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Q正传》看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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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Q正传》看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

从《阿Q正传》看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

　　摘要　越是经典名著改编越是艰难。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迅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仅有四部。

《阿Q正传》是较为典型的一部。

电影工作者虽竭尽才智，仍不免陷入这样或那样的误区。

电影改编的关键在于更新观念、拓宽内涵、进行审美的阐释和创造。

　　关键词　《阿Q正传》；鲁迅；小说；电影

　　鲁迅的作品作为人类文化的宝库，已经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群中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并通过文学艺术的各种媒体得到了传播和推广。

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

鲁迅的小说尽管早已翻译成数十种文字传遍全世界，但将其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为数甚少。

质量也不尽如人意。

对鲁迅小说改编电影的研究在浩如烟海的鲁迅研究中，似乎还是一个被人遗忘和冷淡的角落，这是很不正常的状况。

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一旦被搬上银幕，立刻不胫而走，其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书籍的出版和戏剧的演出。

由于历史的久远和时代的变迁，鲁迅作品在我国青少年一代中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隔膜。

将鲁迅小说更多更好地改编成影视作品，将成为新时期普及鲁迅、宣传鲁迅的重点举措和极好方式。

　　在世界各国的电影生产中，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和很重要的地位。

而且“越是经典名著改编越是艰难”，这似乎成为中外电影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

这是因为：

电影不同于小说，改编与原著也不是一回事。

　　电影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类别的艺术。

小说是一种语言艺术，其基本结构原则是时间，通过错综的时间顺序来形成叙述，并通过时间的演变造成读者心理上的空间幻觉。

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其基本结构原则是空间，它通常采用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调度形成叙述，并通过空间的变化造成观众心理上的幻觉。

电影改编与小说原著是不同样式的艺术品类。

从创作构思开始，它们有各自的审美规律和表现方法。

正因为这样，美国导演理?

布鲁克斯认为：

“小说和电影叙述故事的手段迥然不同，除非把书放在摄影机前，把文字一页一页拍下来，否则，任何一部小说在改编时都必须改头换面。

确实如此，一部好小说的标志就是没有改动成不了好影片。

把一部小说一场场地拍成影片，这部影片也成不了好电影。

”他认为如果要在银幕上获得成功，必须根据电影的要求，对原著，即使是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整个地进行彻底改动。

　　鲁迅先生的小说更是匠心独运、独树一帜的，以“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震撼了世界文坛。

其语言精练含蓄，外冷内热，意在言外，发人深省。

常常用极为简约的笔墨，点化出博大精深的思想。

如何通过电影化的处理，准确无误地传达出原著的艺术思想，显示原著的人物基调，保留原著的风格神韵，这绝非轻而易举的事。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鲁迅指出：

电影改编，其原著首先必须具有“电影的要素”。

他曾明确地表示：

“我们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

”

　　改编是极富创造个性的精神活动。

一切艺术都是创造。

电影改编是融注改编者创作个性的创造性活动，具有独立的品格。

所谓“忠实于原著”，实质上不过是改编者“忠实于”自己对原著的理解。

改编不是对原著的图解和复述，而是一种阐释和创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同的改编者对同一文学名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从而改编出不同的版本，使之多次搬上银幕。

由此看来，电影改编不仅不会抹杀和抑制改编者的创作个性，相反，在这个领域里，不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艺术家，只能成为失败的改编者。

　　改编者这种极富个性的创造活动体现在主题的深化、性格的开掘、情节的处理、角度的选择等多个方面。

鲁迅先生在世时，一再不同意将《阿Q正传》搬上银幕，并不是因为要“保护阿Q”，或认为自己作品有“不得改作剧本的高贵性质”，而是由于当时如王乔南等人歪曲原作精神，将《阿Q正传》做了许多随心所欲的生发和篡改，以至为了迎合“须偏重女脚”的时尚，将作品易名为《女人与面包》。

其实，鲁迅对忠实于原著基础上的再创造是极赞赏的，他认为袁牧之的《阿Q正传》改编本“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

”

　　从接受看，电影是一次性作用于观众的审美对象。

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可以多次地反复地品味文学形象，并通过自己富有自由度和灵活性的想象去补充、丰富、完善。

每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自己的阿Q。

而这些形象一旦搬上银幕，就被描绘得详尽分明、清晰可辨。

不论哪个观众，都在自己的脑海中烙印上“这一个”具体实在的形象。

而且观众在看电影时，是一次性作用于视听感官，稍纵即逝。

即使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电影改编也是一门具有创造性的学问。

改编者必须按照观众欣赏电影的特点和规律，运用自己的电影语言和电影手段创造一个为观众喜闻乐见的银幕世界。

　　鲁迅的小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语言也比较含蓄。

30年代的文艺评论家王冶秋在《阿Q正传――读书随笔》中认为：

“这篇名作，绝不是看一遍全能消化的。

”他还具体而微地描述了看《阿Q正传》14遍的不同感受。

而欣赏电影时，不可能像阅读小说那样，反复地细细品味和揣摩，改编时，必须考虑到电影欣赏的“稍纵即逝”的一次性特点。

　　改编像鲁迅小说这样的名著确实有许多困境，电影工作者在改编上述鲁迅作品时，竭尽才智，力求摆脱困境，但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免陷入误区。

让我们着重寻求一下改编者们在这方面留下的轨迹，以求得比较深入地评价和探讨这些影片的优劣和得失。

　　电影改编要求对原著进行彻底改动，打乱原著的均势，予以电影化的处理。

然而，作为一个门类的经典作品，往往在形式与内容结合上至善至美，具有一种“坚不可破”、严密有序的结构稳态，达到不可重新配置的地步。

这种二律背反使不少电影改编作品在“既要像原著，又要像电影”二者之间产生了错位，陷入了误区。

　　观众或读者作为接受主体，在欣赏和评价艺术作品中，往往显示出强烈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使人们在艺术接受过程中一旦产生固有稳定的价值评判，就会形成一种执拗的审美心理定势。

特别是一部成功的经典之作，不仅作品本身具有一种坚固的结构稳态，而且其特定的门类、样式、内容、结构及表达方法也在欣赏者的心目中构成了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成为难以逾越的审美定势。

这种接受过程的心理定势有时甚至达到逆反的程度。

人们对由名著改编的电影，一方面期望值很高，另一方面对原著又有一种审美定势。

而且，每一个读者对原著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都“先入为主”地在脑海中打了“这一个”形象的烙印。

与原著稍有逾越，甚至是与观赏者对原著的理解稍有不同，观众就难以接受。

这种欣赏过程中的错位现象，也人为地导致名著改编往往是既吃力又难以讨好的境况。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并且“早已博得全世界的喝彩”（法国学者西蒙-莱斯语）。

尽管鲁迅一再不主张将《阿Q正传》搬上银幕，并断言“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演的”。

夏衍也在《杂谈改编》中写道：

“直率地说，最少是我，还没有改编《阿Q正传》的功力和勇气。

这件工作，我觉得十分不易。

鲁迅先生在世看了两个改编的话剧剧本之后，曾亲自和我说过，《阿Q正传》不宜改编剧本。

我的体会也认为要在舞台或银幕上表现阿Q的真实性格而不流于庸俗和‘滑稽’是十分不容易的。

”但许多文化人面对这一世界名著仍不由得怦然心动、跃跃欲试。

据说，鲁迅在世时，日本已有人改编过《阿Q正传》。

1957年香港长城与新新影业公司将《阿Q正传》搬上银幕。

1981年，上海电影制版厂摄制的《阿Q正传》更是作了较成功的尝试。

这部电影以鲁迅在严寒的黑夜中沉思为序幕，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严肃而深沉的风格基础。

编导着力于精神胜利法的剖析，追求宁可笨拙、不使油滑的艺术效果。

其中有一场戏发挥电影手段的优势，对阿Q式的革命做出形象的批判：

阿Q身着皮袍、马褂，头戴缎帽，端坐在太师椅上，代替赵太爷在未庄的地位，要所有的人都听候“Q老爷吩咐”“喜欢谁就是谁”。

近于荒诞的手法和动用电影特技的夸张拍摄，使观众看到了阿Q一朝有权有势，便大捞“女子玉帛”的小私有者的占有欲，使影片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

按理说，《阿Q正传》能改编到这种程度已不容易，但对名著改编价值评判的苛严和观赏者的审美心理定势，仍让许多观众觉得同自己想象中的那个阿Q有差距，或者感情上有别扭。

尽管严顺开在这个影片中的表演很有分寸感，从始到终不卖弄噱头，不肆意夸张。

但观众的脑海中对严开顺已深深打上“滑稽可笑”的印记，这一定势造成误导，认为他表演的阿Q同样也是滑稽可笑的。

所以，笔者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所熟悉的滑稽演员来扮演阿Q，效果也许会更好一些。

　　世界上一些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往往多次被搬上银幕。

鲁迅是举世公认的小说大师，但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其数量之少，在世界各国中是鲜见的。

这只能说明，我们在鲁迅小说改编这一领域内，还有许多人为设置的障碍和误区。

　　怎样才能走出鲁迅小说改编的困境呢?

我以为，关键在于观念的更新，也就是对“电影改编”应予以比较宽泛的理解与界定。

电影改编，既然是“编”，固然须忠实于原著，使它像原著；既然要“改”，更应当进行再创造，使它是电影。

但“忠实于原著”和“电影再创造”是矛盾的对应物，在具体的改编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此消彼长。

在过去较长时期内，我们过多强调了“忠实于原著”这方面，并且把“忠实于原著”的内涵做了许多限定，使电影改编往往成了照搬原作，窒息了改编中不可或缺的创造精神，这是不足取的。

对此，美国当代电影研究家斯托利?

梭罗门曾以改编莎士比亚剧作的电影为例，尖锐地指出：

“如果可见的画面只是重复莎士比亚已经描写过的东西，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以为：

电影改编，包括对名著的改编，重要的是电影化的再处理和改编者的再创造。

所谓“忠实于原著”，实质上也只能是改编者“忠实于”自己对原著的审美理解，其内涵主要是把握和体现原著的风格神韵。

有些改编者即使把“以电影手段为依据的再创造”强调到极致，把“忠实于原著”相应降低到只是把原著作为“改编的引子或故事框架”，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改编，因为它有利于改编的电影化和个性化，有利于改编者主体创造精神的飞扬。

　　从现代意识出发，重新发掘鲁迅小说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拓宽鲁迅小说影视改编的天地，应是一个值得探讨且富有现实意义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