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大格局下居民消费研究及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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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际双循环大格局下居民消费研究及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国内国际双循环大格局下居民消费研究及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摘要：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将发挥关键作用：
从理论、宏观来看，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决定了消费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从中观来看，我国消费市场质效显著提升，可以从消费终端、生产供给、物流仓储、政策制度、金融支持的消费循环体系得到体现；从微观来看，消费主体行为呈现新趋势、新特征。
为了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建议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软”“硬”兼施，强化公共消费、新型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精准做好“保居民就业”，夯实“能消费”“敢消费”的民生基础；大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推动社会服务均等化、可及性；精准发挥公共消费的带动作用；优化国内市场供给，推动海外消费回流；强化消费金融支持力度，形成杠杆效应；加强监管，处理好消费金融发展和坚守风险底线的关系。
关键词：
“双循环”；居民消费；消费金融
一、消费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消费是内循环的核心动力来源
1.经济发展模式正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投资、消费共同拉动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模式正逐步从过去的投资驱动型转为投资消费共同拉动型，这一转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投资仍将在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9年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2%。
未来，我国新基建加快落地、老基建更新换代、城镇化持续推进，不仅将带来较大的投资需求，有效拉动经济增长，还将显著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居民生活。
第二，消费拉动型发展模式对于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方面都意义重大。
一方面，提高消费需首先从提高居民收入入手，这更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也有效避免投资拉动型经济带来的诸多后遗症。
另一方面，需求能够对生产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消费拉动型经济将随着居民消费升级引导供给端主动升级。
此外，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将有效带动教育、医疗等各民生领域持续升级，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2.消费增长空间巨大，能够有力拉动经济
第一，居民收入持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
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0733元,同比实际增长5.8%，基本与当年gdp增速（6.1%）一致。
随着中国经济平稳发展，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持续扩大、购买力不断加强，内需消费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第二，脱贫攻坚卓有成效，低收入人群收入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长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农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将顺利完成，绝对贫困人口将全面脱贫。
较之于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
未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收入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速，从而有效带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
第三，农村地区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激发下沉消费市场活力创造良好条件。
当前，对于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在线消费面临消费者不断上涨的消费热情及消费能力与网购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矛盾。
为化解这一矛盾，一方面，国家持续加大投入，2019年全国建成农村地区资源路、旅游路、产业路8300余公里，有力促进“交通+产业”“交通+旅游”“交通+电商”等模式良性发展；另一方面，瞄准农村市场消费潜力，物流企业纷纷加快布局。
2020年，京东升级“千县万镇24小时达”时效提升计划，面向低线城市及重点县镇继续布局物流、仓储新基建，加快快递进镇进村。
（二）消费扩容提质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驱动力
1.消费规模的扩大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基础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市场规模的发展情况。
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盈利情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一定的能力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
与此同时，市场规模的扩大将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该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为提高自身生产效率，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意愿也更加强烈。
因此，消费增长和市场规模扩大将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2.消费升级能够有效引导供给端转型升级
消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
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供需不匹配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结构性问题。
同时，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
因此，消费升级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仅仅在于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更在于以需求引导供给，通过升级的消费需求，主动引导生产端的产业转型升级。
（三）中国消费的崛起将为外循环注入新动能
1.中国消费增长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主要增量和拉动全球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当前，我国以庞大的人口基数、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及其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正逐步形成充满活力、超大规模、持续升级的消费市场。
尽管我国人均消费和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但从总量来看，以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换算，中美之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2019年中国和美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41.2万亿元和42.9万亿元。
未来，我国消费市场将持续扩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进一步提高。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以2018年数据对比①，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名义gdp的比重为55.1%，不仅远低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同为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等国。
具体来看，我国政府部门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其他国家差距不大，主要原因是居民部门消费占gdp的比重较低，2018年该比重为38.5%，比世界银行统计的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低了29个百分点。
根据前文分析，未来我国居民消费有持续扩大和升级的基础，因而我国消费市场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将进一步提升。
2.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有效增强对外资外贸的吸引力和产业链锁定能力
尽管受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双重冲击，2020年外资依然看好中国。
1—8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890亿美元，同比小幅下降0.3%，特别是自4月份以来，利用外资降幅逐月收窄。
此外，根据上海美国商会的报告，78.6%的受访企业表示不会转移在华投资，较2019年上升5.1个百分点；根据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只有11%的受访欧盟企业考虑转移在华投资，为10年来最低水平。
这主要得益于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
在实地调研中，苏州一家台资企业（电子产品制造企业）表示，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该企业不仅没有将产能转出，反而继续在苏州投资兴建一家工厂，主要是考虑到中国国内市场需求巨大，就近设厂有较大的成本优势。
由此可见，我国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对于外资和产业链有着较强的锁定作用。
二、从理论、宏观来看，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一）传统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决定作用
1.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
绝对收入理论是消费经济理论的基础。
他认为，居民消费水平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
当收入增加时，居民会增加消费，但其消费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在绝对收入理论下，消费由基本支出、边际消费倾向和可支配收入决定，即：
其中，c表示总消费水平，c0表示基本支出，β表示边际消费倾向，02.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
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引入了社会心理因素，这里的相对收入有两个含义：
一是相对于他人的收入；二是相对于自己过去的收入。
他认为，消费者会受到往期消费水平以及周围消费水平的影响,从而形成两大效应:
棘轮效应和示范效应。
棘轮效应是指居民消费收入具有不可逆性，当居民收入上升时增加消费容易,但在居民收入下降时降低消费水平比较难。
示范效应是指即使居民自身收入水平没有增加,但周围人的消费增加时,自己也会增加消费。
相对收入理论强调了消费习惯和环境的重要性。
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促进居民适应新环境下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从而提高消费水平。
3.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理论
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理论引入了跨期决策和消费者理性。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在少年和老年时期消费往往会超过收入,形成负储蓄;在中年时期,收入会大于消费,不仅可以偿还之前的负债,还可以准备积蓄养老。
同时，居民收入可以分为持久性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性收入是消费者可预期的较稳定的收入（如劳动收入、房租、利息等）,而暂时性收入是偶尔收入（如接受的捐赠、意外中奖等）。
这样,居民的消费并不是由当期可支配的绝对收入或相对收入决定,而是由持久收入决定的。
理性的消费者会在整个生命周期安排消费，通过储蓄和借贷将终生总收入平摊到人生各个阶段，保持消费的平稳性从而实现终生效用最大化。
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理论强调了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的重要性。
社会人口中如果中青年人比重大,则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会下降，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提高;反之，如果少年和老年人比例高,则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但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下降。
同时，短期的临时减税等措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居民持久性收入的增长是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
（二）新消费经济理论引入不确定性和非完全理性
传统消费经济理论是在确定条件下分析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并且建立在消费者是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
但从消费实际来看，居民家庭收入、消费环境等均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居民消费决策也并非完全理性。
因此，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引入不确定性和非完全理性的新消费经济理论逐渐受到更多认可，代表性理论成果包括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和心理账户理论。
1.预防性储蓄理论
预防性储蓄是指消费者为了规避未来可能产生的风险,比如收入减少而带来的消费能力下降,未雨绸缪地增加额外储蓄。
一般而言，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多,未来消费的预期边际效用越大,这将促使居民减少当期消费，增加当期储蓄，从而应对未来不确定性。
预防性储蓄理论强调了社会保障的重要性。
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居民消费。
2.流动性约束理论
流动性约束也称信贷约束,是指由于金融市场制约,相当一部分居民难以通过金融手段增加消费能力，这导致居民的跨生命周期消费很难实现。
在流动性约束的情况下,消费者只能被迫降低消费水平，提高储蓄水平为未来消费做积累,流动性约束是导致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原因。
流动性约束理论强调了金融支持的重要性。
消费不仅仅是收入的函数，也是居民资产的函数。
消费金融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促进当期消费。
3.心理账户理论
心理账户理论是行为经济学与生命周期假说的结合,认为在消费者心目中都有个“小算盘”（mentalaccount）,按照收入的来源和形式不同，消费者将收入划分至三类心理账户:
当期可支配的收入账户、当前资产账户和未来收入账户。
不同类型账户之间无法相互借用，且各自转化为消费的可能性不同，当期可支配收入最容易实现消费,当前资产次之,未来收入账户转化为消费的可能性最低。
心理账户理论强调了短期效用和终生效用的矛盾冲突。
在个人跨周期的消费安排中,追求终生消费效用最大化理论上是最理性的选择,但由于消费者自我控制能力不足，会存在过度追求短期效用的倾向，于是做出不是最理性的消费决策。
经验表明消费者偏好即期消费胜过后期消费。
（三）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强调消费与生产的辩证统一
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更深刻地阐述了消费的内涵。
消费是人类的第一历史活动，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
消费与生产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消费与生产是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生产决定了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
没有生产就没有可供消费的物质基础；同时，生产物质产品作为消费对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消费也取决于生产。
另一方面，消费是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对生产具有反作用。
要进行生产与再生产,必须进行一定的物质消耗,这是进入下一个生产循环的基础。
同时，消费为生产提供了动力、目标和方向。
从这个层面上讲,消费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了生产。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强调了消费是生产的重要一环。
逐渐实现丰富的、多层次的消费，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有计划进行和阶级差别的消失。
（四）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指导我们将消费和生产放入同一分析框架；消费经济理论指导我们从提升居民收入、引导消费习惯、稳定消费预期三个方面思考扩大消费的可能性。
结合相关理论回顾和宏观现实发展，本文提出以下关于扩大消费的宏观分析框架（见图1）。
1.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大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深刻剖析了消费与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消费与生产相互依赖、相互促进,这是我国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按照支出法，一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构成。
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通过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两种方式得以实现。
一方面，消费其本身就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的增加能够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是直接途径；另一方面，消费能够形成对产品的需求，并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而引致投资需求，而投资所需的资本形成总额也是gdp的组成部分，投资的增加也能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是间接途径。
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大。
2019年，按支出法计算的我国gdp总量为99.4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为55.1万亿元，最终消费率为55.4%，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连续6年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消费占gdp比重将持续提高（见表1），预计到2025年消费占gdp比重将达到60%左右。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与国际仍有较大差距。
在2019年的最终消费支出中，居民消费支出为38.6万亿元，居民消费率仅为38.78%，不仅远低于美国（67.85%）、英国（62.66%）、德国（52.38%）、日本（55.22%）、中国香港（68.4%）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远低于印度（60.28%）和巴西（64.94%）等发展中大国。
因此，我国居民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型的大背景下，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性持续攀升。
2.居民收入水平形成消费有力支撑
传统消费经济理论深入分析了总收入对总消费的决定作用，收入总量、收入结构、收入分配等因素均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
从收入总量来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潜在消费动力巨大。
根据绝对收入理论，总消费与总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
2019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总收入达98.9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万元，实际同比增长5.8%，基本与当年gdp增速（6.1%）一致。
同时，以典型三口之家年收入10-50万元的标准看，我国中等收入阶层人口已突破4亿人，远超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预计未来1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将实现倍增达到8亿人。
中等收入阶层快速增长的购买力和强烈的消费意愿是我国消费市场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从收入结构来看，居民收入结构日趋合理，有助于长期消费的增长。
根据持久收入理论，消费者可预期的较稳定的收入（如劳动收入、房租、利息等）对于长期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偶尔的暂时性收入（如接受的捐赠、意外中奖等）对短期消费的刺激作用更大。
对比2019年与2000年的居民收入构成，第一，工资性收入仍为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第一大构成部分，占比超过60%，对城镇长期消费增长形成支撑。
第二，城镇居民财产和经营性收入占比增长较快，表明城镇居民通过创办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增多，以及居民投资理财意识不断增强，财富效应在不断扩大，有利于城镇居民长期消费的增长。
第三，持久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占比上升，2000年经营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占比高达63.34%，由于农作物产品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农产品价格也受供需关系影响较大，早年间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抑制了农村消费需求。
2019年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收入占比显著上升约10个百分点，逐渐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民由传统上完全被土地束缚,逐渐走向其他产业,特别是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获取工薪收入，这有利于农村消费的增长。
第四，得益于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也大幅上升，占比达20.59%，较2000年增长16.48个百分点（见表2）。
从收入分配来看，我国社会收入差距问题仍然存在。
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4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万元，与城镇尚有较大差距。
同时，我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高于国际标准0.4的警戒线水平，并且自2015年连续五年逐年上升，说明社会收入差距问题仍然存在。
近年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高于城镇居民（见图2），由于同等条件下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高收入人群，未来随着农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将有效推动社会总消费量的提升。
3.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消费需求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人口年龄结构会对消费产生影响，社会人口中如果中青年人比重大,则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提高;如果少年和老年人比例高,则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会增加。
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
第一，中青年人口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中占比上升，社会整体消费倾向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计划生育国策的施行，0-14岁的少年在人口中占比由1982年的33.6%下降至2019年的16.8%，降幅50%。
同期，15-64岁中青年人口占比上升，由1982年的61.5%上升至2019年的70.6%，由于这部分人群普遍具有劳动能力，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的总收入和平均消费倾向，因此中青年人口占比的上升预示着持续释放的消费需求。
第二，我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消费发展潜力巨大。
2019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2.6%，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未来中国老龄化速度会以较高速度上升，“十四五”期间中国或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2030年之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超过20%，届时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见表3）。
从社会抚养比来看，社会总体抚养比的下降主要由于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由2000年的9.9%上升至2019年的16.8%，预示着“银发经济”等消费场景在未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第三，家庭观念转变，推动母婴育儿消费需求不断增加。
尽管我国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但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庭观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追求科学育儿，以孩子作为消费中心，相关消费支出不断上升。
母婴家庭日常开销不仅限于洗护、玩具、奶粉、服饰等母婴类刚需用品，泛家庭品类、早教与亲子服务亦颇受青睐。
根据《2020母婴消费洞察报告》，我国家庭母婴育儿整体消费支出月均达5200元，占家庭月收入近三成。
同时，天猫发布的报告指出，学前亲子消费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持续增加，近3年95后新手父母在学前亲子消费上投入年复合增长率高达61%，泛家庭消费未来增长潜力十足。
4.城镇化加速引导居民改善消费习惯
我国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工业化必然带来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
根据相对收入理论，居民自身的消费水平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要高于农村居民。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居民的生存和消费环境由农村转向城市。
一方面，“新市民”到城市后可以接触到更丰富的消费产品和服务，人口聚集又反过来继续促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不断升级消费环境。
另一方面，“老市民”更高的消费水平对“新市民”形成示范效应，可以引导“新市民”改变消费习惯，不断拓展消费领域和升级消费结构。
长此以往，有利于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帮助释放消费需求。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比2000年36.22%的水平已有大幅度提升，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城镇化水平。
按我国当前人口数计算，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近1400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将拉动巨大的衣食住行等消费需求。
5.社会保障和消费金融助力消费发展
根据新消费经济理论，居民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以防止未来收入下降而带来的消费波动。
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助于降低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稳定居民消费预期；而消费信贷的发展可以帮助居民应对短期收入不足的问题，实现跨生命周期的消费。
预防性储蓄和消费压抑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
我国国内储蓄率在20世纪60年代后持续攀高，一直维持在40%以上的较高水平，在国民消费和储蓄习惯之外，体现更多的是居民对于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国内总储蓄率近年有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国内总储蓄率为44.57%，较十年前下降约7个百分点，但仍显著高于全球的平均储蓄率水平（25%左右）。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发展消费信贷是降低预防性储蓄，释放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完善，截至2019年，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67亿人、2.05亿人、2.55亿人，但人口结构老龄化导致养老和退休保障体系负担加重，财政补贴金额不断上升，养老金短缺将成为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
同时，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依然存在，2019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52063亿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仅为4020亿元，对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普及任重道远。
另一方面，消费金融在我国加速发展，2015-2019年个人信贷消费余额年均复合增速达23.42%，高于美国（4%）、日本（2%）的增速水平。
但从整体覆盖范围上看，我国消费金融供给仍显不足。
目前，我国仅40%成年人可以获得商业银行的消费金融服务，而发达国家银行消费金融服务覆盖率在80%以上。
三、从中观来看，我国消费市场质效提升，也面临一些问题
中观层面从消费终端、生产供给、物流仓储、政策制度、金融支持的一整套消费循环体系进行分析。
（一）消费领域
1.总量方面，消费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近几年来，我国最终消费规模持续提升，但增速有所下降。
2019年，全国最终消费支出55万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2011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但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见图3）。
2020年，面临“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居民消费出现暂时性的下降。
其中，1—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8.6%。
从长远来看，我国消费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近年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2019年我国消费率（社会最终消费支出/gdp）已达到57.8%。
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最终消费率的平均水平保持在75%左右，反映出我国消费提升仍有较大潜力。
未来，我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按照过去10年我国消费率每年提高约0.4个百分点估算，到2035年，我国消费率将由2018年底的54.31%上升至超过60%，消费市场规模将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到2050年，我国消费率将进一步上升到约65%，消费市场规模将达到2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将持续提升。
2.结构方面，消费升级态势明显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
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2016年的30.1%下降至2019年的28.2%。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界定，恩格尔系数低于30%则表明该国居民生活富裕。
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服务类消费占比不断提高。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稳步升级，消费行为逐步从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末，居民货物消费的占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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