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狂欢论莫言《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形象及性别意识.docx

孤独的狂欢论莫言《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形象及性别意识.docx

《孤独的狂欢论莫言《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形象及性别意识.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孤独的狂欢论莫言《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形象及性别意识.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点文库上搜索。

孤独的狂欢论莫言《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形象及性别意识

孤独的狂欢——论莫言《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形象及性别意识

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的颁奖词给莫言如下评价：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

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

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

”莫言的文学作品一向来被认为是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和马尔克斯一样，他们在作品中用迷信、仪式及社会氛围等方式渲染魔幻色彩，《丰乳肥臀》也不例外。

《丰乳肥臀》的故事围绕着母亲上官鲁氏展开，集中描写了上官家族从“抗战”前到“文革”结束这一贫困时代的故事。

其中描写的女性都带有非常明显的“莫言色彩”，即母性、纵欲和叛逆。

而描写女性的方式除了魔幻主义的描写、直白的性行为和性器官描写外，还明显运用了与男性的对比来凸显其女性特点。

《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形象反映了莫言独特的性别意识，而作者的性别意识本质上是为其创作服务的。

通过梳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了解莫言的性别意识，能够更好地感受作家的创作意图。

一、《丰乳肥臀》的女性形象

1.母性

莫言在创作《丰乳肥臀》时坦言，“这是献给母亲的作品”，在书的扉页上，也写有“谨以此书献给母亲的在天之灵”。

上官鲁氏，上官家八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母亲，是这本书的灵魂人物。

“丰乳肥臀”的特质是人们原始的生殖崇拜之一，代表着旺盛的生命力。

母亲是大地，是生命的来源。

她的“肥臀”生下了九个子女，她的“丰乳”哺育了子女甚至是外孙，她的文学形象带有传统母亲的特质。

上官鲁氏的一生充满着苦难：

年幼时父母双亡，长大后又被嫁给没有生育能力的上官寿喜。

为了传宗接代，“借种”生下九个子女。

日本鬼子的扫荡使她家破人亡，她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但是对子女的爱意又使她振作起来，在动荡的年代里，她尽己所能只为子女平安成长。

在她的身上我们能看到女性作为母亲时的独特性格：

伟大、包容、坚强与勇敢。

上官氏的母性不仅在于她是包含母爱的母亲，更在于她在上官家担起了拯救者的形象。

上官家族的女儿们由于其丈夫的政治立场处于对立状态，她们的政治状态使上官家族的关系十分紧张，而上官鲁氏由于其母亲角色和无政治立场状态自然扮演了调停人。

上官来弟与黑驴鸟枪队队长私奔后生下沙枣花，无力抚养就把她托付给母亲，上官鲁氏尽心哺育沙枣花，保护她健康长大；饥荒年代到来时，她用胃当作“口袋”，通过吃下豆子又强行催吐的方式保证了一家人的口粮；后土改时期，以个人的力量解救和保护孙女司马凤、司马凰……她在历史的漩涡中从来没有政治立场，自始至终只在乎子女的平安。

这种纯粹的、没有个人立场只为了子女存在的母亲形象某种意义上也是男权社会对于女性形象的要求与幻想。

女性主义者反对此类的女性形象，波伏娃曾言：

“根本不存在母性的本能，母亲的态度取决于她的处境，以及她对此的态度。

”她认为女性是被塑造的，但是女性本身不带有自我奉献与牺牲的属性，这一切都是后天赋予女性的角色。

莫言则认为，母性是天生的，是女性的生理特征带来的情感。

所以他的笔下流露出的对母性特质的赞美更多着眼于生育及生育带来的一切。

疯狂的时代，朝不保夕的生活，只有母亲是孩子唯一的港湾。

“丰乳肥臀”不仅是对于生育能力的歌颂，更是对于传统女性形象的赞美。

2.纵欲

《丰乳肥臀》的视角多数是从第三人称及上帝视角和第一人称小说男主上官金童的不断切换，中间并没有女性视角，也就是说女性在这部作品里从一种程度上而言是失语的，但是依然能够从文中大胆的性描写窥出女性角色的被压迫的性欲与隐晦放纵的欲望。

《丰乳肥臀》中描写性的部分有130万字左右，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的字数。

性本身是人的正常生理需求之一，但是女性由于男权社会的限制，她们的欲望从某种意义上是缺失或被压抑的，于是正常的生理需求就和社会要求产生矛盾，而欲望随着长期的压抑极易扭曲，由此也带来了人物性格和形象的扭曲。

上官金童作为男主有其特殊性：

他患有恋乳癖，从他的视角看，女性就是被凝练的一对对乳房，他通过观察乳房来了解女性。

这种扭曲也证明了女性长期在男权社会中的物化，间接导致了女性对于性的态度——她们将其作为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交换，用身体换取进入男权社会的权利。

《丰乳肥臀》的性描写胆大又直白，有一种血淋淋的残忍感。

例如上官金童看见失去双腿的孙不言对上官来弟的强奸：

“他看到，脱掉衣服后的孙不言，像一只漆黑的大蜘蛛，紧紧地箍住上官来弟细软的腰肢。

他的蚂蚱一样发达的嘴巴，喷吐着白沫，一会儿咬着来弟的左乳，一会儿咬着来弟的右乳。

来弟的长长的脖子搁在炕沿上，脑袋后仰着，脸像白菜帮子一样白。

那两只上官金童在驴槽里见识过的丰乳，像两个发黄的馒头，软塌塌地瘫在肋骨上。

她的乳头上流着血。

她的胸膛上、胳膊上布满伤痕。

原先光滑洁白的来弟，被孙不言整得像一条刮去鳞片的死鱼。

她那两条长腿，一无遮掩地在炕上，像链枷一样抡打着……”这是一场对上官来弟的凌辱与凌迟，她真真正正地成为一件物品。

性是一种可怕的事情，男人用这种手段达成对女性身体的控制。

小说多次出现诱奸、乱伦、偷情等情节，例如在劳改农场时，炊事员张麻子利用职权几乎强奸了所有的女性右派，他用铁丝穿着一个馒头就将七姐上官求弟诱惑进了树林，肆意地凌辱了她。

放纵的欲望下，女性完全成了男性发泄欲望的工具，缺乏伦理道德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性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

而女人反抗这种压迫的方式就是放纵自己，她们不再遵循传统的伦理观念，相反是为了利益出卖性。

她们利用男性在性上的压迫和渴望换取利益，或是食物，或是工作岗位。

女性在长期的压迫下放纵自己的欲望，反其道而行之，用乱伦、滥交等方式羞辱男性。

放纵的欲望的出现第一与男权社会男性奴役女性有关，第二与混乱的时代也有着紧密联系。

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抗日战争和“文革”之间，当时中国社会正经历巨大的变局，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种主流政治势力不明的情况下，女性本就艰难的生活更蒙上了一层阴影，于是她们不得不出卖身体与各方周旋以求自保。

更兼之社会环境的混乱导致社会伦理的崩塌，人性中的恶被展现和放大，性欲也在此时展现出肮脏丑恶的一面。

《丰乳肥臀》由于其大胆的描写与独特的“审丑观”使性更添狂乱的色彩。

弗洛伊德曾言：

“人们对于丑的事物往往会产生一种‘情感矛盾’的特殊心理。

这种心理会导致一种‘审美喜悦’的快感。

”这种审丑意识使女性形象都几乎带有丑化色彩，最明显的是上官鲁氏。

上官鲁氏的形象颇具矛盾，一方面她是慈母，是子女的保护伞；另一方面她身上又有着与多个男人野合借种的淫秽烙印。

“丑化”丰富了女性形象，使人物特点更具复杂性。

上官鲁氏的偷情从一开始的因为强奸被迫接受到之后的主动与男人野合，性欲逐渐放纵，在常年压迫下走向扭曲。

她不在乎交合对象的美丑高矮，唯一在乎的是能否让自己生下男性继承人。

上官家族的性欲饱含目的性，性是为了达成目的的手段，在这种观念下，欲望的放纵也就不足为奇。

3.叛逆

《丰乳肥臀》的女性大多具有抗争意识，她们不仅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更是男权社会的抗争者。

但是她们的抗争始终没有摆脱男权社会的烙印，是在男权社会框架下的抗争，这种抗争的局限性很大，而她们的失败也佐证了这一点。

她们抗争的手段一方面对抗着社会伦理，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向社会伦理低头。

故事发生的背景在东北高密乡，无疑是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盛行的地方。

上官鲁氏因为其生长环境，对于男尊女卑思想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抗争意识，而她反抗的手法是通过偷情生下男性继承人。

偷情手段是她对于自己丈夫的惩罚，但是一定要生下儿子的想法又使她的行为依旧归于传统价值取向，这其中暗含的思想即女性的价值是通过男性来实现的，讨好男性是女性进入男权社会拥有话语权的唯一方法，她们在抗争的时候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这种方式。

上官来弟与鸟儿韩的通奸也带有反抗色彩。

她原本是沙月亮的女人，后来被迫和孙不言订婚，受尽他的折磨。

她为了反抗孙不言和自己的妹夫通奸，并且为鸟儿韩生下一个孩子，最后事情暴露被孙不言杀死。

这种出轨、扰乱血统的行为无疑是对男人的极大侮辱，她也通过这种方式达成了自己的报复，但是最后被杀死的结局也体现了女人在男权社会的弱小。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和性别之间的区分是人为形成的，所有的性别都是模仿而不是本能，人们通过言语和社会氛围区分限制性别，被称为“女孩”的人在引导和灌输下，通过模仿逐渐达成权力下需要的主体。

就如“丰乳肥臀”原本只是一种身体符号，但是逐渐和“生育”挂钩，被强行塑造成女性特征，上官家的女儿基本都拥有这样的身体特征，而这种身体特征使她们被迫绑定在女性性别认知上，按照社会的要求表演角色。

东北高密乡的特定环境下这种性别刻板意识被巩固并不断强化，女性被要求生育、哺育以及提供食物，人们也大多会服从这种性别要求。

但是这种社会构建并不总是稳定，随着女性性别意识的成长，性别的构建有时会崩塌。

三姐上官领弟在鸟儿韩被拐去日本做劳工之后精神错乱，鸟仙上身，视自身为鸟，呈现出一种与周围人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

“三姐骑在屋脊上时，完全进入了鸟的境界，思想是鸟的思想，行为是鸟的行为，表情是鸟的表情。

”大家尊奉她为“鸟仙”的同时抗拒着她和她的家人，视其为异类，她被孙不言玷污后在众人的注目下坠崖而死。

上官领弟用这样的方式反抗着恋爱不顺、婚姻受阻的现实，同时也是对传统婚姻格局、个人命运的抗争。

她是一种超越传统性别意识的存在，不是女性，甚至不是人类，她们因为“非人”而被排斥，结局大多很凄惨。

上官家的女儿或多或少都用自己的方式对男权社会进行挑战，但是很难跳出男权社会的局限性，使其最终惨淡收场。

她们无畏的抗争让其人物形象添上了悲壮色彩，女性形象更加立体。

《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形象颇具莫言个人风格，而这样的女性形象又反映出作家别具一格的性别意识。

二、莫言的性别意识

性别意识的产生来源于社会工作的分化，男性外出打猎、女性在家哺育子女和准备食物，男性逐渐占据社会主要生产力，从而占据了更多的话语权，社会也从母系社会变为父系社会，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产生并不断巩固。

而如何表现这种性别意识则是作家关于社会价值和社会观念的思考。

《丰乳肥臀》主要人物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性别特点：

女性阳刚化与男性去势化。

《丰乳肥臀》中的女性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生活状态，她们不甘心于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眼光，大胆追求个人的爱情和生活。

上官鲁氏在饥荒年代以胃当袋，装豆子养活家人；上官招弟嫁给司马库换取粮食；上官领弟在爱情无望、遭人玷污后跳崖而死；上官玉女为了保证家人在三年困难时期能活下去，毅然跳河而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们用自己的力量保证了家庭成员的存活，其性格特征中不乏男性性格的坚毅顽强。

女性承担了一家之主的责任和地位，而男性在家庭生活中却如儿童般被呵护。

莫言认为：

“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女性建立的，男性不过是一群顽童……”上官家族一向来就由女人当家，男人是被呵护的蠢物，主要作用是传宗接代。

上一辈上官福禄和上官寿喜父子俩从身体到心灵都呈现出“孩童化”：

长相秀气，四肢无力，软绵绵的大脑袋耷拉着，无一不是保留着儿童的特征。

身体的软弱带来了精神的脆弱，这对父子完全听命于上官吕氏，即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是父子俩共同的母亲。

而下一代的上官金童则是家庭氛围和年幼丧父共同造就的“怪胎”：

患有恋乳癖，七岁时因为拒绝断奶而跳河，十几岁时仍然无法进食母乳之外的食物。

懦弱、爱哭、胆小、不负责任，作为上官家唯一的希望，他无疑是不合格的，却得到了母亲最多的爱意和姐姐们最大程度的牺牲。

在这种情况下，男女的性格特点和社会责任呈现出倒置的状态。

这种奇特的生存状态是如何产生的？

邓晓芒这样评论《丰乳肥臀》：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灵深处都有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

”莫言很认同这个观点。

莫言的性别观念本质上是为他的政治观念服务的，他之所以这样塑造上官金童的形象，是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下集体呈现一种去势化现象，男性特征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女性特质的盛行。

那个特殊年代带来的集体自我阉割使得知识分子放弃勇敢、直言以及坚持自我的男性特征，说真话变成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他们都是上官金童。

莫言希望通过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倒置警醒和唤醒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男性特征。

盖尔·鲁宾认为：

“性领域有其内在的政治、不公平性和诸种压迫方式，与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相同，性的具体结构形式在任何既定时空之下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他们充斥着既是蓄意又是偶然的利益冲突和政治操纵，从此种意义上讲，性总是政治性的。

”莫言特殊的“女性阳刚化，男性去势化”的性别意识是他消解中国传统的父权社会神话以及逃避近代中国动荡的时局下对于性的压迫和扭曲的方式，也反映了他对于本身身份受阻受限引发的焦虑。

在传统男性身份受到压迫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无奈选择了突出性格中的女性特质以逃避男性特质带来的风险，并且通过赞美女性气质以解放被遏制的创造力。

在谈起为何创作《丰乳肥臀》的时候，莫言曾谈起他在美术课上看到的一座母系氏族时代的雕像：

“乍一看这雕像又粗糙又丑陋：

两只硕大的乳房宛如两只水罐，还有丰富的腹与臀……”但是这样粗糙的雕像却引起了莫言浓厚的创作欲望，他“感到莫名的激动，仿佛抓住了创作的根本”。

作家天生的敏感使他下意识地寻找突破本身的性别意识以冲破语言和现有观念对于文学创作的束缚，固化的性属观念对于艺术创作是不利的，只有当主体是流动的、开放的，其艺术的疆域才能逐步扩大从而消解外部对于艺术创作的不利条件，这也是莫言特殊性别意识的来源之一。

三、结语

莫言《丰乳肥臀》中的“女性至上”主义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于女性群体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作为男性作家的性别意识。

他高度赞扬了女性的无私、伟大、坚韧、顽强等伟大品质，也歌颂了她们对于命运的抗争意识。

但是他对于女性的认识有着男性思维下的局限性，即“女性的意义与价值在于牺牲自己以成全男人”，莫言视野里的社会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是通过“杀母”来推动的，母亲牺牲了自己来成全子女，从而在社会意义上获得伟大，女性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

同时他笔下的女性抗争也没有摆脱男性话语权的限制，她们面目模糊，被大书特书的地方是乳房和臀部这种带有生殖意味的器官，行为被欲望充斥，显示出类似于动物的特性。

这种描写方法还是没有能够逃脱男性视域书写女性的桎梏，他的性别意识并不能超出男性作家臆想女性思维的常见模式，他笔下的女性是被加工过的、扭曲的女性形象；且他的性别意识本质上是为了他的政治思想服务的，歌颂、赞美女性身上的优秀品质是为了反衬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无能、去男性化，在这种书写模式下，女性角色实际上处于失语地位。

莫言的性别意识本质依旧是男性中心化，缺乏女性角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