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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概要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概要

导论

第一节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语境

即:

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或环境里,会出现或存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宏观语境

概括说来,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世界史问题,它之成立、窘迫、焦急、缓解、与龃龉,与世界史的近现代进程不可分割。

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是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一种中国式的开展,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之成为一个问题,乃是一个世界史事件。

这种世界史特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问题得以开展的宏观语境。

宏观语境的关键点:

与世界发生关系;是在近现代史上形成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具体语境

(一)初始化语境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近代的腐朽局面。

精神已经从顶峰滑落,广大农民已经贫困化,它的制度已经从根本上腐败了。

满清帝国的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和表面的繁荣。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英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和制度革命,继之而来的工业革命则把这个国家锻造为“世界工厂”。

在1840年之前的几十年里,古老静谧的中华帝国与新生的活力无限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英国之间的反差对比和矛盾张力,古老的华夏族连同它的最高统治者,陶醉在自造的完美无缺的梦境中。

佩雷菲特形象地将这种想象的优越感称之为“集体孤独症”。

这种奇特的危险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初始化语境。

(二)危机语境

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危机语境,以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标志。

之后,“满清王朝与天朝官僚制度紧密结合建立起来的权力、群众中的民族主义和西方。

这种可怕的三者结合把中国卡住了。

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充分控制这个国家,并把它引向自己所需要的道路上去:

三者的冲突把这个国家关闭在不发达状态之中。

危机语境具有多重含义:

首先,是指现实的危机状态。

在1919年以前,这种现实危机最迫在眉睫的形态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的明显丧失。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彻底打破了中央帝国的神话,并使得华夏民族的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19年以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的丧失,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等,这种现实的危机语境并未真正缓解。

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人仍然不能不思考文化创新问题,以回应潜在的文化危机。

其次,危机语境还指:

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广泛渗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冷战时代的降临,新的地缘政治和国际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分。

(三)救亡与启蒙语境

救亡与启蒙语境,是危机语境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孕育了救亡和启蒙话语。

“救亡”是为了挽救现实的危局;“启蒙”是为了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唤起民众的觉悟。

严格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反思和对西方思想资源的审视,从而希冀在这两者之间做出一种选择或加以综合。

洋务运动、维新派、国粹派、五四新文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

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

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口号:

“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

这是一种“中体西用”说,即洋务派学习西方,主要着眼于西方的近代工业成就,而对其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摒弃之。

维新派的启蒙:

以君主立宪的英国和日本为榜样,在中国进行更加激进的变法;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予以现代的改装。

特点是他们学习西方前进到了制度和观念层次。

但“戊戌变法”以悲剧结局。

国粹派:

指二十世纪初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以及五四时期的“甲寅”派和“学衡”派等,以后者为主。

他们主张弘扬国粹:

适宜于当下生存和需要的东西。

但他们眼中的“国粹”是指:

中国传统文化中之适宜者是国粹,西方文化之适宜者也是国粹。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张:

彻底的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思想伦理教条。

提倡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具有民族主义的反帝情结。

关于“五四”的反传统,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和评价,认为它全盘西化,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

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救亡与启蒙语境中的重要话语形态,具有历史必然性,其价值与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

自上而下进行。

思想文化界启蒙的诉求与国家意志、民族情绪是一致的。

如:

“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

复兴儒家文化精神、缔造“大中华”的梦想、儒教文化圈的经济腾飞等,是当下一种现代化的诉求。

(四)革命与战争语境

革命与战争语境首先指的是那种对中国文化建设产生直接、巨大、深远影响的矛盾激化形态,比如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内战争、新中国建立后的“反右”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

其次,在某种意义上指那些外部的或与外部有关的战争形态。

如:

在冷战格局中,中国长期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战争或准战争的阴云笼罩之下,整个民族情绪的紧张和心境的孤独,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必然产生重大影响。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第三,指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着的科技革命。

新的科技革命(如因特网)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民族国家的精神和文化生存问题变得日益迫切。

(五)改革开放语境

指1978年以来中国的当下语境,一种在全球化趋势下民族文化的生存如何生存的语境。

自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以来,全球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这不仅使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文化的全球化。

第三世界国家甚至是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普遍感觉到了文化危机,感受到了自己民族文化的“失语”症。

为了摆脱危机,就必须发出民族自己的声音,就必须进行文化创新。

文化创新诉求正是文化危机意识的集中体现。

一个民族文化的创新的途径:

第一,通过与异质的他者对话使之现代化;第二,通过与自身的历史对话使之民族化。

文化的创新的最终目的是建立民族文化的特殊性。

第二节中国传统文化的语义

一、古代和近现代的文化概念

《周易》曰: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唐孔颖达对此解释道: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

“人文”指“诗书礼乐”,它是“圣人”“观察”的对象,并且,圣人效法之或以之为法,“以化成天下”。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具有教化的意味。

十九世纪末期,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culture)一词,始由日语转译到中国。

近现代的“文化”概念源于拉丁文culture。

就词义来说,拉丁文的“文化”具有多种涵义:

①耕种;②居住;③练习;④留心或注意;⑤敬神。

德、英、法语的文化概念均源于拉丁文的culture。

从西方“文化”概念的词源角度看,文化的含义是既宽泛又模糊的,它大致是指人的某些状态或生存活动。

二、四种比较著名的定义

(一)文化学的奠基者英国人爱德华•泰勒(Edward.B.Tylor):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到的一切能力与习惯。

(二)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ClydKluckhohn):

文化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

换言之,“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

(三)台湾著名学者钱穆认为,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

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舒面而言,必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

……”。

(四)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对“文化”的界定:

“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三、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特定的人类社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形成的足以体现该社群的精神、气质和独特追求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综合体。

它为该社群的成员所共享,并以某种方式反复。

它相应地展现为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审美文化、符号文化、行为习俗文化等方面,我们把这些叫做文化的六个方面。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

中国传统文化应是以往世代所形成的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体现该主体的精神气质和特殊追求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的综合体。

它体现在文化的六个方面。

五、文化与文明的关系

文明是文化的可测量可表述的物质实体方面,而文化则是文明的不可测量难以表述的精神虚体方面。

二者不可分割。

第三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起源、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

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起源

钱穆: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绵延就像是由一个运动员坚持的长跑;而其他文化形态,如古希腊文化精神,虽然绵延长久,但在这一漫长过程中,领跑者不断更换;而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化则或是在很大程度上消亡了,播散了,或是与其他文化形态混融在一起。

唯有中国传统文化卓然不群,虽然屡有挫折,但是却代代传承,既未曾中断消失,也未曾在播散中丢失了本体,而是保持了空间、时间、载体的整一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受到内部和外部因素的有力制约。

外部自然环境因素的作用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种植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活,建立了最初的农业文化。

其二,天然阻隔为这种农业文化塑造了独立发展的格局。

即使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侵入华夏,入主中原,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只是短暂的插曲,从未动摇过华夏文化的主导和主体地位。

其三,在农业文化主导型的结构中,由于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也形成了多样的文化。

比如与高原区相适应的牧畜文化,与林区相适应的狩猎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起源的内部因素指的是一种人文因素。

(1)华夏民族的形成。

远古时候,黄帝和炎帝几经战争,两部落联盟最终组合在一起,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下来,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体。

黄帝成为首领,所以后世汉族人把黄帝称为“始祖”。

应当指出的是,华夏族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既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的文化传统,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

(2)国家载体的实现。

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但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是制度文化。

在国家的卫护下,文化才得到相应的发展,并迎来某种鼎盛时代。

国家不仅组织物质生产,而且也有目地有意识地组织文化精神的生产。

“文化中国”的概念。

“文化中国”的提法,始自1980年代末期,为一批海外和大陆人文知识分子所首倡。

根据杜维明先生的看法,“文化中国”有三个“意义世界”:

a.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华人社会;b.为海外华裔组成的华人社群;c.那些与中国没有血缘关系的外籍人士,但是他们都以某种方式与中国产生不解之缘。

三个“意义世界”共同构成了“文化中国”的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发展阶段

(一)前文化时期

前文化期应当具有这样几个要素:

最初的语言和书写方式、社群的共同生活、交往和生产活动、原始宗教意识形态。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它大约是指七千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到夏王朝诞生前这几千年的历史。

这是一种原始文化。

(二)创生时期

这个历史阶段大体上是指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包括夏、商、周三代。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古代转型时期

这个时期指的是东周——春秋战国时期。

经济转型。

政治转型。

文化转型。

春秋战国被人们称为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或原典创制时期,其文化表征是诸子蜂起、百家争鸣。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方面,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古典的完满性,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意义上,春秋战国文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

雅斯贝尔斯的著名命题:

“轴心时代”:

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它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制度凝定与丰富、发展和普泛化时期

这一时期绵延久远,从秦汉两代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经历了二千年以上的历史。

这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被制度化、精致化、普泛化、持久化了。

(五)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期

这个转型期指的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的一种历史变化。

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迟滞的原因:

•明末清初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及接踵而来的满汉民族战争。

•腐败专制的官僚政治。

•禁海锁国,画牢自封。

•文化专制,扼杀异端。

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般特征

(一)儒教伦理精神。

所谓儒教伦理是指儒学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之后,经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宣扬与提倡、人文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思与践履,成为一种信仰或准信仰形态的儒家伦理教条。

(二)道家风格态度。

围绕着“道”,老子发展出一套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世界观。

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并以其独特的人格与思想魅力,成为影响、塑造中国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因素。

(三)关怀现世人生的世俗化宗教情感。

第四节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一、停滞说的看法

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一个稳定的结构,缺少否定与扬弃的环节,因而就缺少西方文化那样的辩证发展的历史精神。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是停滞不前的。

持此观点的西方人士以黑格尔、佩雷菲特为代表,前者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后者则进一步认为,直到现代,这种局面都没有改变。

“停滞”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它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态的消极方面,而这种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整体的消极,恰恰使文化的自我革新丧失了应有的动力。

二、断裂说的看法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经历了几次大的断裂:

第一次发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人倡导、发起并得到青年广泛响应的文化革命,给予以儒教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沉重打击。

第二次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荡涤了一切传统遗存。

第三次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后——全球化危机。

这几次断裂给中国人的精神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说法,你同意吗?

第一章儒家文化精神

第一节先秦儒学及其基本精神

儒家思想是中国“轴心时代”观念文化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既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产物,又在深层影响、制约着中国历史的变化与发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参与构建了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意蕴。

一、先秦儒学的涵义

先秦儒学的涵义:

是指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学说。

它们构成了原典儒学。

二、先秦儒家的基本价值理念

(一)先秦儒家的社会政治观及价值理念

1、孔子

孔子参照、借鉴曾经秩序井然一统的西周,孔子承继并发展了“周礼”的思想。

“周礼”的含义:

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

孔子维护周礼的原因:

贵族倾向、周礼熏陶、礼崩乐坏。

孔子承继并发展了“周礼”的思想。

这种承继与发展表现在:

(1)打破西周“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主张对一切人“齐之以礼”。

孔子认为,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应当实行“礼治”,已达到“天下有道”,在“礼治”时要“从周”(恢复周朝礼治),也就是要想周朝那样“正名”,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2)孔子所言之“礼”,突出现实政治的涵义和价值。

(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4)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以“仁”释礼,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化为人的内在道德伦理意识和自觉要求。

礼作为形式来说,是要表现深刻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仁”。

仁是礼的实质,复礼是行仁的手段。

从政治统治,到社会关系和行为,直至人的精神心理世界,孔子构建起一个内外秩序条理井然,一以贯之的完整系统。

而这个系统的保证建立、切实运行和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执政者。

“政者,正也。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这其中的“正”,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基本内涵:

一是礼;二是道德。

即要求执政者首先要以此“正其身”,然后以此对民施以教化。

2、孟子

孟子进一步完善发展了孔子这一系统思想,其表现:

(1)提出“仁政”思想。

把“仁”从道德范畴提升为政治理念:

行“仁政”、兴“王道”,反对“霸道”暴政的“以力服人”。

仁政说的要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运于掌中。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即“推恩”。

(2)提出“民有恒产乃有恒心”。

发挥了孔子“富之、教之”的思想,提出“制民之产”,以保护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上》)

(3)发掘并发展了“民本”思想。

在《尚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保民而王”的著名观点。

孟子把君臣关系视为相互对等,没有天生的服从和隶属义务,这是一种进步。

3、荀子

(1)认为人心中有“不仁”的一面。

荀子对人心、人性、人与人相互关系的认识更客观实在些,注意到人心中有“不仁”的一面,“仁”在人与人相互关系中并非都能发生感应和对换;

(2)重视“刑法”和“霸道”。

荀子既承儒家而“隆礼”,又借鉴法家而“重法”,既推重王道,也不排斥霸道。

荀子隆礼重法,但他所说的礼不同于孔子的礼,他认为礼是法度的标准,是法律关系和伦理关系的总纲。

在王霸关系上,他主张把王道和霸道统一起来,“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一手用礼,一手用刑。

为了从礼、法两翼保证社会系统的有效稳定运行,需要有强有力的集中控制机制,提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一定要实行中央集权制,君权至上。

(3)提倡“义”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伦理规则。

朱熹阐释孔子的“义”:

“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义”:

是确定与不确定性的有机统一。

既有坚持原则规范之意,也有因事权变、灵活适度之意。

荀子神会孔子所说“义”的精妙内涵,注意到“制”与“宜”的辩证有机统一,故特别强调之。

荀子将礼、德、义、法与君王集权相结合,封建统治者保障社会秩序大系统稳定运转的控制手段就完备了。

因其完备,故能为二千余年封建统治者一贯所用。

(三)先秦儒学的人生、人性、道德观及价值理念

先秦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在纷纭迷乱的世相中准确捕捉人类文化建构最基础、最核心、最具本质性和永恒性的问题:

人性和人的关系。

1、孔子:

孔子哲学的基本观念是“仁”。

围绕着“仁”,孔子建立了他的人生、人性、道德观念体系。

(1)“仁者,人也。

”(《礼记·中庸》)即:

“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有一种博大的同情心。

“爱人”,就是主张把他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来看待。

这是一种原始的人道主义思想。

孔子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狭隘的宗法血缘观念,发现人都有仁性,天生能对别人的痛苦与欢乐产生共鸣。

有仁德的人,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

(2)“忠恕之道”。

主张用仁爱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实行“忠恕之道”。

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是指推己及人。

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指不强加于人。

忠恕主要是恕,恕包含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意义。

积极方面为推其所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消极的方面是推其所不欲。

(3)“中庸之道”。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两个最基本的范畴。

仁与礼相统一的最佳状态,为“中庸”。

中:

即中正、中和;庸:

即用;中庸:

即“用中”。

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之无不及,即要适度合度。

中庸非调和和掩盖矛盾,而是处理关系及确立相应道德人性的哲学法则、基本依据。

仁受礼的制约,行仁不能超出礼规定的范围。

把“礼”、“仁”、“中庸”连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是孔学的基本框架。

(4)“以人为本”,“君子求诸己”。

在孔子的心目中,“圣人”、“君子”是最具理想人格与道德的人。

只有他们才能“成人”,即所谓“内圣而外王”。

“圣”者,是理想人格、理想人生的极致。

孔子认为,“君子求诸己”,所强调的重点,是主体深厚的道德修养,是人格、性情、知识、智慧、能力等全面素质的提高。

“君子慎其独”:

人们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2、孟子

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即人性本善。

他认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四心”,与生俱来,人皆有之;而且“四心”已包含着仁、义、礼、智“四端”的萌芽。

只是有的人后来保持发扬了“四心”、“四端”,有人则把它们丢掉了。

孟子认为,“圣人与我同类”,只要发现自己的“四心”,自觉坚持道德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

上述观点,虽有人性和道德先验的错谬,但肯定了道德修养、道德人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给人以信心和激励。

3、荀子

荀子提出了类似法家的“性恶论”。

所谓“性”,即“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肤好愉悦,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

但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

(《正名》)荀子并未判定人性本恶,而是认为恶出于后天,尤其是出于社会矛盾关系中。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化性起伪”

所谓“化性起伪”: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

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

”“伪”即善,人为的产物,后天的改造。

这就从另一面表明了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可能性。

孟子、荀子对人本性及“人性恶”改造的阐说都有正确一面,但又都有片面性。

(四)先秦儒学的宇宙观

在先秦儒学中,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生不息”。

按照《易传》的看法,宇宙是一刚健的大化流行,人也应该据此而自强不息。

即人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就是要有一种刚健自强、生生不已的主体精神,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全面发挥人的禀赋与潜能。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在变革图强、以力争锋的春秋战国,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孟之说与法家等说相比,有时的确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迂阔难行。

原因有二:

一是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孟确实缺乏法家那样鲜明强烈的变革精神和意识,也未能象法家那样提出行之有效的“法、术、势”思想及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有力措施,来切实回应社会转型、历史转折的发问和呼唤。

尽管荀子充分注意到了法家、墨家思想中有价值的成份,并将其与儒家思想配伍和会通,但总的来说,对工商经济、法治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问题的忽视或轻视,是儒学先天的缺陷和永久的软肋。

这一缺陷,当日后儒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时,不能不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重人文而轻自然倾向的形成及其负面效应产生的重要根由。

二是在封建社会形态对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伟大历史否定面前,孔子确实显示了某种保守性。

先秦诸子各家,几乎没有一家能像孔子这样全面深入研究、承继和发展华夏民族自产生以来悠久的文化遗产的,这使得儒学从创立之初就具有了“成其大”的品性。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思想、充实了儒学。

荀子把儒家和法家思想中适应历史发展和新兴地主阶级强化统治需要的部分都继承了过去,加以改造、融汇和发展,从而构成自己的学说。

荀子的学说体系被誉为先秦思想集大成,而且对后世发生了深刻恒久的影响,故谭嗣同说“二千年之学,皆荀学也。

博采众长而坚持独立创造,自信自恃而不断更我更新,关注现实而着力于建设未来,使得先秦儒学表现出既守旧又维新,既复古又开明的特色。

第二节儒学的转型与发展

一、近代以来对孔子学说的批判

洪秀全的批判:

“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

章太炎的批判:

“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能脱离富贵利禄的思想。

”“以孔毒之入人深,非用刮骨破疽之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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