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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2013年01月30日10:

19来源：

《经济研究》2012年9期作者：

胡永刚郭新强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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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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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

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

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关键词】居民消费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政府支出结构

　　一、引言

　　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热点。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再度趋热，首先因为增加财政支出究竟会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在理论上悬而未决。

在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中，政府支出增加被看作是总需求的外生增加，它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中增加产出和消费。

然而，根据当代标准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Baxter&King,1993;Campbell,1994）或新凯恩斯主义分析（Blanchard&Perotti,2002;Linnemann&Schabert,2004），政府支出增加导致的税负上升将通过财富负效应减少居民预期收入，从而挤出居民消费，这一结论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截然相反。

其次，增加财政支出究竟会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的许多实证分析结论也常常莫衷一是，不同学者使用不同检验方法有时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用同一方法考察不同国家有时也会得到不同结果。

　　尽管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但越来越多的实证分析（Galietal.,2005;Perotti,2007;Giordanoetal.,2007;Ravnetal.,2007）似乎表明，政府支出增加通常会挤入居民消费。

一些学者通过在标准的新古典或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引入消费习惯（Bouakez&Rebei,2006;Ravnetal.,2007）、拇指规则消费者、流动性约束（Galietal.,2003;Horvath,2009）、非李嘉图家庭（Coenen&Straub，2005）以及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相互替代或互补（Linnemann&Schabert,2003;Ganelli&Tervala,2009）等来解释上述事实。

另一些学者则在Barro（1990）的内生增长框架下通过将政府一部分支出引入生产函数或效用函数来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较具代表性的有Turnovsky&Fisher（1995）、Devarajanetal.（1996）、Chang（1999）、Turnovsky（2000）、Chen（2006）、Park（2009）等。

　　中国政府将较大一部分支出用于生产性建设，中国政府支出稳健地挤入居民消费等经验事实给了笔者较大启示：

如果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具有生产性，那么，其增加就不必如标准的新古典或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所示一定挤出居民消费。

政府支出增加在通过预期税负增加的财富负效应减少居民消费的同时，也会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和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大小的比较。

　　既然将政府的一部分生产性支出通过生产函数引入模型，那么，从生产性大小来考察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

然而在现有文献中，我们没有见到将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与政府支出生产性大小相联系的文章。

Kühn（2010）借助于价格粘性和泰勒规则，Ganelli&Tervala（2009）用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互补，Turnovsky（1998）则用内生劳动供给来说明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

Turnovsky（2002）虽然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推导出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但他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研究，并且在其模型中，居民消费是先降后升。

　　在将政府支出的一部分纳入生产函数时，一些学者（如Turnovsky,1995;Kühnetal.,2010等）将其处理为流量，另一些学者（如Arrow&Kurz,1970;Turnovsky,1998;Shiehetal.,2006等）则反对这样做，认为将政府在铁路、公路等基础实施上的投资看作一次性、没有积累的资本有违事实。

由于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合理性，我们在构造生产函数时，对二者加以综合，将政府的一部分生产性支出（如基础实施投资）看作存量，另一部分生产性支出（如教育、卫生等服务性支出）看作流量，在调和两派争论的同时，也使模型与实际更相一致。

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生产性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

　　国内学术界对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上（李广众，2005；刘永友、丛树海，2006；潘彬等，2006；申琳、马丹，2007；张治觉、吴定玉，2007；王文甫，2010），理论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的主要工作在于：

（1）尝试将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相联系；

（2）利用一个既包含流量也包含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证明了政府支出的生产性达到何种条件时会挤入居民消费，挤入挤出效应如何也取决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比重和一国税率水平；（3）推导证明了最优投资—服务性支出比重等于它们的相对生产性。

　　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中国财政政策和居民消费的经验事实；第三部分在Barro（1990）包含了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推导分析政府支出挤入居民消费所依赖的条件；第四部分对模型进行校准和数值模拟；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经验事实

　　为得到中国政府的支出规模、政府支出结构以及政府支出生产性等财政政策变量与人均消费增速、居民总消费等消费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对中国各种类型的政府支出项目进行划分，然后采用矩条件和非参数估计得到相应经验事实，为构建模型提供事实基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政府支出统计数据，各国一般将政府支出划分为两种：

一种根据政府支出的经济特征划分为资本支出和经常性支出，另一种则根据政府支出目的进行功能性划分，包括经济服务支出、社会服务支出、一般性政府服务支出以及其他支出等。

中国政府支出主要根据支出项目和支出功能进行划分，考虑到支出的生产性差异，本文将其具体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经济建设为主的投资性支出，包括能源、基础设施等的投资和开发；第二类是政府服务性支出，包括科教文卫、社会保障以及国防、公共安全等支出；第三类是政府消费性支出，包括行政管理费、政府雇员工资等。

一般认为，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具有生产性（Aschauer,1989;Munnell,1990;Finn,1993），可以直接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消费性支出不具有生产性，是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行而进行的必要支出。

对政府的服务性支出是否具有生产性尚存在争论，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用于科教文卫事业的支出有利于积累人力资本，并直接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能力（Devarajanetal.,1996），因而具有生产性，但对用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安全的支出是否具有直接生产性尚存争议，本文倾向于认为政府服务性支出也具有生产性。

　　表1基于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给出了1978-2008年间的各种政府支出类型、GDP增长速度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来源于中经专网统计数据库和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上述数据和表1可以得到：

（1）中国各项政府支出的总量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比重有所增加，而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则有所下降，政府支出规模总体较为稳定；

（2）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之间具有共动性；（3）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

　　表2给出了中国政府的支出规模、两类生产性政府支出比重及其生产性等财政政策变量与人均消费增速和居民总消费的矩条件，从中可以看到：

（1）政府支出规模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和持续性，与人均消费增速和居民总消费同期正相关，这一经验事实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的基本结论相悖；

（2）两类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与人均消费增速均呈同期正相关，不同的是，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的提高倾向于减少当期居民总消费，而政府服务性支出比重的提高则倾向于增加当期居民总消费，且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的波动性较大；（3）两类政府支出的生产性与人均消费增速、居民总消费呈同期正相关。

　　在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时，传统做法假定它们之间是线性相关的，这样做在使问题变得简单的同时也主观地将所有相关关系都处理成线性的。

近年来发展的非参数估计方法使我们可以避免上述主观先验性。

本文利用非参数核估计方法给出中国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的客观描述，核函数采用高斯正态分布形式，带宽为解释变量最大值XU与最小值XL之差的15%，即：

0.15（XU-XL）。

图1、图2和图3分别给出了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政府服务性支出比重和政府支出规模等财政政策变量与人均居民消费增速和居民总消费的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结果。

　　估计结果表明：

（1）就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而言，虽然人均消费增速与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存在部分正相关关系，但是该部分的样本拟合点很少，总体来看二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即总体上人均消费增速和居民总消费均与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存在明显的正线性相关关系；

（2）就政府服务性支出比重而言，虽然人均消费增速与政府服务性支出比重存在部分负相关关系，但是该部分的样本拟合点很少，总体来看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总体上人均消费增速和居民总消费均与政府服务性支出比重存在明显的线性负相关关系；（3）中国的政府支出规模与人均消费增速表现出“双驼峰”形态，而与居民总消费表现出明显的“单驼峰”形态，这意味着过高的政府支出规模倾向于降低人均消费增速和居民总消费，也就是说存在实现居民消费最大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

　　我们拟根据中国经济上述特征事实构建包含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并将模型结果与实际进行比较。

　　三、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

　　在将政府的一部分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时，一些学者（Turnovsky,1995;Kühnetal.,2010）将其处理为流量，另一些学者（Arrow&Kurz,1970;Turnovsky,1998;Shiehetal.,2006）则反对这样做，认为将政府在铁路、公路等基础实施上的投资看作一次性、没有积累的资本有违事实。

由于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其合理性，我们在构造生产函数时，对二者加以综合，在Barro（1990）的模型基础上将政府的一部分生产性支出（如基础实施等投资性支出）看作存量，另一部分生产性支出（如教育、卫生等服务性支出）看作流量，在调和两派争论的同时，也使模型与实际更相一致。

（一）家庭部门

　　下面，我们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三个角度考察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当政府的一部分支出以存量或流量形式作用于产出时，就有可能对居民收入和消费产生正面影响。

给定政府支出规模，当政府支出的生产性正效应大于税收的财富负效应时，私人消费可以随政府支出而增加。

　　根据式（20），政府支出总的生产性效应为：

　　也就是说，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相对比重等于政府支出的相对生产性。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关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结构的如下结论：

　　给定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当一种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相对比重小于其相对生产性时，该生产性支出比重的提高将挤入居民消费，反之亦反是。

当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相对比重等于其相对生产性时，居民消费增速处于最高路径。

　　显然，政府支出规模对居民消费存在征税产生的财富负效应和生产性正效应。

当正效应超过负效应（α＞τ）时，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将挤入居民消费。

不考虑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存量和流量划分，上述命题与巴罗（1990）的结论一致。

　　四、模型求解与动态模拟

（一）参数校准

　　根据参数的校准和估计结果（见表3）可以发现：

（1）中国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与服务性支出的相对比重（1.27）大于其相对生产性（0.80），根据命题2可知，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的提高将挤出居民消费，而政府服务性支出比重的提高将挤入居民消费，这一结果解释了图2、图3中的相关经验事实；

（2）中国的政府支出规模（0.188）小于政府支出的总生产性（0.38），根据命题3可知，政府支出的增加将挤入居民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图4中的经验事实，同时，也与国内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挤入居民消费的实证结论相一致（李广众，2005；刘永友、丛树海，2006；潘彬等，2006；王文甫，2010）。

（二）动态模拟

　　首先，我们利用MATLAB程序求解模型的竞争性均衡系统，得到居民消费、实际产出、私人投资和政府生产性支出等主要经济变量的最优动态路径，结果表明，模型经济中各主要经济变量均表现出增长趋势的同时，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政府服务性支出不断增加，且前者高于后者；私人投资表现出高于居民消费的增长趋势。

特别是，模型经济中的居民消费和经济总产出也呈“喇叭形”增长，即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模型结果与表1中的事实较相吻合。

　　图4显示了模型经济中政府支出的居民消费效应，即在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政府生产性支出结构和政府支出规模变动下居民消费的最优反应。

　　从图4（a）中可以看出，政府支出生产性对居民消费增速的影响随着政府支出生产性大小的变动而改变，当政府支出生产性达到一定程度（大约为0.33）后，政府支出生产性的提高将导致居民消费增速的持续上升，这与前文对政府支出生产性效应的论述相一致。

就中国当前0.38的政府生产性大小而言，中国财政支出挤入居民消费的生产性条件得到满足。

　　从图4（c）中可以看出，当政府支出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时（τ[*]=α=0.38），居民消费的稳态增速达到最大，低于该水平，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导致居民消费稳态增速提高，反之亦反是，这一结果与关于政府支出规模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图4（c）也在一定程度上模拟了图3中政府支出规模和居民消费之间的“驼峰”形态。

　　然而，通过仔细比较图4的数值模拟和图1至图3的经验事实，可以发现以下三点不一致之处：

一是模型经济没有模拟出政府投资性支出比重在（0.32，0.48）的主体区间之外与居民消费增速的“驼峰”特征；第二，模型经济没有模拟出政府服务性支出比重在（0.33，0.41）的主体区间之外与居民消费增速的“驼峰”特征；第三，模型没有模拟出政府支出规模与居民消费增速的“双驼峰”经验特征。

　　五、结论

　　通过构建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本文的分析表明，增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正负两种效应：

一是政府预算平衡约束下因征税产生的财富负效应，另一是政府支出可以提高产出的生产性正效应。

当正效应超过负效应时，扩大政府支出规模能够增加居民消费。

除政府支出规模的居民消费效应之外，我们还从政府支出生产性和政府支出结构角度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1）给定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和支出规模，在二者取值的一定范围内，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的提高将挤入居民消费。

（2）当一种生产性政府支出的相对比重小于其相对生产性时，该类政府支出比重的提高将挤入居民消费，反之则相反；当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相对比重等于其相对生产性时，居民消费增长最快。

（3）当政府支出规模低于政府支出生产性时，政府支出增加将挤入居民消费，反之则相反；当政府支出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生产性时，居民消费增长最快。

　　利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加以校准，我们发现，在中国，由于政府支出规模挤入居民消费的生产性条件得到满足，且目前的政府支出规模正处于挤入效应的临界值之内，扩张性财政政策依然具有刺激居民消费的作用。

同时由于支出规模已接近最优临界值，单纯靠财政扩张来拉动内需的潜力已经不大，刺激消费更大程度上需依赖提高支出效率、优化支出结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结论都是在政府支出规模外生给定条件下得到的，内生财政政策效应需另文考察。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意见，文责自负。

）

　　注释：

　　①这意味着本文的模型本质上也是一种AK形式的内生增长模型。

　　②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对企业的实际销售收入征收收入税（incometax）。

　　③数据来源的网址：

http:

//fbstaff.cityu.edu.hk/efkwli/ChinaData.html。

　　⑤我们也考察了折旧率取其他值时的模拟结果，整体看模型模拟结果对折旧率的取值不敏感。

　　⑥同时，我们采用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所表示的政府支出规模为0.177，采用该政府支出规模的模拟结果没有显著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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