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对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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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对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论近代教会医药事业对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资助项目“教会医学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项目编号：
2011wc023）阶段性成果之一。
摘要：
伴随近代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迅速发展，西医学被广泛介绍到中国并对中国传统医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中国统治者、士大夫及医药从业人员对来自西方医学的挑战予以了积极的回应：
从开始了解西医知识，接受西医治疗，允许传教士开办医药事业，到中国人自己开办西医药机构，改革医药卫生制度，从而拉开了中国医学现代化的序幕。
关键词：
近代；基督教；医学现代化
中国医学现代化是指从建立在经验和玄学基础上的“传统医学”向建立在实验与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转化，这一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而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则是指西方近代医学传入中国，并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中西冲突”之后，逐步在中国医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在华医学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促使了中国医学早期现代化。
如费正清所言：
“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示范和教授的结果。
”①
一、西方医学日益为中国人所认同
继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国家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国力迅速增长；而中国却仍然在传统的君主专制体制下缓慢发展，国力日渐衰弱。
西方国家为了在中国扩充市场，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华；而传教士要立足于中国，又不得不借助医药这一手段。
因为免费而有效的医药活动可以打消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怀疑与恐惧，而“上帝的仁慈”又遮掩了掠夺者的凶狠与贪婪。
医学史家王吉民指出：
“基督教医药事业从开始就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美帝在华教会协会曾有如下主张：
‘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
医药是基督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
②在这一观念的驱使下，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医学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开展“设立医院或进行医学教育”等医药事业，从而大规模地把近代西方医学输入到中国。
起初，中国人对医学传教士及其活动心存怀疑与恐惧，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还没有完全消除。
在民间流传着关于传教士的谣言，如蒸食幼儿、以迷药诱人入教、以媚药淫亵妇女、挖眼剖心以入药、解剖尸体或制作人体标本等，③因此许多传教士被认为是邪恶之人，而教堂被视为恐怖之地。
然而，医学传教士早期的施医送药活动均免费，且兼以救济贫病。
这对一般穷苦人而言无疑具有一定的诱惑力。
他们在无钱治病的情况下，比较愿意尝试这种免费治疗。
久而久之，各种传言和误会就消除了，而传教士医生的仁慈和高明的医术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到传教士开办的诊所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例如，伯驾在广州的新豆栏医局开张六个星期就有450人前来看病。
④由于越来越多的民众推崇西医，一些曾对西医和西方人（传教士）心存“疑忌”的士人甚至官吏也逐渐改变其成见，当他们或亲人患病而中医治疗无效时，也会选择到医学传教士开设的诊所或医院就医。
所以，在伯驾的医局里，不只是百姓前来排队就医，就是县、省等各级官吏也只能如百姓一样排队候诊。
就连一直痛恨洋人的林则徐也间接地请求伯驾为其治病。
由于受“华夷之防”观念的束缚，林则徐虽患疝气，却不愿意亲自去请伯驾为其治疗。
而是委托一名高级行商带信给伯驾，请求他翻译《各国律例》，附带请求他开列戒除鸦片的药方和治疗疝气的方法。
伯驾送给林则徐一副疝带，林则徐的病情有所好转。
从此，林则徐打消了对西医的疑虑。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伯驾在广州重开医院。
1843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驾的医院看病，并对医院赞不绝口。
事后，耆英还给伯驾赠送了两块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
官吏对伯驾医药活动的默许表明中国社会的上层已开始接纳西方医学。
晚清重臣李鸿章对西医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李鸿章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接触到了西医，但当时却是漠不关心。
直到1879年，李鸿章对西医的态度才开始改变。
是年，李鸿章夫人患病，李氏遍请天津城内外的中医国手诊治，总共延请了17名中医，其夫人的病不仅未能治好，反而加重了，几乎死去。
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所请之人都是庸医，于是请求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子明代请西医。
结果请到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马根济等给李夫人治病。
在马氏等西医的治疗下，李夫人的病迅速好转并得以痊愈。
马根济不仅治好了李夫人的病，还为李鸿章衙门内其他一些人治好了疾病。
马根济的高超医术，赢得了李鸿章的好感，李鸿章也因此改变了对西医的看法，并从此开始“笃信洋医”。
⑤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对中国西医的发展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他捐资给马根济创办医院，并允许他在医院传教。
这对基督教传教士而言，是一次传教事业的成功；这对中国而言，是中国政府支持西医事业的开端。
除资助医学传教士开设医院外，李鸿章还对医学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医学教育事业予以支持。
如1887年香港西医书院创办时，李鸿章不仅是书院的名誉赞助人，而且他还“于1899年覆函西医书院掌院以示支持”。
⑥李鸿章还开创了官办西医院的先例。
1879年，李鸿章出资由马根济在天津开办医院——“阁爵督部堂施医处”。
医院设有候诊室、病房、药房等，设备比较先进。
1888年马根济去世后，该医院由英国伦敦会买回。
此后不久，李鸿章在天津地方乡绅的资助下，又建立了一所新的官方医院——天津总督医院。
在创办北洋海军过程中，李鸿章以天津总督医院为基地，在海军各口建立了一系列的海军医院。
在创办医院的同时，李鸿章还开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北洋医学堂。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医学堂，它一直持续至1933年停办。
它培养了不少陆、海军军医。
他们对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官办医学教育乃至医药卫生的发展都作出了贡献。
李鸿章除了发展西医事业以外，还在许多场所赞扬或宣传西医。
在天津总督医院开业之际，李鸿章当着英、德、俄、美等国领事和中国民众的面发表演讲“对外国医术给天津人民带来的好处表示赞赏”。
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曾对美国教会人士在华设立医院表示赞赏，他还希望教会向中国“派遣更多的医学传教士”。
⑦由于马根济医治好了李夫人的病，此后李鸿章便大胆地请西医为其幕僚乃至宫廷人员治病，他曾请西医给醇亲王奕譞治病。
这些活动无疑扩大了西医在中国的影响，同时也消除了中国上层社会对西医的误解和抵触。
从而有利于西医事业在中国的发展，为中国医学现代化开创了条件。
二、中国传统医学遭到质疑和批判
医学传教士在华的医药活动广泛地为中国人所接受必然会动摇传统中医在中国医学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但是，对一般民众而言，接受西医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排斥中医，谁能医治好他们的疾病他们就相信谁，因此他们不可能从科学的高度去质疑传统中医，也不可能对传统中医提出批判。
李鸿章等晚清官僚虽然也接纳了西医，但他们却不排斥中医。
真正对传统中医提出质疑和批判的是如下三种人：
（1）那些较早接触西方医学的传统中医学家，通过潜心钻研，发现传统医学存在诸多问题，于是予以揭露和批判；
（2）那些在教会医学院校或国外（尤其是留日学生）学习西医的人，他们在深入掌握西医学之后，对中医的某些认识和做法难以理解和接受，于是主张废止中医或改造中医；（3）那些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较深的文人，他们对西医未必精通，但他们有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他们对中医的批判尤为尖刻。
王清任是第一个方面的代表。
王清任及其著作《医林改错》，被认为“冲出了传统的中医学术的哲学基础”，引发了一场中医学术在方法论上的革命。
⑧王清任于1830年刊行《医林改错》，作为一名中医，他谙熟中医的理论与实践，因此他对传统医学的批判更有针对性，而不是泛泛说理。
他在文中指出：
“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人夜行。
”“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后人遵行立论，病本先失。
”⑨其中“脏腑错误”、“病本先失”这八个字表达了他对数千年来中国医家所奉行的“循法守度”做法的不满。
在书中他还“指责历代医家奉为圭臬的《内经》自相矛盾，连篇累牍地攻击歧伯、鬼叟区、扁鹊等误人非浅。
”⑩他主张通过解剖或实践观察认识人的脏腑，而不是记诵前人的经典著述。
这从方法论上对传统中医是一次大胆的超越。
当然，在当时西方医学还没有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没有得到医界的认同，相反却被认为是异端。
因而其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冲击并不明显。
吴汝纶、汪大燮、余云岫是第二个方面的代表。
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
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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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在近代对中医提出挑战并主张废止中医的人当中，留日学生最多，汪大燮、余云岫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日本作为汉文化圈中的成员，中国传统医学（“汉方医学”）一直在日本占主导地位。
16世纪以后，西方医学逐渐传到日本。
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翻译介绍荷兰医书提倡西医，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当时把从荷兰传入的医学称为兰方医学或“兰医”。
此后，日本发生了“汉医”与“兰医”的论争。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全面接受西方文明，也实施了一系列废止中医的措施，此后日本医学得到了全新的发展。
日本废止“汉医”的作法对留日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经留学日本的汪大燮在民国初年任教育部总长，在“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之后，在接见要求为学会立案的北京中医学会代表时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
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这不仅表明了他废止中医的决心，也反映了要为“中医学会”在国民政府立案也是不可能的。
余云岫反对中医也十分坚决，还在日本学医期间，余云岫就发出“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慨，立志回国后也要革除旧医。
1914年，余云岫发表了著作《灵素商兑》，开始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全面批判。
他指出：
“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
”“灵素之渊源，实在巫祝”，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
总之，其主要思想是全面否定中医，认为中医是“杀人之祸首”，“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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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会议，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的议案，并获得会议通过。
虽然，余云岫废除中医的思想并非直接来源于基督教传教士，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繁荣，的确给这种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鲁迅、郭沫若等是第三个方面的代表。
鲁迅和郭沫若都有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经历，而且后来都弃医从文。
在他们早年的著作中，都曾经流露出对中医的不满甚至批判。
鲁迅1902年至1909年留学日本，在日本期间，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1904年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
西医的熏陶，再加上早年在家乡目睹中医何廉臣给父亲治疗疾病过程中的一些荒唐事情以及中医治疗无效而使其父亲痛苦不堪的记忆，而产生了对中医的不满。
因此，他在《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都进行严厉的批评，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郭沫若1914年到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习西医。
由于所学之西医为西方近代科学之一部分，推崇科学的思想倾向，促使他对西医产生好感，而对代表“旧文化”的中医却痛恨而加以鞭挞。
这种态度，在他的言论中时有流露。
即便到了1944年，郭沫若曾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谈“中医科学化”问题。
他指出：
“首先要对中医大夫进行‘再教育’，需要学习全部的西医教程方准行医。
”“只是（中医）文献上的问题，与行医无关，在医学院里不作必修科目，只须有志者作为研究问题。
”言下之意就是中医理论没有临床指导意义，应束之高阁。
他还说：
“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
”鲁迅、郭沫若等代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对西医推崇而贬抑中医的观点与他们早年直接学习西医不无关系，但同样与20世纪初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繁荣及其本土化对中国医学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不无关系。
上述各个方面对于中国传统医学的质疑和批判，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决策，最终上升到国家意志，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两次“废止中医”的政府行为，当然也引起了中医界的抗争。
第一次发生在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之后。
此次会议制定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决定大学中设医科，专门学校中设医学专门学校和药学专门学校。
11月，教育部根据这两个法令又制定了具体的“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医学设48个科目，药学设31个科目，但是都没有中医药学的内容。
1913年1月，教育部又公布了“大学规程”，医科分为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设51个科目，药学门设52个科目，仅药学门中有中医药学及实习两科。
这表明，中国医药学正式被排除在国家教育系统之外。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医界的强烈抗议，从1912年底到1914年初，上海、福州、广州、南京、香港等地中医界人士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中医药团体，创办中医药刊物，从理论上对争取中医的合法地位进行呼吁，从实践上通过开展中医药教育等活动来与政府抗争。
第二次废止中医的政府行为发生在1928年底到1929年3月。
1928年11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卫生部，下设总务、医政、保健、防疫、统计五司，另设中央卫生委员会为设计审议机关，12月1日政府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规定省设卫生处，市设卫生局，卫生行政系统正式确立，这一新的卫生行政体系仍然把中医药排斥在外。
1929年3月23日至25日，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卫生委员会，共50余人参加，但其中却没有一名中医界的代表。
大会共计讨论40多个议案，涉及到中医的议案有4个，其中坚决主张废止中医的议案就是其中之一，那就是中国医药联合会上海分会主席余云岫所提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
余云岫在提案中举出废止中医的四点理由，并说“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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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可见，其反对中医态度之坚决。
会议对这四项提案的处理结果是：
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余云岫等提出的有关中医议案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动，引起了一场更加声势浩大的中医界抗议活动。
综上所述，由于基督教在华医药事业的发展，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西医教育或接受西医的“恩惠”，人们已逐渐消除了对西医的恐惧与误解。
从百姓到官僚、从社会到国家，在接纳西医、学习西医、效仿西医的过程中，开始排斥传统的中医，不断提出废止中医的主张甚至上升到国家行为。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有来自中医界的抗争，他们为争取中医的生存而奔走呼号。
但，这只局限在中医界，对广大民众而言，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疗效”，对“政策”、“科学”等与之日常生活联系不大的事情似乎不太关心。
所以，在这场废止中医与维护中医的斗争中，废止中医一派因有政府的支持和较广的群众基础，最终占了上风。
政府废止中医的动因和结果是要发展西医。
因此，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西方医学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
这一“弃旧从新”的过程，也正是中国医学现代化的重要内涵。
三、现代医学体系在中国的确立
在传统中国，用以治病救人的医学只是沿袭“歧黄仲景”之术，虽然在历朝也有域外医学的传入，但其传统与精髓却数千年未有变化。
而中国传统医学（包括医药卫生体制）发生变化，是在近代以后的事。
随着西方医学在中国影响的逐步加深，中国的医学体系在器物、制度、知识及观念等各个层面，在医疗、医学教育、卫生行政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左右的中西医的交流与融合之后，中国医学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到20世纪30年代，一种全新的医学体系在中国基本确立，中国医学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1.现代医院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医院最早是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医院，从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眼科医局起，到20世纪20年代教会医院已遍及除西藏、青海以外的全国各地。
据统计，1919年中国共有教会医院326所，分布在22个省，237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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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这些由教会开办的医院一般都能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医学知识来治疗疾病，因此教会医院是西医输入中国的最早窗口。
例如早在19世纪40年代，伯驾就能用世界最先进的麻醉剂乙醚、氯仿等实施手术，而这些技术从开始在欧洲或美国使用到传入中国也只三五年时间。
由于教会医院采用西医治疗见效快，再加上传统中医无法企及的外科手术，使教会医院很快赢得了人们的认同甚至赞誉，一些官绅捐资建设教会医院以答谢其治病之恩，一些有权势的人出资兴建新式医院。
此外，那些早年在教会医院、医学院校或者在国外学习西医的中国人，也开始创办医院或诊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开始出现了官办或私人开设的新式医院或诊所。
在中国最早开办西医诊所的人是黄宽，他在英国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后，于1857年回国，次年在香港开办诊所。
又如晚清重臣李鸿章曾出资由医学传教士马根济创办了天津总督医院，在创建北洋水师过程中又在各军港建立了北洋海军医院。
最早的官办医院则出现在清政府新政时期，1906年和1908年，清政府相继在京城仿照各国在京官医院（教会医院）建立了内城官医院和外城官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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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在民间，社会力量也开始创办医院。
1872年由香港当局和民间力量共同出资建立了中国首家华人医院——东华医院。
这家医院最初全靠中医治疗，但医院董事会聘用了一位经香港西医书院培训的华人担任院长之后，西医在该医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进入20世纪以后，在非基督教运动和反帝浪潮中，更多的西式医院诞生并迅速发展起来。
如20年代广州的梁培基，他曾说“广州的一些著名医院如博济、柔济等都是外国人办的，带有慈善性质，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自己办医院呢？
”在这一动议下，广州社会名流纷纷捐款创办了“珠江颐养院留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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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又如杭州的韩清泉，当他还在杭州读书时，因看到广济医院不公平对待华人，极为愤慨，1911年，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与留日同学厉绥之、汤尔和等人创办了杭州第一所中国人创办的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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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时至30年代，中国人开办的西医院已遍及全国各地。
据国民政府统计，1937年中国有医院1025所，病床31095；在医疗技术和设备方面现代化水平也较高，其中拥有x光机的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分别达到50%和32%。
这些医院大部分为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开办的医院，在1025年医院中，教会医院只有192所，约占19%。
这些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大多是按照教会医院的模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且得到了医学传教士不同程度的支持。
费正清就指出：
“中国官员越来越频繁地向兼行医术的传教士征求有关公共卫生、卫生措施、房屋建筑、供水、政府医院和医学教育等方面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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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每当决定建立医院之前，当地官员还要参观教会医院，然后提出方案，或者直接聘请传教士参与医院的设计和建设。
如袁世凯在创办北洋女医院时就在传教士金韵梅的建议下聘用了英国的卫淑贞。
这表明，中国新式医院的建立与医学传教士的直接帮助和教会医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虽然教会医院在数量上较本土医院相对要少一些，但是其规模、设备以及医疗技术仍然处于优势地位。
例如在湖北，1937年共有医院185所，其中教会医院只有19所，除了梅神父医院、汉口协和医院、武昌省立医院之外，其他医院都无法与教会医院相比，许多医院医护人员只有1个或2个人，病床数量大多数不足30张。
这又表明，教会医院在近代医药卫生资源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仍然在近代中国医药卫生事业中发挥着引领方向的作用。
2.现代医学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的现代医学教育也是从传教士开始的，从广州博士医校的建立到20世纪30年代，全国共有教会医护学校140多所。
这些教会医学校在学制、课程设置等方面都给本土医学教育提供了参考。
早在洋务运动期间，1867年清政府就在同文馆设立科学系，开始讲授西医知识；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医学馆（1894年改为北洋医学堂）；1902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北洋军医学堂，都是仿教会医学校建立起来的。
新政时期，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大学堂章程》，其中医科大学分为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设29门课，中医学作为其中一门且摆在首位；药学门设17门课，中药材作为其中一门亦摆在首位。
按照此章程，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医学实业馆，1904年改称京师专门医学堂。
医学实业馆开设解剖、生理、内外科、妇科、公共卫生科、眼耳鼻喉科、细菌及动物学等西医课程，馆内还有许多西医书籍，如《内科全书》、《西医五种》、《西医内科理法》、《西医妇科》、《西药大成》、《西药表》、《八科撮要》、《西医全体生理图》等。
从课程设置以及这些书籍可以看出，这是中国第一次全面引进西方高等医学教育体制的一次实践。
1912年11月，根据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教育部制定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医学设48个科目，药学设31个科目；1913年1月，教育部又公布了“大学规程”，医科分为医学门和药学门，医学门设51个科目，药学门设52个科。
这同样是一个西医教育的章程，但其中几乎没有中医类课程。
此后，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
如1912年北京成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改为北京医科大学，1928年改为北平大学医学院）、杭州成立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苏州成立江苏医学专门学校（1927年并入上海医学院），1916年保定成立省立直隶医学专门学校，1926年广州成立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
与此同时，一批私立医学校也相继产生。
1909年，广州创办私立广东公医医科专门学校，1912年张謇创办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15年创办私立北京协和医学校，1918年上海成立了同德医学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医学院前身）、1926年上海郭琦元创办私立东南医科大学等。
至1932年，全国较有影响的西医学院达27所，其中公立（国立、省立、军医）11所，私立（包括教会医学院）16所，学生人数共计达352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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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医教育的发展，教会医学教育同样是先导，它不仅提供了课程方案，而且还提供了师资；不仅部分医学传教士自身担任中国西医学校的教师，而且教会医学校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西医教学力量。
例如，1871年清政府就聘请北京双旗杆医院的德贞为同文馆讲授生理学，此后，卜世礼（bushellsw.）、德秀、满乐道（robertcoltman）等医学传教士也在同文馆进行医学教育。
李鸿章1881年创办北洋医学堂也是在传教士马根济的建议和支持下创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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訛此后中国政府和地方官办的医学教育以及一些私立医学教育，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医学传教士的支持。
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的医学院校中有1/3是教会医学院校，无论在办学设施还是在办学规模上与公立或其他私立医学院相比都要优越。
教会医学教育事业为近代中国医药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是当时乃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医药事业的中坚力量。
3.现代卫生行政体制的确立
中国医学现代化的核心的部分就是现代卫生行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中国现代卫生行政的确立是仿日本内务省卫生局而设立的，表面上看不出有传教士参与的痕迹。
但日本现代卫生行政又是效仿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的体制。
对传教士而言，他们对这种现代卫生行政体制是相当熟悉而且乐意支持的，尤其是海港检疫及其他公共卫生领域，表现尤为突出。
从卫生行政方面看，中国在清末以后就逐步建立起了现代卫生行政体制。
1905年9月，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分设五司十六科，其中警保司下设卫生科。
卫生科职掌为考核医学堂之设置，考验医生给照，并管理清道、防疫、计划及审定一切卫生、保健章程。
这是我国政府机关的名称里第一次出现“卫生”一词，即第一次出现专管公共卫生的机构。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厘定官制，设民政部下属五司，其中包括卫生司，卫生司下设三科：
保健科，职掌为检查饮食物品、清洁江河道路、贫民卫生及工厂、剧场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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