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恰同学少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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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恰同学少年

1987,恰同学少年

　　此比次对话活动，受到了贵州省委、省顾委、省政府领导的极大重视。

活动期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副书记刘正威分别约见了部分参加对话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听取了他们对西部发展和贵州发展的意见与建议

　　1987年对贵州理论界来说，是个难忘的年头。

作为中国首次跨省区非官方组织的“发展问题东西部青年学术对话”，由贵州、上海两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发起，并由贵州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组织。

虽然在20多年前还没有“西部大开发”的提法，但上海学者杨建文，北京学者王小强、白南风，贵州学者叶小文、王永庆等，已经深入地考察西部、考察贵州，通过实证考察和分析对比，提出了中国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短期战略应该怎样制定，东西部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消除贫困、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等等一系列问题，以达到消除社会矛盾，维护稳定，达到共同繁荣、富裕之目的，当年在贵州省委研究室、省政府研究室、省经委、省计委、社科院、财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一群富有理想、勇于探索改革理论的青年，常常聚在一起，唇枪舌剑，碰撞出一道道思想的火花。

叶小文、王永庆、王干梅、徐新建、徐铁、蔡运兴、雷家驹、孙晓刚、游建西、翟力平、赵国祥、徐国柱、周道志、赵国权、徐昕、王晓卫、董继刚、严为礼、王正理、曾共青等人，就是当时贵州理论界的活跃人物。

原省委书记朱厚泽、原省长苏刚多次鼓励他们勇于实践、大胆探索，为贵州的发展作出贡献。

　　贫困地区发展的探索

　　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9年，以农村为突破口，通过包产到户的战略选择，完成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任务，随着形势的发展，以企业为先导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

当时贵州的情况是：

全省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国民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和城市居民平均收入都翻一番多，农业有了新的增长，工业有了相当的基础，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外开放迈开了新的步子，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好势头。

但同时，贵州省贫困、落后的状况还远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在贵州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

人均年工农业总产值仍属于各省之末，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全省农村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尚未解决温饱，87％的人口在农村，基本上是用世代沿用的手工工具、耕作技术搞饭吃，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大部分的工企业也落后于现代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还不高；我省正处新旧体制交换时期，矛盾很多，困难不小，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十分繁重，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效益和矛盾，仍是贵州长期面临的重大课题。

同时这一年全省经济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　粮食和烤烟计划没有完成；2　工业经济效益不理想，工商企业扭亏增益效果不显著；3　城镇经济效益发展缓慢；4　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5　市场物价上涨幅度较大；6　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短缺，导致发展呈现了较大的起伏，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省委、省政府面对诸多困难，一方面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方面寻求解决主要问题的突破口。

同时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务实求真。

　　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不得不认真思考，改革开放9年了，为什么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东西部问题日益突出，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加大，东西部经济发展对全国的影响，东西部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

在这些相互交错的诸多问题中，中国的改革更加体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和前进道路的艰难，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改革的道路应该怎样走?

中国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短期战略应该怎样制定，东西部向何处去?

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政府经济研究的青年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写出了大量分析文章，为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西部开发的先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西部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都感到了对改革前途的关注以及义务。

1987年6月，上海社会科学院杨建文等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在完成东部农场发展模式考察课题之后，带着了解西部，进而透彻了解中国农村的想法来到贵州。

在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王永庆等青年理论工作者的陪同下，考察了有关村寨和工厂，对一些方案材料作了认真分析，同时，双方进行了有深度的思想观点交换。

接着，上海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又分别在安顺与“山地区域发展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在贵阳有关研究部门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进行了座谈与交流。

　　在实证考察和思想碰撞的过程中，上海和贵州的中青年一致认为，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东西部理论工作者研究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研究中形成的思想和观点也不同，而对这三个“不同”，双方理论工作者缺乏相互深入透彻的了解，这不利于研究的深化和认识的提高。

于是，双方都产生了让东西部理论工作者直接交流、对话的冲动，初步形成了一个在年内进行一次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的意向性方案。

　　之后，两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就如何进行“对话”进行了积极的筹备。

9月初，贵州方面派出代表赴沪与上海方面就“对话”问题具体交流意见，经反复磋商，双方拟定了“关于筹备‘发展问题一一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备忘录”，确定了“对话”的议题、主办单位、时间、地点和规模，双方确立，“发展问题”作为对话的基点，对发展问题必须进行多科学、多层次、多角度，宏观、微观相结合，长期战略与短期决策相联系，理论探索与实际操作相补充，国际发展格局与国家发展格局相照应，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相呼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相比较等方面的研究。

双方一致认为，避免盲目性、空想性，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抢热点”，短期性，单一思路和框架式理论研究模式，应该是这次“对话”的基本风格。

而对话的根本意图在于形成切实有利于中国长期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多元理论格局和多样化的理论队伍，为其相互取长补短的思路作些前期准备，为理论研究的新环境、新形势寻找一种更为有效的途径与方式。

　　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协商，贵州、上海两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邀请了东西部9个省（市）区的代表。

北京、天津、内蒙、河南、浙江、广西、四川、云南、重庆，加上筹办地区，共11个省（市）区的80余名代表参加了在贵阳举办的“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活动。

代表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敏之研究员、天津南开大学的常修泽副教授、有内蒙区党委政研室的郭凡生、中国体改所的刘历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邹蓝、广西社会科学院的袁绪程、贵州团省委的叶小文、贵州省体改委的蔡运兴、周献刚、郑铁，贵州省社科院的王干梅、徐新建，贵州省经委董继刚、赵国权，贵州省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翟力平、贵州财经学院周道志等活跃在理论界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

会议于1987年12月9日在贵阳花溪宾馆召开，与会代表从经济、社会、文化等角度对东西部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对话和比较。

人们强烈感受并认识到：

东部的对外开放和西部的发展紧密关联。

从东部学者对西部问题的强烈关注中，也能看出这一点。

　　尽管户外寒风凛冽，细雨绵绵，但会议室内发言、插话、辩论、思想的交流，语言的交锋，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最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王小强、白南风合著的《富饶的贫困》，通过大量的调查材料，描述了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概貌，并用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深入研究了这些材料，对我国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试图作出本质解读，并从这一见解出发，提出今后落后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可能途径。

该书所指的落后地区主要是五区三省（内蒙、新疆、宁夏、西藏、广西及云南、贵州和青海）。

并集中地使用了有关贵州情况的一些材料，以较大的篇幅描绘了贵州的社会、经济状况，更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

阐述了注重落后地区开发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研究解决落后地区的落后问题，无论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都将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战略意义，书中用大量的调查材料来表明落后地区一方面贫困，一方面资源极为丰富的矛盾现实。

“由于人的素质差。

落后地区贫穷人民在富饶资源面前的表现，在干什么成什么的资源基础上，干什么不成什么”。

雷晓明在发言中指出：

2年前，我们在讨论“梯度理论”的后果时，曾写到：

“由于历史的原因，尤其是由于近代工业文明的引进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的，中国的东部和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加上近年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首先是在东部推行的，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反而加剧了。

不仅如此，随着中央近年来已将投资重点放到了东部，这种不平衡状态还将进一步加剧”。

“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存在和加剧，从微观上讲，会使得西部地区的某些资金‘一江春水向东流’，各类人才‘孔雀东南飞’，从而使得西部企业的经济效率进一步下降，出现恶性的循环积累。

　　贵州省经委董继刚、赵国权，贵州省体改委周献刚等人向会议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不发达地区企业发展障碍及政策选择》，通过对不发达地区贵州省国有工业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原因以及现行政策分析，揭示抑制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和企业发展的潜在空间，提出不发达地区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与选择，并通过政策级差调整环境级差，使东西部处在相对平等的竞争条件，但目前的政策不符合不发达地区的企业个性，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中隐蔽性非经营级差和企业的非平等竞争，从而使发达地区企业面临“高效率”与高惰性的困惑，使不发达地区企业处在搞不上去，（选择效率），退不下来（选择公平）的两难境地。

　　曾经在黔东南工作了8年的上海市委党校陈志龙首先发表看法：

贵州要做好巩固脆弱的农业、发展乡镇企业，搞活地方工业和军工企业4篇文章，而其“牛鼻子”是动脑筋把乡镇企业搞活。

他这样论证自己的观点：

乡镇企业搞活了，可以缓解人口与土地的尖锐矛盾，可以促进农村脱贫致富；农民富起来了，对地方工业的需求就会增长，有助于扩大地方工业的市场，促进地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解决财政补贴问题和增加农村对土地的投资：

还能促使占全省人口88％的农村居民素质的提高。

他认为贵州发展乡镇企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关键的缺乏发展商品经济的能人。

为此他建议，贵州在政策上应该松动、优惠，鼓励省外和省内先进地区的“能人”到落后地区去承包、租赁、创办乡镇企业。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无畏认为：

贵州要更快发展，一定要在政策上形成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小气候，他说，在现行体制下，很多地方都面临实际困难。

而中央政策只能告诉我们能够干哪些事情，很难规定哪些事情不能干。

如果沿着“只能干哪些”的思路，在实际工作中就会放不开。

反过来，如果沿着“我们能够干些什么”这样的思想，就像苏南、温州、广东等地那样，贵州就能形成有利于促进自身发展的小气候，在不违反中央大的方针政策的前提下，贵州应该更多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中青年经济论坛》副总编常修泽说具体到贵州，应当冷静判断全省及省内各地区、各板块发展不平衡、总体更落后的具体情况，要在这个基点上来考虑贵州的政策。

针对贵州过去曾超阶段发展的历史事实，在发展私营经济、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方面不能和发达地区搞一个模式。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处长郭凡生，对西部发展问题有多年研究，他对西部发展的看法颇有针对性：

西部、贵州的发展首先要立足于改革，要把改革作为实现各种战略实施方案最基本的起点。

他认为西部地区发展在宏观上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财政支出结构相当不合理，越是贫困地区越不愿意拿钱搞生产；二是要处理好民族政策与改革发展关系。

郭凡生认为，西部地区贵州乡镇企业的发展，很大程度就是私人企业的发展，因为贵州处于初级阶段的不发达阶段，应更加放手鼓励私人企业发展。

他建议在制定政策上一定要考虑这一条。

针对贵州实际，他还建议应从搞活中小企业入手进行贵州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样，改革便可先易后难，更加切实可行，更加稳妥。

对话进行得热烈坦率。

　　会议间隙，代表们游览了花溪公园等风景名胜，对贵州神奇多姿的自然山水发出了阵阵赞叹。

　　此次对话活动，受到了贵州省委、省顾委、省政府领导的极大重视。

活动期间，省委书记胡锦涛、副书记刘正威分别约见了部分参加对话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听取了他们对西部发展和贵州发展的意见与建议；省顾委副主任何仁仲受贵州中青年工作者之聘，担任了对话的顾问；副省长刘玉林出席了对话并讲了话，1987年12月10日晚，省委副书记刘正威在花溪宾馆约见了9位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起交换看法，探讨贵州发展问题，他说我想听听你们对西部，特别是对贵州发展问题的真知灼见。

省外参会代表就西部和贵州的发展踊跃发言，畅谈了自己的看法，刘正威最后希望理论工作者们多到贵州来，多与贵州联系，针对贵州发展的实际多提意见。

他和大家握手告别时，时针已指到深夜12点。

　　《走向未来》丛书对一代人的影响

　　贵州省直属机关党委给予这次会议大力支持，会议结束后，高宁、童中心、盘伟岸从50多篇文章中精选27篇结集编辑为《困惑中的思考――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论文集》一书，时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小强研究员（《富饶的贫困》一书的作者之一）为论文集作了序。

对话会议前后，《走向未来丛书》的一些编委，如王小强、白南风、包遵信等学者也应邀请到贵州进行考察、讲学，使贵州和外界的学术互动更为密切，同时也提升了贵州理论研究的水平。

　　其实，不论是“东西部青年学术对话”还是贵州的改革和发展的探索，都不能不提到《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

当时位于喷水池附近的“贵阳作家书店”（现邮政大楼旁，已拆除），进了一批由王小强、包遵信、朱嘉明、王晓鲁、金观涛、黄江南、唐若昕、王岐山、刘青峰、贾新民等人任编委，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有《人的发现》、《增长的极限》、《激动人心的年代》、《现实与选择》、《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人的现代化》、《没有极限的增长》、《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在国际的舞台上》、《昨天今天明天》、《探险与世界》、《摇篮与墓地》、《择优分配原理》、《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富饶的贫困》、《儒家文化的困境》、《日本为什么“成功”》、《悲壮的衰落》、《增长、短缺与效率》等70多本，每一版的印量都在几万本以上，个别书目一次印量甚至达到10万册，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可见当时社会学习的浓重氛围。

“作家书店”也成了青年知识分子喜欢“逛”的地方，碰面、聊天、信息交流加上购书，这确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记得当时谈得最多的话题是经济理论和改革开放，读书、思考、吸收新的知识，探寻发展的途径，一时成为省城贵阳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

笔者曾在此处购书时常遇到前来买书的省直政府部门工作的雷家驹、蔡运兴、赵国权、熊永荣、黄顺林及在高校工作的周道志、胡平林、卢同新、黄启贵等朋友。

这套丛书及金观涛、刘青峰、严家其、李泽原、刘再复、童大林、刘吉、历以宁、吴敬琏等学者的著作，丰富了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使我们这批人从渴望成才的青年，变成了能用自己的观点、方法思考问题并尽可能作出合符实际答案的学人。

　　以后的日子，贵州当年热衷于理论探索的那一群人碰见的机会越来越少，偶尔见面，先说某某已调到省外，再后来一打听，许多人都跑到了发达的东部地区，不再守望“贫困”了。

如叶小文1990年代初调北京：

齐晓飞先调海南后调北京；周道志1988年调深圳，后任光大银行副总；赵国权1991年调海南，又后调任广西北海市委秘书长，1995年离任，现居北京；翟力平1990年调海南，据说后移居加拿大徐新建，1990年代中期调四川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游建西调深圳，先经商，后读博，现任深圳大学教授；曾共青调深圳，现任一家上市公司副总；周献刚1992年调宁波，后到深圳，任某外资公司总裁：

郑铁1990年代初调深圳体改委，后下海经商……他们早已过上了富足的日子，是偶然还是必然?

看来，西部开发及缩小与东部的差距，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消除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不合理因素，还需待以时日。

20多年过去了，那时热血沸腾的理论青年，慢慢地步入了老年，当年他们曾经试图削平的梯度照样高高耸立，而且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困的差距还在拉大，后继者依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