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les CFries 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兼谈对口译研究的启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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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CFries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兼谈对口译研究的启示

CharlesC.Fries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兼谈对口译研究的启示-汉语言文学

CharlesC.Fries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兼谈对口译研究的启示

许丽学，符荣波

提要：

CharlesC.Fries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一位独具方法论意识的语言研究者。

他强调言语的交际特征及描写价值，重视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注重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互动。

这些都蕴含了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值得口译教学与研究者思考和借鉴。

关键词：

Fries方法论口译研究

在当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流派中，CharlesC.Fries（1887～1967）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

他的语言研究虽然秉承了以语法结构为核心的语言描写观念，但相比同时代的语言学家又独具特色。

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Bloomfield、Sapir等人花大量精力研究北美印第安语不同的是，Fries对语言研究的兴趣是从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过程中衍生起来的，而他的理论思考也始终未远离英语教学。

Fries身兼语言描写、教材编撰和外语教学的多重身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理论头脑的外语教育者的典型，他也因此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应用语言学家（Howatt，1984：

313）。

与源远流长的语言学发展历史相比，真正的口译研究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P?

chhacker，2004：

31-32）。

尽管当前的口译研究已超越单纯的语言转换思考，但口译活动终究是“语言”参与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持续对口译研究提供借鉴是毋庸置疑的。

本文拟探讨Fries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以期对他的语言研究思想作一个较全面的概述。

一、作为交际的语言及其描写

自结构主义语言学鼻祖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二分法以来，语言学家对研究的对象各有侧重。

如形式主义语言学的集大成者Chomsky主张研究理想的说话者所使用的语言，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揭示大脑的语言生成机制，而以Halliday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学家应注重研究人类在实际情形中使用的语言，也就是对言语的研究。

应该说，语言学家选择以抽象的语言形式还是具体的语言功能为研究对象时，已经决定了意义和语境等因素在他们研究中的价值。

索绪尔自身是重抽象的语言而轻具体的言语的，在他的影响下，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普遍只关注语言形式和结构的描写，而对意义和功能等则不予理会。

不过，Fries算是一个例外。

在Fries看来，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形式，他称之为“信号代码”（codeofsignals）。

语言本身不是意义，而是传递意义的工具，信息经由各种代码通过言语行为这种方式从一方传递至另一方（Fries，1963：

100）。

他认为，要研究一种作为人类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我们必须关注受话者的反应，这使意义的确定成为可能（Fries，1957：

35-36）。

他还指出，语言学家需要关注的是，找出语言是如何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实现其全部交际功能的（Fries，1957：

4）。

因此，立足话语交际，关注意义实现，重视语言功能，是Fries区别于其他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语言观。

尽管Fries在描写方法上并无多少创新性，但他对描写语料的选择并非只是从周围生活中信手拈来。

他认为，要使对语言的分析具有效力，所用的语料必须来自那些说话者的注意焦点在表达交际意图而非语言本体上的情境（PeterFries，1985）。

显然，他要强调的是，只有依附于真实的交际情境的语言才能有助于我们揭示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而交际的本质是传递意义，语言则为意义的传递提供可能。

Fries自身的语言研究表明，他是始终遵循这一前提的。

尽管他对英语语法结构的描写未能跳出结构主义的藩篱，但他的这一思路直接影响了他的理论研究。

如在他撰写的《美国英语语法》（AmericanEnglishGrammar）和《英语的结构》（TheStructureofEnglish）两部专著中，Fries所采用的描写语料均取自现实的生活场景，既有书面语的书信，又有口语的电话录音，他的这两项研究也跻身20世纪最重要的英语语言研究成果之列（Howatt，1984：

313）。

当然，Fries选取交际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与20世纪初的语法教学和描写多关注文学语言而忽视口语或非文学类体裁作品不无关系。

他认为传统的语法只会对语言成分分门别类，对交际行为根本没有解释力，而语言学家却从未对英语口语做过充分的科学调查（PeterFries，2008）。

所以，他的语法理论另辟蹊径，突出言语交际的特点，以功能为准绳确定词汇的词性，关注句子的结构意义和社会文化意义，这些不能不说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的先见之举。

与Fries所研究的口语类似，口译同样是一种交际行为，口译的译语则是译员为了实现某一交际意图的产物。

用巴黎释意学派创始人Selescovitch（1962）的话说，口译的过程是一个意义获得理解后再表达的过程，而非一种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

但口译译语与口语又不尽相同，这是因为，口译至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和三方间接交际，意义的传递也至少跨越两个过程。

以Fries有关交际的论述来看，译语的这一特征反映语言的功能，具备描写的价值。

只是放在现今口译研究的视域下，对译语的这种描写已远非结构主义时代的套路可抵，而是应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揭示口译活动的本质特征和特殊规律。

按意义在口译过程中的流向看，译语临近交际的末端，属于产出范畴。

译语既是传递源语意义的媒介，又是译员即时思维的产物。

译语是口译交际成功与否的物质依据，也是译员口译能力的直接体现。

译语客观存在，可闻可见。

不过，当前西方口译研究更注重口译加工过程研究（张威，2011），且与大量关注口译理解过程的研究相比，口译产出过程的研究问津者不多，当然这其中也涉及译语的描写（P?

chhacker，2004：

125）。

与此同时，国内的口译研究重规定，轻描写的研究方法尚未根本改变（穆雷、王斌华，2009）。

我们认为，这恰恰也从反面说明，研究口译产出的过程，尤其是描写译语仍然存在很大的空间。

而与Fries所处的结构主义时代不同的是，现代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已产生了诸如语篇分析理论、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众多分支，这些无论是从方法、工具，还是理论框架和微观操作都为我们进行译语描写提供了一系列的经验和借鉴。

研究者既可从语篇角度分析译员的谋篇策略和衔接手段，也可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解读副语言特征，如停顿、修补等非流利现象，还可从特定语言组合和语言方向的角度入手，探讨译语的对比特征和产出特点等等。

可以说，结合口译这种交际模式描写译语特征，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口译言语加工过程的理解，还能丰富跨语言研究的内容，为母语（如汉语）和外语（如英语）研究提供借鉴。

我们看到，近几年国内外口译研究者已在这些方面做了若干尝试（Tissi，2000；Mead，2002；Petite，2005；徐海铭，2010；戴朝晖，2011），继续深化这方面的探索，对口译教学和研究无疑大有裨益。

二、作为科学的语言研究

Fries对语言研究的创见还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学术态度上。

他把语言学视为一门科学（linguisticsasascience），这门学科所要认识的是所有有关人类语言的本质和运作机制，而研究的途径必须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和步骤（Fries，1963：

91）。

他继而指出，作为科学，所做的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可靠的和可印证的（reliableandreplicable），这就必然要求所有的描写必须建立在客观语料的基础上，以接受他人的重新检验（PeterFries，2008）。

在他看来，经验式的和随想式（impressionisticandcasual）的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只有基于客观语料的统计和举证才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

这种结论也许有误，但是可以由他人完善和修正（转引自PeterFries，1985：

75）。

本着这种理念和原则，Fries系统收集了大量真实的语料，并基于这些语料做了不少原创性的研究。

比如，他于192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Shall和will的迂回使用》（PeriphrasticUseofShallandWill）就是他系统搜集和分析1560～1915年间英国戏剧和1902～1918年间英美戏剧中超过20000例的shall和will用法后的成果。

他的《英语的结构》和《美国英语语法》也分别是在分析一个超过25万词项的电话录音语料库（约50小时，涉及300多人）和一战期间美国陆军部所收的3000封信件后完成的。

站在今天的立场看，Fries的上述思路和方法正好体现了语料库语言学的精髓，只不过公认的语料库语言学的发轫却是20世纪60年代初。

（杨惠中，2002：

4）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口语始终是Fries的研究对象，但技术条件的限制使他到晚年才有机会撰写《英语结构》一书。

从最初描写戏剧台词到后来分析录音语料，体现了Fries在研究方法上的革新，这与他对语言研究的科学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利用语料库辅助语言研究，是Fries语言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衡量，Fries的语料库库容实在不算大，使用手段也无技术性可言（主要采用人工计数），但却昭示了实证思维在现代语言学发展初期的萌芽。

此外，考虑到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的可印证性，Fries对人为控制的实验模式下取得的语料是持保留态度的，认为它们与现实情境下的正常语言运用存在差别（Fries，1964：

245）。

他的这种界定无疑也为我们研究交际中的语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口译研究在近年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但是，目前的研究现状仍然重经验传授轻理性思考，且思考缺乏深度（刘和平，许明：

2012），真正利用跨学科理论研究口译现象和用实证数据支撑研究结论的探索不多（张威，2011）。

而即便在这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之中，脱离语境的和实验性质的比例较大，故而常常有缺少“生态效度”（ecologicalvalidity）之虞。

（王斌华，2012）

Fries语言研究的路径告诉我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摆脱点评式、印象化和总结性的研究思维必须依靠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口译研究的纵深发展也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

这就要求，一方面，在当前各相关学科理论日渐丰富的背景下，研究者不能画地为牢，而应积极借鉴这些学科的视角、观念、思路等对口译活动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探索，广泛地开展跨学科研究。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不能止步于感性思考和经验认识，而应自觉地运用实证手段，充分地发挥各种资源（包括实践教学、从业经历、网络媒体等）在口译研究中的价值。

在这点上，Fries基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张威（2012）把语料库用于口译研究仅有十余年的历史，且研究手段单一、范围窄、成果少。

国内的此类研究更是刚刚起步，来自中国知网的检索显示，发表于核心期刊的语料库口译实证文献仅5篇（戴朝晖，2011；李朝渊，2011；王文宇等，2011；胡开宝等，2009/2012），其中两篇涉及现场记者招待会口译语料文本特征的描写，其余3篇为英语专业八级口译考试语料的语块和非流利（dysfluencies）分析。

一方面，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结论具有多大的代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而基于口译考试的语料分析是否最大程度地反应学习群体口译操作的真实性（authenticity）也令人存疑。

另一方面，口译语料库的研究价值尚存在广阔的拓展空间，甚至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研究角度可包含源语/目的语语料的对比分析，译员策略和角色研究，理论假说的检证等。

因此，未来的研究者既要在建制各类反映口译实践本质的语料库上下工夫，又要让语料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资源优势，更好地推动口译研究的科学化。

三、作为研究者的教师

Fries不光对语言和语言学有着独到的认识，对研究与教学的关系也颇有见地和心得，这与他作为外语教师的经历不无关系。

更确切地说，Fries对语言研究的兴趣是从他的教学过程中萌发的。

作为教育一线的教师，Fries对教学中的现实问题深有感触，这也引发了他对自我身份的思考。

他始终认为，要找到教学问题的良策，教师必须诉诸已有的相关理论和新的学科知识，并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积极创新（1963：

vii）。

他以自身为例，在力求对语言本质和功能的认识有所贡献的同时也探索将这种认识用于解决教学问题的可能性（同上：

viii）。

他在谈到语言学理论与外语教学的关系时指出，理论必须在教学中经受检验，教学也应推动理论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转引自PeterFries，2008）

Fries对自我角色的这种定位在他担任密歇根英语学院（EnglishLanguageInstitute）院长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地诠释。

尽管在这之前他已有多年的教学经历，但是由于二战前外语教学在美国并不盛行，因此把英语作为外语进行教学也是在他创办这所学院后才开展起来的（Howatt，1984：

268）。

Fries（1955：

11）认为，高效的外语学习必须以理想的教材为前提，而教材的编写和内容的筛选则是在对学习者母语和外语对比分析后才开始的。

一方面要分别对外语和母语进行科学描写，另一方面还要对分析结果进行比对，得出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进行针对性地教材设计和练习编排，最后才付诸教学，使学生在反复操练的基础上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因此，在Fries的外语教学模式中，语言描写、教材编撰、课堂教学是次第分明而又融为一体的，他和他的同事也几乎同时充当着描写语言学家、应用语言学家和教师等多重角色。

Fries后来将他的这种理念集中反映在他们创办的《语言学习—应用语言学季刊》（LanguageLearning—AQuarterlyJournalofAppliedLinguistics）中，他的密歇根模式也因此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既催生了不少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为国家部门（尤其是军队）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

（Howatt，1984：

268-269）

桂诗春（2005）指出，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会学生用外语来表达意义，交流思想，即用外语进行交际。

Fries的外语教学模式及其成就表明，达到这一目的离不开具有理论意识和研究头脑的教师参与，因为他们直接面对学生，熟悉语言规律，了解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在今天看来，尽管他的外语教学模式是结构主义时代的产物，且常常也因为“枯燥”“呆板”不重视学习主体等而为后人诟病（Howatt，1984：

225），但他的这一思路无疑是值得借鉴的。

相比外语口语，口译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语际交际行为，口译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双语思维的转换和交流技能”（刘和平，2005：

100）。

显然，这对教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我国，口译课在2000年被列为高校英语专业必修课之前，口译教学仅在为数不多的外语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内开展（穆雷，1999：

63）。

进入新世纪，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口译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口译教学的层次、规模、地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继2006年教育部批准了首批试办翻译本科专业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于2007年批准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业化的翻译人才。

迄今，在获准试办翻译硕士专业的159所高校中，可授予口译专业方向硕士学位的达110所①。

不过，口译教学的兴盛使口译教师队伍日渐庞大的同时，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如他们多出自传统的外语教学背景，缺乏口译实践和受训经历，对口译缺少基本了解和研究的不在少数等（鲍川运，2004；刘和平，2007）。

与此同时，口译的技能要素和职业特点又决定了口译课的教学应不同于一般的语言教学，因为“语言教学培养的是言语交际能力，而口译教学是利用已经获得的言语交际能力学习培养口译技能”（刘和平，1999）。

因此，口译教师若不能知常达变，则必然陷入经验教学的泥潭，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

口译教学以口译技能培养为指针，离不开教学者对学生口译能力发展过程中种种问题的思考。

按Fries的逻辑，对这类问题的思考既可以作为口译教学研究的起点，进而获得理论求解或创新，也可以作为口译人才培养的落脚点，为科学的教学模式提供理据。

在他看来，教学与研究是彼此相济的，教学不是无章法、无依据的，研究也不是无来由、无根基的。

我们看到，在口译研究领域，对口译教学与口译人才培养的探讨始终占据着研究者的主流视野，不过迄今，讨论多停留在教学内容、培养定位、教材等问题上，思考缺乏理论深度，研究者更未站在教学法的高度展开论述（刘和平、许明，2012）。

我们认为，这与研究者不善发现和罔顾教学中的障碍，缺乏问题意识有关。

事实上，对口译教师而言，关注教学过程中的瓶颈和常见症结，不仅是体察口译活动本质和特点的一种途径，还是反思口译教学利弊得失以及改进教学方式方法的必然诉求。

况且，与Fries所处的结构主义时代相比，现代学科体系下的多维视角已为探究包括口译在内的言语交际提供了更多的理论资源。

四、结语

Fries虽然是结构主义时代的语言学家，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毫不过时。

他重视语言的交际特征，提倡描写交际中的言语活动，并本着科学的态度展开实证研究。

此外，他还立足教学现实，注重对问题的理论审视，主张教与研的相互促进。

这些都为我们从事口译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值得口译教学者思考和借鉴。

（许丽学浙江杭州浙江树人大学语言学院310015；符荣波福建厦门厦门大学外文学院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