能享有因国家建设之需要依法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权利。
尽管直接需要土地的并非国家，而是具体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
但是他们作为土地需要的单位只能根据自己用地的实际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地程序获得土地的使用权。
另外还要明确国家虽是征用土地的主体，但是实际行使征用土地权的是各级土地管理机关和人民政府，他们对外代表国家具体行使此权。
（三）征用土地是国家行政行为，具有强制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并非平等民事行为，而是国家授权的由各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依据和程序所实施的行政行为。
这是因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法律关系的主体－－国家，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土地征用法律关系的产生并非基于双方的自愿和一致，国家征用土地的指令，作为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必须服从。
（四）征用土地的标的只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宪法》的规定，征地的标的只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
建国以来我国的土地所有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随着农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的实现，农村土地都变成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集体所有以后，到了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用土地的标的就只能是集体土地了。
（五）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必须以土地补偿为必备条件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与没收土地不同，它不是无偿地强制进行，而是有偿地强制进行。
土地被征用的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依法取得经济上的补偿。
所谓适当补偿，就是严格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给予补偿，征地补偿以使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
虽然土地为国家征用，但是土地补偿费以及其他费用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这些土地。
用地单位支付这些费用的义务是直接产生于国家征用土地行政行为和国家批准用地单位用地申请及被征用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鉴于在中国现阶段，人们和政府及用地单位之间的争执，主要发生在合理补偿的数额问题方面。
所以笔者就征地补偿费用方面做详细的阐述。
1、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土地的补偿费主要包括：
（1）土地补偿费①征用耕地（包括菜地）的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
年产值按被征地前3年平均产量和国家规定的价格计算。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用耕地的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8倍。
②征用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的标准规定。
③征用城市郊区的菜地，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规定。
（2）安置补助费①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
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用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
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
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
②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规定。
依照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
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①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是对因自然或人工而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私人或集体所有的房屋及水井、坟墓等设施造成损失的补偿。
但是，凡是在协商征地方案后抢建的设施，一律不予补偿。
②青苗补偿费是对因征地造成的农民种植在被征地上尚未成熟的农作物损失的补偿。
但是，凡是在协商征地方案后抢栽抢种的农作物、树木等，一律不予补偿。
其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2、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必须依照法定的用途、程序分配和使用：
（1）土地补偿费。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2]”，用于发展生产。
（2）安置补助费。
“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对土地被全部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撤销建制，实行“农转非”的，其征地费用全部用于转为非农业户口人员的生产和生活安置。
”所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可采取乡管村（组）用的形式设立财务专户进行管理。
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协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征地费使用公开制度。
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统一安排使用的，应征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
[3]（3）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
“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
应当及时、足额支付给其本人，由其自由支配。
二、土地征用的基本程序
（一）征用土地的审批权限为控制征地总量，防止地方政府滥用征地权，我国于1998年修改了《土地管理法》，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第45条对各级政府的审批权限作了如下规定：
（1）征用基本农田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的以及征用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由国务院审批。
（2）征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在35公顷以下，其他土地在70公顷以下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
（二）征用土地的审批程序
（1）用地单位依法向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提出用地申请。
（2）人民政府收到用地者的用地申请后，土地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建设供地标准，对建设用地进行审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时，应当附具土地管理部门的审批意见。
（3）政府部门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建设单位征用土地后，由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
在公告期限内，被征用土地的所有人、使用人应当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4）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被批准征用土地的，应当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有用途给予补偿。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应当由用地单位按国家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与被征地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
三、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的范围被人为扩大化了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
因此，在土地征用的实践中，“公共利益”的概念被人为地进行了扩大化的解释。
那些诸如道路、基础设施、水利工程等建设项目，被界定为“公共利益”一般不会有什么争议。
但是在最近10年左右，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房地产建设高潮中，商品房建设或其他商业设施的建设也是打着“公共利益”旗号行使国家征地权。
在这些建设项目的公益性质受到质疑时，一些人同样可以振振有词地说：
加快城市化的建设步伐不是公共利益吗？
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必然要向城市周边扩展，大量征地难以避免。
问题是，“公共利益”究竟是哪些人的公共利益？
只是城市居民吗？
抑或是那些通过征地建商品房而大发横财的开发商？
既然是以国家名义行使征用土地的权力，那么这种征用就应是在国家征用权力所及范围内的全体人民的利益。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公共利益”的概念更容易界定：
国家权力的行使应当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征地中农民的利益不是“公共利益”吗？
为什么农民被征用土地后只获得了“不低于被征地前的生活水平”的补偿，而有些个人、部门或单位却通过征地后的土地炒卖获得了超过农民所获补偿几十甚至上百倍的利润？
所以，对“公共利益”进行扩大化解释，如果不仅可以使征地权力的行使名正言顺，而且还可使部分单位和个人获得可观的利益，那么对“公共利益”扩大化解释就会继续下去。
“公共利益”这一本来旨在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立法规定，由于立法本身的漏洞却成了少数人牟利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的遗憾。
（二）农民所获补偿与被征土地进入市场后的价格落差过大当农民得知自己曾经祖祖辈辈种过的土地被征用后，政府通过出让获得了几百万元的收入，开发商通过炒卖又获得了上千万的利润，而农民自已只获得了区区几万元的补偿。
那些开发商挣的钱可以够自己花几辈子，而农民所获得补偿却仅可以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
同样的一块土地，所获得的利益差别却如此悬殊，如果农民为此心理不平衡，或为此而上访，也就不足为怪了。
同样一块地产生的土地收益，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为什么不能分享？
对此，有些人说，土地的升值是因为政府经营城市，对基础设施投入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其升值部分理应归政府；而开发商的收入则是因为土地和其他成本投入必然带来的利润。
那么国家经济发展没有农民的贡献吗？
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中没有农民交纳的税款吗？
这种收益上的巨大落差，既反映出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人做出牺牲，而牺牲农民的利益成本最低。
同时，征地行为的计划性和强制性以及土地被征用后的市场化运作的差别，则是形成这种利益分配上巨大反差的直接原因。
应该说，各国的征地制度都具有强制性，但是大多数国家将征用的范围严格限定在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事业，而对非公益事业用地则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不实行征用。
对征地补偿也强调充分和及时。
而在我国征地不仅具有强制性，公益用地的范围被扩大化，而且由于征地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明显地带有要求农民支援国家建设的色彩，农民的土地从来没有被作为商品看待，因此，征地补偿的标准不是市场价格，而仅仅是维持生存的一种补偿。
这样，征地前的计划性运作和征地后的市场化运作出现所得利益上的巨大落差就不足为怪了。
可以说，制度上的缺陷造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严重不公平，而公平本来应该是社会和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取向。
（三）征地补偿过低而且立法标准本身就有问题造成如今征地过程中补偿过低的问题，其根源就是立法中所确定的补偿标准不合理。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土地管理法》确定的补偿基本原则是“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
可以说，这个“原用途”的规定是造成征地中的价格“剪刀差”的根本原因。
有了这样的规定，作为农业用途且又没有实际的处分权的集体土地，如不与今后的用途挂钩，是永远值不了几个钱的。
二是以“产值”确定补偿标准。
《土地管理法》中确定补偿费用是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计算的。
无论是6—10倍也好，最高30倍也好，谁都知道，以目前农产品价格计算，补偿费无论如何也高不到哪里去。
假如前3年都是大灾之年，补偿费又怎样计算呢？
因此以产值论补偿而不是以市场决定地价，不仅不科学，实际操作也是问题。
三是确定的最低补偿标准不合理。
《土地管理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征地补偿的具体标准，但从该法第47条第6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确定的最低补偿标准是“不低于原有生活水平”。
该款规定：
“依照本条第2款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
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这条规定本身不仅不合理，而且在逻辑上就有错误。
为什么农民丧失土地的代价仅仅是“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实现小康难道没有农民的份吗？
其次，这种原有生活水平的保障应该是多少年？
按该条法律的规定，补偿费一般是土地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也就是说从理论上可以保持6—10年的”原有生活水平”，而所谓30倍的补偿一般是不会发生的，因为6—10倍的补偿已经可以使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了，更何况法律并没有规定这6—10倍的补偿是管农民今后1年的生活还是10年的生活。
但即使这6—10倍或30倍的补偿农民也并不都能拿到手。
如果按补偿最高标准30倍全额支付计算，在理论上农民可维持30年的“原有生活水平”，但30年以后呢？
农民就不再生活了吗？
而且目前农民得到的只是货币补偿，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业问题在法律上并未获得保障。
四、土地征用的立法建议土地的征用虽然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则事关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
因此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尤其是现在大多数的征地补偿费用是由具体的建设单位支付的，因此从追求经营利益最大化考虑，作为建设单位希望以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的动机也是不足为怪的。
即使是代表国家的一级人民政府直接以财政收入支付补偿费，也同样存在财政收入的增加和减少以及由此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多少、官员政绩的影响问题。
因此，若想解决在征地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必须从立法的修改和完善着手，而且征地中的大部分问题也确实出在立法方面。
首先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土地征用的法律制度加以修改和完善：
（一）以立法的方式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和范围既然“公共利益”是法定的行使征地权的前提条件，那么这一法定条件就必须明确而具体。
因为不同的人或者说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对“公共利益”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
因此法定条件应当具有特定性和惟一性，否则这样的前提条件就等于形同虚设。
用列举式说明，即将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建设的项目逐一列出，只有在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才可以视为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
比如
（1）军事用地；
（2）国家政府机关及公益性事业研究单位用地；（3）能源、交通用地，如煤矿、道路、机场等；（4）公共设施用地，如水、电、气等管道、站场用地；（5）国家重点工程用地，如三峡工程、储备粮库等；（6）公益及福利事业用地，如学校、医院、敬老院等；（7）水利、环境保护用地，如水库、防护林等；（8）其它公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
在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的前提下，要确保土地征用权只能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
其它非公益性用地，不能依靠征用农地，而应当主要依靠盘活城市土地存量市场以及开放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市场来解决。
（二）土地征用采用市场化运作征地前的计划性和征地后的市场性之间的矛盾就必然造成征地补偿和征地后所获利益的巨大反差。
真正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在征用前后一般不会出现征地补偿与所获收益之间的明显差别。
因为公益事业即使有收益，一般也是用于成本的回收和公益建设项目的日常维护，营利并非公益事业的目的。
对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征地补偿应遵循及时、充分、适当的原则，而对于非公益性建设项目的征地补偿则应按照市场价值规律进行。
所以，法律在严格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前提下，还应明确规定，非公益性建设项目用地不能列入征用范围，而应将其纳入市场，由市场决定土地价格及各利益主体的分配比例。
要坚持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
国家还要建立相应的土地价格评估机制。
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也为了建立我国完善的土地市场，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
在我国目前农村，集体土地具有多重功能，即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资料功能和对农民进行生存保障的社会保障功能及发展功能，市场价格要体现这三重功能。
（三）目前的征地补偿标准应加以修改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集体土地对农民而言不单是生产资料，还是保障资料。
土地征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永久性转移，农民将永远失去土地的经营权，失去生活的可靠来源和保障。
因此在土地补偿中应考虑这一特殊性，使补偿收益更多地偏向失地农民，并指导他们合理使用这部分收益，用于再就业及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
因征地而引起的农民上访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征地补偿标准过低，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所确定的补偿标准不合理。
以“土地的原用途”和“不低于原有生活水平”确定补偿标准，征地补偿费就永远提高不了，补偿按“原用途”，而转手出让时则按“新用途”，为什么同一块地，对原所有人和新所有人所得收益不能采用同一标准呢？
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可结果农民服从国家土地用途管制所做出的牺牲，到头来居然又成为低补偿的借口，这对农民公平吗？
因此应当取消只能按“原用途”给予征地补偿的规定。
充分考虑被征地农民因土地所造成的各项损失进行市场估价，按价补偿。
同时还应参照征地周边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合理年限内给予征地农民补偿。
补偿标准的计算应当是逐年递增的，而且一般不应低于国家统计部门近年内公布的经济增长比例。
（四）解决征地中存在的问题还有赖于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说到底，征地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我国土地权利制度本身的不合理。
如果我国土地制度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和完善，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具有完整法律意义上的处分权，许多征地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在我国土地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之前，在解决土地征用存在问题方面，我们并非不能有所作为。
比如在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作为一项独立的物权确定给土地经营使用人，同时在严格土地征用管制和审批的前提下，参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赋予农民在建设主管部门批准改变农业用途，将土地用于营利目的时，集体土地经营使用者就可以作为市场的平等主体，按照市场规律、市场价格与土地的受让方协商土地价格。
如果这部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能与国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格持平，谁还能够钻集体土地征用的低成本与转手出让的高价格的空子而牟取暴利呢？
当然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实现这个目标也并非易事，其中还涉及诸如转让主体的界定，收益分配比例、耕地的保护以及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
此外，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其他相关措施也要跟上，才能使其顺利地通行。
一是建立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之后，可以真正实现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城市公益性用地可以通过征用农地解决，其它非公益性用地则主要通过土地储备机构在城市存量土地市场上采取“回收、收购、置换、整理”方式取得的土地来解决[4]。
二是缩小征地范围，实行依价补偿，就为土地市场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基本前提条件。
非公益性项目用地则由市场来解决，这就需要建立集体土地产权市场，尤其是要建立和开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
但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进行运作。
三是加快我国农用地定级估价的步伐，以促进农用地市场迅速发育并使之逐步成熟，为改革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作出贡献。
四是应尽快出台土地征用方面的法律，尽快建立以法律机制和经济机制为纽带的土地征用制度。
在中国土地征用的过程中，被征地方通常都是社会底层的群体代表，一些政府违法审批的行为，导致批准征用土地的主管部门与土地征用方之间出现了不少矛盾和纷争。
现有的诉讼案例表明，这些人群在强大的政府权力和开发商面前，无论多么执着和顽强，始终显得势单力薄而且不堪一击。
另外，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和律师费用的昂贵，很容易使他们放弃司法诉讼的程序。
以上问题的存在，主要是法律制度的设计存在问题，因此，国家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土地征用法》来加以规范。
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通过立法措施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使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
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以化解由于征地过程中的不公平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的稳定与良好秩序。
注释：
[1]《房地产法学》，程信和、刘国臻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37页[2]《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3]田永源，《信访官员为农民支招》，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42页[4]姚长飞，《论土地征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参考文献资料：
1、《经济法小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2、《房地产法学》，程信和、刘国臻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3、《略论土地征用中的公共利益目的》，吴汉良，武汉大学。
4、《土地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黄赤东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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