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后复发预防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docx

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后复发预防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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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后复发预防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

2021年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后复发预防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完整版）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carcinoma,HC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球发病率约84万/年，位居各种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7位［1］。

我国为HCC高发地区，发病率占全世界的50％以上。

最新统计资料表明，HCC在我国的肿瘤相关性死亡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肺癌［2］。

肝切除术仍是目前HCC治疗最常用的潜在根治性治疗手段，但文献报道的术后5年复发率＞70％［3］。

有效预防与及时合理治疗复发，对降低病死率，提高总体生存率具有重大意义。

  为进一步规范和提高对HCC复发的临床防治水平，由国家科技部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课题《病毒性肝炎相关HCC外科综合治疗的个体化和新策略研究》专家组发起，根据国内外本领域研究进展，在该课题资助下开展临床研究取得的循证医学证据，结合既往符合我国国情的临床实践，制定本专家共识。

  本共识参考GRADE系统将循证医学证据的等级分为高、中、低和极低4级；将建议的诊治观点和措施分为强烈和一般建议两级。

1 HCC术后复发的定义

  HCC术后复发是指根治性肝切除术后HCC的再次发生。

HCC复发的临床诊断主要根据既往肝切除治疗史，以及再次发生肿瘤的临床特征符合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以下简称为《2019规范》）或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HCC诊疗指南的诊断标准［4－5］。

利用切除或穿刺获得的肿瘤组织可做出病理学诊断。

  HCC术后复发应区别于非根治性切除后的肿瘤残余。

目前，国际上对HCC的“根治性切除”尚缺乏统一或公认的定义。

综合既往研究和多数文献的定义，本共识专家组认为根治性切除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完全切除术前影像学和术中探查（包括术中超声）发现的所有肿瘤结节，切除标本的肝切缘在镜下病理学检查时证实无癌细胞或癌组织残余，即切缘阴性。

（2）无影像学和大体标本病理学检查所能发现的血管和胆管侵犯，无淋巴结或肝外远处转移的证据。

（3）血清甲胎蛋白（AFP）阳性者，该标记物在术后2个月内降至正常水平（排除因肝炎或肝硬化等导致的AFP升高；少数病人AFP降至正常的时间可能＞2个月），超声（尤其是超声造影）、增强CT、增强MRI、肝血管造影等影像学检查未发现肿瘤特征性表现。

近年来用普美显增强的MRI对肝内病灶的检出具有优越性。

大量研究结果已证实，根治性切除是保障外科疗效的首要条件［5］。

  对于文献中常出现的“复发转移”一词，专家组认为复发是个相对的较大概念，涵盖了因“转移”而导致的复发。

  对于HCC伴有大血管侵犯例如门静脉癌栓（portalveintumorthrombus，PVTT）或肝静脉癌栓（hepaticveintumorthrombus，HVTT）的肝切除术，多数已难以达到根治性切除［4,6］，但由于临床上有部分此类病人接受手术，本共识也将其一并纳入讨论。

  建议：

（1）复发性HCC的诊断主要基于根治性肝切除术后再次发生肿瘤，如符合《2019规范》或EASL的临床诊断标准，即可做出临床诊断；组织病理学检查提供确定性诊断（证据等级：

高；建议等级：

强烈建议）。

（2）HCC根治性切除定义为完全切除术前影像学和术中探查可发现的所有肿瘤结节，肝切缘病理学检查阴性，无大体血管和胆管侵犯，无淋巴结或肝外远处转移，多数AFP阳性病人，术后2个月内该标记物降至正常水平，影像学检查无新发肿瘤（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

2 HCC术后复发的类型

  多数（68％~96％）病人肝切除术后HCC复发发生在肝内，即肝内复发；少数可转移至肝外组织或脏器，即肝外转移，但常同时合并有肝内复发。

文献报道仅有＜8.1％的病人单纯存在肝外转移，其中淋巴结转移为3.3％~5.2％［7－8］。

  目前认为，HCC的肝内复发存在两种起源。

其一为单中心起源（也称单克隆起源），即原发病灶在术前或术中已发生肝内其他部位微小转移，其导致的复发常在术后较早发生，即早期复发［9］；术后切除部位原位有微小癌灶残留也可导致早期复发。

其二为多中心发生（也称多克隆起源），即在肝脏炎症或肝硬化的基础剩余肝脏内再次发生的新肿瘤，其导致的复发常在术后较晚发生，即远期复发［10］。

两种不同的复发起源或发生机制可通过对HBV－DNA整合模式、p53基因突变类型、线粒体D环区突变模式、DNA甲基化谱、染色体杂合性缺失模式等检测，以及基因组和转录组学分析等方法加以区分，但这些鉴别方法的可靠性尚待验证，且需要对初发和复发肿瘤标本进行分析比较，技术较为复杂。

因此，尚未成为临床常规鉴别手段。

  根据术后的至复发时间（timetorecurrence，TTR），即肝切除与HCC复发诊断之间的时间间隔，可对两种复发起源做出大致判断。

多数研究将TTR＜2年，即术后2年内的复发定义为早期复发，2年之后的复发定义为远期复发［9］，但也有作者将术后1年内，甚至6个月内的复发定义为早期复发［11］，因此目前对早期和远期复发的时间界定尚有争议，有待更多研究证据。

大量研究表明，TTR较长者对多种治疗的疗效优于较短者，预后相对较好。

鉴别HCC复发起源对准确选择复发治疗方法具有潜在和重要的指导价值。

  建议：

（1）HCC肝内复发存在单中心和多中心两种起源，分别与早期和远期复发相关（证据等级：

高；建议等级：

强烈建议）。

（2）临床上一般可将术后2年内的复发定义为早期复发，2年之后的复发定义为远期复发（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

3 HCC术后复发的高危因素

  肿瘤分期、病人及肝脏相关特征，以及外科操作等3个因素与HCC复发相关，其中肿瘤分期和手术操作被认为与早期复发更为相关，而病人及肝脏特征因素与远期复发更为相关。

  3.1肿瘤分期  根据《2019规范》的中国肝癌（CNLC）分期、巴塞罗那肝癌（BCLC）分期等，肿瘤分期越晚术后复发风险越高［4］。

就危险因素而言，大量研究结果表明，肿瘤体积较大（如直径＞5cm）、多发性肿瘤结节或存在卫星灶、肿瘤包膜侵犯或缺失、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invasion，MVI）、术前肿瘤破裂、淋巴结转移、肿瘤细胞分化较差、以及术前AFP水平升高等是术后复发的重要危险因素。

但是，目前对肿瘤体积与复发风险的相关性尚有不同观点［12］，如巨大肿瘤合并其他侵袭性表现例如肿瘤包膜侵犯或缺失、MVI等，术后复发风险明显增加。

对于伴有PVTT和HVTT的HCC行肝切除术，即使完全切除肿瘤和癌栓，术后仍有极高的早期复发风险。

一项针对早期HCC的国际多中心研究纳入单发肿瘤、任意体积，或肿瘤结节数为2~3个、每个结节直径≤3cm的病人，将根治性切除术后复发风险分为低、中、高3级。

低风险组为单发肿瘤直径＜2cm，无MVI和卫星灶；中风险组为单发肿瘤直径≥2cm，肿瘤中或高分化，无MVI或卫星灶；高风险组为单发肿瘤伴有MVI、卫星灶或肿瘤低分化3个危险因素中的至少1个，或肿瘤结节数为2~3个，每个结节直径≤3cm［13］。

  除AFP之外，其他血清学标记物如异常凝血酶原（PIVKA－Ⅱ或DCP），以及肿瘤组织内标记物如天门冬酰胺－β－羟化酶（ASPH）、骨桥蛋白（OPN）、肿瘤组织增强激活子蛋白4（AP－4）、双特异性磷酸酶（DUSP6/MKP－3）等，其表达水平与复发风险具有相关性。

近年来，以检测循环肿瘤细胞（CTC）和循环细胞游离DNA（cell－freeDNA,cfDNA）为代表的液态活组织病理学检查技术已成为HCC复发预测的重要工具。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周血EpCAM+CTC和7个microRNA等是HCC行肝切除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14］。

  3.2病人及肝脏相关特征  性别、年龄、白蛋白－胆红素分级、肝脏储备功能和肝硬化程度等都是HCC术后复发的重要影响因素［10,15］，其中男性、肝硬化程度较重、白蛋白＜45g/L、吲哚氰绿15min滞留率（ICGR15）＞13％等被认为与远期复发尤为相关［10,16］。

对于乙型肝炎病毒（HBV）或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相关性HCC，术前血清病毒载量升高、HBeAg阳性等亦已证实是术后复发，尤其是远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17－18］。

  3.3外科操作  肝切除术式（解剖或非解剖性肝切除）、肝切缘距离、手术入路、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等也与HCC术后复发具有相关性［19－20］。

既往研究结果对解剖与非解剖性肝切除在复发方面是否有差异尚有不同观点，但近期文献报道认为对于肿瘤细胞分化较差或存在MVI者，解剖性肝切除可减少早期复发风险。

此外，对肝切缘距离与术后复发的相关性也存在争议，但近期多个研究结果显示肝切缘＞1cm可能降低MVI阳性HCC的复发率［21－22］。

但是，肝切除术式和切缘宽窄的选择需综合评估肿瘤体积、部位、肝功能、肝硬化及其程度，以及预估的术后剩余肝脏体积等多种因素。

此外，MVI只能通过术后病理学检查才能诊断，如何在肝切除之前指导术式和切缘距离的选择尚存在困难。

通过术前预测MVI的发生风险从而指导临床决策是可行的方法之一。

  围手术期如出现严重并发症［如肝功能衰竭（肝衰）、严重感染等］可能增加复发风险，而肝切除术中出血和输血对复发的影响目前尚存争议，需更多研究加以证实。

  一个纳入47项研究共5889例HCC病人的Meta分析显示，与开放肝切除相比较，腹腔镜肝切除可减少术中出血量和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缩短平均住院时间，但两者在术后总体生存（OS）和复发方面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另一个纳入5项回顾性研究共888例病人的Meta分析显示，腹腔镜肝切除可降低复发率。

目前尚缺乏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比较两种肝切除技术的远期预后。

  传统的HCC临床分期只能在术前对复发风险做出大致的预测。

近年来通过更精确地定义复发高危因素及其各个因素影响复发的权重，藉此建立术前复发预测的统计学模型，可更精准地预测复发风险，指导治疗方法和具体术式的选择［23］。

  建议：

（1）HCC肝切除术后早期复发的高危因素主要包括肿瘤直径＞5cm、多发性肿瘤（肿瘤结节2个或以上）或存在卫星灶、肿瘤包膜侵犯或缺失、MVI、术前肿瘤破裂、肿瘤细胞低分化、术前AFP水平升高和淋巴结转移等（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远期复发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男性、肝硬化、HBV－DNA高水平、HBeAg阳性、白蛋白＜45g/L、ICGR15＞13％等（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

（2）早期HCC的术后复发风险可分为低、中、高三级。

单发肿瘤直径＜2cm，无MVI和卫星灶为低风险；单发肿瘤直径≥2cm，肿瘤中或高分化，无MVI或卫星灶为中度风险；单发肿瘤伴有MVI、卫星灶或肿瘤低分化3个危险因素中的至少1个，或肿瘤结节数为2~3个，每个结节直径≤3cm为高风险（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3）鼓励开展复发相关生物标记物尤其是液态活检研究，以建立更准确和动态化的术后复发风险预测工具。

4HCC术后复发监测

  目前，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术后复发监测标准和推荐方案。

EASL指南（2018）建议术后第1年内每3~4个月监测1次，检查项目包括AFP和影像学检查（超声、CT或MRI）［6］。

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2017）推荐术后2年内每3~6个月监测1次，其后每6~12个月进行监测，项目包括AFP，CT或MRI，必要时行胸部影像学检查。

由于我国中晚期HCC行肝切除病例较多，早期复发的比例高于西方文献报道。

因此，应适当增加术后2年内的监测强度。

根据复发风险提出随访计划是较为有效和经济的监测方法。

文献报道中对复发高风险者术后2年内每2个月进行1次超声和AFP检查，每3个月进行1次增强CT或MRI、胸部平片或CT平扫，2年后超声和AFP延长至每3个月检查1次，增强CT或MRI、胸部平片或CT平扫延长至每6个月检查1次。

对于中、低风险者随访时间间隔可适当延长，术后2年内每2~3个月进行1次超声和AFP检查，每3~6个月进行1次增强CT或MRI、胸部平片或CT平扫，2年后则分别延长至每3~6个月和每6~12个月检查1次。

  目前，超声检查和AFP仍是HCC复发的首选监测手段［6］，但超声检查对分期较早的复发性HCC检出效果尚不理想，敏感度为63％，而AFP仅在20％~30％的分期较早复发性HCC病人中升高，并且在初发为AFP阳性的HCC病人中，复发后AFP转为阴性的比例为18％［24］。

因此，当怀疑复发时应及时行增强CT或MRI检查，尤其是普美显增强MRI，对疑有肝外转移者行骨扫描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6,24］。

此外，除AFP之外的血清标记物如AFP异质体（AFP－L3）、PIVKA－II、CTC、cfDNA、7个microRNA等也可用于HCC复发监测［25］。

  建议：

（1）对于复发高风险的病人，术后2年之内每2个月复查1次超声和AFP，每3个月复查1次增强CT或MRI、胸部平片或CT平扫，2年之后时间可适当延长；对于中、低风险的病人，复查的时间间隔可适当延长（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

（2）对超声、AFP或其他临床征象怀疑的复发转移者，及时行增强CT或MRI或其他相关影像学检查（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强烈建议）；（3）对AFP阴性者建议检测PIVKA－Ⅱ等其它他标记物（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

5HCC肝切除的辅助治疗

  5.1新辅助治疗  肝切除术前新辅助治疗仅对判断为可切除的HCC而言，总体上缺乏明显进展。

降期治疗针对不可切除HCC，尽管与新辅助治疗概念不同，本共识仍对其主要方法作简要论述。

  5.1.1经动脉化疗栓塞  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arterialchemoembolization，TACE）是研究较多的新辅助治疗措施。

2000年国内一项纳入1725例病人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术前半年内接受1次或多次TACE者，术后5年无复发生存（recurrence－freesurvival，RFS）显著优于未行此治疗者［26］。

另一项针对可切除巨大HCC（直径≥10cm）的多中心研究结果表明，术前TACE显著延长RFS，且并不增加术后严重并发症［27］。

然而，2009年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一项纳入108例直径≥5cmHCC病人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显示，术前TACE组有5例（9.6％）因发生肝外转移或肝衰而失去手术机会；尽管1、3和5年RFS率高于直接手术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8］。

此外，针对可切除的复发性HCC，国内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术前TACE并不能显著延长再切除术后RFS［29］。

因此，术前TACE新辅助治疗的价值和适应证仍需进一步探索。

  5.1.2经动脉放射栓塞  较早报道的经动脉放射栓塞（transcatheterarterialradioembolization，TARE）是将钇90（yttrium－90）微球作为放射治疗药物和栓塞剂，注入肝动脉后可在肿瘤局部微血管内积聚，而肝脏和其他器官接受的放射剂量极低，且由于钇90只发射β射线，因此放射防护较易实现。

研究结果表明，该治疗可有效控制HCC进展，故已用于肝移植术前桥接治疗。

一项回顾性研究共纳入31例术前TARE病人，其中25例行大范围肝切除（切除≥3个肝段），术后1年和3年OS率为96％和86％，中位RFS为34.2个月［30］。

  5.1.3放射治疗  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可使病灶照射剂量较高，而周围正常组织或器官照射剂量较低。

2016年国内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表明，对HCC合并PVTT者，治疗组较对照组的复发风险降低64％［31］。

此后的一项多中心RCT（n=164）显示，对于可切除HCC合并PVTT的病人，术前放疗组的RFS率显著高于对照组［32］，表明术前辅助性放疗可能改善此类病人的肝切除预后，但目前尚缺乏针对较早期可切除HCC的相关文献报道。

  5.1.4系统治疗  以索拉非尼和仑伐替尼作为一线药物，瑞戈非尼作为二线药物的HCC分子靶向治疗已显示对晚期HCC的治疗效果。

虽然纳武单克隆抗体（Opdivo）和帕博利珠单克隆抗体（Keytruda）应用于不可切除HCC，对比索拉非尼未能显著改善主要研究终点，但近期一项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克隆抗体的RCT获得阳性结果［33］，该联合治疗方案已获得FDA批准用于晚期HCC的一线治疗，用于肝切除和消融后辅助治疗的Ⅲ期试验正在进行［34］。

目前，较多有关PD－1抗体单药或联合其他治疗方法用于肝切除术后辅助治疗的研究也正在开展。

此外，一项Ⅲ期研究报道，索拉非尼联合TACE可用于HCC肝移植的桥接治疗［35］。

近期已有此类治疗用于HCC术前新辅助治疗的会议报道。

  5.2降期治疗  既往HCC的降期治疗以TACE报道最多。

在一项纳入831例不可切除HCC行该治疗的回顾性研究中，82例获得降期并达到可切除标准，其中43例接受肝切除，切除者术后OS明显高于降期后未切除者［36］。

此外，也有报道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arterialinfusionchemotherapy，HAIC）具有降期作用。

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103例巴塞罗那（BCLC）C期病人，接受5氟尿嘧啶联合顺铂的HAIC化疗，其中12例（11.7％）治疗后获得降期并达到肝切除标准［37］。

TACE联合靶向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降期效果值得期待，相关研究正在进行。

  有研究结果表明，TACE联合门静脉栓塞（PVE）可能达到肿瘤降期和促进剩余肝脏体积增大的双重作用，联合治疗可使剩余肝脏体积平均增加7.3％，优于单独行PVE组的5.8％（P=0.035），且肝切除术后的RFS也显著优于后者［38］。

  TARE也显示具有肿瘤降期作用。

一项研究结果报道，对349例不可切除HCC病人行TARE治疗后，32例（9％）达到明显的降期效果，其中22例行肝移植，10例接受肝切除［39］。

  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ssociatingliverpartitionandportalveinligationforstagedhepatectomy，ALPPS）尽管并非直接的肿瘤降期治疗，但其可在短期内增加剩余肝脏体积，从另一个方面使部分不可切除HCC转化为可切除。

国内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对45例巨大且不能根治切除HCC行ALPPS术，一期手术后肝脏体积平均增加56.8％，41例（91.1％）实现二期根治性切除［40］。

目前，已有文献报道用多种微创治疗方法行肝脏分隔和门静脉栓塞。

  目前仅有两个索拉非尼治疗获得降期后切除的研究报道，均只纳入了2例病人；尚无免疫检测点抑制剂用于降期切除报道。

采用靶向药物联合免疫检测点抑制剂的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建议：

（1）不推荐TACE作为可切除的初发和复发性HCC的新辅助治疗（证据等级：

高；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

（2）有条件开展TARE的单位可考虑术前应用该治疗（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

（3）对可切除HCC合并PVTT，可考虑行术前三维适形放射治疗（证据等级：

高；建议等级：

一般建议）。

（4）对不可切除HCC可尝试使肿瘤降期或增加剩余肝脏体积，方法包括TACE、TARE、PVE、TACE联合PVE和ALPPS（证据等级：

中；建议等级：

强烈建议）。

（5）鼓励开展靶向药物联合免疫检测点抑制剂，以及两种药物联合其他治疗用于HCC的新辅助或降期治疗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5.3术后辅助治疗  主要指HCC根治性切除术后的复发预防措施。

  5.3.1经肝动脉化疗栓塞  对术后TACE辅助治疗的研究结果尚不一致，可能与既往回顾性研究纳入病人的基线特征有选择性偏倚相关，例如观察组和对照组的HCC发病背景和复发风险程度可能存在差异。

来自东方例如我国的研究多数倾向于该辅助治疗有效，而西方的研究结果则较多倾向于无效乃至有害。

两项Meta分析均显示该治疗可能对多发且直径＞5cm或合并肉眼血管侵犯的HCC具有一定的抗复发作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一项RCT研究结果证实，该治疗可以改善直径＞5cm、多发或伴有MVI的HBV相关HCC的术后RFS和OS。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一项RCT研究结果报道术后辅助TACE可降低合并PVTT的HCC病人的术后复发率。

  5.3.2内照射治疗  目前常用的治疗途径包括肝动脉灌注和局部方式粒子植入。

中国香港的一项RCT研究纳入43例HCC根治性切除病人，其中21例术后接受碘－131微粒肝动脉灌注，22例未行该治疗。

结果显示前者的RFS和OS均显著优于后者［41］。

相似的结果见于一项澳大利亚的回顾性研究［42］，但新加坡的一项多中心RCT研究结果显示疗效尚不显著［43］。

尽管迄今两个Meta分析均认为碘－131可改善远期预后，但仍需多中心大样本RCT研究加以证实。

近期国内一项多中心RCT研究纳入156例HCC组织中HAb18G/CD147抗原阳性表达、接受根治性切除者，肝动脉灌注碘－131标记的HAb18G/CD147单克隆抗体（美妥昔单克隆抗体）显示有效降低早期复发率，主要有效对象为有MVI、肿瘤直径＞5cm、肿瘤分化较差和肿瘤包膜不完整的复发高危病人［44］。

此外，术中在肝切除创面植入碘－125粒子也在国内部分单位开展，一项RCT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的RFS和OS较对照组显著延长［45］。

  5.3.3肝动脉或门静脉灌注化疗  HAIC或门静脉灌注化疗（portalveinperfusionchemotherapy，PVC）在术后辅助治疗方面的报道较少。

国内一个小样本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术后辅助HAIC组（5－氟尿嘧啶、奥沙利铂和丝裂霉素联合方案）的5年RFS显著优于未化疗组［46］。

目前，尚无相关的前瞻性或RCT研究。

此外，一个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合并PVTT的HCC病人，术后辅助性PVC（n=67）较未行此治疗（n=334）可显著延长中位TTR，PVC组的累积复发率较未行治疗组显著降低［47］。

  5.3.4放射治疗  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可能在HCC术后抗复发中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术后辅助性放疗在窄切缘（＜1cm）病人中的3年RFS率为64.2％，显著高于窄切缘未放疗组的52.2％［48］。

该中心另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术后辅助性放疗对HCC合并MVI者的RFS显著优于TACE组以及无辅助治疗组［49］。

  5.3.5靶向药物治疗  HCC根治性切除术后索拉非尼辅助治疗研究（STORM试验）未显示降低复发或延长生存的阳性结果［13］，但数个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该治疗对有复发高危病理学因素病人，如有MVI或PVTT者，可能减少复发并延长生存。

目前尚无仑伐替尼和瑞戈非尼的肝切除术后辅助治疗文献报道，但包括其在内的多种靶向药物，或靶向药物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辅助治疗研究正在进行中。

  5.3.6免疫治疗  HCC术后辅助性免疫治疗已在临床应用较久，多数研究结果肯定其抗复发作用。

一项纳入6个RCT研究的系统性评价和Meta分析结果显示，以细胞因子介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inducedkiller，CIK）或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lymphokine－activatedkiller，LAK）为方案的术后辅助性免疫治疗可降低术后复发率。

一个来自韩国的RCT研究（n=230）结果表明自体CIK免疫疗法可使根治性治疗（包括肝切除、射频消融及经皮瘤内酒精注射）术后中位RFS较对照组延长14个月［50］。

  中国大陆的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肝切除术后胸腺肽α辅助治疗虽未降低1年复发率，但可延长中位生存时间［51］。

另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