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村的村治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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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村的村治模式
——湖北荆门仙居乡白洋村调查
一、村庄概况
荆门仙居乡白洋村位于湖北省中部，属丘陵地带。
村民以聚居形式居住，紧挨石仙公路呈一字型分布。
交通方便，北有仙居，南有许集两个乡镇，大概有两三里的路程，而且有很多趟直接到荆门的车。
这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共有三个村民小组，一共有224户人家，其中一组72户，二组70户，三组82户。
村里有许、梅、李、钟四大姓，但有些同姓的并非属于一大家，还有十几个杂姓。
白洋村在历史上就被称为白洋村，但有一段时间又被更为红洋村。
仙居顾名思义，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风景很优美。
现在仙居想开发旅游资源，策划“仙居一日游”。
村庄后面的山被称为峰子山，传闻在一次战争中，一阵风把敌人吹过山头，而躲避了敌人。
峰子山以前还称为凤凰山，相传姜子牙也在山上修炼。
还有哪咤闹海等传说。
村中以前还有乡碑，记载村中的历史，但是在“破四旧”时被毁了。
全村共有耕地面积905亩，人均8分5厘地，每家大概就是3、4亩地，是一个典型的人多田少的村子。
这里只有水田没有旱田，旱田都是通过水田而改成的。
粮食亩产大概为1000斤左右，除去各种开支包括农药、化肥、收割、种子，每亩只能净赚500元，这无以负担家庭开支，因此除了进行农业生产以外，大多数家庭都经营副业，有养猪的，养蜂的，养羊的，养鱼的，种植各种经济作物，如：
高粱、玉米、芝麻等，还有栽苗圃的等等。
鱼塘大概有100亩左右，都承包给私人了。
但是承包者都说鱼塘太差，水太浅，鱼长不大。
山林3000多亩，但多为荒山。
水源也很丰富，有南河、北河。
村债务有40多万，债权有4万多，现在的村集体收入为国家转移支付3万多和管理费3000元。
村里98年才开始有人出外打工，其中外出打工人员有310人，大多数年轻夫妇一块出外打工，将小孩给家中的爷爷奶奶抚养。
一般是去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打工。
一般村民打工收入是每个月1000元左右，不过出外打工是非常累的，工厂经常要求加夜班。
而中年人一般在家中，男的弄副业或者农闲时节去荆门打工。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条狗，治安方面很好，没有偷盗行为。
纠纷比以前少了，主要纠纷在养老和土地边界方面，一般都能在村内解决。
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精简，目前只有3个村干部，书记兼主任、副主任和妇联主任。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发放粮食两补，调解纠纷，解决村庄突发事件，如救灾抗灾，计划生育结扎上环。
村干部是由财政发工资，每年3800元。
以前有村民小组长，开始只有1000元工资，后来有2000元。
现在村民小组长取消了，由村干部兼任。
村委会选举竞争十分激烈，主要是许姓和李姓之间竞争，书记、主任一般都出在这两个大姓中。
参加竞选的人联合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一个家门的，由他们到村子里去串联，主要是去拉拢那些中间派。
在选举时公开请客送礼的都有。
在文革期间其他村“钢派”和“火派”斗争非常激烈，但白洋村没有派，他们宣称自己是“中间派”。
并打出口号“不参战”、“抓革命、搞生产”等。
村里这20年来，有一起杀人案，是因为妻子与人赌博，输了某人几千元，还与此人有染，于是他晚上将那人杀了，被判为无期徒刑，现在死缓。
还有一起案件是一女点雷管将自己和另一女子一起炸了，这是因为丈夫在外与另一女子婚外恋，还要将自己赶出去。
被公安局界定为自杀。
而老人因为疾病没有人管而喝药自杀的也有一起。
还有一起是因打人，而对方正好有亲戚在公安局当副局长，没有通过派出所，直接将人带走。
此人判了1年半徒刑。
离婚的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多是出外打工由婚外恋引起的，既有男方的原因，也有女方的原因。
因为打人、婚外恋、赌博等而导致的恶性事件在村中是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起。
二、村庄秩序
1、基本层面
1.1家庭结构
村里儿子成家后与父母分家，儿子住在较宽敞的大房子里，而老人则住在又矮又旧的老房子里。
吃也是分开的。
大部分家庭都是核心家庭。
年轻夫妇一般都外出打工，而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带。
村里的房子大都是一层的瓦房，最近新建的一些楼房才是两层的。
房屋结构是正屋前有一个院子，一般都用围墙垒起，安上铁门。
院子中种点花、草、蔬菜、树木等。
有一口井。
院子两旁一边是厨房，一边是杂务间放拖拉机、摩托车等。
正屋厅中间放转角柜，上面放一部彩电。
有三、四间不等的卧室。
村里老人与儿子谈话往往很谨慎，倒是儿子会以教训的口气与老人说话，老人则在一旁唯唯诺诺。
有客人来家里，家庭妇女做好了饭，吃饭是不上桌的，等客人都吃完了，她才就剩饭剩菜吃。
家庭重大事物的决策权一般都在男方，女方管家里的一些比较琐碎的事。
在80年代以前白洋村在附近是个富村，本村的姑娘、小伙互相通婚，外面的姑娘都嫁不进来。
其中李、许、钟三大姓的姻亲关系错综复杂。
这给村里的村治面貌带来很大影响。
但是90年代后村里越来越穷了，本村姑娘很少嫁到本村，而外面的姑娘也不愿意嫁进来。
现在村里有个突出问题就是光棍越来越多，一组就有10个光棍，都是30岁以上还没有娶妻。
这些人也并不是很差，有些在村民看来还觉得不错。
现在年轻男女一般是通过自己打工在外找女朋友，所以娶进来的媳妇很多都是来自外省的。
在村子里是不存在嫁不出姑娘这种情况的，但娶媳妇却可以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所以有些年轻人出外打工除了赚钱之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找一个女朋友。
1.2对历史的看法
村民经常提到白洋村在大集体时期是一个富村。
大集体时期，因为人多地少，老人、妇女留在村里种地，队长则带着男村民到外面做手艺赚工分。
当时村中的男性90%是瓦匠，做手艺一个工分抵别的村十个工分。
文化大革命时，村党支部书记是杨先云出联合标语：
“不参战”。
不参加派性斗争、保证生产。
当时的干部享有很大的权威，他叫村民向左转，村民不敢向右转。
虽然这是一种集权统治，但村民形容当时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是用“鱼水关系”来形容。
干部抓生产抓得很紧，百姓希望干部抓好生产、多搞劳动。
2、文化层面
2.1农民闲暇
因为村里每家只有两、三亩地，而现在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
拖拉机，收割机的应用已经很普遍了。
每家只有几分旱地种点熟菜和玉米。
现在农忙的时间越来越短，相对而言农闲时间越来越多了。
烧煤和不养牛、猪等牲畜也使妇女的劳动大大减轻了。
例一：
许某。
男，70岁左右，没有种田，但种了两亩梨，家里开了一个商店要看店子。
每天上午都要去看一下梨园，为了防止人偷盗，架了电线在梨树上。
家务事都由老伴去做，老伴也要帮着看店子。
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电视，晚上每晚都要看到10点多钟。
例二：
李某。
男，40多岁。
家里有两个老人，还有小孩要读书。
但是他每天都去赌博，田里的事，家里的事都不管。
家里很穷。
例三：
张某。
女，40多岁，此人在农村里穿得海甚讲究，经常看到她在村里走来走去。
她丈夫在外面做事，儿子也出去打工了，只有一个人在家里。
没什么事，她不会像一些妇女去打麻将，每天都到别人家去串门。
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花300多元钱装了一个卫星信号接收器。
可以接收到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节目。
大部分老人、妇女闲暇时间在家看电视。
村里中间的一家商店，每天都有4、5桌麻将，大部分人为中年男人和中年妇女，每天到了9：
00就到那去了。
中午也不回家，主人家里提供饭，每餐2元钱。
村里有个地方有很多树，相对阴凉，那里空出一块地，有很多石头。
每天也有很多人坐在石头上聊天。
村里起码有50户人家都买六合彩，不过都是小打小闹那种。
因为以1：
40的比例来赌，相对来说风险小，收益大，很多村民都乐此不疲。
村里的通讯很发达，每天到了一定时间就会有人通知码桩结果。
一个村民买码赚了一万元，更是走火入魔地研究买码。
2.2摆酒席
白洋村喜宴、大寿比较隆重。
不过婚宴也是根据具体的家庭情况来办，“宽则宽办，窄则窄办，没有不办”。
现在流行给小孩过生日，除了满月酒、周岁酒外，一般在小孩10岁或12岁时过生日。
过生日爷爷、外公等近亲一般都送大礼，有一个小孩10岁生日，爷爷送了一台彩电给他。
也许是经济上的收益，使得办小孩10或12岁生日酒席越来越流行。
现在因为政策上要求火葬，但村里的人一般还是土葬。
因此一般都是悄悄把人埋掉，不会大摆酒席。
在村里正好碰到有一家人结婚、满月（先有小孩后举办婚礼）、50岁生日三桩喜事一块办。
这家人常年在外打工，这次特地回家来办喜事的，办完喜事后又得出去。
家中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女儿已经出嫁，这次是儿子办酒席。
娶的媳妇是江西九江的。
婚宴酒席一般弄三天。
第一天为准备阶段。
摆酒席一般是请自己的兄弟来帮忙，这家因为兄弟不住在本地，因此就请邻里过来帮忙，这不用付费。
不过请一个人过来帮厨，全家人都过来吃饭。
第一天有总共有12桌酒席每桌8人。
第二天亲戚、朋友都过来了，正式过客，吃三顿。
一共有40桌酒席。
客人或者是玩尚大人（一种牌），玩麻将，有的抽烟喝茶。
以前流行请吹唢呐，但现在流行请乐队，给了500元钱，只一天，吃喝全包，还要给红包，每个人10元，过来帮忙的都会给红包。
另外还会给一袋东西包括饼干、糖果、毛巾、袜子、香皂。
每点一首歌5元钱，如果超出500元，则主人要另外再给钱。
有一个专门理帐先生他负责收礼金，贴对联等事情。
这家人请的是一个玩得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从小一块玩大的，住在同一个院子里。
礼金单上，姐姐给了5000元，四个舅舅，一个姨夫各给了500元，二叔300元，三叔400元，幺叔500元，叔舅100元，幺外公100元，玩的好的朋友有给150、200元的。
而村里赶人情的一般是给40、50元，另外还会带鸡蛋、糯米、猪脚和鸡来送。
这些人不用叫，是自己主动过来送贺礼的，因为村子里办喜事这种事一下就会传开的。
而送礼是根据自家的经济情况与别人家以前的送礼决定的。
有的是还自己以前的人情，有的是来赶人情。
办酒席人越多就越有面子，这靠平时与大家的关系，否则则说明你人际关系不行。
因此当某家要办事时，他一般会去赶别家的人情，到时希望别人还人情，这样宾客越多就觉得有面子。
这儿不存在不赶人情的情况，没有钱就算是借也要去赶这个人情。
3、社会层面
3.1纠纷调解
村子里的纠纷主要在菜园地界、田的地界、养老等方面。
在以前有为了地界互不相让而上升到叫兄弟过来打群架，不过现在反映比以前好多了。
现在村中的年轻人都出外打工，只剩下老人、小孩、妇女，村中人口稀少是一个原因，一般通过村干部的调解都能解决。
有的村民主动让出一点，这样舆论对另一方产生压力，事情也就解决了。
我们在村中正好碰到一件纠纷事件。
一个村民放牛将牛栓在一个大石头上，结果牛拖着石头走到马路上去了。
一个公路包工头（当地人）骑摩托车，看到牛于是就避开但是他没有发现那个大石头，结果就撞上去了。
手脚被轻微磨伤，车子也撞坏了一点。
于是他打电话过去对村民说要赔偿医药费和修理摩托车。
第二天包工头碰到他妻子说了此事，但她却说这是他自己不小心，他们还没有找他撞了她家的牛。
于是第三天他找到该村民家里谈这件事，许副主任和李妇联主任来进行调解。
刚开始该村民一直为自己推卸责任。
村民：
这么远你可以早点刹车啊，肯定是你自己骑得太快了。
包工头：
我避开了牛，我哪里知道有块石头，牛有这么长，我刹车也来不及啊。
村民：
不是我不敢骂你，而是我不能骂你，你是有钱人，你是聪明人，我是穷光蛋。
包工头：
钱也不是我偷的抢的，是我自己赚的。
我咨询过法律说如果是我撞到了牛，是我的责任，但是牛拖石头撞到了车则是你的责任，我现在不说别的，而是要弄清责任在谁，我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讨一个说法，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平衡心。
村民：
你是有钱、有关系，不过你去找派出所、法院我奉陪到底。
包工头：
我昨天找你妻子还说什么要我负责任，这说的是什么话？
村民：
你又和一个女人计较什么？
村民：
就算是我的责任，可是我很穷，你不必为了这点钱来找我。
就这样村民算是婉转地承认了自己的责任，但觉得对方这么有钱又何必找自己要那么一点钱呢。
这件事也就这样了了。
在整件事中，许副主任只劝说了几句，大部分时间是两个人在那里争吵，但是还是维持了基本的礼仪。
村民向包工头散烟，外面下起大雨，他叫包工头到屋里来坐。
在这种相对较小的纠纷中，两个人都不肯退步，有了村干部进行调解，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只要一方肯承认自己的过错，纠纷也就可以解决。
而且村干部因为对90%的农户都很了解，具体到知道家里有多少田，性格如何，因而也能够做到较好的调解。
而且大家都乡里乡亲，纠纷只有能够及时调解都能得到解决。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调解，就可能会小事变大事，造成恶性事件。
3.2贫富分化
村中富裕的人都在城市买房子搬过去了，现在村里最富的是村里的一名医生。
村子里只有他一个是医生，也算是独门生意。
他也已经在荆门市区买房子了，一直没搬过去是因为家中还有小孩要读书。
现在儿女都出来了，准备今年就搬过去，到时做点小生薏。
过得顺心的不多，只是解决温饱问题。
大部分村民都差不多，相差也不大。
不过村中倒是有很多贫困户。
他们贫困的原因主要有：
疾病；家庭遭到意外；懒惰；离婚等。
村中有一些人肌肉萎缩、全身瘫痪，卧病在床。
这种病他们说是风湿病，是因为经常冷天碰冷水，干农活，还有的说可能是血吸虫引起的，具体原因也不是很清楚。
这种人完全没有自理能力，还要请人来照顾。
村民梅某患有此病，他每月有120元低保，请一个人来照顾（也是一个残疾人，但情况比他轻一点）每月150，妻子出外打工来维持这个家，小孩上学根本就没钱。
家庭遭遇意外的，在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中有一个村民魏某，用一个大竹排把大门口挡住。
问他为什么，他说是家门不幸啊。
在2003年妻子因为脑溢血去世了，风水先生说是因为对面有个猪圈，家里没用围墙挡住，因而进了邪气。
但是还没来得及做围墙，第二年儿子出了车祸去世了。
媳妇带着孙子回娘家了。
现在只剩他一人。
因为没钱来修围墙，因此他应急性地将大门用大竹排挡住，并堆起草垛将猪圈挡住。
村民说本来他们家的情况是很好的，但闲在家中只有他一个人，现在任老了，以后的养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村民反映很多人贫困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懒惰。
李家恒的大儿子就是一个这样的典范。
天天打牌，田里的草也不锄，肥也不施。
别人的秧都已经插完了，他还没有开始，总是赶不上时节。
别人的稻子能产一千斤，他最多能产500斤。
老人住得很差，他也从来不管，小孩读书，他也不管。
人称这种人“拉不直”。
还有一名妇女，丈夫与她离了婚，儿子、女儿都在外打工已经很多年没有回来了。
她一个人在家，心里一直很压抑，有种抑郁症的倾向，我们有时看到她一个人站在路上一个人发好久的呆，村民说她有精神病。
她家的田都给别人种，像她这种情况很难养活自己。
3.2耐用消费品
村中的基本耐用消费都有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辆摩托车、一台彩电、一部手机、一辆拖拉机（用于耕田），卫星信号接收器，电冰箱少数人家有。
不过这边的住房都还比较破旧，很多房子都是以前的土砖房子，外面用白石灰涂了一层。
村里大学生很少，有时一年都出不起一个大学生。
他们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后，送到职校去读一两年。
去读职校一可以学一门技术；二可以少花点钱；三职校一般都包分配，相对来说安全。
很少人去读高中，一是高中的花费很贵，一个学期就得5000，而且升大学也无望，还不如早点出来赚钱。
在以前一般都是靠的老乡关系，或是亲戚关系介绍出去打工，但现在村里的人一般不愿带村子里的老乡出去打工，有的人甚至说绝对不带同村人，说不想惹这个麻烦，担这个责任。
4生产层面
4.1医疗
村民从中年就开始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
一中年村民梅某患有腰椎盘突出，开刀花了3000多元，干不了重活，田里请了15个帮工。
还有风湿病致残的，完全丧失劳动力，家里的情况更是非常糟糕。
但是他们并没有医疗上的任何保障，一切费用都自己承担。
村里唯一的医疗机构就是一个赤脚医生开的诊所。
一般的人有什么不舒服都会找医生咨询，即便女性也没什么顾忌，医生根据他们的描述，会判断是什么病，如果能治就治，不能治就建议他们到乡里或是荆门医院去治疗。
在这个诊所医药费少则几元，多则也有500元。
村里看病拖欠款的人很多，占到50%，大部分人是因为确实没钱，只有不到2%的人是确实不想给钱。
村子里生育情况很好，上面规定必须到荆门医院去生产，即便乡医院也不行，而且不允许孕妇和婴儿有死。
现在农村孕妇，营养好、不劳动，生出的婴儿个头大。
年龄大的女士就剖腹产。
顺产大概要500元，剖腹产800到1000元。
出生的婴儿个个都很健康，很少不健康的。
在村里还没有实行合作医疗。
现在村里还没有实行合作医疗。
对于合作医疗张医生说弊病很大。
因为它是政府、个人、社会三方筹款的。
在村里看小病不报，大病只报60%，而且要求必须住院。
而大部分村民只是在村里看病，除非实在不行，才会去医院做手术。
妇女主任刘家珍反映现在农村很多人没有钱治病，80%的人都希望实行合作医疗。
村民是很需要医疗保险的，医疗保险的范围他们希望从基层到城市的大医院都囊括。
但现在的合作医疗是远远没达到他们的要求的。
4.2村庄环境
荆门是血吸虫病的重点疫区。
血吸虫病在新坪区60、70年代很严重。
现在通过加河工程，将钉螺留在岸上，这就使得血吸虫失去了寄生的场所而不能生存。
现在农村主要有血吸虫预防中心，结核病预防中心和艾滋病预防中心。
在东宝区发现有5名血吸虫患者，而村里有1人。
村里的赤脚医生对预防工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也属于非赢利性的，上面只要有命令，都要遵守。
在SARS期间，医生的主要工作就是隔离和测体温，其他的疾病如肺结核、血吸虫病医生的主要工作是督促他们按时吃药。
农村疾病预防工作很大一部分放在预防儿童疾病上。
主要有：
麻疹、高烧、小儿麻痹、百日咳、结核、流脑和乙肝等。
世界儿童基金会会给做的好的国家拨款。
而且，现在农村大部分也都是一个小孩，因此也很重视。
现在村里95%的家庭都是管道厕所，但是并没有进行封闭式的无害化处理，所以上大号还是去以前的普通厕所。
饮水则是井中的地下水。
因为是住在山脚下，有很多树，住在里面的居民的自然环境比马路边上的居民好多了。
不过生活垃圾之类一般都是倒在河边，没有进行专门的处理。
4.3土地制度
4.3.1土地调整
1981年分田到户进行地很顺利。
政策上是“大稳定，小调整，”每5年进行一次土地调整，但事实上10多年来都没有进行调整，现在土地存在不平均的现象。
当时有些质量差的田因为多年的雨水冲积，已经和好田差不多了，他们的亩数较多，在现在来看，反而占了便宜。
村里老人去世和婴儿出生也差不多，因此一户不会把田退出来，别的户也要求不到新的田。
农民私底下流转土地的很多。
有些家庭全家出外打工，田荒着，就给自己的亲戚种，同时叫他们照看一下房子。
税费是“谁种田，谁给”，税费改革后虽然说是“谁种田，谁受益”，但“两补”还是给土地承包者本人。
如果打工回来不外出了，到时田是要归还的，这一切只是口头协议。
在村子里有些人搬出去，则谁买了他的房，他就应把他的土地给谁，但是土地证的名字依然是原土地的承包者，通过村干部写合同确定土地新的使用者。
如果买主不愿种，就交给生产队处理。
税费改革后，确权确地，承包权30年不变，而且还有粮食“两补”。
因此一般也不会随随便便将田给别人种，有些人想要地，但是没人给的。
要土地进行全面的调整这非常困难，现在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
4.3.2集体财产承包
以前这是一个很富裕的村子，但现在却有了40多万元的村级债务。
李家恒（此人是书记的亲舅舅）对李书记说：
“白洋原来那么富，现在却欠了一屁股债，要给子孙后代留点饭吃”，并说“和平年代你们是腐败份子，战争年代你们肯定是反叛份子”。
现在是搞私人承包，所有的集体财产几乎都承包出去了。
关于山林承包村民代表李某具体讲了此事。
05年正月底书记要村民代表去书记家商量山林拍卖的事，叫他妻子准备饭菜，至少有不少于15人参加。
有的人说这山林就是白送他他也不要，有的开了1万。
而喊的最高的就是李某，因为他事先听到风声说这片山林要承包给书记的姐夫的女婿包某。
这片山林有30多亩，每年有6、7千的补贴，但是因为树长不起来，因此没补贴，所以就准备拍卖。
最后定为2万元之内对村里的人拍卖，2万元之外谁都可以买。
拍卖时在包某家举行，包某出了两万，而另一个人李某了2.5万。
结果包某给李某几百元钱，说都是亲戚（村子里很多人都沾亲带故），何必抬价？
最后，本乡本土的人都给面子，就将山林以2万承包给包某。
当时是正月份，新春时节，虽然大家心里有意见，但也都没有说出来。
在包家举行拍卖，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
村民代表没有什么权利。
书记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参加，在程序上没有辫子让人抓，过程都走过。
当时经管站的站长主持拍卖这件事，所有程序上的事都做了，其他人即使有意见也说不上腔。
村里有个鱼塘被乡里面占有了，村中一个有名的混混王光林通过个人手段将鱼塘从乡政府手中拿回来了。
但是他并没有归还给村里，而是将它强行占有了。
村里也没有办法，还说要讲信义，既然是你要回来了，就给你吧。
以前村里抽水都属于村集体，龚某被形容为聪明、头脑转得快，他料到这肯定到时要承包给个人。
去年抽水码头拍卖，他承包到村里两个抽水码头。
每抽一亩地35元，在农村这是稳赚不赔的，而且承包是30年不变。
现在抽水承包给个人，而且也由个人去收钱。
所以这个人必须是比较“狠”的人，否则拖欠的款可能就收不上来了。
集体财产的承包虽说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但事实上能够承包上的人只属于村中的“狠人”和与村干部沾亲带故的。
“狠人”也就是在村中能够说上话，同样一样东西，你出钱多，他出钱少，但是人家还是愿意卖给他。
“狠人”一般为：
混混，靠的是拳头；在村里人缘很好，具有较高威信；还有一种人头脑很灵活。
在白洋村大概有10个这样的“狠人”。
他们与村干部的关系一般都很密切，而且他们在村中的经济条件都很不错。
4.3.3水系
村里的田是倾斜的，从高往低。
每个地方都有闸子，低处的想先放水要放闸子，就得先放高处的、后放低处的。
高处的不让，低处的偏要放，这样就容易产生矛盾，因为这个原因这里一直有管水员，否则因为村民间的强弱之分就弄不好了。
村里的水源是南河，南河的主系管这里的一千多亩地，一组放一天，三组轮回来放。
这里的田被称为“脚板皮子田”。
也就是说以前是靠双脚踩水车抽水的。
田的表面4.5公分以上是土，以下是沙，水很难保住，要每天都抽水。
沟渠在分田以前修了，在分田以后就没修过，主要是没钱。
村集体没钱，老百姓也没钱，也不愿出钱。
渠道两旁用沙袋垒起来，一下雨，沙袋冲走，水就全部流跑了。
税费改革前，有义务工会去修理沟渠，但是税费改革后后叫不动人，很多人主渠坏了也不愿去修理。
农户管田也管的很差。
有些人觉得反正放水是管水员的事，桩子坏了也不管，早上放上去，晚上就没了。
这里的田每天都要放水，一个组这么多田，不能完全满足。
放水遵循的是“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
管水员的工资是7元/亩。
干部一家一家去收，但是少数人赖着不给，并说村里还欠我们钱呢（村集体借了村民的钱）。
村干部也没有办法，一不能抢，二不能说狠话。
发不起工资就给管水员打白条。
管水员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要让村民满意得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
但是因为上面所提的那些因素，村里并没有什么人愿意去管水。
而管水员也不怎么负责任。
我们去调查的那几天，村民反映，放水员一直在拖着，等着老天爷下雨。
基础设施不好，个人不负责任使得水成为一个难上加难的问题。
也是村民埋怨村干部没有做实事的一个原因。
三、村庄治理
1、村级组织
税费改革前有7个村干部：
书记、村主任、妇联主任、治调主任、出纳、会计、民兵连长等。
现在干部精简，村子里只有三个村干部了，而且书记、主任一肩挑，以前的那些职务都是相互兼的。
三个小组中，一般是每个组都出一个干部。
村民小组长既要和村干部搞好关系，又要和下面的老百姓搞好关系。
有些大姓的人要不就是上面不满薏，要不就是下面不满薏。
有些人性格太硬，没有耐心。
这种人往往当不了小组长。
在一组有一年更换了十几个村民小组长。
一个人是小姓，但当了3年村民小组长，说自己不愿得罪人，这可能是他当了那么久的原因。
不过这些村民小组长都反映划不来，每年就是2000元的钱，有时村里工资还发不下，一直欠在那里。
三组的村民小组长彭有清说他去收钱有些人就是不给，也没办法。
收不到钱也就没有工资。
现在村里都欠了他7000元的工资。
很多人说，干部难做，百姓也难做。
很多以前的干部也说得罪一个人，就得罪了一片人。
但是当干部又必须狠下心来否则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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