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信仰与我们的城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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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信仰与我们的城市
他们的信仰与我们的城市
“基督教历史与北京”雷立柏×何光沪对谈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18日周六15: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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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北京晨光书店北京昌平区天通苑西一区2号楼6门
-活动嘉宾-雷立柏LeopoldLeeb教授、古典语文学家x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报名方式-识别下方二维码报名↓
“北京唯一的一所大学？
2015年的北京大约有80所大学吧，学生人数可能达100万。
民国时期北京也有好几所大学：
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所有的大学或关闭，或搬迁，或被迫接受日式教育。
那时在北京只有一所大学还能保持自己的特点而且可以照常运行，这就是辅仁大学。
这是为什么呢？
辅仁大学是中国天主教在北京创办的高等学府，创办这种大学的想法虽然很早就有，但比较晚才得以实现。
1897年，清廷决定开办京师大学堂，曾商请北京监牧樊国梁（Favier）主教主持此事，但这位法国遣使会会士没有接受清廷的建议，所以基督新教的丁韪良有机会短期地实施这种计划，他于1898年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
在1900年的浩劫后，华北地区的天主教主教于1906年在北京北堂召开了一次地区性的主教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修道生的培训和办学问题。
会议文献提到，每一个宗座代牧区至少要有一所天主教中学，而且该中学的文凭应该得到国家的承认，教育水平也要符合国家创办的学校的水平。
另外，参与会议的主教们提议，参考中国政府在北京创立的京师学堂的模式，天主教也应该在北京创办一所大学。
然而，参与主教会议的十个人都认为北京的天主教还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
1912年马相伯和英敛之上书教宗比约十世（PiusX），请他派遣“高才硕德之士来华北创设公教大学，协助我国文化中心振兴教育，介绍世界知识，弘扬天主教义”。
一年后（1913年），英先生在北京西郊香山静宜园创办了辅仁社，招收天主教青年，但到1918年因经费问题而停办。
1920年，美国西顿大学（SetonUniversity）教授、本笃第三会会士奥图尔（GeorgeBarryO’Toole）博士来北京商讨办学的事，他同意英敛之的创校建议，但这个计划几年后才实现。
1925年，奥图尔博士来华筹备建校，以16万美元购得北平西城区定阜大街贝勒府为校址，占地60多亩，400多间房屋。
英敛之编写了《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简章》，同年10月23名学生开始学习，到1926年秋天已经有120名多新生。
比利时艺术家葛亚伯被邀请来华设计中西合璧式的校舍，这样既弘扬了中国宗教艺术，又进一步实现了1922年来华宗座代表刚恒毅主教的理想。
1927年7月，北洋政府准许试办大学，将公教大学的校名改为“辅仁大学”。
1928年5月3日日军入侵济南，当时辅仁大学的学生集体表示抗议。
1930年新校舍竣工落成，原有的校舍成为辅仁大学附属中学。
同年美国明尼苏达州本笃会修女来华为辅仁筹备女院。
这些修女于1931年在太平仓组织辅大附中女子部（1933年后，德国圣神会的修女接管辅仁女中）。
1931年7月开办了一个暑期司铎进修班，参加的司铎有18位。
1937年，中国司铎书院正式创立，这是一个帮助中国司铎在国内进修并获得学位的学院。
辅仁大学的学生都具有爱国精神，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了赴南京请愿团，而且该团的代表也“蒙蒋委员长接见”。
由于美国经济危机和其他原因，教廷传信部1933年决定让圣言会接办辅仁大学。
这个决定对该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圣言会会士多是德国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是同盟国，所以德国传教士可以利用这种政治背景维持他们在华的传教工作，可以在1937年后继续维持辅仁大学和辅仁中学的运转。
在圣言会接管辅仁大学后，学校又有迅速的发展和教务的扩大。
1935年，《华裔学志》第一期由鲍润生博士出版。
1936年，学校增购旧恭王府地百亩，包括房屋900多间。
1937年文、理两学院研究所获准开办，又成立了预防斑疹伤寒血清研究所。
1937年10月蔡宁（Zanin）总主教创办司铎书院，其院址就在恭王府。
日本人的侵略也是文化上的侵略，他们希望中国人和韩国人多用日语和日本人编写的教材，灌输日本的历史观。
因此，当日本人占领北平后，本地学校要保持自己的（中文）教材，不受日本文化侵略影响谈何容易！
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杨靖筠这样描述抗日战争期间的情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中国形势发生剧烈的动荡。
许多名校纷纷迁址，同年辅仁大学由德国圣言会接管，雷冕任校务长。
由于雷冕是德国人，德、意、日在二战中是轴心国，因而辅仁大学得以在北平继续开办，并且争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的课本。
这也与校长陈垣密不可分，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他的学生也是辅仁大学的教师启功说：
“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
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
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当时，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强迫实行奴化教育，把日语作为必修课，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
唯有辅仁大学，由校长陈垣及雷冕出面，与日伪政府举行周旋，提出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日语不作为必修课。
辅仁大学可以在抗战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这“三不”原则，是与当时陈垣校长的努力分不开的。
也正因为辅仁大学在抗战期间对“三不”原则的坚持，才使得抗战后，辅仁大学成为国民政府承认的唯一一所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鉴于辅仁大学在抗战期间的艰苦奋斗，予以肯定和嘉奖。
当时，不少学者、教授、青年都以辅仁大学为首选学校。
抗战结束后，北平媒体赞誉辅仁大学为古都的“抗日大本营”。
辅仁大学是如何成为“抗日大本营”的呢？
其中的核心人物是谁？
而这些人付出了什么代价，才为辅仁大学赢得了如此高尚的美名？
1937年夏天，日本军队占领北京，北京的许多学校被迫关闭。
北平师范大学遭到解散，其他的国立大学在新学期开始时也无法开课。
北京15所大学中只有三所能在1937年9月开课，即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法属的中法大学。
那年辅仁大学招收了565名学生，其中70名来自国立大学。
这样，辅仁大学成为北京最大的大学。
然而，很多其他学生没有就学机会，很多老师也没有工作，所以部分教师后来与日本政府合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多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而日本人的教育机构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
日本军官和日本教授当时多次找辅仁大学的领导，要给他们灌输自己的新思想：
日本人欣赏和尊重古老的中国文化，而中国人应该学习日本科学和经济的进步，这样中国和日本文化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可以共同把一切西方的影响驱逐出东亚。
西方应该是日本和中国的共同敌人。
1937和1938年，日军逐渐占领华北和中原地区，而北平当局（伪政府）还要求甚至强迫各中学参与亲日游行等活动。
比如日军于1937年9月25日庆祝保定府被占领，但辅仁中学那天下令学生全部回家，以此避免参与这个活动；11月8日有类似庆祝活动，因为太原府落入日本人手里，辅仁中学又拒绝参与。
1937年12月11日辅仁大学被通知，举办一场庆祝占领南京的活动，辅仁大学再次回避了这种事，其中起很大作用的人是德国圣言会会士丰浮露（Feifel），他曾在日本留学，是日本文学专家，也是汉学专家。
他在辅仁大学教授日文，当时经常与日本当局沟通谈判，帮助校方与日军进行周旋。
因为辅仁中学的校长伏开鹏神父和校务长宋德刚（Sonderkamp）神父没有让学生参与1938年春天庆祝徐州被占领的活动，他们遭到教育当局讯问，学校也因公然违反命令而被迫停办。
通过多次商榷，辅仁中学半年后最终可以继续开课。
为了说明辅仁大学在日军统治下的北平的地位，校务长雷冕和日语教授丰浮露在1938年8月还专门去了日本，与当局商谈相关的事。
结果是，辅仁大学可以继续开课，只是有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日籍教授被辅仁大学聘请教授日语。
1938年以来，无论是辅仁大学还是辅仁中学，都被要求抵制任何赞成共产主义或反日本人、反对临时政府活动，还被要求接受日本学生和教授。
日本人的统治使部分中国人开始积极反对他们，其中一人就是伏开鹏。
“伏神父之爱国精神，日趋坚强，对赴后方参战之青年予以接济，对从事地下工作之人员，予以掩护。
”这些活动被日本人发现了，伏神父因此于1939年8月2日被逮捕，扣押在宪兵队，“每日从晨七时至晚间七时，用长达十二小时之疲劳侦讯，并施以酷刑，受打十二次，期间曾死而复苏者三次，虽经十三次之审讯，伏神父忍受痛苦，坚不吐实，日寇无奈遂为释放，仍予严密监视……释出后，辅大当局为缓和情势，避免伏神父再受迫害，遂解除其兼附中主任之职务，专任辅大训导主任”。
因为日本人破获了一些与辅仁有关系的地下工作者，伏神父于1940年6月1日再次被捕并受讯两个星期，而且再次忍受种种酷刑。
实际上，他第一次入狱时可能就没有想过能活着出来，但因为一些德国和意大利朋友说要把伏神父受虐待的案子报告给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要他转达给日本的天皇，所以北京的军官“不再随便处治伏神父”。
日本人的计划是让中国人反对西方人，使“东方人”共同“驱逐西方人”，但这个计划失败了。
无论是伏开鹏还是英千里，都曾在国外受教育，他们有很多外国朋友，并且有很强的外语能力。
伏开鹏二十几岁时已经翻译了一些西文的书，当时他在兖州神学院学习拉丁语和德语，而他的译著《默中之手》（1927）和《信经引义》（1928）在兖州圣保禄印书馆出版。
年轻的英千里从1913年到1923年在英国学习，他的英语在当时的中国应该算是最好的，后来他编写了很多英语课本。
英千里、沈兼士和张怀等人和伏开鹏一样，愿意积极参与抗日活动。
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和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发起知识分子抗日之秘密团体，取名‘炎武学社’。
成立后，联络华北各大学师生，以思想及行动反抗日伪政权，并与我中央政府时通声气，深蒙政府嘉许，予以支持。
（英）先生爰将炎武学社扩大，改组为华北教育协会，自任总干事，主持全局，对于团结爱国青年，刺探日伪消息及协助华北大专及高中毕业青年前往大后方就业升学，颇著成织……太平洋战争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爆发，北平日本宪兵于是日黎明即接收具有国际背景之燕京大学及协和医学院（其他国立院校早经日伪接管），而当时辅大因由于德国圣言会主持校政，德籍神父雷冕任校务长，荷籍胡鲁士神父任教务长，由于日人与德、义（意）结盟，所以未遭燕京、协和同一命运，惟将辅大美籍教授及神父拘入集中营。
而日人对辅大之监视日严，且对（英）先生和沈兼士先生所领导的地下组织已经注意，但（英）先生处此险恶时期，不为所惧，更一面加强华北文教协会之活动，一面辅佐辅大当局维持校务，故辅大在强敌统治下之北平，巍然屹立，使四千学子安心攻读，仍能接受祖国教育，人才辈出，且毕业后多赴后方参加抗战”。
由于种种反日活动，英千里也受了很大的苦，他于1942年12月被捕，三个多月后获释，但1943年2月20日再次被捕，1945年夏天才被释放。
1943年2月，有三百多位参与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入狱，包括辅大代理文学院长董洗凡和教育学院长张怀。
北平辅仁大学，即北京唯一的天主教的大学，在抗战时期能继续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可以说是一种奇迹，因为其他一切教育机构都被关闭或被迫接受日本人的新教育。
因此，这所学府的贡献很大，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北平抗战中的“孤岛”。
为了在北京沦陷以后既能保持正常的教育工作，又能采取不亲近日本人的教育政策，辅仁大学的领导要走非常艰难的路，因为学校随时都面临着被关闭的命运。
因此，他们必须利用一切资源来维持工作。
也许辅仁大学最大的优势是它的团结精神和兼容并包的态度。
辅仁能接受各种背景的人，比如英千里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满族人和天主教徒；陈垣是一位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有兴趣的学者，但不是天主教徒；伏开鹏是一位受过西方传统教育的天主教司铎；雷冕是一位德国圣言会传教士，但他学过人类学，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宋德刚（Sonderkamp）是德国传教士，但他在中国生活了41年，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国人。
辅仁大学团结精神最特殊的表现完全违背了当时战争的敌对关系，因为辅仁大学圣言会团体内有德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中国人；德国与美国当时都是敌对的关系，还占领了荷兰，但在圣言会团体内，德国人和美国人仍然可以合作，比如美国人费知本（Fitzgibbon）神父1938年来辅仁教哲学和英语，1948年才回美国。
外国传教士在抗战时期具体帮助了多少中国学生逃脱日本的控制，帮助他们从北京逃走，掩护他们，替他们说话，甚至直接救他们的性命，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因为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不多，大部分不在中国，而在德国或美国的图书馆，很多事情也没有记载，因为战争也阻碍了信息的流通，比如关于圣言会在华的行动和每个教区的情况在《斯泰尔传教通讯》（SteylerMissionsbote）中每年都有很多报告和记录，但在1939年到1945年间此期刊停刊。
在山东的圣言会神父建立了一些难民营（比如在兖州、济宁），保护中国人不受日本人的干扰。
在北平也一样，德国传教士尽力保护中国人，圣言会和圣神会管理的辅仁大学成为一个精神上比较自由的地方，不必挂日本国旗，也许可以说是一个精神的避难所。
辅仁大学在抗战时期的贡献可以说是“精神性的抗日”，因为辅仁大学能保持自己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又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价值。
比如，学校的楼房是由外国神父葛亚伯设计的，但有中国风格，这本身是一种尊敬中国文化的表现；奥地利人白立鼐很成功地鼓励本地艺术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艺术；波兰人鲍润生1933年在辅仁大学创立了《华裔学志》，这个杂志成为世界最优秀的汉学杂志之一；1937年由蔡宁主教创立的“中国司铎书院”在1937年至1955年间为150多名中国司铎提供了进修和获得高学位的机会，强调中国教会需要有名副其实的学者和神学家；1945年2月，天主教的思高圣经学会在辅仁大学正式成立，其灵魂人物雷永明的目标是将《圣经》重新译成汉语，所以也强调汉语的重要性。
正如陈垣校长所说，“教书也是抗战”，学习和教书可能是一种“精神性的抗日”，因为它会提高知识分子的信心和希望，给人一种精神力量。
从天主教的角度还可以说，圣言会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士的表现非常好，他们能维持这所大学的运转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虽然他们可能在特殊的环境中的某些方面降低了天主教的特色和传教活动。
（本文摘自《我的灵都：
一位奥地利学者的北京随笔》）
-活动嘉宾介绍-
■雷立柏LeopoldLeeb
教授、古典语文学家。
1967年生于奥地利，1985年进入大学学习哲学、宗教学及基督教神学。
1988年至1991年在台北辅仁大学学习汉语和中国哲学。
1995年在奥地利取得硕士学位后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师从汤一介先生和陈来先生，于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
1999年到2004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进行翻译和研究，并开始教授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
2004年2月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拉丁语基础”“古希腊语基础”“拉丁语文学史”“古希腊语文学史”“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古希伯来语”等课程。
已出版《古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近代教会史》《基督宗教社会学说》《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传教士韩宁镐与近代中国》等多部作品，近期出版《我的灵都》《别了，北平：
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两本新书。
■何光沪
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1982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基督教专业获哲学硕士，1989年获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宗教学、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
主编《宗教与世界丛书》《宗教学译丛》《基督教经典译丛》等多套译丛，翻译出版《宗教哲学》《教会史》《基督教神学原理》《现代基督教思想》等多部著作。
-关于新书-《我的灵都：
一位奥地利学者的北京随笔》简介：
本书是奥地利学者、古典语文学家雷立柏的破执之作。
雷立柏扎根北京二十余载，在这本书中，他以“世界公民”与“文化桥梁”的视角，将自己对北京深沉的感情倾注于文字，并凭借其学贯中西的学识，旁征博引，纵论古今，或从语言、文字、历史、艺术、宗教等诸多细微之处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被淹没的历史，或以全新视角解读那些为人熟知的历史，在文化的相遇与碰撞中破除迷执。
《别了，北平：
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在1949》简介：
全书分三部分，以中德对照形式，介绍一位被遗忘的奥地利修士画家，试图阐明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第一部分介绍白立鼐的生平。
白立鼐在中国生活了26年，曾在北京辅仁大学任教16年。
他是中国知名画家陈缘督、陆鸿年、王肃达等人的导师和朋友，在很多方面帮助或影响了这些中国的年轻画家。
他甚至还在北京沦陷期间，机智地营救被日军抓捕的中国教授。
第二部分是白立鼐1948年底至1949年离开北京前后的日记。
日记忠实记录了白立鼐的当时的处境和复杂心情。
第三部分是白立鼐的画。
书中收录了117幅原本封存在奥地利圣佳伯尔的白立鼐画作，其中，素描画37幅，水彩画27幅，人像22幅，静物17幅，其他无归类14幅。
这些画作表现出了画家很明显的个人气质：
宁静、平和和朴素的美。
书中还收录了8幅高清珍贵历史照片，如白立鼐与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等人的合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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