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讲义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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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讲义6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讲义
翻译典型译例举隅：
（1）形神兼备式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辛弃疾）
Beyondthecloudssevenoreightstarstwinkle,
Beforethehillstwoorthreeraindropssparkle.
（2）舍形取神式
Whytheriverisrich,becauseithastwobanks.
为什么河流是富有的，因为它总向前（钱）流。
（3）文字游戏
人曾为僧；人弗能成佛，
女卑为婢；女又何妨成奴。
ABuddhistcannotbudintoaBuddha,
Amaidenmaybemadeahomemaid.
（4）得形忘义
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李白）
Drawingsword,cutintowater,wateragainflows;
Raisingup,quenchsorrow,sorrowagainsorrow.
（5）象形诗的翻译
star
Ifyouare
Alovecompassionate,
Youwillwalkwithusthisyear.
Huddld
Atyourfeet
星啊，
如果你那
爱中满含怜悯，
来年就和我们同行。
我们面对冰河距离，如今
拥挤
在你脚底
（6）难译的原文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
氏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氏视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死。
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尸。
食时，实识是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第一讲
1、何谓翻译
翻译，中国古代叫做“象寄”或“通事”《礼记·王制》。
严复在《天言论》的译例言中说：
“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
《杨子·方言》中说：
“译，传也。
”《说文解字》里说：
“传译四夷之言者”。
汉明帝时，“摩腾始至，而译《四十二章》，因称译也。
”宋僧法云编著的《翻译名义集》里说：
《译之言，易也；谓之所有，易其所无。
》唐朝贾公彦所作《义疏》里提到：
《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
》
到了现代，人们给翻译下了各种定义，言相异而意相同。
朱自清说：
“‘译’是拿外国文翻成本国文；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说的译，就是拿外国文翻成中国文。
”胡以鲁说：
“传四夷之语者曰‘译’。
”
当代学者试图给翻译下更为科学的定义。
范仲英说：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
”冯庆华说：
“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
”张今说：
“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和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
”
奈达（Nida）认为：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沃·威尔斯（Wilss）认为“翻译是现代信息传递的工具”。
费道罗夫（Fedolove）认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
”PeterNewmark则认为，“translationisdiscussion”。
随着相关学科的发展，人们对翻译的定义更是繁多，如：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变成等值的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语言学）；
翻译是用一种语言符号解释另一种语言符号（符号学）；
翻译是异语交际活动，通过语言转换达到交际目的（交际学）；
翻译是将一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言语的意义与内涵再现于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社会文化学）；
翻译是艺术，是创作，是创造性地再现原文（文艺学）；
翻译是一定条件下的美学现象，是一种审美活动（美学）；
翻译是对原文及其整个系统的等同反映（系统论）；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是旨在传递信息的解码与重新编码活动（信息论）。
有人认为翻译是技术，有人认为翻译是艺术，有人则认为兼而有之。
2、翻译的意义和地位
毛泽东十分重视翻译，他曾经说：
“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翻译通讯》1979年9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人民日报）指出：
“鲁迅是民族化的。
但是他还是主张过硬译，我到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
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一样。
”周恩来也曾说过：
“没有基本功和丰富的知识不行。
基本功包括三个方面：
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
（《中国翻译理论史稿》）
有人说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活，的确，一句译文出来，褒贬不一。
如《共产党宣言》是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文献。
其中最后一句话是向亿万无产者发出的战斗号角。
这句话的汉语译文现在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但是，这个汉语译文却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
德语原文是：
Proletarierallerlander,vereinigteuch!
应译成“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
”。
对于翻译的功能、意义和地位，古往今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见解，有的弘扬，有的贬低，有的赞美，有的挖苦。
各家之说，十分有趣，十分精辟。
对于翻译的甘苦，也有许多精彩的比喻。
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说，翻译犹如嚼饭喂人，不但失去真味，还带上我们的口水和爪齿的污秽。
鲁迅说：
“翻译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咀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意大利有句谚语：
翻译者就是叛逆者（Tradutorre,traditore）。
塞万提斯通过堂·吉可德的口说：
“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看花毯”。
歌德则把翻译比作“下流的职业媒人。
”翁显良说：
“翻译本来就是为他人作嫁衣……。
”普希金说：
“翻译是矛盾而辉煌的悲剧。
”郭沫若也比喻：
“创作为处女，翻译不过是媒婆”。
凡此种种，不管动机如何，已把翻译说得够惨了。
不坚定的译者可能被说得垂头丧气，抬不起头来。
然而，你听！
郭沫若说：
“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林语堂说：
“翻译是一种艺术。
”傅雷说翻译家是“跟在伟大的作品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
”王佐良说翻译是“一种英雄的事业。
”钱锺书说那些入“化”的翻译珍品为“投胎转世”。
泰特勒（Tytler）说：
“翻译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
季羡林说：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长保青春，万灵药就是翻译。
”
我们认为，翻译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史。
从远古时代起，随着各民族的交往、商业贸易的开通、文化的交流、宗教的传播，翻译工作也就开始了。
我国二千多年的翻译史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是我国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我们的文学史、文化史一样，是应该等价齐观的。
第二讲中外翻译理论史
中国的翻译理论
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
“五失本”是：
一、佛经词序多是颠倒的，汉译时改从汉语语法，容易失本；二、佛经文字质朴，而汉人喜欢文采，为适应汉语读者，译文作了修饰，容易失本；三、佛经的论述，往往不厌其烦，颂文更是翻三覆四，翻译时删繁就简，容易失本；四、佛经有“义说”类似汉人韵文后的“乱词”（总结），内容重复，翻译时被删除，容易失本；五、佛经讲完一事，要转说它事时，又将前事重提，然后往下说，翻译时，这些话被删除，于是失本。
“三不易”是：
一、圣人是按当时的习俗来说“法”的，而今时代不同，要改古适今，很不容易；二、圣人的智慧和凡人的鲁愚有天渊之别，把千年前古代圣哲的微言大义传达给后世的浅俗之众，实不易也；三、释迦牟尼升仙不久，其大弟子阿难等人出经时反复斟酌，兢兢业业，而今由凡人来传译，又事隔千年，更谈何容易。
道安理论的核心，是要忠实于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反对蚀文灭质，削胡适秦。
钱锺书指出：
“故知‘本’有非‘失’不可者，此‘本’不‘失’，便不成翻译。
……安言之以为‘失’者而自行之则不得不然，盖失之于彼乃所以得于此也，安未克圆览而疏通其理也”（《管锥篇》）。
鸠摩罗什的“天然语趣”
与道安同一时期，他一改前人的直古风格，主张义译，他的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他是在中国翻译史上最早提出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重要问题。
自罗什诸经出，然后我国的翻译文学完全成立。
玄奘的“既须求真，有须喻俗”和“五不翻”
玄奘被认为是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他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我国佛经的三大翻译家。
他是我国第一位把中国文化典籍向国外介绍的人。
他的翻译原则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玄奘的“不翻”，就是用音译（transliteration）。
有五种情况：
一、神秘语；二、多义词；三、中国没有的物名；四、久已通行的音译；五、为宣扬佛教需要的场合。
如“般若”一词显得庄重，“智慧”就显得轻浮了。
马建忠的“善译”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可以概括为以下三大标准：
一、译者要对两种语言素有研究，熟知彼此的异同；二、弄清原文的意义、精神和语气，把它传达出来；三、译文与原文毫无出入，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够达到与读原文相同的感受。
他的译论已经涉及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等，特别是最后一个标准，应视为“等值翻译”的鼻祖。
严复的“信、达、雅”
“信”对于原文意义的忠实；“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使译文易解；“雅”讲求美学价值，也就是要找到适合于译文的完美的形式。
严复（字：
几道）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沈苏儒先生在《论信、达、雅》书中说：
“历史已经证明，‘信、达、雅’理论80年来一直在对我国的翻译工作其着指导作用，至今还有它的生命力。
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各种不同的翻译原则（标准），但看来还没有一种能够取代它，……我的浅见总觉得并没有超出信、达、雅的范畴，在理论深度上或尚不如。
”
林纾的意译
康有为有诗云：
“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
喜剩灵光经历劫，谁伤正则日行吟。
唐人顽艳多哀感，欧俗风流所入深。
多谢郑虔三绝笔，草堂风雨日披寻。
”这首诗中，康有为充分肯定了林纾的翻译，把他和严复相提并论，“并世数严林”。
尽管林译漏译误译处处皆是，但他的译文很受欢迎。
钱锺书说，比起那些“忠实”的译文，林译更加吸引人。
林纾不懂外文，但他是一个深得“古文义法”作家，他的助手译意，他便以作家的灵感加以再创造，自然流畅，引人入胜。
至于“讹”（误译错译），他早把责任推得干净：
“鄙人不审西文，但能笔达卿有讹错，均出不知。
”（《西利亚郡主别传·序》）
林纾（字：
琴南）四十四五岁，在逛石鼓山的船上，开始翻译。
他不断译书，直到逝世，共译170余种作品，几乎全是小说。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为通俗、较为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
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
总之，林的译意，自成一家，是翻译领域的奇葩。
鲁迅的“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鲁迅先生主张“直译”但不是死译。
针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主张。
事实上，鲁迅是主张“信”、“顺”兼顾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
看不惯了。
不过它原来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能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
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且介亭杂文二集》）。
瞿秋白的“对等概念”
瞿秋白相当偏激，他主张翻译“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文”，“翻译绝对不容许错误”。
瞿秋白提出的翻译标准是：
“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讯》）这就是当今美国的奈达（Nida）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瞿秋白的提出比他早60多年。
陈西滢的形似、意似与神似
陈西滢从美术创作和临摹中，悟出了翻译的三种境界——形似、意似和神似。
在《论翻译》中陈西滢对这三种境界阐述得很精辟。
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具有创见意义，他将翻译理论与文艺美学结合起来，直接启示了傅雷等人译学理论的形成，是“现代中国翻译界一帖对症的良剂”（曾虚白语）。
矛盾的“再现意境”
早在1921年，他就提出翻译中的“神韵”命题，曾拿绘画来与翻译相比。
可以说陈西滢、傅雷的翻译观受矛盾的启示。
矛盾最精辟的译论，是他创造性地提出：
再现意境是文学翻译的最高任务，让译语读者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的享受。
傅雷的“重神似而不重形似”
当代著名学者、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认为：
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的《巴尔扎克选集》和杨必的《名利场》为20世纪中国三大名译，是传世之作。
傅雷的译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当代翻译界享有很高的盛誉。
而他的翻译观，在中国译论史上也独树一帜。
许渊冲把傅雷的翻译观总结为如下四点：
一、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二、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三、最大限度内我们是要保持原文句法的，但无论如何要叫人觉得尽管句法新奇而仍不失为中文；四、只要有人能胜过我，就表示中国还有人，不至于“廖化当先锋”，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钱锺书的“化境”说
钱锺书是中国当代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
他学贯中西、涵盖古今。
他说：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钱锺书的“化境”为我们指出了翻译的最高理想。
任何一个翻译工作者都应该追求这个理想。
当然，作为翻译标准或原则，这个要求太高了。
他自己也说：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然而，倘若把这个“化境”比作一座高山的顶峰，我们努力去攀登，即使只能到达半山腰，也该别有一番风景。
许渊冲的“化学”
许渊冲曾经说过，文学翻译不仅是“化”字，简直是“化学”。
他的“化学”具体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既“三美”、“三化”、“三之”。
“三美”是：
翻译要做到“音美、意美、形美”；
“三化”是：
翻译要做到“深化、等化、浅化”；
“三之”是：
翻译要做到“知之、乐之、好之”。
1997年11月1日，在北京的国际翻译学术研讨会上，许渊冲先生说了三句话：
一、关于理论与实践。
二者如有矛盾，应以实践为主；二、关于科学与艺术。
翻译理论不是客观的科学规律；三、关于创作与翻译。
21世纪是世界文学时代，文学翻译应该提高到和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
例：
李煜词《乌夜啼》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留人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Spring’srosycolorfadesfromforestflowers
Toosoon,toosoon.
Howcantheybearcoldmorningshowers
Andwindsatnoon?
Yourrougedtearslikecrimsonrain
Intoxicatemyheart.
Whenshallwemeetagain?
Aswatereastwardflows,soshallwepart.
刘重德的“信、达、切”
刘重德的三字原则，明显是对严复三字原则的改进，目的想避免人们对于“雅”字的争论。
他说：
信——信于内容。
达——达如其分。
切——切合风格。
但以“切”代替“雅”是否真的解决了百年争论呢？
目前仍有学者对此怀疑，有的认为“切”字降低了标准，用之于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就不尽合适。
“切”字很容易成为翻译艺术的绊脚石。
张今的“真、善、美”
张今先生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欣赏和译介文学作品的标准——真、善、美。
认为这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是“科学的翻译标准”。
真：
是真实性原则；善：
是思想性原则；美：
是艺术性原则。
广西大学的周仪教授认为：
这一原则受“信达雅”的启示，从理论的深度和文字的贴切性看，尚不如“信达雅”。
而且，把严复的“雅”也摔进了他的思想性原则“善”中去，这是理论上的混乱。
再有，“真善美”的标准政治意味太强了，总令人想起社会主义道德。
张今先生认为：
“翻译标准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存在过任何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翻译标准。
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文学翻译标准。
我们的翻译标准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翻译标准。
”照此逻辑，严复的“信达雅”是封建主义的翻译标准，奈达的“动态对等”是资本主义的翻译标准，费道罗夫的“等值论”是修正主义的翻译标准，张今先生的“真善美”是社会主义的翻译标准。
【中国翻译理论小结】
有人读了几本西方译论，好像顿时大彻大悟，感慨地说：
中国译论太落后了，中国无译论……如此等等。
这样的是不是民族自卑主义或是对中国文化的无知？
我们以上翻译史的研究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这些同志的悲观论调？
这里我想借用许渊冲先生的话：
“中国的翻译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不比外国差，我甚至认为比外国强。
外国没有一个人出版过中外互译的文学作品，而中国却有人出版了40本中、英、法三种文字的翻译文学作品，这就说明以翻译实践而论，中国有人高于外国。
中文和英文是世界上使用得最多的文字，中英文的差距也远远大于西方文字之间的差距，因此，中英互译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困难的翻译。
翻译理论如果不能解决最难的中英或中西互译问题，就不可能算是最重要的国际翻译理论；目前西方译论只能解决西方文字互译问题，而要解决中西互译问题，只有依靠中国学派的译论；因此，以翻译理论而言，中国学派也高于外国学派，所以我提出的译论是要改变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心理。
……”
然而，我国的传统译论也有它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我们可以概括为两点：
一、模糊性。
以严复、傅雷、钱锺书为例，他们的译论具有高度凝聚性，又有一定的模糊语言的特点，因而引起各家不同的阐释；二、没有涉及微观剖析，对翻译过程无法深入，评论的客观尺度难以掌握，因而使得各派译家和评家各抒己见，互不相容。
西方的翻译理论
泰特勒的“三原则”
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Tytler,1747--1814）提出三大原则：
一、译文应该完整地传达出原作的思想（Atranslationshouldgiveacompetetranscriptoftheoriginalwork）;二、译文的风格与笔调应和原作性质相同（Thestyleandmannerofwri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asthatoftheoriginal）;三、译文应与原作同样流畅（Atranslationshouldhavealltheeaseoftheoriginalcomposition）.
泰特勒在翻译史上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他的许多精辟的见解对我们是有启示作用的。
我们不难发现泰特勒的三原则和严复的三字原则具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有人甚至认为严复是受泰特勒的影响。
阿诺德的风格论
阿诺德（M.Arnold,1822—1888）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翻译评论家，以评论荷马史诗的翻译、与纽曼的论战而闻名。
他在1861年发表的《评荷马史诗的翻译》一文，是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阿诺德的翻译思想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自然界的某种美，是存在于整体而非分散的各个部分，诗歌的优美蕴藏在风格与声调里，而不是在分散的单字上；二、要揭示原作的风格，译者必须抓住作者的创作个性，决不能用自己的世界观去代替原作者的世界观；三、语言自然性原则。
必要时宁可牺牲对原文文字的信实，也不冒产生古怪与不自然的效果的危险。
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
费道罗夫（Fedolov）是苏联翻译理论家，苏联翻译理论界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在《翻译理论概要》（1955）中提出“等值翻译”的理论。
等值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译文与原文作用相符，即表达的思想、内容等值；二、译者选用的语言材料等值，即语言与文体的等值。
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费道罗夫指出：
把一切要素加在一起是得不到整体的，而要表达整体就需要有意识地牺牲一些东西。
翻译技巧的前提不仅仅是要善于保持某些东西，而且还要善于牺牲某些东西。
我认为，一个好的翻译家就是在这“得”与“失”之间保持最佳平衡。
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是20世纪50年代翻译过来的，在我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奈达的“动态对等”
奈达（Nida）是当代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是西方现代翻译领域成果最丰的杰出代表。
他的功绩在于：
一、把信息论与符号学引进了翻译理论，提出“动态对等”的翻译标准；二、把现代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翻译理论中来；三、在翻译思想史上第一个把社会效益（读者反映）原则纳入翻译标准之中。
奈达的“动态对等”可以概括为：
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应与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相同。
为了达到“动态对等”的效果，奈达提出四条原则：
一、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二、译文与原文的文学体裁所起的作用一致；三、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译文将用于什么样的环境。
纽马克的“文本中心”
钱锺书在给许景渊先生的信中写到：
“……该刊物创办时，曾邀兄为顾问之类，兄敬谢不敏，得免挂名，而承每期寄赠，故先睹大作。
Newmark书较Nida书更切实用，而国内无知者；……”（《钱锺书文集》2003，北岳文艺出版社）。
谈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都要提到奈达和纽马克。
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两位出色的代表。
他们的理论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
奈达对翻译的定义是：
Translatingconsistsinreproducinginthereceptorlanguagetheclosestnaturalequivalentofthesource-language,firstintermsofmeaningandsecondlyintermsofstyle；纽马克的定义为：
What’stranslation?
Often,thoughnotbyanymeansalways,itisrenderingthemeaningofatextintoanotherlanguageinthewaythattheauthorintendedthetext.我们发现奈达的定义是狭隘的，它侧重翻译的交际功能，而纽马克的定义则有较广的适应性，他强调的是文本及其意义。
直到现在，奈达仍然坚持“翻译就是交际”（Translatingmeanscommunicating）。
奈达定义中的message类似口译理论中的sense，它包含其后的meaning,style，仅仅限于交际层面。
所以奈达的meaning和纽马克的meaning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后者具有很广的内涵，它可以包括：
conceptualmeaning（概念意）、connotativemeaning（引申意）、socialmeaning（社会意义）、affectivemeaning（影响意义）、reflectedmeaning（反馈意义）、collocativemeaning（搭配意义）、thematicmeaning（主题意义）。
纽马克运用了布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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