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于沛12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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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于沛12页

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

这个工作可让学生分组负责收集整理,登在小黑板上,每周一换。

要求学生抽空抄录并且阅读成诵。

其目的在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爱生活,所以内容要尽量广泛一些,可以分为人生、价值、理想、学习、成长、责任、友谊、爱心、探索、环保等多方面。

如此下去,除假期外,一年便可以积累40多则材料。

如果学生的脑海里有了众多的鲜活生动的材料,写起文章来还用乱翻参考书吗?

世纪之交，新千年到来之际，人们在谈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谈到“全球化”，全球化作为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成为各国人民关注的一个焦点。

尽管何谓“全球化”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今后也很难会有，而且人们对全球化众说纷纭，或承认，或否认；或欢迎，或反对；或赞美，或担忧，但全球化是一个客观事实和必然的趋势，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历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包括其中，它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历史进程的全球视野和宏观历史思维的基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讨全球历史观，对于深入理解社会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全球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当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趋势，都是有益的。

宋以后，京师所设小学馆和武学堂中的教师称谓皆称之为“教谕”。

至元明清之县学一律循之不变。

明朝入选翰林院的进士之师称“教习”。

到清末，学堂兴起，各科教师仍沿用“教习”一称。

其实“教谕”在明清时还有学官一意，即主管县一级的教育生员。

而相应府和州掌管教育生员者则谓“教授”和“学正”。

“教授”“学正”和“教谕”的副手一律称“训导”。

于民间，特别是汉代以后，对于在“校”或“学”中传授经学者也称为“经师”。

在一些特定的讲学场合，比如书院、皇室，也称教师为“院长、西席、讲席”等。

一、

这个工作可让学生分组负责收集整理,登在小黑板上,每周一换。

要求学生抽空抄录并且阅读成诵。

其目的在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爱生活,所以内容要尽量广泛一些,可以分为人生、价值、理想、学习、成长、责任、友谊、爱心、探索、环保等多方面。

如此下去,除假期外,一年便可以积累40多则材料。

如果学生的脑海里有了众多的鲜活生动的材料,写起文章来还用乱翻参考书吗?

英国史学家E·H·卡尔说：

“我们一生下来，这个世界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把我们从纯粹的生物单位转变成社会单位”。

因此，“在研究历史之前，应该先研究历史学家。

……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

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

这样，为了认识和研究全球历史观，就首先有必要对其产生的时代作一必要的回顾和分析。

全球历史观的产生和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问题虽然在最近一二十年因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才凸现出来，但并不等于在此之前就不存在了，只不过它作为一个过程逐渐表现出来，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全球化始于何时，与其说这是一个史实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理论问题。

正因为如此，才日益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有人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才广泛使用，但全球化进程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希腊，因为正是从那时开始，希腊古典文明开始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

还有人认为全球化的开端是和基督教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圣经》关于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的论述中，阐释了整体性世界的思想。

但是，更多的人们认为，将15世纪末作为全球化的进程的开端似乎更合理。

15—17世纪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地理大发现”，它不仅为世界市场的形成准备开辟了道路，而且结束了世界各地区的割裂和孤立状态，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开始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样才在世界开始连成一体的基础上有了“世界的”历史，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得那样：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关闭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马克思曾强调指出：

“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1

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地理大发现”，特别是始于18世纪中叶的欧洲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欧洲工业化进程彻底结束了各地区和民族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极大地加快了经济生活国际化的趋势。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人类在20世纪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性的战争，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总体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不断加强和深化，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是如此。

这一切表明，“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即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

全球化概念现在所指的那些过程和行动在多个世纪里一直在发生着，尽管存在某些间断”。

3但是，上述所言及的内容只是与全球化问题有关，还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全球化”。

“全球化”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才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它也不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以往的一切就不难看出，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不过是上述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社会生活国际化的继续和发展；如果我们对自远古以来人类社会历史进程进行哲学的思考，同样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般认为，全球化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但是多年来，“全球化”始终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

“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发展；还有人认为，全球化表明了由于金融资本的增加而带来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型对立关系，或者说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重新分离。

一些人把全球化看作是世界贸易的扩张，包括南方的新兴国家（伴随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策略），而另一些人则强调信息革命所引起的交流的扩大。

”1此外，还有人强调全球化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或制度，它反映了世界交流和世界市场的巨大扩展，但不像早期现代阶段那样容易直接感知。

2019年1月中旬，由人民日报社、香港全球化合作基金会、信息产业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球化论坛在海南三亚开幕。

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英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专家学者，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认为，所谓全球化，应当是指由于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直接推动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和高新科技的广泛扩散和辐射，使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厄内斯特·威尔逊教授则指出，对世界经济发展来说，全球化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趋势、一个过程。

2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给论坛的贺词说：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加快了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改善、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传播与提高，为个人和国家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

……全球化除了创造更大的市场外，必须被赋予更多的含义。

在去年九月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今天人类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全球化成为服务于所有人民的积极力量，这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

我们必须兑现我们的承诺，只有这样，所有国家才能完全参与到新的全球经济中。

跨越“数码鸿沟”需要不同成员共同努力。

1从上述诸多观点中不难看出一种共同的认识，即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全球化已经产生了并继续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如果说19世纪末的出现的经济生活国际化趋势是与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全球化则同当代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说互联网称作是“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兴奋剂”。

科技革命使大量科学成果迅速转化成生产力，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对社会历史进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2不仅如此，科技革命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历史思维也不例外。

3正因为如此，人们有理由说“全球历史观”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历史科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但它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即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延续至今，在20世纪下半期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只有真切地了解全球化是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并对其给与高度的关注，才有可能深入理解全球历史观，并借鉴其有益的内容为中国历史科学建设服务。

二、

全球历史观所以要强调“全球”，是针对西欧为中心或欧美中心历史观的“中心”而言的。

这种历史观大肆宣扬西欧白色人种的优越，认为西欧的历史是整个人类普遍的历史，始终是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中心。

因此，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应以西欧的历史来认识和剪裁。

欧美以外诸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都是“西欧中心”或“欧美中心”的陪衬，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民，都是欧美“白种人的负担”。

应该指出，西欧中心理论并不是西方史学古已有之的，早在14世纪初，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在其名作《帝制论》中，就提出了世界历史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人们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他认为他所撰写的历史不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

他在《通史》中写道：

“我所叙述的历史，始自第140‘奥林匹亚德’。

……从这时候起，各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

意大利、利比亚、希腊以及亚洲，各地所发生的史事都是互相影响的。

而所有那些史事的发展倾向，最后是要归于统一……”。

1只是到了18世纪中期，德国哥丁根学派的一些史学家最早提出了西欧中心理论。

以后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等人的发展，使其系统化。

“白种人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成为西方史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20世纪初，西欧中心论开始受到挑战，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代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化形态史观”（或称“历史形态学”），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是“文化”，并将生物学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中，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多中心、而不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图景。

他认为曾出现8种独立的文化系统，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墨西哥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只是其中之一。

他还以此体系来代替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世界历史体系。

此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继承、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

1934——1961年，其多卷本《历史研究》陆续问世。

汤因比强调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他同样不是以民族国家，而是从世界性的角度出发，以“文明”（或社会）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

他认为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有26种文明（或社会）得到了发展，西方基督教文明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5种停滞的文明，以及一些流产的文明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其核心内容是苏美两极格局代替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局。

另一方面，战后分裂的欧洲经历了重建和繁荣时期，克服了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危机，逐渐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民主国家，并在世界上日益发挥这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不再限制接受新会员国，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空前密切。

1989年东欧发生了巨变，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使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

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渐告别这个体系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全球历史观”在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中为人们所关注，而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则使其进一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

他认为：

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

1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

2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3。

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在《当代史导论》中，他首先从“结构的变化和本质的区别”入手阐释了当代史的本质，他说：

“当代史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的历史。

因此，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

这意味着，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并不仅仅是通过增强论述欧洲以外地区事物的章节来补救我们关于当代史的传统观点，而是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看法和论断予以重新审视与修正”。

面对美洲、非洲、中国、印度和其他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再用传统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释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整体历史格局来取而代之”。

1在他看来，对以西欧中心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史学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在《当代史导论》中，对“现代”和“当代”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将19世纪最后10年作为“现代”向“当代”过渡的重要年份，并明确反对突出“西欧中心”的“上古——中古——近代”或“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叙述方法。

《当代史导论》充分体现了他的“全球眼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的历史视野和新的历史评价标准。

他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冲击，作为新世界催化剂的工业制度和帝国主义；相形见绌的欧洲，人口因素的重要意义；从欧洲均势到全球政治时代，朝向全球联系的局势的演变；从个人主义到大众民主，技术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对西方的反抗，亚非对欧洲霸权主义的反应；观念的挑战，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的范例的影响，以及当代世界的文学和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当代世界的历史，全球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以后，西方有多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历史观的著作问世，G·巴勒克拉夫认为，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

因为他们的世界史著作所体现的全球观点，特别是L·S·斯塔夫里阿诺斯与G·巴勒克拉夫的观点相近或不谋而合。

实际上，他们的学术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丰富和完善了全球历史观的思想。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1982年），一改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描述了1500年以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就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作者在第一章首先强调“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

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

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2作者所以强调150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意在说明“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

”而“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渐缩小，现在，竟被人们称为‘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

3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

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4这样，由于地区的历史开始成为全球的历史，便导致了新的全球性视野的出现，进而出现了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以及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更清醒地认识现实、展望未来。

如果说L·S·斯塔夫里阿诺斯是以全球性的眼光探讨自史前到20世纪末的“全球通史”，那么在认识现实和未来时，同样表现出他的那种全球性的眼光。

L·S·斯塔夫里阿诺斯高度评价了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科学的潘多拉盒子”所造成的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如自然界失去平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城市化问题，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以及“科学家开始创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终能人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动物”等等。

他认为，“早先的人类必须面对自然环境，但主要是作为个人——农夫、猎人或渔民——来对付大自然。

今天，新环境和新问题使个人的行动和解决办法无济于事；他们需要人类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

与较早的几个时期大不相同，现在需要的是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

1他特别强调这是“全球的责任”，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要有全球的意识和全球的责任感。

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在《世界史》（1967）中强调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2，在此之前，他的另一部代表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963），也表现出一定的全球性的历史思维特点。

他通过对《中东统治的时代（至公元前500年）》、《欧亚文化的均势（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三篇的论述，分析了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各种文明的兴起、发展及相互联系，强调文明的历史就是文化扩散的历史。

也有学者认为，《世界史》和《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不是以全世界为中心，“完全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著”，而70——80年代，“他写《疫疠与人类》时，它已把重点放在整个人类上面，没有西方中心的约束。

等到他写《力量的追求》时，他就拿人类在宇宙里面的问题来作为他观察的对象。

……到这时候，他已完全脱开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念。

他的思想发展正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扩张所带来的反省”。

3尽管如此，当美国《世界史杂志》1990年创刊时，W·H·麦克尼尔撰有《25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作为发刊词。

他在总结该书的优劣得失时，对其所体现的“整体观念”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全球历史观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近年，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其中的第1、2卷已译成法、德、意、西和日文、中文等10余种文字出版。

I·沃勒斯坦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计划此专著写作4卷，从15世纪中叶直至当代。

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

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

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

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

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

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

1I·沃勒斯坦还就“世界体系分析”进行了说明，认为它不是传统的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而是一种在呼吁一种“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并将这看作是“超越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的实际努力。

基于上述认识，I·沃勒斯坦从全球出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其萌生之时起，就不是某个国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

他不是研究具体的国家或民族，而是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而世界体系可分为作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体系两部分。

他还使用了“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边缘的历史。

作者以新的历史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即处在剧烈的斗争和变动之中，现已进入“混乱和告终”时期，21世纪中叶，它必然被一个或多个后继的体系所取代。

“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

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

2

论及全球历史观时，还应提到德国学者A·G·弗兰克。

他在其代表作《白银资本：

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的《导论》中，详尽分析了“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他通过研究15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历史，认为欧洲中心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而“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

他说，这部专著的价值在于“它摧毁了那些所谓‘西方天然优越’的说法的历史依据，……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

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

但是，我绝不是像西方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

A·G·弗兰克所致力追求的是一种更充分的“整体主义全球‘树林’框架”。

3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只喜欢看具体的历史树木，而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尤其是全球树林的存在。

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树木是在树林里生长的，必须在树林里才能存活和繁殖。

A·G·弗兰克的观点被认为是“极具挑战性”的观点，尽管有不少争议，但却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促使人们从“整体主义全球‘树林’框架”出发去认识历史。

2000年8月，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时，“全球史的前景：

概念和方法论”被列为会议的三大主题之一。

来自70多个国家的1800余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因为这个问题的研究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可以看得见的变化，全球化趋势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发展。

英国历史学家P·K·奥布赖恩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回顾了自古代希腊起历代史学家为撰写全球史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澳大利亚学者G·R·斯努克斯、新西兰学者N·D·科斯莫、加拿大学者N·Z·戴维斯、美国学者J·H·本特利、M·P·阿达斯和J·R·麦克尼尔等，都有令人感兴趣的发言，他们分别就历史规律性问题、文化冲突与交融、国别史与全球时的关系、全球史学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全球历史观的深刻影响。

事实正是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历史观的研究和全球史的构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三、

全球化已经向我们走来，全球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史体系的重构和创新，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新的史学思潮，已经、并将继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国际史坛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它是时代的产物，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近年一些西方学者经常谈到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问题，是指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

实际上，全球历史观也有一个“地方化”或“本土化”的问题。

在我国，一些学者为宣传和建立有中国特点的全球历史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所谓“中国特点”，主要是指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更加彻底地摒弃“西欧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研究、借鉴，或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倡导全球历史观时，既不脱离世界史坛的主潮，更不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而是将其纳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去认识和思考。

周谷城教授在1949年出版3卷本《世界通史》，他一改以国别史为世界史基础的传统框架，不是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

第1册论述世界诸古代文化区，如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文化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

第2册的主要论述了15世纪之前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历史。

第3册则以15世纪以后的欧洲的历史为主。

他认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抹煞世界史上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成为突出的重点，把贯通全部历史的中心与一时突出的重点混为一谈”。

11961年，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先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