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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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学

国外文学

对在美国流行的文学批评的各种新思潮、新理论和新方法作了全方位的引进和审视，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到符号学、阐释学、叙述学——这里面当然又包含了神话原型的批评、女权/女性主义的批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后现代主义，然后又是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后者不但把早先的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批评包容其中，而且又增加了后殖民的文化批评。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战后美国文学所涉及的所有理论问题，几乎都被我们审视了一遍。

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对于解放我们的思想，改变过去那种以意识形态划线为指归的简单化的文学理解，对于更新我们的批评观点，拓展和深化我们的文学视野，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从90年代末开始，即使国外重要理论流派的翻译出版仍在继续，不过理论研究的总体势头却明显大不如前，国内一些研究学刊虽然仍持续在刊发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不过这些文章的绝大多数能够说只停留在对于七八十年代所注重的理论问题的转述上，很少看到对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的开拓和深入的探讨。

这样一种几乎原地踏步或低水平重复的局面其实已经延续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却没有引起我们理论界的充足重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有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事国外思潮追踪研究的学者，往往仅仅盯着自己所熟悉的几位理论明星不放，而对那边的学术状况缺少一种整体的和递进的把握。

国内为数可观的理论研究论文的引述只局限于有数的几位理论家最经常被提及的几部（篇）论著，而很少有对他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引述即为明证。

其实，美国学界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应该说早已经过去，那里反对理论或对理论实行质疑的声音不但早就存有，而且越来越响，现在甚至还带上了一种近乎是“清算”的味道——主要是对以“解构”为代表的“理论”和以“政治准确”（PC）为代表的政治化倾向的清算，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年理论的膨胀以及这些新潮理论所加深的一种怀疑主义的氛围，导致了文学的衰落和整个美国人文教育的滑坡。

美国理论界的这样一种声音，在我们的理论研究界则似乎很少听到。

而对于这样一派意见的了解，不但对于准确地把握美国思想理论界的现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自身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无疑也会提供非常有益的启迪。

人，该学会会刊《现代语文学会集刊》向来是美国学界主流思潮的喉舌，不过，它的最近一期破天荒地开辟了一个题为“为什么主修文学——我们将告诉学生什么?

”的笔谈专栏，12位大学教授就这个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

Publicationofthe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PMLA）,Vol.117,No.3,May2002.）。

“为什么主修文学?

”这个提问本身显然已认定今天的美国大学生在选定自己专业的问题上对主修文学产生了怀疑。

而提问的下半部分——“我们将告诉学生什么?

”则说明教师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困惑重重。

首篇笔谈由杜克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主任贝尔（DavidF.Bell）教授撰写，他在文中列举的他所在学校中的教师、学生对待文学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即将停止她讲授文学课的学术生涯了。

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候，另一位同事也告诉我，他实在想象不出除了搞文化研究外，还有别的什么场合能够教文学——换句话说，文学文本就是最大限度地用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或理论的主题，与其他文化表述没什么两样。

难怪现在的本科生对主修文学表现出日益递减的兴趣。

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进入大学以后，比起过去一茬一茬的学生来，他们对学文学的兴趣要小多了，因为他们入学后所遇到的老师，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对文学文本没有兴趣或充满怀疑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当然就越来越没劲了。

（注：

DavidF.Bell,“AMoratoriumonSuspicion?

”Publicationof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PMLA）,Vol.117,No.3,May2002,pp.487-90.）

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使美国的教育界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众多的有识之士感到忧心忡忡，其实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

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美国最佳社会批评家的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的德尔班科（AndrewDelbanco）教授于两年前发表长文，对当下美国人文教育危机及其原因实行分析（注：

AndrewDelbanco,“TheDeclineandFallofLiterature”,TheNewYorkReviewofBooks,Nov.4,1999.）。

文中列举了多个重要大学的校长和著名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那一年任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席的赛义德痛心疾首地感慨说：

“如今文学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都是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曾任耶鲁大学教务长、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时任梅隆基金会人文学科顾问的科南（AlvinKernan）教授在1990年时就出版了以凭吊文学为题的专著《文学之死》；另如斯各尔斯（RobertScholes）、埃里斯（JohnM.Ellis）、伍德林（CarlWoodring）这样的著名教授，他们也都发表了论述文学和文学专业何以衰落的专著。

在他们看来，文学之所以没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受到了一波又一波的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的冲击，是这些新潮理论将文学指涉“真实”的价值一步步地掏空。

正如耶鲁大学的斯各尔斯所说，这些年来，“我们听任自己被人说服，接受了所谓谈论‘真实’是不可能的说法”。

现在文学成了与其他符号系统（如时尚、肢体语言、运动等）一样的东西。

倘若说当初是解构主义抽去了文学的思想、道德、情感的内涵，那么今天，一个反向的潮流又冲了过来，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声浪中，虽说强调了文学要同它这样那样的属性（民族、阶级、性属等）联系在一起考量，不过我们却看到，文学研究被进一步“残片化”（fragmentation）的势头却有增无减。

目睹文学日益退场的严峻形势，毕业于英文系的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NeilL.Rudenstine）在1998年的全校毕业典礼上发出呼吁，号召要从教育的最本质意义的高度去理解人文学科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对人文学科加以保护。

近一二十年来，杜克大学作为美国文化政治一大重镇，名气格外地显赫。

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詹姆逊是该校的招牌教授之一，而该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刊《社会文本》则是当代左翼激进理论的前沿阵地。

前几年，在那个被炒得沸沸扬扬的“索卡尔后现代理论造假案”中，索卡尔（AlanSokal）那篇题为《跨越边界：

试论量子引力转换阐释学》的伪论文，就是《社会文本》发表的（注：

关于这个事件的前后真相，请参见《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动态”栏《索卡尔骗局与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恶劣影响》一文。

纽约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于1994年秋向《社会文本》投去一文，声称20世纪理论物理学发展完全印证了“后现代”哲学、政治学的理论，编辑部五位编辑审读后一致同意让此文在1996年4月出版的《社会文本》特刊上发表，不过索卡尔接着却在另一学刊《交流》上披露说，他那篇论文只不过是一篇故意背谬常理、充满错误和与前提不符的推论的大杂烩，他的目的是为了耍弄一下编辑们意识形态的偏见。

美国《批评探索》（CriticalInquiry,Winter2002）载文，详细分析了该事件的始末及其对美国学术界的影响（JohnGuillory,“TheSokalAffairandtheHistoryofCriticism”）。

）。

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政治准确”（PC）之风潮刚开始席卷美国各大学校园时，杜克大学就成了这场“文化战争”的一个小舞台：

反PC一方由美国国际大赦前主席、政治学系的大牌教授巴伯（JamesD.Barber）领衔，而赞成PC的则以英文系的著名教授费什（StanleyFish）挂帅，双方曾为了哪些书籍能够摆放在校园书店的书架上而恶语相向，吵得不可开交。

巴伯发现，校园书店的书架上每七本政治学书籍中就有一本的书名含有“马克思”的字样，于是愤怒地下令把一批他认为不必要的书撤下；而费什则称巴伯所组织的“全国学者同盟”杜克大学分会是一群“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仇视同性恋者”；巴伯一派的人则又反唇相讥说，费什的用语与50年代麦卡锡主义者指控别人为“共党”如出一辙，等等（注：

1990年12月24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曾发表关于“政治准确”运动的长篇报道，其中多处涉及杜克大学在这个风潮中的地位和影响。

）。

在这样一所深深卷入社会政治旋涡之中的大学里，发生贝尔教授所说的教授和学生从文学系胜利大逃亡的情况，按说是不该让人感到意外的。

但在人员流失和师生对文学兴趣锐减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原因，这倒是需要我们这些从事文化思潮研究的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贝尔教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文学系的主导思想的变革是这样描述的：

70年代和80年代是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

各种文学理论据说都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去掌握文本，而不是被文本所掌握。

但是，理论的武器很快就被掉过头来，成了反对理论的武器，反而导致了本应让理论有效地包容文学文本的种种批评范式的衰落。

贝尔说，接下来是“理论鼎盛时期的结束”，在过去几年中虽也出现了对于理论的反思，不过这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理论年代所造成的对于文学和高雅文化的怀疑。

对于文学的怀疑是怎么形成的呢?

贝尔指出，在这理论的鼎盛及衰落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简单化，它在美国就被当成了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注：

SeeHermanRapaport,TheTheoryMess：

DeconstructioninEclipse,NewYork：

Columbia

UP,2001.）。

“任何文本都将会自行解构”——这样一个被稀释了的、简单化的德里达主义造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误解，那就是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谎言，都是骗人的。

但是，在理论的鼎盛期完结之前，解构主义的另一位理论大师德曼早年亲纳粹的历史污点被揭露，而德里达的理论在解决这个时期美国大学校园政治问题上又显得不那么有效，不太令人信服，因而使得人们逐步把注意力转向了福柯。

相对来说，福柯更重视控制文学话语形式的力量，他把文学看成是一个由排斥性和禁令性力量所界定的角力场，一个与其他话语场一样的由各种力量构成的话语场。

但是，贝尔指出，这样一种看法却更加煽起了对于文学的怀疑之火。

而且，美国人在对待福柯时与他们对待德里达一样，也是持一种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简单化态度。

他们往往把福柯的著作降格为“训诫控制”这个标识性的话语框架去理解，而福柯式分析的种种精妙之处，却都在这样的简单化理解中丢失殆尽。

当然，要说一点也没剩下，那也有点偏颇。

不过，福柯的视角在理论鼎盛结束后之所以还能够剩下些许，则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比较便捷地嫁接到一种更加政治化的批评之上的缘故。

贝尔在对美国学界过去二十来年的大致状况作如上回顾后，接着又对当下的美国学界状况作了这样一番切中肯綮的归纳：

伴随着理论鼎盛的消退以及随后留下的怀疑主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以各种美国形式的面目出现的分析汇总起来统称为文化研究，排炮一般地向文学典律轰去，而这种文学典律被认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整个智性积累的一部分。

对文学典律的控制及对其边界的重新划定，向来是女性主义批评、非洲裔美国人研究以及同性恋及性别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

而文化研究则希望再前进一步，把所有的界限都统统消弭。

典律问题向来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判断是传统批评家与后现代批评家对垒交锋的一个战场，这些后现代批评家对传统批评家的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实行质疑，后者即这个政治取向和文化力量的喉舌。

哪群人有权决定一部文本的价值，这个决定难道不总是一种对什么能够被允许进入话语实行控制的压迫性举措吗?

如果是的话，那么最好的解决办法也许就是放弃价值判断，把文学范畴尽可能地放大，这样就把高雅与低俗以至所谓典律的概念都统统取消了。

（注：

本段引文以及此前对贝尔教授在笔谈中对现状的分析的转述，均请参见《现代语文学会集刊》（PMLA,Vol.117,No.3,May2002）,第487—489页。

）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原原本本援引贝尔教授的陈述，乃因为我发现他极其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了文学如何在当下美国大学中一步步失落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与我这些年来对美国当代思潮实行追踪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印象也完全一致。

不过，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国中人文思潮所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原先被掩盖的思潮逐渐抬头甚至又卷土重来的倾向，我们却视而不见，那我们研究的价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

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美国的特殊地位，我们对美国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极大的重视。

在文化研究方面也不例外，对美国的文学，对美国的文化思潮、文学理论动向，我们都给予了特别的注重。

不过，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太侧重于前台，太注重当下和表面的热闹，谁善于吸引眼球，我们往往就把注意力投向谁，而缺少一种兼听、兼顾的沉稳和成熟。

造成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的媒体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因为媒体往往希望简单明了，希望能单刀直入地把一种理论、一种倾向说得个泾渭分明，希望越多的外行能明白越好。

而在这样一种心态的驱动下，我们上面所谈的问题多年来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只属于一股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潜流。

现在，德尔班科、贝尔们指出的问题已经由潜流变成了明流。

难道我们还不该就此而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实行一点反思吗?

而首先或许应该对什么是“文学”反思一下：

究竟还有没有可称之为“文学”的这样一种东西?

因为问题明摆着，如不为“文学”划出一个大体的范围，我们就无法圈定我们对它的期待，无法期望“文学”来为我们做点什么。

当然我也很清楚，这种试图重新找回“文学”的想法，在一些已经接受了后结构（解构）主义假设的人眼里，会显得很过时：

“还文学边界呢，人家早已把文学研究扩大为文化研究、文化批评了。

”是的，一点不错，我知道这些年在整个美国文学界，正如贝尔所说的，女性主义的批评、非裔美国人研究以及同性恋及性别研究等早就在对文学典律重新实行阐释和占领，甚至早在它们之前，解构主义就已经抹去了文学与其他所有文类之间的界限，而紧跟其后的“文化研究”现在又俨然成了大势所趋的主流。

当然，在当下的主流派看来，这个局面也是一番激烈交锋的结果。

记得在六七年前，我就曾在一些小文章中谈及布鲁姆（HaroldBloom）这样的文坛巨擘在那场“文化战争”中的无畏表现。

勇敢的布鲁姆当时几乎是在实行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了一部皇皇578页的《西方的典律》（TheWesternCanon：

TheBooksandSchooloftheAges），与主流派摧毁传统文学典律的努力实行抗争。

不过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此事时，用了一个布鲁姆“为死人、白人、男人叫好!

”的标题（注：

“HurrahforDeadWhiteMales!

”Time,Oct.10,1994,pp.50-51.），着实让人觉得有点当年我们所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的劲头。

布鲁姆后来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以一种疲惫无奈的口吻说道：

“我们已经战败，……文学研究已经被一种叫做文化批评的令人惊叹的垃圾所替代了!

”但正是在这篇访谈录中，布鲁姆抛出了一个包括他所谓的“一切假马克思主义者、假女权主义者以及注了水的福柯和其他法国理论家的门徒”的集合名词——“愤懑派”（theschoolofresentment）。

他认为，正是这批心地虚伪的“愤懑派”，正在把原本不应有任何功利价值的文学变成了社会改造的工具（注：

“WeHaveLosttheWar”，Newsweek,Nov.7,1994,p.62.）。

布鲁姆把文学看成是没有任何社会功利性的“无为之物”，显然也有其偏颇之处。

但是，他所使用的“愤懑派”一语，则被当代美国最重要哲学家之一罗蒂（RichardRorty）接了过去，后者又特别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阅读”这个话题，在美国现代语文学会的1996年年会上做了一次专题演讲。

会后，他把这个演讲整理成文，正式发表在《高等教育编年史》上（注：

RichardRorty,“PointofView：

TheNecessityofInspiredReading”,inTheChronicleofHigher

Education,Feb.9,1996.）。

罗蒂本人虽然是哲学家，却从来不认为哲学只应是理念与逻辑的组合，他认为哲学中也应该充满浪漫的想象，因而他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素来对文学和文学想象厚爱有加。

他认为，文学本该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功用。

不过令他不安的是，他发现当下的美国大学文学系和文学研究学界已越来越被一种以“知晓”（knowingness）为目的的倾向所控制，他心目中文学的那种令人凛然起敬、令人焕发热情的功能则不见了。

而这样一种情况正发生在布鲁姆称之为“愤懑派”的这样一批大学文学教师的身上。

罗蒂说，这些教师所走的这条道路，正是几十年前哲学家们放弃“灵悟”（inspiration）而转向专业化的道路。

这样做的结果将怎样呢?

罗蒂回忆了在他年轻时哲学领域中发生的由艾耶尔（A.J.Ayer）取代怀特海（A.N.Whitehead）而成为英美哲学家仿效典范的过程：

在罗蒂的心目中，怀特海是那种具有人格魅力、天才型的、浪漫的、华兹华斯式的人物，而艾耶尔则属于逻辑型的、容不得任何一点杂质、追求彻底知晓的那样一种人，艾耶尔希望哲学成为一种科学团队式的工作，而不是靠英雄人物发挥想象去取得突破。

他承认怀特海是一个优秀的逻辑学家，但认为是诗歌把他给毁了。

为此，艾耶尔把一切令人凛然起敬的情绪统统视为神经性的毛病。

而正因为这个缘故，罗蒂指出，是艾耶尔使英美哲学界逐步形成了一种“干涩”的氛围，默多克（IrisMurdoch）在她《反对干涩》（“AgainstDryness”）一文中曾对此有过严厉的批评。

罗蒂认为，现在美国文学领域也在重复着这个转变，其结果就是如布鲁姆所说的那样，“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研究，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又一个“沉闷的社会学科”，使文学系变成了一潭学术死水（注：

RichardRorty,“PointofView：

TheNecessityofInspiredReading”,inTheChronicleof

HigherEducation,Feb.9,1996.）。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作一点声明，我这么左右开弓地援引布鲁姆、罗蒂这些大牌教授的话，其实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布鲁姆把“文化研究”一概视为垃圾，我也是不同意的。

但我觉得他所指出的问题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文学的彻底政治化，二是一窝蜂地扎堆。

什么事情一旦政治化，那就成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一个国家的大学讲堂，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弘扬这个国家优秀的民族文化，使其精华得到传承。

而在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所看到听到的则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一笔勾销，是所谓“古人、洋人统治着我们的学校，封、资、修统治着我们的课堂”，而基于这样一个估计，我们的任务当然就被确定为“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对于以前有过切身经历的我们来说，看到今天美国大学校园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看到“文化研究”把昔日的文学传统基本上定性为所谓由白人、男人主宰的“毒黄蜂”（WASP）（注：

“毒黄蜂”（WASP）四个字母取自“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的首字母，意为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构成的英美主流文化，“政治准确”（PC）运动就是要对这样一种压迫妇女、压迫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压迫同性恋者的主流文化实行清算和批判。

），把文学文本认定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喉舌，把文学批评作为为“地位低下者”（subaltern）行使代言的使命，所有这个切都让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当然“文化研究”也有做得好的，比方说，赛义德的对东方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再比方说，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从中窥见伊丽莎白时代阶级力量的此起彼伏等。

不过，学术大腕们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很可能是数量可观的跳蚤，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窝蜂地扎堆，照葫芦画瓢。

说来也有好几年了，翻开美国的主要学刊，几乎满眼看到的都是这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清算批判性文章。

这股风当然也刮进了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界。

人家搞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我们也搞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人家搞非裔美国文学，我们也搞非裔美国文学，像托妮·莫里森或艾丽丝·沃克这样的作家，既是黑人，又是女性，于是就愈加左右逢源，一下子红遍了天；人家那里据说是华裔文学走红了，我们这边也一阵风似的追赶，《戈勇士》、《喜福会》、《唐老亚》……对于重要的经典作家的研究也不是没有，不过研究的视角却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看重的是作品告诉了我们什么——要么是明言的，要么是隐含的——总来说之，即罗蒂所谓的“知晓”：

读康拉德，从他书中去抠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读福克纳，读的是美国南方在对待农奴、黑人、妇女等问题上的态度；读亨利·詹姆斯，读他对待古老的欧洲与美洲新大陆两种不同文化的态度，读他对于笔下女性的态度，甚至他的一些极为次要的短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硬要把他们阐释成由其父母所代表的男女两性性别冲突的牺牲品……

现在有一种思维方式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这种思维方式在我们的很多理论性研究文章中都能够看到：

我们在评说不同思想的交锋和争论时，往往会把双方争论的论点悬置，或抽取出来，放入一个仿佛真空的状态中来实行抽象的比较，并试图评判双方论点的对错，而这样一种比较和评判，其是非对错往往是早已由评判者自己的理解预先设定好的。

在这种思维方式主宰下，说得好像是头头是道，殊不知思想的争论和交锋，一旦离开了争论的当下性，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即离开了争论特定的历史性，其实是无法判定其是非对错的，即使判定了，也是毫无实际意义的。

换句话说，如果说争论中一方的命题有某种准确性，那么它的准确性只能是在当时那个具体的情况下、针对其对方命题的偏颇来说，甚至能够说，一方命题的准确性是包含在另一方命题的偏颇性之中的。

就布鲁姆与时下主流派之间的争论来说，正是因为时下主流派把文学当作自己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再现，所以布鲁姆对文学典律的呼唤才格外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也正因为时下人们都认为文学就是要告诉你这样那样的事情和道理，所以布鲁姆所谓的“文学不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向别人说话，而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向自己说话”（注：

“WeHaveLosttheWar”,Newsweek,Nov.7,1994,p.62.），才格外能引起我们的深思。

其实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就会很清楚：

所有那些“文化研究”所要告诉我们的种种道理，难道我们不是都能够从政治课本、社会调查报告和新闻报道中获得，而且是更加便捷地获得么?

既然如此，我们何以要舍近求远地诉诸文学?

而沿着这个质询的思路再追问下去，那么文学与别的文类究竟应该有什么不同呢?

我想最大的不同或许就是，它不但包含着“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最佳的表述”（阿诺德语），而且这种得到最佳表述的最佳思想，必须由我们独自去品味，默默地含化，它才能沁入我们的心脾。

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

它不但会使人的认知更加丰富，品位得到提升，而且它会在人们心里融会、凝聚成某种信念，使人在情感、道德和精神上得到某种历练和升华，从而使他的人格更加高尚。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在一个人的修养教化、从粗鄙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将发挥其他文类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不过在现在这种日益政治化的文学研究中，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文学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功能了。

如果说，把文学再一次从浓重的社会政治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另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业已过去的这场“理论热”实行反思。

我这里指的反思，还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热”这个现象本身，而是要在寻回被放逐的“文学”的同时，对过往的各种文学理论切实作深入一步的质询。

现在就不能再把一些现成的结论性的评价作为自己理解的出发点了，这些老生常谈的口头禅早已成为思维的印辙，只会把我们引向那些活力全无的理解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