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博物馆收藏的楚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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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博物馆收藏的楚镜

淮南市博物馆收藏的楚镜

　　铜镜的发展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共经历了4000多年。

战国是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其中又以楚镜的铸造工艺成就最高。

淮南作为楚国最后一个都城的近郊，历年来出土了一批具有特色的战国楚镜，彰显了楚国晚期的最后辉煌。

　　一、淮南博物馆馆藏楚镜来源及背景

　　公元前241年，即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国迁都寿春，改寿春为郢。

郢都寿春的地望，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遥感勘测和考古调查，最终确定了寿春城的位置和范围。

据勘测，寿春遗址位于今寿县城东南，大致包括今天的寿县县城、城南近郊、城东柏家台和淮南市谢家集区西侧一带。

1985年，在楚寿春城东柏家台发现一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是城址的宫殿区。

柏家台隔淝水与淮南相邻，两地城区相距不足四公里。

楚国的墓葬区就分布在寿县南部和淮南市境内的杨公镇、李郢孜镇一带，

　　1983年，在淮南市杨公镇朱家集发现楚幽王大墓（当地人称李三古堆），出土器物4000余件，震惊了国人，引发了学术界研究楚文化的热潮；1977年至1979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在杨公镇发掘了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葬9座。

2006年，淮南市博物馆在杨公砖厂抢救性清理发掘了楚国贵族墓葬1座。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李三古堆、武王墩大墓的周围探测到多个大型车马坑，在其周边现仍保留着黄歇墓、大古堆、小古堆、王八古堆、白泥古堆、尖古堆、严氏古堆等十几座有大型封土的古墓葬，是我省唯一一处先秦时期分布集中、保存完整、等级高的贵族墓葬群。

　　与寿县接壤的唐山镇、李郢孜镇约二十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经多年的考古发掘证实，是战国晚期楚国的小型墓葬区。

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城市基础建设的大步推进，淮南市博物馆在以上地区陆续抢救性发掘了一批墓葬，出土了一些风格鲜明的战国楚镜。

　　馆藏楚镜除本地区考古发掘获得的楚镜外，另有部分来自于对该地区的征集和打击盗墓收缴，本文收录有17面。

　　二、淮南博物馆馆藏楚镜分析

　　淮南馆藏的17面楚国铜镜，从镜背的装饰纹样上可以分为6个类别，包括连弧纹镜、云雷纹镜、羽状纹地四叶纹镜、四山镜、蟠螭纹镜、变形兽纹镜等。

　　连弧纹镜3面见图一、图二、图三。

1972年淮南市谢家集区红卫轮窑厂M4出土的单线连弧纹镜是本地区发现铜镜铸造时代最早的一面。

其连弧纹的装饰形式是在素地上以小三弦钮为中心，用单线隆起的十一个内向连弧纹，装饰手法非常简洁，这种单线形式的连弧纹镜发展到战国后期演化成宽带状连弧纹和以云雷纹、蟠螭纹、涡纹做地的七弧和八弧不等的形式。

馆藏中还有一件形制、纹饰与之相同的素地单线连弧纹镜，但镜体稍厚，尺寸也稍大。

这两面铜镜有早期楚镜风格，说明在楚国迁都寿春之前，楚文化因素已浸润淮河流域。

　　云雷纹镜（图四）1面。

时代稍晚，三弦钮，小圆钮座，以圆涡纹及两个底边相对的双线三角纹相间排列，满布镜背。

纹饰有横穿的范线，可知该镜由两块陶范拼接而成；地纹比较疏朗，与战国晚期以失蜡法铸造的细密地纹有明显区别。

较湖南长沙年佳湖896号楚墓出土的云雷地纹镜直径更小些，钮座所占比例也小一些。

　　羽状纹地四叶镜（图五、图六、图七、图八、图九）5而，均出土于市域西部的唐山、李郢孜镇一带。

其中圆钮座3面，方钮座2面；山字形四叶1面，心形四叶3面，长杆花叶1面。

羽状纹地心形叶纹铜镜时代较早，出现在战国中晚期之交，在湖南、湖北楚墓中出土较多。

其中，2010年8月，在淮南市谢家集区李郢孜镇谢家集新区21号楼工地出土的战国四叶纹镜（图八），羽状地纹非常精细，但其镜体己明显增厚，镜缘宽大，放置手中感觉沉重，已经没有楚镜小巧轻薄的感觉，说明这种羽状纹地四叶镜延续时间很长，一直到战国末期还在流行。

　　四山镜（图十、图十一）2面。

1957年在淮南市唐山公社邱家岗和1987年在淮南市谢家集红卫轮窑厂出土的2面四山纹铜镜是战国楚镜中的代表作品。

邱家岗出土的是八叶四花朵四山纹镜，直径13.7厘米，厚0.4厘米，方钮座，山字底边与方钮座平行布置。

山字间置四朵四桃叶形花，方钮座的四角和四个山字右侧凹处各伸一片桃形花叶，以绞索形花枝将花朵与花叶连系。

左旋山字与细密的羽状纹地构成均匀、细腻、富丽、繁缛的动感画面。

与此镜纹饰尺寸相同的一面铜镜出土于湖南长沙楚墓，编号M1554:

7，直径13.8厘米，厚0.4厘米，分类为Ⅰ类Ⅵ式，为战国晚期中段，与邱家岗这面形制、尺寸基本相同，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7至公元前250年，即在楚国迁都寿春之前。

这两面铜镜尺寸、纹饰的布局安排，尤其是山字笔画的粗细十分相近，这在众多的四山镜中是比较罕见的，应为同一时段、同一区域铸造。

长沙是当时楚镜的铸造中心，仅《长沙楚墓》就收录了49面，淮南邱家岗出土的这面铜镜当来自长沙。

　　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1987年12月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红卫轮窑厂，是一面比较罕见的山字纹镜。

三弦钮，方钮座，镜背满铺细密的羽状地纹，四山纹间以四兽，兽为回首翘尾的鹿形。

国内已知带鹿纹的四山镜仅见于上海博物馆，装饰手法十分相近，唯钮座略有区别，一圆一方。

上博藏镜上的四鹿与淮南藏镜的形态相同，但制模时是将鹿形及周边做成不规则的四方形，后在羽状地纹上抠出同样形状，镶嵌其中，从而造成羽状地断裂，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轮廓，廓内成为素地；而淮南镜的四鹿是以鹿身为廓，嵌入羽状地纹中，使羽状地纹相互连接而丝毫不断。

也有可能是四鹿与羽状地纹一次制模，使镜面纹饰非常完美和谐。

从其制范工艺上看，淮南这面铜镜技艺更显精湛、醇熟一些。

这种山字纹间以兽纹的铜镜发现极少，另有一件三山三鹿镜藏于法国巴黎，鹿纹也是回首翘尾，鹿形的装饰手法与国内这两面非常相近。

贺刚先生在《说山字纹镜》中说：

“三山镜仅见一件，附饰鹿纹。

安徽淮南所见一件装饰鹿纹的四山镜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其奔鹿与前者以及上海馆藏的一面四山镜的鹿纹完全一样。

这类奔鹿纹的山字镜直径都比较大，地纹甚细密，时代风格相近，鉴于出土山字纹铜镜数量最多的湖南地区至今未发现过类似的鹿纹镜，推测其产于淮南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

　　蟠螭纹镜（图十一、图十二、图十三、图十四、图十五）5面。

其中有3面为蟠螭菱纹，均来源于市域西部与寿县接壤的地区，如唐山镇、李郢孜镇、杨公镇一带。

蟠螭纹镜，又称龙纹镜、蟠虺纹镜，是由盘曲的龙和蛇纹组成主纹饰，区别较难，称谓多不统一，一般多称之为蟠螭纹。

淮南地区所见蟠螭纹镜，尺寸大小不一，小的7厘米至12厘米，大的16厘米至23厘米。

其中尺寸最大的一面出土于一座汉初墓葬中，为三弦钮，圆钮座，钮座上以绞索纹为廓，以满铺的云雷纹为地，三条龙均匀分布于镜面。

三只龙首靠近圆钮座。

造型十分生动，为四分之三侧面像，两只圆目十分清晰，大口中上、下各有三齿，龙角向前弯曲，龙身做腾飞状，勾曲伸展，羽状形小翅布满身躯。

外区饰以一道弦纹一道绞索纹。

蟠螭纹镜中的龙首，常见一目，该镜为二目，且十分形象逼真。

该镜虽出土于汉初墓葬中，但其整体风格属晚期楚式镜，应该是战国末期的蟠螭镜了。

　　变形兽纹镜（图十七）1面。

三弦钮，圆钮座，羽状纹地，主体纹饰十分特别，似兽也似几何纹，兽的首部为曲尺形，尾部为如意云头，躯体呈“C”形弯曲，几乎看不到兽纹的任何特征。

同类镜出土很少，已知有湖南常德楚墓出土的一件，比淮南这件稍大。

有学者称其为变形兽纹，尚待更多的资料进行证实。

若确为兽纹，为何楚国铸镜工匠要将兽纹变形得如此夸张?

其原因十分耐人寻味。

　　三、对淮南楚镜的几点认识

　　1、淮南地区楚镜的使用和流行要早于楚国迁都寿春之前。

　　楚国经营淮南地区的时间大约在楚灭蔡国的时间段里。

公元前478年，楚灭陈；公元前447年，即楚惠王四十二年楚灭蔡。

公元前278年楚国从郢都江陵徙都于陈。

公元前241年，也即考烈王二十二年，楚国迁都寿春。

从楚灭陈国、蔡国到其迁都寿春，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楚国在淮河流域与北方、东方各国的战争频繁，当时的寿春城是淮河中下游地区的重镇，是楚国东境地区最大的城市，也是该地区经济、商贸中心。

楚国想争霸江淮、逐鹿中原，必须将此地建为据点和要塞。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寿县、淮南地区发现的大量楚国小型墓葬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口数量是不小的。

　　目前国内己发现最早的楚镜是河南淅川下寺3号墓和长沙楚墓M6、M7出土的春秋晚期素镜。

长沙是楚镜的铸造中心，早期楚镜出土于此在情理之中，而远距郢都千里之遥的淅川出土早期楚镜，足以证明楚国经营淮河流域的时间很早，为其后来迁都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准备。

淮南地区发现的早期楚镜较上述二地要晚。

1972年淮南市谢家集区红卫轮窑厂M4出土的素地单线连弧纹镜，时间约在战国晚期中段，即在白起拔郢以后，但要早于迁都寿春之前。

　　2、淮南地区在楚迁都寿春后，很有可能成为楚国的铸镜中心。

　　公元前280年，秦国军队大举南下江淮，到公元前277年，攻破楚国的郢都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鄢城被秦军以鄢水灌城，数十万人溺死；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楚国徙都陈城。

到此时，长江中游地区被秦军统治，并在洞庭湖一带设置南郡，曾经是楚镜铸造中心的长沙已在秦国统治之下，迁都后的楚国其生产生活资料及手工业产品均不可能再依靠旧有的来源，其铜镜生产也只能依靠随着迁都而来的工匠就地生产。

　　1987年12月出土于淮南市谢家集区红卫轮窑厂的羽状纹地四山四鹿纹镜和2010年8月淮南市谢家集区李郢孜镇谢家集新区21号楼工地出土的羽状纹地四叶纹镜，两镜均有十分鲜明的楚国晚期风格，制范工艺也有别于长沙楚镜，直径较大，镜体明显增厚，镜缘宽大，已无传统楚镜轻薄、小巧之感。

所以贺刚先生在《说山字纹镜》中推测在淮南地区铸造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从淮南地区及六安、蚌埠、合肥、阜阳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大量战国楚镜看，除湖北荆州、湖南长沙等地外，本地出土的楚镜数量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所以在战国晚期时，作为楚国都城京畿地区的淮南很有可能是当时的铸镜中心。

但种类和数量不可能与昔日相比，如果做进一步的推测，当时的铸镜产量也只能仅仅为了都城和相邻地区的官方和商贸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