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制困境被艳羡的金条 受质疑的分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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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制困境被艳羡的金条受质疑的分钱

城中村改制困境被艳羡的金条受质疑的分钱

2012年09月07日

余家头村耗资3400多万元给上千名村民每人发一根价值3.6万元的金条。

此举引发外界强烈关注，据称税务部门甚至也“登门造访”。

（东方IC/图）

发金条的余家头村并非外界想象中那样皆大欢喜。

相反，许多村民，甚至村干部，都有诸多不满与苦恼。

这个村庄，与无数因土地而暴富的城中村一样，深陷改制困境。

2012年8月27日，武汉市余家头村为纪念村庆20周年向1001名村民分别发放一根价值3.6万元金条，这让余家头村一夜成名，坊间纷纷冠之以“中国最富村庄”等称号。

不久，湖北余家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余家头公司）监事会主席胡小清收到来自美国的短信，一位朋友问起这事，他才意识到，“全世界都知道了”。

很快，公司便对发金条的事讳莫如深。

9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刚提到“金条”二字，余家头公司一名财务人员就大声抱怨，“村里穷的时候没人理，（发金条）消息一出，税务部门就来了。

”

对余家头公司来说，金条带来的麻烦并不只有外界的围观。

更糟糕的是，余家头村内部因城中村改造引起的多年利益纠葛，因为金条而再次浮出水面。

从种地到卖地

之后三次“发钱”，皆是在村里卖地之后。

余家头村地处武昌、青山、洪山三城区交会处，是典型的城中村。

因为城中村改造，多数人搬走了，另一些人，则躲在那些等待拆迁的房子里。

村里随处可见废墟和老旧的店铺。

2005年，因城中村改造，余家头村改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村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一千多村民作为公司股东持有100%股份。

邓训才便是余家头公司股东之一，持有近10万股。

他年过七旬，最近一些年什么也不用做，每月可从村里领取1050元生活费，全年还有近3万元的旅游与过节费。

早些时候，他在村办企业工作，月薪150元。

由于地缘优势，余家头村民一直以蔬菜种植为生。

蔬菜直供市区，收入颇丰。

自有村子以来，这一直是村民们营生的主要行当。

但很快，随着城市的发展，许多菜地上长出来住宅或商厦。

1992年，全体村民筹资，在村子临街建商业门面，一年创收三百多万元。

一年后，村里“武汉和平家庭用品大世界”投入使用，当年的销售额便高达1.2亿元。

同年，余家头村投资一百多万元，建成武汉市第一家大众专用维修中心。

随后，金属材料市场、家具城等相继建成。

据《长江日报》报道，余家头公司的前身是行政村的几个工厂。

最初产值不足800万元，后发展成为总资产达4亿元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销售收入超过7亿元。

主要收入来源即为房屋出租、土地经营。

村民们先前靠种地或自家房屋出租过活，有的租为商铺，有的租做仓库，这些人挣的钱要多过现在领取的生活费。

邓训才属于改制的受益者，有的人则“越改越差”。

村民姜还荣家房子近1100平米，其中仓库300平米，家庭收入主要是房租，一年收入十四五万；而改制之后，房子被拆，还建房只有800平米，公摊面积占27%，姜算了笔账，家庭年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二。

改制后，村民最大的受益来自公司“分钱”。

邓训才回忆称，2005年改制以来，除了生活费，他领过4次钱，合计约24万。

第一次是改制时，村民可用3万股换3万元现金。

也就是说，村民以每股1元的价格“套现”自己所持有的余家头公司的股票。

当时“套现”了的人没有预料到，一场靠卖地发大财的财富盛宴即将拉开序幕。

之后三次“发钱”，皆是在村里卖地之后。

“村里历经两次大的卖地。

一次是城中村改造，卖地所得13.48亿元。

另一次是二七长江大桥征地款，款项不明。

”村民、股东范建明说。

武汉市土地交易中心文件显示，城中村改造13.48亿的卖地款中，有6.45亿用于安置补偿，7.03亿用于还建房建设。

有股东多次申请二七长江大桥征地款项明细，相关部门告知还未出台。

卖地，亦成为引发余家头村资产争议的导火索。

余家头的土地现在已经卖到“所剩无几”，村民们想知道卖地款的明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东方IC/图）

资产之谜

武汉洪发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结果是：

余家头村市场价值约1.5亿元。

然而，《湖北日报》曾报道称，2002年，余家头村集体资产达到4.5亿元。

2005年余家头村实施集体经济组织改制时，村民们最为关注的是，余家头身家几何？

武汉洪发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结果是：

余家头村市场价值约1.5亿元。

然而，《湖北日报》曾报道称，2002年，余家头村集体资产达到4.5亿元。

这便引发了村民们的极大怀疑和不满。

“大家觉得评估的资产严重缩水。

”股东姜还荣记得，愤怒的村民们彼时要求公开10年来村级财务明细，并罢免村委会主任。

除此以外，村民们还要求公开村里重点企业收益情况、村里地产项目的原始合同与手续，以及两委干部个人收入情况。

然而，村委会并未回应村民要求，以致2005年村民不断上访。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内参调查，记录了一位村民代表的遭遇。

她是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成员，她曾提议先公开村里财务，再考虑资产量化方案，但未被采纳；随后，她的办公室锁被换，所有材料包括废纸不翼而飞，并且受到电话恐吓。

调查也记录了当时评估者的回应，“审计是依法进行，我们明确要求村里提供真实准确的财务状况。

如有隐瞒我们也不得而知。

”而时任和平乡人大主席团副主席鲁久烈称此事是“少数村民借反腐旗号，欲夺取领导权”。

上述调查亦记录了事件进展，由乡、村和警察组成8个小组深入村民家中，对资产量化方案进行填票表决。

“小组并不详细说明方案。

签者发100块钱，不同意和弃权者也发100元误工费。

最终，99.2%村民同意该方案。

”调查引用鲁久烈的话称。

余家头公司一名董事会成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这个评估结果，我们也很迷惑。

这是政府指定的评估公司。

我们希望评得高，但有些资产属于国有，不能划归到村里。

随后，政府派驻调查组驻村，也没查出什么问题。

”

直到现在，余家头的资产仍是当地敏感话题。

从高调到讳莫如深，短短几天时间，余家头村干部及余家头公司对发金条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东方IC/图）

股东们的不满

余家头公司至今从没召开过股东大会。

股东姜还荣的不满也是从改制开始。

当年开村民代表大会商议改制时，很多村民围在会场外，姜还荣冲进了会场，提议开村民大会表决。

邓训才曾当过村干部，所以被点名参加村民代表大会。

“这个会找了些老干部、党员及村民代表参加。

商讨改制，当时并没有具体方案。

只问要钱还是要股份。

”他说，“表决时没人举手，不了了之，只得宣布散会。

”

没过多久，改制决定出台，随即是评估结果出炉。

“改制后，公司依然不公开信息。

”姜还荣多次要求提供公司章程、财务状况、股东花名册和高管薪酬等，均被拒绝。

余家头公司至今从没召开过股东大会。

姜还荣用一纸诉状将余家头公司告上法庭。

2011年6月17日，武汉市青山区法院认为姜享有股东权利，判其胜诉，要求余家头公司自判决起10日内向其公布相关信息。

即便胜诉，姜还荣称公司并没有按照法院判决执行，她去查询依然吃了闭门羹。

结局颇具戏剧性，余家头公司找了三名当事人向法院证明“曾配合姜还荣查询资料”。

余家头公司一位董事会成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考虑到股东人数众多，公司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公示。

例如相关资料发送到股东代表手中，由其上传下达。

财务报告交由股东代表大会予以审核，与财务信息一并贴在公司门前公示栏。

“公司的一些财务信息不是个人想查就查，必须通过相关部门来查。

要向每个人公开也难，有些股东不知道搬哪了。

”这名成员认为，“一些财务信息也不便透露，例如有些钱花了，老百姓不理解，很难沟通。

”

至于高管的薪酬，他说都有据可查。

尽管此人系着LV牌子的皮带，开着价值二十多万元的日本某品牌越野车，但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我的生活费，加上公司两千多月薪，每年只有几万块。

”

原本一千多位村民持股的公司，经过董事会决定的一纸协议，就变成了20个自然人股东。

关于如何分红等权益问题协议书只字未提。

（南方周末记者陈宁一/图）

蹊跷的“20人持股代表”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工商资料得知，余家头公司100%的股份由董事长郑大成等20名高管持有。

余家头的股权量化方案亦是争议焦点。

方案具体是：

在职人员人头股3万股；其次农龄（村民参加农业生产时间长短，乡镇企业员工不享有）一年可获2400股；村龄（户口在村里的时间长短）一年可获2000股。

村民根据实际情况，最高得股近20万股，最低5万股。

总数占净资产70.5%。

剩下的部分，均分与未成年人或村里其他人员。

其中干部任职补助股75万股。

然而，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工商资料得知，余家头公司100%的股份由董事长郑大成等20名高管持有。

余家头村一位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由于彼时股东达到一千多人，给办理股权登记、转让及其他手续带来很多麻烦。

因此根据工商局建议，董事会召开会议，并立了一份协议书，决定选择20个自然人作为持股代表。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上述协议书显示，甲方是余家头公司，乙方即为这20人。

协议书称，余家头公司前身于1997年办理执照时，“股东虚设了6个单位”，分别为余家头村民委员会（持股75.4%）、余家头公司工会（持股18.4%）、武汉金鑫家私有限公司（持股1.8%）、上海大众汽车（武汉）长江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持股1.8%）、湖北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1.3%）、武汉和平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3%），为省去持股人数超过1000人且有老人等“麻烦”，20个人作为持股代表，“2007年11月8日在省工商局办理股东变更转让手续，真实股份仍由一千一百多原始股东持有”。

然而，不管真实情形如何，在法律上，这20人才是股东，他们依照法律享有制定公司章程等规则的权力。

至于村里是否另有规定来保障上千名真正的村民股东的利益，则不得而知——协议书中并没有就分红等权益分配事宜进行任何说明。

至于上文提及持股2025万股的余家头工会，姜还荣表示不解，并曾就此向湖北省工商局询问。

得到的答案令她一头雾水：

余家头公司当初注册资本11008万元，其中上述六家单位中的五家所持的法人股8983.9万股，另批准募集个人股2025万股。

因公司在办理手续时，募集个人股尚处在待募集状态，因而暂由公司工会代持。

工会代持个人股不属于工会投资认购的股份，工会不会是投资人，仅是募集个人股临时代持者。

湖北旗开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俊认为，这个股份的所有者，以及股份的收益流向是股东应该关注的。

另一名余家头公司知情人提供了一种说法，他强调工会股为虚设，为应对当时公司注册需要而设，实际并不存在。

南方周末记者联系多名公司管理人员采访，截至发稿前均未得到回复。

2012年9月4日，村民胡德迟沉默地坐在村口小卖铺。

他戴着遮阳帽和墨镜，看不到表情。

问他名字时，便拿出老年证。

在村民们围绕自己的利益是否遭侵蚀这个话题上，他代表着另一种态度。

“村里让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小孩上学可以报销，很不容易。

”他说，老人可以安度晚年，年轻人拿着生活费，能够放心在外拼搏。

“如果没有证据还是要相信领导班子，毕竟书记（指余家头村委书记、余家头公司党委书记郑大成）当了二十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