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年看天津.docx

近代百年看天津.docx

《近代百年看天津.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近代百年看天津.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近代百年看天津

近代百年看天津

LT

   五大道在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睦南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

天津人把它称作“五大道”。

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风貌建筑230多幢，名人名宅50余座。

这些风貌建筑从建筑形式上丰富多彩，有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衷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

五大道的文化含金量似乎愈来愈高。

对于天津人来说，它不再被视做过了时的昔时遗物，相反渐渐成了此地的一种城市标志，甚至升华为一种骄傲了。

其实这一变化，正符合文化生成的规律。

一般事物，在现实状态中以应用价值为主；在进入历史状态后，文化价值便显现出来。

事物的文化价值是一种认识价值。

当它定型于历史，其内在的象征着那一历史时期种种特征的文化意义，才会被一点点发现和认识出来。

    天津最早的小洋楼住宅，多为开辟租界的洋人们居住。

进入20世纪后，由于时势变化，天津在中国的位置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

一方面社会与朝政更迭变幻，租界成了政治的避风港；另一方面天津得地理，交通与海关之利，充满了商机。

各种要人及富人拥人津门。

一为安全，二为立业发财，三为了住进设施齐全的小洋楼总比传统的四合院舒适方便。

五大道地处英租界的黄金地段，人们便相争置地建房，毗邻而居，于是，这一带就成了天津名符其实的富人区。

若论中国近代城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天津当属第一。

                 正在修缮的名人故居

   五大道的另一特色，是建筑的私秘性构成的深遂和幽静的氛围。

这里的住户——无论是寓公式的军政要人，还是成功的实业家们，在当时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全都希图安逸，不事张扬。

                       五大道的游览马车

马场道

　　马场道是五大道地区修筑最早、最宽、最长的马路。

马场道121号小洋楼，原为英侨学者达文士居住，称“达文士楼”，这座典型的西班牙花园别墅，是五大道上最早的建筑。

坐落在马场道上的还有原北疆博物院和工商学院。

北疆博物院是中国早期博物馆之一，创建于1922年，建筑为平面“工”字形，具有罗马建筑风格。

工商学院建于1925年，主楼三层带地下室，外檐大块蘑菇石墙面，曼塞尔式瓦顶，圆形大钟，为法国罗曼式建筑风格。

睦南道

　　睦南道，长2.08公里，有风貌建筑74幢，名人故居22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

道路两旁绿树掩映着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漫步其间，使人感到路、房、树的空间尺度恰到好处。

睦南道20号为孙殿英旧宅。

建于1930年，为三层带地下室的西洋古典公馆，颇为豪华气派。

24号为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旧居，建筑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

28号的罗马柱廊意式公馆为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李叔福旧居，李曾任天津殖业银行经理。

50号为张学良二弟张学酩旧居，红砖清水墙，坡瓦顶，具有英国庭院别墅风格。

大理道

　　大理道3号、5号的蔡成勋旧居。

3号是主楼，外观法国罗曼式，内装修使用中式木雕。

5号为中式四合院家庙，垂花门及门窗隔扇，砖、木、石雕，无一不精。

是中西合璧的公馆。

重庆道

　　 重庆道55号庆王府。

为清朝庆亲王载振的公馆，主楼平面由二层楼的四合院构成，西式外檐，中式天井和装修，顶层为祖先堂。

庭院东部为中式花园，有假山、石洞和六角凉亭。

也是中西合璧的公馆。

旅游时间

　　 五大道最佳旅游时间是5月到11月。

特别是秋季，树木藤蔓灿烂得如火如荼，整个老城区都显得极富生命力。

最佳线路

　　五大道异国风情区最佳旅游线路为：

河北路与成都道交口——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新华路——马场道——睦南道——香港路——重庆道——南海路——河北路。

　　沿途经过的名人故居分别为：

民国总统徐世昌、曹锟旧居，潘复、顾维钧、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朱启钤等六任民国内阁总理旧居及庆王府等。

近代中国看天津—浅谈天津的近代历史文化资源

近代以来，天津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策源地，留下了诸多历史遗迹和大量史料记载、轶事传说，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同时，她还是中国北方最早和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汲取近代文明最理想的窗口,也是近代文明进入中国最便捷的跳板,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实践者和典型代表。

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9年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天津素有“世界建筑博览会”的美誉。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各国列强争先恐后地抢占地盘，强划租界。

特别是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奥地利、意大利、俄国、比利时等9国先后在天津强占了近1600公顷的租界地，相当于天津旧城的8倍，是中国乃至世界设立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帝国主义列强在租界内横行霸市，疯狂地进行资本输出和经济掠夺，同时又大兴土木，肆意践踏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主权，天津租界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血腥罪恶史。

由租界到使领馆，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到“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如今“万国楼台”依然，昔日租界早已不在。

在这里，风格纷呈的小洋楼等西方各国建筑遗存有上千幢，它们延续着历史的文脉，增加了城市的厚重感。

在那动荡的乱世，这里演绎了几多仁人志士、军阀买办、遗老遗少、三教九流的人生故事，难怪毛主席也说：

“北京四合院，天津小洋楼”。

对于天津人来说，小洋楼已经成为一张展示天津丰富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名片。

现在，政府斥巨资大力整修，使这些旧租界风貌建筑得到了妥善地保护，加之鼓楼步行街、古文化街、文庙等中国古建筑群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新建的形态各异的现代建筑，使天津的城市景观愈加彰显出中西荟萃、华洋融会的特色，构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城市建筑风貌。

您不妨到五大道、解放北路金融街、意奥风情区、古文化街、鼓楼步行街去感受欧风汉韵，洞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

19世纪下半叶，伴随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方的经济、文化、技术涌入天津，加之国内洋务运动的兴起及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萌发了早期的资本主义，开始了中国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因此天津又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其中以清政府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为最早。

鸦片战争以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大搞洋务事业20余年，发展军事、铁路、通讯、教育等，使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

1867年在天津城南建的号称“洋军火之总汇”的天津机器局，占地20多公顷，共有工人2700余名。

工厂经5次大规模扩建，分东、西两个局，包括一个机器厂、八个火药厂、二个钢炮厂和我国北方第一座近代化规模较大的炼钢厂，是我国北方最早、国内最大的具有近代规模的机械工厂。

场地周围筑墙挖壕，设置炮台，“与天津城遥遥相峙，隐隐海疆一重镇焉”。

我国第一艘潜水艇的诞生地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除修船舰外还兼造军用轮船，生产军火及制造各种武器，设有打铁厂、铸铁厂、模件厂和六个船坞，是我国最早的船坞修理厂和重要的军火工厂，也是我国第一批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化企业。

1878年成立的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先使用近代方法开采煤矿的企业，为解决煤矿运输问题，还效用西法修筑铁路、开凿河道、疏通蓟运河，降低了运输成本，提高了市场竞争力，成为当时经营最成功的洋务企业。

在官办工业发展的同时，民办工业也渐渐兴起，纺织业、面粉业、化工工业、印刷业、火柴业、日用品工业、食品工业等都先后发展起来，三条石地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集中300多家手工作坊和工厂，是天津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典型地区，很多旧厂房、旧机器的基址被保留至今，对于了解天津近代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天津最早的工人阶级队伍就在近代工业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中诞生并且逐渐壮大。

此外，天津还相继诞生了一批“中国之最”：

我国最早自己修造的最长的铁路—津唐铁路、中国最早的开启式铁桥—金华桥、中国最早的国家造币厂—铸造银钱总局、我国第一套邮票—大龙邮票、以及我国最早的电报业、电话通讯业、公交系统等。

北方近代教育的出现最也早始于天津，其中，中国近代的第一座电信学校、中国最早的以接受西医技术培训为主的军医学校、中国最早的法政学校和全国最早的警察学校都诞生在天津。

1881年设立的北洋水师学堂和1885年设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分别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近代海军学堂和培养新式陆军的军事学校，称得上是人才辈出、将相云集。

国内著名学府—天津大学，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大学，它的前身为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10月2日，是清朝光绪皇帝御笔钦准的国立大学。

北洋大学创办不久，就生气盎然，中外硕学鸿儒云集，建校110多年来，为祖国培养了10余万名莘莘学子。

近代著名外交家顾维均、革命先驱张太雷、经济学家马寅初、数学家秦汾、诗人徐志摩等无数先贤都曾在这里秉烛夜读，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化工专家侯德榜等知名学者也曾在此执鞭任教。

与天大毗邻的南开大学，是由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和严修于1919年创办的，周总理就是成立之初文科的第一期学生。

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组成举世闻名的西南联合大学，被誉为“学府北辰”。

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同样由严修和张伯苓发起创办的天津南开中学，先后培养出两代总理、一位副总理、五十六位院士、三位清华大学的校长，以及数不清的英彦才俊，因而享誉中外。

1860年天津开埠后，随着西学东渐的近代教育思潮的兴起，在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日益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下，面对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严酷的现实，一批进步思想家提倡西学，倡导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实行君主立宪，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气象。

天津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要冲，涌现出一批较早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人政客，其中有在津翻译西方名著《天演论》，介绍进化论、阐发民权思想的严复，还有晚年在津潜心研究学术的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等，他们的寓所都被开发成旅游景点，您可以亲身步入他们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场景，感受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探寻思想的光芒。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也曾三次北上莅津，他一生三次主要的革命转变都与这三次天津之行有关。

1894年，年仅28岁的孙中山怀着爱国救民的一腔热血北上天津，想方设法面见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改良主义思想，却遭到无理拒绝，从此他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海外建立兴中会，开始了革命生涯。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1912年，孙中山应邀第二次进津，在中山公园、广东会馆等地发表讲演，宣传革命思想。

这次进津使他更加认清袁世凯伪装共和的面目，从此酝酿讨袁的二次革命。

此后，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完成了国共合作。

军阀混战时期，为宣传革命、揭露军阀面目，他强忍病痛，于1924年第三次踏上了天津的土地，针对时局发表了《告天津人民书》等，得到了天津进步人士的热烈拥护。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思想界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风暴，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也是青年运动的伟大开端，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最先响应和声援：

学生、工人和群众罢工罢市、集会、游行示威，宣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

21岁的周恩来由日本留学归国，不久即投入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来，很快成为天津革命青年中的骨干。

9月16日，他和邓颖超等20余名青年组织起革命团体“觉悟社”，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爱国力量开展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改造社会、挽救祖国的革命斗争活动，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新觉醒，使社会主义思潮深入人心。

周总理与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他生前曾多次称这里是他“青年时代的故乡”：

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和觉悟社都留下了总理生活、学习、斗争的历历往事；在这里结识了许多仁人志士和亲密战友，特别是结识了他一生的伴侣邓颖超；总理辞世后更是把部分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的入海口。

天津人民还在总理百年诞辰之际修建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供后人缅怀两位伟人。

说起天津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文人政客、遗老遗少，不能不提到在抗击外敌侵略中血洒八里台的清将聂世成、就义前留下气吞山河的豪言“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的共产党员、爱国将领吉鸿昌；阅尽繁华沧桑，义无反顾遁入空门的艺术才子李叔同；因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而出名的北洋军阀、独裁者袁世凯、民国初期将府邸安在天津的另三位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和曹锟；还有落脚津门的末代皇帝溥仪、庆亲王载振，等等。

此外，在我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上，大沽口保卫战军民同仇敌忾抗击外国侵略者，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津与清军展开英勇激战，天津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天津战役创造的攻坚战奇迹，还有天津人民反抗教会暴行的火烧望海楼、抵制法国侵略者强占老西开的斗争等等，都使天津这个城市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身影。

因此，被旅游界公认为“看秦唐到西安，看明清到北京，看近代到天津”。

不过，我想不只是看近代到天津，看现代也要到天津，因为天津拥有浓缩“近代历史”、汇聚“现代文明”丰厚底蕴的人文旅游资源。

在这里，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商业、现代物流业和现代信息业等，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个增长极，特别是现在又广为流传着“世界上最好的住宅在天津”的说法，难怪国务院把天津定位为生态城市。

大沽之战  

大沽炮台

　　大沽位于海河出海口，是天津的门户，在南岸建有炮台3座，北岸1座，共安炮200余门，守军3000人。

在南岸炮台侧后及海河两岸还驻有预备队5000人，由直隶总督潭延襄统率。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咸丰七年（1857年）十一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未达“修约”目的，遂策划北犯。

　　八年三月，英法舰船20余艘载兵2600余人，驶抵大沽口外。

四月初八，联军炮艇6艘发炮轰击大沽两岸炮台，掩护陆战队千余人在炮台侧翼登陆。

守军发炮还击，击沉击伤敌战舰4艘，毙伤敌近百人。

当敌接近炮台时，守台清军冲出与敌展开白刃格斗。

谭延襄竟弃军先逃，后路驻军不战而溃，守台清军先后牺牲300余人，两岸炮台终为联军所占。

　　五月初十，联军舰船驶抵天津城下，逼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

九年五月十七日，联军舰船22艘，载兵2100余人，再次驶抵大沽口外，要求护送公使进京换约。

这时，大沽口的防御在僧格林沁领导下，已大大加强，两岸炮台增至6座，新安各型大炮60门，并在海口设置了铁链、木桩，加强了工事，进行了演练。

另在北塘、新河、新城等地驻守马步队2600余人，在双港新修炮台13座，驻兵6000人，保障大沽侧翼和纵深的安全。

二十五日，联军炮艇13艘驶人海口，强行拆除障碍物，并炮轰两岸炮台。

清军发炮还击，击中敌旗舰，伤英海军司令贺布。

联军陆战队千余人在南岸登陆，僧格林沁急调火器队据壕击敌，粉碎敌进攻。

此战共击沉、击伤敌舰船6艘，毙伤敌484人。

联军惨败，英法政府决心扩大侵华战争。

十年六月初七，联军舰船百余艘，载 1.7万余人，第三次驶抵大沽，拟逼清廷“赔礼道歉”，履行《天津条约》，增加战争赔款。

被英法联军占领后的大沽炮台

　　僧格林沁准备与敌野战，为集中兵力，尽撤北塘守军。

联军万余人乘隙在北塘登陆，连占新河、塘沽，迂回侧击北岸炮台。

直隶提督乐善以下千余人英勇献身，北岸炮台失陷。

僧格林沁知南岸炮台难守，率军撤往天津，又退通州（今北京通县）。

初八，联军不战而据天津，大沽之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