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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朱熹的思想渊源及其诗歌创作

浅谈朱熹的思想渊源及其诗歌创作

  [摘要]词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文学艺术形式,然而宋诗并不逊色于宋词。

唐诗长于抒情而宋诗长于说理。

宋诗的“理趣”特色与宋代理学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而这一点在既是理学家又是诗人的朱熹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对于诗歌创作的态度,朱熹既相对轻视,又十分宽容,这与其复杂的思想渊源有很大关系。

就创作而言,朱熹的诗歌作品主要以哲理诗、山水诗和政治诗为主。

其中,哲理诗将深奥的道理予以形象化的表述;山水诗则清新自然,余味隽永;而政治诗又写得直抒胸臆、金刚怒目。

透过朱熹的这些诗歌作品,可见朱熹是艺术风格丰富且多元的诗人,他的诗歌作品让读者领略到一位严谨理学大师的另一面,亦使人们对朱熹思想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关键词]朱熹;诗歌;理学;多元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7)12-0190-03

  doi:

10.3969/j.issn.1671-5918.2017.12.084[本刊网址]http: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

提及朱熹,总是会首先提到他的理学成就。

在学术史上,人们习惯性地将理学称为“程朱理学”,如此以人名代称的学术在我国历史上只有“孔孟之道”、“老庄之学”和“程朱理学”,由此可见朱熹崇高的学术地位,几乎直追孔孟。

其作《四书章句集注》更是被作为了后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

然而,朱熹不止是理学家,同时还是诗人,流传至今的朱熹诗作总计一千三百余首,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容小觑。

关于朱熹的诗歌成就,古人评书虽然不多,但也并非无迹可寻,宋人李涂《文章精义》称:

“晦庵先生诗,则《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

”李重华说:

“南宋陆放翁堪与香山踵武,益开浅直路径,其才气固自沛乎有余。

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较放翁,则更滑薄少味,同时求偶对,惟紫阳朱子可以当之。

盖紫阳雅正明洁,断推南宋一大家”。

历来认为,陆游是南宋诗坛第一大家,李重华将朱熹与陆游并称,虽然不免溢美之嫌,但也足以说明朱熹诗歌的艺术成就之高。

只是,从古至今,对朱熹诗歌的研究远远不及人们对其理学著作的关注,据林庆彰先生主编的《朱子学研究书目》统计,在上世纪百年中学界对朱熹的研究成果共有2254项,其中关于朱熹诗歌研究的仅有不到100项,可以说是残山剩水。

  与诗歌创作同时被研究者忽略是朱熹的思想渊源,在宋代理学史上,有所谓“濂、洛、关、闽”之说,都是地域性学术流派。

这其中“洛学”以二程兄弟为代表,“闽学”则以朱熹为代表,朱熹长期在武夷山讲学,“闽学”因此得名。

后世所谓“程朱理学”,一方面说明了二程与朱熹对理学学术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则说明朱熹思想与二程思想一衣带水、一脉相承的关系,可以说,“闽学”就是从“洛学”发展演变而来。

但是,从二程到朱熹,时隔上百年,可以说朱熹既继承了二程思想又有所发展,两者并不完全相同,而朱熹与二程思想上的差异性与发展性最重要的就体现在其诗歌思想和诗歌创作之中。

在二程看来,诗歌不仅无助于“道”的传播,还会构成对“道”的伤害,朱熹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思想,但态度要宽容的多,朱熹并不反对诗歌创作,他本人就是诗人,而且朱熹认为好的诗歌是可以与“道”达成和谐关系的。

朱熹的这种思想转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家学背景,本文即以此为研究对象,从来源角度探讨朱熹诗歌思想与其理学思想的关系以及朱熹的这些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的体现。

  一、朱熹的诗歌思想及渊源

  朱熹的诗歌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

两种态度和一种观念。

这里所谓的两种态度,一种是轻视,一种是宽容。

先说轻视,众所周知,朱熹是理学大家,其理学思想主要来源于前代理学家,尤以程颐、程颢兄弟为代表。

理学家将“道”作为宇宙和人生的根本,将追比圣贤作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在这种思想的左右下,理学家一般讲求以理性和节制内心的情感。

所以,对于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一般都比较轻视,甚至反对,最代表性的观点即是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论,即认为“文”不过是“道”的工具,而且在很多时候,对文辞的过度追求必然会对“道”构成伤害,因此他主张以求道为根本,以文辞为末事。

关于“作文害道”程颐则更加极端,他将文学创作完全等同于“文字游戏”,认为人如果沉迷于这种游戏,就会玩物丧志。

朱熹受到这些理学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对诗歌创作的比较轻视的,但他对诗歌创作的态度远远没有前代理学家那么激烈,这就是朱熹对诗歌的第二种态度,即宽容。

朱熹对诗歌创作的宽容态度最明?

@的证据莫过于他本人的创作,前文已述,朱熹传世的诗作有一千三百余首,可谓高产。

此外,关于诗与“道”的关系,朱熹有过明确的表述:

“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

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

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

”由此可见,朱熹对诗歌创作并不是一味反对,在朱熹看来,诗歌创作是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排遣方式。

  以上是朱熹对诗歌的两种态度,再说其诗歌观念或思想。

有关朱熹的诗歌思想,是非常丰富的,篇幅所限不能一一详述,这里强调指出的是最重要的一点:

即“文从道中流出”。

此言出自《朱子语类》,在朱熹看来,道是世界的本体,万事万物都是道的不同表现,文也是道的表现之一。

就内容实质而言,“文从道中流出”与“文以载道”没有太大差异,但“文从道中流出”在表述上更为严谨,如果寻章摘句地说,“文以载道”的观念是很容易找到漏洞的,“文”既然“载道”的工具,那就是“文”就还可以载别的道以外的东西,很容易使人产生文道分离的误解。

“文从道中流出”,道是文的目的,也是文的本源,文和道是统一的,这样的表述显然更加精确。

由此也可以看出,朱熹对其前代理学家并不是全然继承,同时还有所发展。

  关于朱熹对诗歌的宽容态度,可以说主要来源于他的家学和其他一些师友的影响。

朱熹的父亲朱松就是一个诗人,且有诗集传世。

另外,朱松的友人张?

浴⒘踝釉蔚榷级灾祆涞氖?

歌创作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而且,家学的影响不仅造成了朱熹对诗歌的宽容态度,甚至影响到了其实际创作风格,比如朱熹主张作诗应该向《文选》学习,就是受到了刘子晕的影响。

  二、朱熹的诗歌创作

  关于朱熹的诗歌创作,学界有不同的研究方式,方式之一是以时间为参照系,并参考朱熹在各年龄段的思想变化,考察其诗歌作品艺术风格的嬗变;方式之二是以题材为分类标准,考察朱熹在不同题材的诗歌创作中展现的不同艺术手法;方式之三是将朱熹的诗作放置在宋诗整体特别是理学诗的范畴之内,与其他诗人尤其是同时代诗人进行对比研究。

应该说,这些研究方式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些研究是对朱熹诗歌的全面研究,研究者所面对的是朱熹的一千三百一十八首诗作。

本文篇幅有限,要将朱熹的全部作品条分缕析的说明白,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笔者选择朱熹最具代表性是三类诗歌作品,分别论述其艺术特色。

笔者认为,从题材方面说,朱熹最具代表性的三类诗歌作品是哲理诗、山水诗和政治诗。

  

(一)朱熹哲理诗的艺术特色

  朱熹是理学家,哲学诗在朱熹的诗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哲学作品主要是作者为阐发其对“道”的理解,并“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哲学思想而创作的。

比如:

  如何率性名为道,随事如由大路行。

  欲说道中条理具,又将理字别其名。

(《道》)

  这首诗是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给“道”下的定义,诗意非常清晰,作者以大路为喻,说明了“道”就是世间万物的客观规律,万物皆要符合“道”的规范,由大路而行。

又如:

  此心原自有知存,气蔽其明物又昏。

  渐渐别开昏与蔽,一时俱透理穷源。

(《致知》)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说:

“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这首诗是说事物的“理”(本质)经常会被“气”(表象)所遮蔽,人只有穷究物理,扩充知识,才能认清事物真正的理,“致知”正是通过格物穷理而达到的主体认知的扩充和深化。

  从这两首诗作可以看出,朱熹对其理学思想的表达是明白晓畅的,作者并没有故作高深,将“理”、“道”等哲学概念说的玄而又玄,而是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来阐发其哲学思想。

其实,世间最大的道理一定是人人都能理解的道理,那些故作高深或晦涩难懂的,反而是细枝末节。

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对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不能对其诗歌作品视而不见。

  

(二)朱熹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在朱熹的诗歌创作中,山水诗的数量最多,也最具艺术特色。

当然,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中所谓的“山水诗”是一种宽泛是指称,即只要诗歌的词句内容所写为山水,就算是山水诗。

其实,朱熹的山水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诗人在登临山水时的咏怀,可以称为“真山水诗”;另一类则是作者通过对山水的描写来表达某种思想,此类作品中就未必真有山水了。

先说前一类,朱熹一生酷爱山水,我们知道,朱熹一生精研学术、严于律己且历经宦海,有的时候读书是枯燥的,律己是残酷的,宦海沉浮更是使人郁闷,此时登山临水,亲近田园,是排遣郁闷心情的极佳方式。

前文已述,朱熹对诗歌创作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将其视为自我排遣的一种方式。

可想而知,诗人的这种态度就在其山水诗创作中形成的。

比如《次秀野韵五首》(其二):

  满园红紫已争新,百啭幽禽亦唤人。

蜡屐未妨泥步稳,珍丛终恨雨来频。

  卧看晓色忻初霁,起约良游醉好春。

却笑当年金谷燕,相随仆仆望车尘。

  此诗将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致写的生动活泼,风格清丽,余韵徐徐。

从作品来联想诗人,再也不是那个正襟危坐、一脸严肃的“朱老夫子”,而变成了一个诗酒狂放、纵情泉林的隐逸之士,而这也正是朱熹山水诗的风格所在,平淡自然、清丽雅致。

  再说第二类,即诗人通过对山水景物的描绘,来传达某种思想,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例子莫过于《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作品被选入了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很多小学教师也是按照“游春”的主题来向学生讲解的,甚至还说此诗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云云,其实此诗和游春可以说没有丝毫关系。

“泗水”在山东境内,是孔孟之乡,在诗中代指孔孟之道及记载孔孟思想的儒家经典,所谓“寻芳”比喻向圣贤学习,圣贤的思想当然能使人心明澄澈、豁然开朗,所见尽是万紫千红、生机盎然的景象。

既然作品如选小学语文教材,不妨也以一句小学生常说的话来概括本诗的主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严格地说,这样的作品不应归为山水诗一类,但前文已述,对山水诗做宽泛界定,从作品也不难看出,作者能够将很严肃是思想理论,以非常形象化的手法表达出来,这也正是朱熹诗歌创作的重要特色。

  (三)朱熹政治诗的艺术特色

  众所周知,朱熹所生活的南宋中期,是一个政治不景气的时代,宋朝在失去的半壁江山后仍然不断受到金国的骚扰和剥削,宋朝皇帝要称金主为“叔”,还要?

U纳大量的岁币。

但是,由于蒙古势力的极速发展,南宋与金时战时和,关系复杂且微妙。

在南宋政治核心内部关于“国是”(南宋所谓“国是”其实就是与金战或和的决策)的争论也异常激烈。

从史实来看,南宋高层统治集团做出的最终决定是“战”,与蒙古联手灭掉了金国,金末帝完颜承麟即位不到一天就遭到诛杀,成为世界历史上最“短命”的皇帝。

回溯历史,可以说,南宋统治集团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不久之后南宋便被盟友灭亡了。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不能盲目的说主战就是爱国的和正确的,当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主和就是正确的,因为在主和的意见中有些的真正看到了南宋军事实力的脆弱,开战的时机尚不成熟;而有些则是不思进取,苟且偷生。

对于战或和“国是”,朱熹既有过“主战”的意见,也有过“主和”的意见,这恰恰说明朱熹终其一生都在忧心国事,不断思考。

然而,就朱熹的著述而言,应该说朱熹是更倾向于主战的。

但朱熹的主战与后来的权相韩?

腚胁煌?

,韩?

腚蟹⒍?

对金开禧北伐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个人捞取政治资本,朱熹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修内攘外”,即对内要加强皇权,修明政治,对外则要不断进取,收复山河,而且两者要同时并举,他说:

“熹尝以为内修外攘,譬如直内方外。

不直内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内而明日方外之理。

须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复仇之义不可一日缓。

”朱熹“修内攘外”的政治主张在其诗歌作品中是有所反映的如《次择之韵聊纪秦事》:

  不知四海已扬汤,舞殿歌台乐未央。

  五帝神威等牛马,六王子女尽缤墙。

  仙心久已攀姑射,辫口从教泣华阳。

  行容拒明千古意,虚疑霞佩响琳琅。

  作品反映的是儒家传统的历史观,指出统治者的无道会造成国家人民的苦难,劝诫皇帝以此为鉴,实行“仁政”,即“修内”。

又比如《感事用韵二首》(其二):

  廊庙忧虞里,风尘惨淡边。

  早知烦汉马,悔不是留田。

  迷国暖谁子,和戎误往年。

  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狠烟。

  作品非常明确地将主和派说成是“无策”的“腐儒”,表达了诗人进取和主战的政治主张,即“攘外”。

  此外,正是由于内忧外患,战事频仍,更加剧了统治集团对下层民众的盘剥,朱熹作为一个以儒家操守为毕生追求的士大夫,也可以一些感慨山河残破,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作品。

比如:

  江北传烽火,胡儿大入边。

已闻隳列障,不但扰屯田。

  借箸思人杰,摧锋属少年。

偷安惭暇食,万灶起愁烟。

  一一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其一)

  阡陌纵横不可寻,死伤狼籍正悲吟。

  若知赤子元无罪。

合有人间父母心。

  一一杉木长涧四首(其四)

  这些作品直抒胸臆,情感浓烈,一改哲理诗的平和中正和山水诗的清新秀雅,让读者领略到朱夫子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结语

  综上所述,朱熹的诗歌思想与其诗歌创作并不完全平衡。

一方面,因受到前代理学家的影响,朱熹曾明确表示出对诗歌的轻视态度;然而另一方面,无论就作品的质量、数量还是创作风格的多样性,都可以说明,朱熹对诗歌的价值是十分重视的,甚至可以说,朱熹对诗歌创作是富于兴趣爱好的。

正因如此,朱熹才会以诗的形式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并以诗的形式表达他的家国大事的主张。

研究者欲更为全面深入的解析朱子思想,对于其独特的诗歌创作便不容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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