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出口成章的经典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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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出口成章的经典故事
领导干部出口成章的经典故事
载一 曹操：
割发代首，焚通敌书
经典故事
三国时期的曹操非常注重军规军纪，当时在发兵宛城时他便立法规定：
“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
”这要求所有骑马的士卒都下马，仔细地扶麦而过。
恰巧有一次曹操骑马正走在田边，忽然田野里飞起一只鸟儿，惊吓了他的马。
他的马一下子蹿入田地，踏坏了一片麦田，见此情景，曹操沉思了一会儿，叫来随行的官员，要求治自己践踏麦田的罪行。
官员们纷纷说：
“怎么能给丞相治罪呢
?
”曹操说：
“军规是我自己制定的。
如果我自己都不遵守，不以身作则，还会有谁心甘情愿地遵守呢？
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怎么能统领成千上万的士兵呢？
”语罢便随即抽出腰间的佩剑要自刎，群臣连忙上前阻止。
大臣郭嘉走上前说：
“《春秋》有言，法不加于尊。
丞相统领大军，重任在身，万万不可自杀啊。
”曹操听后说：
“古代确实有法不加于尊的说法，我肩负着天子交给我的重要任务，那就暂且免去一死。
但我犯了错误就应该受罚，不能说话不算话。
”
话毕，他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取出自己的剑割断自己的头发，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处罚。
随后他又派人传令三军：
丞相践踏麦田，本该斩首示众，却因肩负重任，所以割掉头发替罪。
古代人认为头发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随便割掉不仅大逆不道，而且还是不孝的表现。
曹操以身作则，割发代首，严于律己，一时被传为佳话。
官渡之战，袁绍失败，曹操缴获了他大量的书信，书信中不乏曹方的人在战争前夕写给袁绍的，这些便是追查那些通敌分子的最好证据，曹操却表现出豁达大度，当场把那些书信焚烧，使那些给袁绍写过信的人如释重负，从此忠心无二地追随曹操。
对于这件事情，他是这样解释的：
“当初袁绍兵强马壮，气势非常盛，连我都自身难保，何况别人呢？
”他善解人意，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
曹操考察手下人才是否忠诚，采用的是动态的标准，这还体现在他对待毕谌的问题上。
曹操在做兖州牧时，曾任命东平人毕谌为别驾。
张邈叛变时，扣押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曹操慰问他，并且让他到张邈那里去，免得他的家人遭灾，曹操对他说：
“你的老母在那儿，你就放心到那里去吧，我不会责罚你的。
”曹操的这席话让毕谌非常感动，动情地流下了眼泪，接着离开了曹操去依附了张邈和吕布。
后来曹操打败了吕布，毕谌被俘，大家都为毕谌担心，曹操说：
“孝顺父母的人难道会不忠于君吗？
这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人！
”就任命毕谌为鲁国相。
曹操通过这两件事情表现出了常人难以做到的宽宏大量，说明曹操是一个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且非常理智的人，这样的人当然能成大事。
以做大事的心胸和气度，得饶人处且饶人，给别人留一条活路，给自己留一片天空，可以化去怨气，迎来新的生机。
点评
东汉末年曹操消灭了众多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区域，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
这与其以身作则、知人善任、奖惩分明是有必然联系的。
曹操可以割发代首是因为他知道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只有以身作则，自己的政策才可以更好地实施，自己定的法律才会有人遵守；只有以身作则，部下才会心悦诚服，更加忠心地追随他。
而“焚通敌书”则说明了曹操的用人之道及容人之心。
对人才表现出适当的宽容，可以赢得他们的信任与忠诚。
宽容人才能得人心，得人心才能得天下。
因此曹操能统一中国北方并不是偶然。
连载二 商鞅：
重赏移木，齐聚人心
经典故事
商鞅原是卫国人，曾在魏国相国公叔痤府上做门客。
经过考察，公叔痤非常赏识商鞅的能力和才干，极力向魏惠王推荐重用商鞅，但因商鞅太年轻，其意见未被采纳，公叔痤就向魏惠王献计，若魏国不用商鞅就把他杀了，否则若为他国重用必定会危及魏国。
之后，公叔痤又将此话告知商鞅，劝商鞅赶快离开魏国。
商鞅由魏国来到秦国，得到了立志兴国、求贤若渴的秦孝公的重用。
针对秦国的现状，商鞅提出了酝酿已久的新法，尽管遭到既得利益的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但秦孝公为了秦国的振兴仍然支持商鞅的新法，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推行新法。
新法的主要内容是：
打破等级制度；鼓励农耕，粮食和布匹增产者可免除徭役；奖励军功，英勇杀敌、立下军功者可授予爵赏，即由平民上升到贵族，贵族如果没有立下军功不能入族谱；改革军民管理制度，百姓按照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组织起来，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几家连坐。
在当时来说，这样的新政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改革，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民，但推行新政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商鞅怕百姓不相信新法，就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悬赏50金，征求能将此木搬到北门的人。
这天南门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大家都觉得奇怪，却没有人敢上去试一试。
这时有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壮着胆子来到了木头下，用力搬起了木头，并将木头搬到了北门。
商鞅言而有信，立即赏给这位壮士50金。
商鞅通过“移木立信”之法，向人民表明政府言而有信、赏赐必行的推行新法的决心，然后才正式发布推行新政的法令。
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商鞅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拥护，但也遭到了部分贵族们的反对，秦孝公对触犯新法的太子及其手下人进行了严厉处罚。
经过10年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秦国的生产力，使秦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为其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国的强大离不开商鞅的变法，商鞅的新政得以推行离不开中下层民众的支持，而这些最终促使商鞅的新政得到民众支持的是“移木立信”。
点评
商鞅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大智者。
他精通政治，洞察人性，为了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得到民众的支持，他策划了广场“移木立信”的活动，通过当场奖励勇敢者，给老百姓传递了政府说话算数的信息，为推行新政减少了阻力。
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管理者要提高一个组织的凝聚力，增强一个组织的向心力，必须重视诚信。
若没有诚信作为基础，是无法形成凝聚力的。
实际应用
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不强调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领导，因为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一个组织良性运行和发展的保证。
一个领导在单位有没有威望，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一诺千金”。
商鞅“移木立信”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很多的管理者从中看到了诚信在管理中的重要性。
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截然相反的两种现象：
一些领导者平时很少说话，但是只要他一开口，下属就必然一心一意地执行；另一些领导者整天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发号施令，唠唠叨叨，下属却缺乏主动执行的热情，工作的效果往往大打折扣。
很明显，前一种状况是组织凝聚力极强的表现，后一种是组织缺乏凝聚力的表现。
领导者手中虽然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但这些权力如果没有组织的凝聚力作为前提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领导者一旦许下诺言，一定要及时兑现。
如果对下属的要求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另一套，那么下属就会认为你在欺骗他们。
下属们是不会对一个“骗子”领导产生信任的。
如果你总是给他们开一些空头支票，那么你很快就会丧失你在下属心中的威信。
这样一个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就很难建立了。
那么，领导干部要如何得到下属的信任呢？
很简单，不要承诺做不到的事情。
领导干部能做到的事情就是视时机给予承诺，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随便给予承诺。
因为领导干部一旦食言而肥，那么就会在下属心中产生信任危机。
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宁。
同样，一个诚实守信的领导，才能为群众所拥护。
特别是领导班子“一班人”都按党性要求，恪守诚信，才能使整个领导群体保持团结进取的精神状态，产生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而提高组织的凝聚力，增强组织的向心力，使“一班人”深藏的智慧得以超常发挥，潜在的能量得到最大的释放。
连载三 吕端：
品德高于才智
经典故事
北宋名相吕端是一个品德十分高尚的人。
党项族人李继迁原先依附宋朝，后叛变建立西夏，且不断侵扰宋朝西部边境。
在叛变时，李继迁的母亲因年事已高，被留在家乡。
李继迁成为叛将，他的母亲很快被宋军抓了起来。
当时，宋太宗为了惩处李继迁，决定杀掉李继迁的母亲。
皇帝旨意一出，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提出反对意见，连一向仗义执言的寇准也深以为然。
一时间，群情激奋，都说皇上英明，叛贼李继迁之母实在该杀。
可是，宰相吕端却从当时的大局出发，反对杀掉李继迁的母亲。
这种想法不仅有顶撞圣上之虞，还有勾结、同情叛将的嫌疑，想当年，司马迁就是因为为叛将李陵辩护了几句触怒了汉武帝而惨遭宫刑之辱的。
对这样的历史事件，熟悉历史的吕端不会不知。
然而，为了大宋的江山社稷，禀性直方的吕端还是毅然站了出来，对皇帝的意见表示反对。
他对宋太宗说：
“皇上今日杀了他的老母，明日就能生擒李继迁吗？
如不能，反而会愈加坚定他的反叛之心啊。
”太宗一听在理，就问他：
“那你看该怎么办？
”吕端说：
“不如将他的母亲安置赡养，以招降李继迁。
即使李继迁不能降，其母生死在我们手中终可系其心。
”太宗听罢连连称好，说：
“若不是你，差点误了大事。
”吕端的话果然得到了应验，后来，李继迁去世后，他的儿子感激宋朝不杀祖母之恩，终于降了宋朝。
由于办事持重稳当，公正廉洁，吕端深得朝里朝外各方好评，就连原先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也大多佩服他、称赞他。
点评
“无才无德是庸人，有才无德是小人，有德无才是好人，德才兼备是贤人。
”
古今中外，铭记史册的历史弄潮儿，都是德才兼备的贤人。
一个优秀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
高尚的品德和聪明的才智。
但是在考核一个领导干部的时候，在品德与才智之间，人们往往更加倾向于考察一个领导的品德，即品德高于才智。
品德，即道德品质，是个体按照社会规范行动时表现出来的特性与倾向。
我们往往能通过一个人的言行等外在表现窥探出他的道德品质。
我们说品德高于才智，首先“高”在：
品德，是决定一个人人生成败的心灵力量；品德，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大厦最坚实的基石。
如果人的一生是一卷美丽的丝帛，那么，品德就是丝帛的经纬。
没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人生只会是一团乱麻。
其次“高”在：
领导干部最主要的还是做“人”的工作，尤其是“一群人”的工作，这就要求我们能够以德服人。
相对于运用自身的综合能力独立完成一项任务，解决一个难题，领导干部更需要综合运用人力资源，整合社会资源，和同志们、群众一起奋发图强。
如何才能整合人力资源、社会资源呢？
很简单，以德服人。
只有具备令人信服的品德，才能凝聚一个团队，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断前进。
因此，在才智和品德两者之间，品德尤其重要。
实际应用
品德高于才智，高在品德可以左右一个人才智的发挥。
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各类企业，领导者大都具备较高的才智。
但是，为什么一些领导者还会出现决策失误的情况？
最主要的原因是领导者的品德。
因为领导者的品德直接影响着其决策心理和决策行为。
对决策信息的分析，对非程序化问题进行决策都涉及领导者的主观能动性，最终都与领导者的品德密切相关。
领导者本来应该集中集体的智慧，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眼来决策，但是由于一些领导为了一己之私，或者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导致决策时违反民意，违背客观规律，最后只能是进行了失败的决策。
品德高于才智，还高在高尚的品德容易服众，而聪明的才智有时不一定就能做到。
孔子说：
“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以道德教化来处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
这就是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即强调道德对管理的决定性作用，主张将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原则。
连载四 弦章：
正己才能正人
经典故事
春秋时，自从宰相晏婴死了之后，一直没有人当面指出齐景公的过失，因此他心中感到很苦闷。
有一天，齐景公大宴文武百官，席散之后，一起到广场上射箭取乐。
齐景公每射一支箭，即使没有射中箭靶的中心，文武百官也是高声喝彩：
“好呀！
妙呀！
”“真是箭法如神，举世无双。
”事后，齐景公把这件事对他的臣子弦章说了一番。
弦章对景公说：
“这件事情不能全怪那些臣子，古人有话说'上行而后下效’，国王喜欢吃什么，群臣也就喜欢吃什么；国王喜欢穿什么，群臣也就喜欢穿什么；国王喜欢人家奉承阿谀，自然，群臣也就常向大王奉承了。
”景公听了弦章的话，认为弦章的话很有道理，就派侍从赏给弦章许多珍贵的东西。
弦章看了之后摇了摇头，说：
“那些奉承大王的人，正是为了要多得一些赏赐，如果我收了这些赏赐，岂不是也成了卑鄙的小人！
”弦章深谙正己与正人的关系，他不仅提醒齐景公要正直，要为大臣们作出表率，而且他也身体力行。
他的言行深深感动了齐景公，终为后人景仰。
点评
弦章和齐景公的故事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正人先正己”。
这里的“正”，有正直的意思。
从“正直”的字面意思来说，“正”是符合标准方向，不偏斜；“直”是不弯曲，不偏斜。
正与直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公正、耿直。
正直的道德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既是一种公正的道德意识，又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还是一种纯正的思想作风和正当的道德行为。
但是，说到底，正直的实质就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为公为正，为私为邪；秉公为直，偏私为恶。
所以，孔子就说：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
实际应用
做一个正直的人，首先要做一个有信念、懂原则的人。
正直的人在生活中有自己较为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有能力去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并能公开反对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东西。
他不会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也不会为了眼前的利益抛弃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为人的基本原则。
林肯在1858年参加议员竞选活动时，他的朋友警告他不要发表某一次演讲。
但是林肯回答道：
“如果命里注定我会因为这次讲话而落选的话，那么就让我伴着真理落选吧。
”他是坦然的。
他确实落选了，但是两年之后，他就任了美国总统。
做一个正直的人，就是要做一个为人处世出以公心的人。
一事当前，要认真想一想是否符合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否会有损他人的利益。
符合就做，不符合就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坚决不做，这应是人们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前提。
如果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斤斤计较个人得失，那么就不会有任何正直的行为，也容易滑向偏私和邪恶的深渊。
自身正直，是靠平时的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
做正直的人，首先要学会诚实，要学会诚实地对待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这些小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经久积聚，它们会使人们身上闪现出浩然的正气。
做正直的人，还要学会善良。
善良是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一个人缺乏起码的善心，就必然会缺乏判断事物美丑的标准，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正直可言。
连载五 赵匡胤：
宽小过，用赵普
经典故事
宋初名相赵普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贤相，陈桥兵变中拥立赵匡胤为帝，他立首功。
建国后，他为宋太祖出谋划策，用“杯酒释兵权”之计削夺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解决了唐宋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拥兵自重威胁中央政权的局面。
太祖对其信任有加，常亲往府中探视，商议国事。
开宝六年（公元973年）的一天，宋太祖去赵普府中探视，恰逢钱王以赠送海物为名派专使携信函和十瓶瓜子金送给赵普，东西刚放到庑下，太祖的车驾就到了，东西尚未藏好太祖就进来了。
赵普当时的惊吓可想而知，因为太祖规定：
“为官者收受馈赠罪在不赦。
”赵普赶忙跪地请罪，言称自己尚未开瓶不知瓶内所装何物。
聪明的皇帝当然明白钱王此举的用意，但他不动声色，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没关系，你就收起来吧！
钱王以为贿赂你，寡人就会为你左右，也真是太愚蠢了。
”太祖没有对赵普实施惩罚，且待之如故。
太祖的宽容大度，令赵普感激万分，因此更加忠心耿耿，竭力相辅。
太祖、太宗两朝的重大政绩，赵普功不可没。
点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领导者更要有容才之量，能容纳则能招之、用之，不能容之则流向他方，错失良才。
项羽因不能容忍韩信的出身低微，结果使韩信改投刘邦，自断臂膀。
正因为宋初统治者坚持了“重大节，宽小过”的方针，四海之内的贤士才争相投降，才争取了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吏，使贤者居其位，能者乐其职，为结束五代十国的纷乱，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重要保证。
可见，宽恕贤者的小过比杀之而后快更能吸引贤者。
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对有过前嫌的人一棒子打死，一味纠缠于过去不放，动不动就揭穿别人历史上的“伤痕”、“污点”，如此与人才为敌，其实是与自己为敌。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贤能有短，亦属常理。
“重大节，宽小过”，以轻罚或赦免不罚来唤起有过者的良知，即是给贤能一个机会，也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实际应用
“重大节，轻小过”是正确用人的一个重要方略，合理使用会收到重赏严罚所达不到的效果。
胜利往往和创新共存，成功多半与冒险同在。
对于新事物、新问题、新情况，失足跌跤在所难免。
轻小过不仅仅是指容忍下属的缺点，更包括失败。
容人失败，可激发下属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成就一番伟业。
遗憾的是，一些领导者往往都不能容人失败，动辄要下属立下军令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给下属造成无形的心理压力。
虽然给予一定的压力是必要的，但不允许其失败只会使下属缩手缩脚，驻足不前，于事无补，徒增烦恼。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从修身来讲，为人必须清、正、廉、洁。
但对于党政领导干部来说，过分的清正就会变得刻板，不能对人持宽容厚道之心，也就不能容人。
那么，领导干部要如何锻炼自己的气度呢？
首先，没有舍，就没有得，能舍一池之水，便能作一池之主，能舍一江之水，便能成一江之气，要懂得取舍之道的真谛，要修炼心胸就要先修炼取舍。
只有体悟出舍与得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懂得如何取舍。
其次，只有经历过炼狱的人才会发现通向天堂的途径和方法。
通俗的说就是要想当老板就要先睡地板。
再次，既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
得与失在人生之中皆属常态，胜与败更是兵家常事，几分超然，几分大度，放心胸于坦然处，就能留一步路宽，让一分人前。
领导干部需要在保证大原则不变的情况之下，对于那些不影响大局的“小过”，该糊涂的时候就糊涂，该马虎的时候就马虎。
如果锱铢必较，就容易让人觉得和你难以相处，愿意跟随你、和你共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连载六 孔子问人不问马，丙吉问牛不问人
经典故事
据《论语·乡党》记载：
“厩焚。
子退朝，曰：
'伤人乎？
’不问马。
”说的是2000多年前，一天，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来，只问伤着人没有，没有问马是否受伤。
而几百年以后的西汉宣帝时期，有一位贤明的丞相，名叫丙吉。
据《汉书·丙吉传》记载：
暮春的一天，他带着几个随从，坐着马车，外出办事。
路遇行人斗殴，打得头破血流，丙吉并不理会。
可当他看到农民赶的牛步履蹒跚，不停地喘气时，却马上让车夫把车停下来，令随从去找农民问明缘由。
坐在丙吉身旁的一个下属官吏对丙吉的举动很不理解，问他是不是有点重畜轻人？
丙吉回答说：
“你错了。
丞相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他关心的应当是国家大事。
刚才街上百姓斗殴，那应该由地方官员去处理，我只要适时考察他们的政绩，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就行了，不必由我亲自处理。
而问牛的事就不同了。
现在还是春天，照理天气还不应该太热。
如果那牛是因为天太热而喘息，那么今年的天气就属于不正常，恐怕农事就会受到影响。
丞相等三公负责调和阴阳，顺应四时，对于阴阳失和、气候反常感到担忧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才停车询问。
”属吏听了，十分佩服。
点评
孔子问人不问马，正可启发领导干部时时刻刻关心、尊重、重视人，以人为本。
而丙吉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位贤相，同问人不问马的孔子不同，他置打架流血的个别人于不顾，而去问一头气喘吁吁的牛的情况，也是因为时令冷暖关乎国计民生。
说到底，丙吉的问牛不问人，还是为了人，是为了更多人的根本利益，仍然是以人为本。
因此，两位古代智者贤人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今天的官员同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即不论是在什么境况之中，领导干部首先要考虑的仍然是人的问题，以人为本才能国富民强。
实际应用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具有很高的地位。
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人是宇宙的中心，宇宙中最宝贵的就是人。
《尚书》说：
“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的灵秀。
”因此，人的生存、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教育、人的家庭和社会组织也就成了传统管理智慧最为关心的课题。
基于以人为本的主张，和谐问题的最根本领域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
相应的，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伦理基础。
人人都有自尊心，一个人只有尊重他人，他人才会尊重那个人。
在中国传统组织内部，“窝里斗”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窝里斗”，维持相互信任、融洽和谐的组织氛围？
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学习先哲们以人为本，将人放在第一位的思想。
在平日的工作中，领导干部应该教导周围的同志们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共同奋斗。
平日工作中，许多同志在面对基层群众时，会有高高在上的心理。
领导干部应该教导他们摒弃这种高高在上的思想，俯下身子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
连载七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经典故事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中的《五子之歌》。
意思是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中国历代帝王无不了然于胸。
在初唐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代表的执政者那里，“民为邦本”的传统已经化为用明确概念提出来的指导思想。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
“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其时为本。
”这环环紧扣的“三为本”的思想，意味着以民本与农本合一为特色的“民为邦本”思想已经成为指导当时执政的主导思想。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在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的基础上创造了初唐贞观之治的盛况，打开了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通渠。
初唐执政者首先是畏民。
唐是在亡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亲眼目睹了隋亡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
唐太宗经常组织群臣讨论隋亡的原因，他善于纳谏，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隋亡的教训。
正是这种畏民之心，才使他不得不去重视“民为邦本”。
其次是静民。
唐太宗“民为邦本”的指导思想直接产生出抚民以静的治国方略。
当时的抚民主要是抚农民，静民主要是安静农民和农业生产。
他通过推行均田、奖励垦荒、改革赋税、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违农时、增殖人口、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发展。
唐太宗常对身边的大臣说：
“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
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
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来自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
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唐太宗才做到了保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经济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强盛了国力，从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了贞观之治。
这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的道理。
点评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首先要取信于民。
常言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民心是政权的生存之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人心向背，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盛衰，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要想取信于民，就要拿事实给人民看，尤其是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只有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真正干出几个实绩，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才能真正取信于民，齐聚人心。
在新时期的党政工作中，领导干部务必情系于民。
切实做到真正关心群众疾苦，切实做到真正为群众排忧解难。
党员干部情系人民群众，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新形势下化解矛盾、克服困难的一种有效办法。
实际应用
在平日的工作中，领导干部既要自己做到，也要要求周边同志做到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满怀对人民的赤诚之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真情深入基层，用真心贴近群众，认真倾听群众心声，深入了解群众期盼，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真心实意救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解群众所难，千方百计替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
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对待同事、下属以及群众，要秉持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与人为善、投桃报李。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赤诚待人，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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