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成因现状及解决策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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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成因现状及解决策略
中国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成因、现状及解决策略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行业收入差距以及行业不平等问题备受关注：
一是行业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不同的研究测算的结果并不相同；二是行业收入差距是否合理或者说存在多少倍的差距是合理的，民众更关注差距背后的公平判断；三是行业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否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用新的方法、新的视角来对行业收入差距问题进行研究。
行业收入差距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领域。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各个行业的开放并不是同步和同等程度的，从而使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问题更具特殊的复杂性。
国内外研究表明，行业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行业的人力资本特征、[1-2]行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以及行业的行政性垄断[3-5]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每一种影响因素对于差距的贡献究竟有多少还鲜有研究。
因此，本文针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现状，在建立行业收入差距决定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的行业数据，对决定行业收入差距的各个因素按对不平等的贡献进行了排序，以期找到影响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并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
二、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
为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逐步放开了一些行业的进入管制，允许外资企业、民营资本和乡镇企业进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以及社会服务业等一般竞争性行业。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改革，而产业开放以及劳动力市场改革是其中的两个重要方面。
从1993年开始，政府不再对企业下达职工人数计划，企业自主决定招工的时间、数量、条件和方式，企业和职工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确定劳动关系。
随着竞争性行业的竞争加剧，这些行业中的许多国有企业绩效不断恶化，不少国企相继破产。
1996年开始，国家允许国有企业对富余职工进行下岗分流，加大了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力度。
进入21世纪后，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但国有资本仍然掌控金融、电信、电力、航空、铁路等垄断行业。
从行业开放和劳动力市场化发展的历程来看，改革的渐进性以及同时存在的新旧体制差别，也即“双轨制”[6]势必给各行业的工资决定机制带来很大的差别。
随着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行业退出，国有企业职工比例大幅度下降，从1992年的61%下降到2009年的20.6%，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比例从1992年的20%下降到2009年的2%。
与此相反的是非公有制企业职工比例的大幅度上升，从1992年的6.2%上升到2009年的48.4%，现已几乎占据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一半，其中私营企业职工占比从1992年的0.5%上升到2009年的17.8%。
就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收入分配领域的变化。
1995-2003年，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一直落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平均工资，但从2004年开始，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开始了反超，并且差距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测算不平等指数可以更准确地把握行业收入差距的状况，见表1。
2003-2009年，19个行业中收入的最高值和最低值比值呈现波浪走势，在2005年达到最高值4.73后，逐步回落到2009的4.21；行业收入的基尼系数、泰尔—L指数、泰尔—T指数、变异系数①表现出同趋势运行，均是一个不断提高并逐步发散的过程。
不平等指数的增长率较大，7年中基尼系数扩大了17.8%，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扩大了30%以上。
这些结果表明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行业分配不公程度在加深。
如果考察细分行业，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将更为明显。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2005-2008年97个细分行业中行业平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比值持续大幅度地扩大，从2005年的7.78倍，扩大到2008的15.93倍，四年的增幅超过1倍。
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是各个行业工资增长率差距的拉大，其中最高增长率行业是最低行业的近8倍。
到2008年，收入前10位行业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城镇就业人数的5.15%，拥有全部城镇总收入的10.35%，而排名后10位行业拥有8.35%的就业人数，只占有全部总收入的4.42%。
具体见表2。
初步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
根据已有研究，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原因很多，但每一种原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到底有多大，还不是很清楚，还需要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决定机制进行研究。
三、行业收入差距决定的理论模型
有关行业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现在还缺乏较为一致接受的理论框架。
已有的理论模型存在没有考虑行业产出、反映变量少、不适合行业中观数据检验的问题。
由于分配是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通过生产函数构建行业收入差距决定的理论模型更能反映分配的实际情况。
因此，假设某个行业的产出由其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不失一般性，考虑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投入为资本K和劳动力L，并考虑行业间确实存在的人力资本差异，则行业i的产出为：
由于
同符号，式（3）表明，即使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很多因素可以形成行业收入差距，这些因素包括：
（1）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同。
全要素生产率更多地取决于技术水平，较多使用新技术的行业其收入会比较高。
（2）资本投入量的不同。
一般来讲，资本收益率高的行业会吸引更多资本进入，这些行业的收入会比较高。
（3）劳动时间的投入量的不同。
（4）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不同。
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工人其生产效率会比较高，其自身也会选择进入高收入的行业。
（5）行业的劳动力投入量的不同。
一个行业的劳动力投入量主要由该行业的技术特征决定，例如资本密集的行业其投入的劳动力会比较少。
劳动力的投入量和收入差距呈负向关系，即劳动力投入数量大的行业其收入会比较低。
进一步，考察实际的行业收入差距问题。
将行业的实际工资分为竞争性工资值和竞争性工资的偏离值两个部分，其中竞争性工资由行业的人力资本差异和行业本身的特征决定，而偏离值是由制度性因素（如所有制、工会等）造成的，称为行业溢价或行业租金，因此实际工资可以写成：
是i行业得到的租金率，则行业间的实际收入差距可以写成：
四、行业收入差距决定的实证检验
国内现有对行业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三条技术路线，第一是对收入的分布概率进行描述（非参数估计），第二是回归分析，第三是直接对不平等指标进行分解。
本研究使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即先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获得收入决定方程，然后基于回归方程分解出各影响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回归分析时本研究选用标准的Mincer（1974）方程，[7]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其他影响变量。
使用半对数方程的原因在于：
（1）OLS回归要求残差为正态分布，分布检验表明，收入的对数值更趋近于正态分布；
（2）Wan（2004）对各种收入方程的形式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半对数模型或者优于其他模型，或者与其他模型没有显著的拟合优度差异。
[8]（3）半对数方程有利于分解过程中对于常数项的处理，也可以回避常数项是否对收入差距有贡献的争议。
因此，估计的收入决定方程如下：
其中：
表示行业i的年平均劳动报酬，按照统计年鉴的定义，包括工资、奖金、价格补贴、实物收入，为了得到实际收入，需要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各年收入数据进行平减。
X是一组解释变量构成的向量，
是待估系数构成的向量，解释变量中包括行业人力资本、行业特征、制度变量、技术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具体见表3）。
人力资本因素选取平均受教育程度、行业员工平均年龄作为解释变量，表征行业特征的变量为女性比例和周平均劳动时间。
就中国的制度因素而言，所有制垄断或行政性垄断是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因素。
由于国有资本在各个行业的退出是一个渐进过程，将所有制作为连续变量处理更符合实际情况，本研究以国有企业人数占行业总人数的比例[9]来衡量这一制度因素。
行业的资本投入用人均新增固定资产值来表示。
行业技术水平较难找到衡量指标，劳动生产率是与其相关性最强的指标，[10]但它与行业人均工资的相关性也很强，所以选取行业技术人员比例作为替代变量。
考虑实际收入中有年金等随时间变化的部分，设定年度虚拟变量，过滤行业收入中的时间因素。
考虑数据的覆盖面和权威性，检验时使用2004-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年鉴》中19个门类行业的相应数据。
其中，由于城镇农业占全部农业的比例很小，城乡分割的统计很难反映农业的真实情况，所以对农、林、牧、渔业使用了第一产业的数据；针对金融业的资本密集型特点，以每年期末金融机构中的现金流来代替金融业的新增固定资产，因为现金流是金融创造中最活跃和最基础的部分；针对房地产业的土地依赖性特点，在房地产业的新增固定资产中扣除了购入土地的价值。
运用satat.10计量软件包对行业收入方程进行拟合，其结果见表4。
模型拟合的结果比较好，整体检验通过F统计量检验，各个解释变量通过t值检验，且系数值都比较大，拟合优度为0.89，模型解释了行业收入对数的近90%。
与预期以及已有文献结论相一致，行业平均受教育水平、国有企业职工比例、人均资本增量以及行业技术人员比例和行业收入正相关。
行业平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一年，行业收入增加5.56%；国有企业职工比例增加1%，行业收入增加26.4%，说明具有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可以获得近30%的溢价，这个值还是相当大的；行业人均资本增量每增加1万元，行业收入增长0.42%；行业技术人员比例每提高1%，行业收入提高12.7%，说明行业所代表的技术水平对行业收入也有非常大的影响。
行业女性比例与行业收入呈负相关关系，与预期一致，女性比例提高1%的行业，其收入会下降1%。
行业员工的平均年龄与行业收入负相关说明更年轻的行业会有更高的收入，行业周工作小时数与行业收入负相关反映了近年来单纯依靠劳动时间延长已不能带来收入的增长。
时间虚拟变量的显著性，反映出收入中确实含有随时间变化的部分。
五、行业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
对行业收入差距的研究，仅了解影响收入的决定因素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了解这些影响因素在重要性上的排序，以及每一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是多少，否则难以准确把握当前行业收入差距的决定机制。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方法，由于存在指数基准问题而使得分解结果并不唯一。
[11]Morduch和Sicular（2002）将收入差距指标写成各个部分收入的加权和再计算出各个变量的影响，[12]Fields和Yoo（2000）将变量的贡献归结为回归估计系数、变量标准差、变量与总收入的相关系数三者的乘积与总收入标准差的比率，[13]但Wan（2004）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很好地处理和解释分解时的残差和常数项，且分解方法都严格地受到方程形式和指标选择的限制。
[8]而近年发展起来的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theShapleyValue）分解框架不仅适用于任何收入决定函数和任何不平等指标，还可以很好地解决常数项和残差项对不平等指标的影响问题。
夏普里值是合作博弈的概念，最早由Shapley在1953年提出，Shorrock（1999）用它来计算收入方程中每一个解释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贡献。
求解夏普里值的目的在于，在计算所有解释变量的线性组合的不平等指标时（即模型部分），需要考察某一变量在所有不同变量组合中的贡献。
不失一般性，假设有3个解释变量
为不平等指标，则按夏普里值计算的x1对总的不平等指数的贡献为一个期望值，其公式为：
由于不同的不平等指标对应着不同的福利函数，同时也赋予洛伦茨曲线的各个部分以不同的权数，[14]因此不同的指标得到的结果并不相同；相应地，这种差异也会被带入到不平等指标的分解中。
不失一般性，也考虑结果的稳健性，分解时使用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GE（0）和GE
（1）和变异系数平方（CV[2]）等常用指标。
由于计算量很大，使用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院（UNU-WIDER）开发的JAVA程序。
分解的结果表明，模型可以解释总的不平等的75%左右，这一结果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由于不同的收入分布对指标有影响，需要考虑行业人数加权的情况，加权后的回归方程的基尼系数和前述计算的行业基尼系数的均值非常接近，见表1和表5。
虽然基于不同的不平等指标的分解结果不同，但不同因子对行业差距贡献的排序基本相同。
具体见表6。
从各因子的分解结果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对行业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的前两位因素是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行业的国企人数比例，它们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分别为30%和20%以上，两者占了总差距影响的一半以上。
将受教育水平和平均年龄的贡献累加起来，人力资本因素是最大的影响因素，约占总影响的45%，但远低于张车伟、薛欣欣（2008）的研究结果，他们认为国有部门的工资优势中有80%以上来自于人力资本的优势，[15]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已经将数据区分为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且使用个体数据。
这说明在解决行业收入差距问题时，仍应重点考虑人力资本因素，尤其是影响未来收入的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不平等因素。
在中国，国有化程度差异是行业收入差距的另一重要原因，它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在20%以上，但远低于任重、周云波（2009）65%的估计。
[16]国有企业占比高的行业获得了超额利润，其职工获得了某种身份上的溢价。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资本密集的垄断行业，这说明市场化改革造成两个制度上的极端，一方面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化部分，另一方面是所有制和行政紧密相连的行业垄断部分。
垄断不仅通过市场获得租金，而且利用市场将租金合理化和合法化，近年来一些垄断企业通过隐藏高额利润以获得财政补贴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说明，在保证国有资本控制地位、维护公有制基础的同时，建立市场经济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制度创新。
女性比例对Gini系数的贡献为正，约为6%，对GE（0）、GE
（1）和CV系数贡献为负，但这一变化并不影响对其他变量的贡献的判断。
系数为负表明行业间女性比例差异的扩大，可以降低不平等，这有一定合理性，女性有自己的特点，有适合做的工作，还有不适合做的工作，如果要求女性做和男性同样的工作，那反而是不公平。
GE（0）、GE
（1）和CV指标的不同在于，CV比GE（0）更为宽容地对待收入差距。
其他影响因素，如人均固定资本增量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约为7%，行业技术人员比例的贡献约为6%。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由于中国经济所具有的转型特征，行业收入差距的各个影响因素呈现出较为复杂的作用机制。
根据行业收入差距的分解结果，应采取以下措施以解决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
1.实施教育均等化，加大基础教育投入
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首要作用因素，其中教育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约为30%。
但实际上，如果考虑教育存在严重的起点不公平问题，教育水平对收入的解释力会下降。
较高的人力资本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是市场本身的逻辑，也符合人们的公平观念，是行业收入分配中的积极因素。
中国教育起点不公平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教育投入不足，基础教育投入更是不足。
中国是个财政收入大国，但对教育的投入却极其有限，2009年全国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3%，远低于发展中国家3.9%的平均水平。
各级政府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增加对基础教育的资金投入，并落到实处。
2.开放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限制垄断行业高收入
国有企业职工比例高的行业有近30%的身份溢价，20%以上的行业收入差距是由所有制差异造成的，这说明市场化改革在行业上形成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是国有垄断的行业。
如果考虑难以统计的住房等福利收入以及灰色收入，实际上所有制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要比估计值大许多。
限制垄断行业高收入真正有效的措施还是要进行市场化改革，消除或降低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真正开放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
3.推行劳资谈判制度，提高竞争性行业的劳动收入
行业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极端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收入偏低的现象，“限高”和“提低”应同时发挥作用才能消除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制定的工资政策（除最低工资外）在劳动力市场上已起不到实质性效果，普通劳动者要在市场上提高劳动收入，只有依靠集体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在发达国家往往由工会来代表。
因此，应完善集体谈判制度，改革现有的工会制度，并将工人的罢工行为合法化。
4.提高教育回报率，激励人力资本有效投资
当前行业收入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引导信号失真，将造成两个严重的后果：
一是竞争性行业的人力资本缺失和人力资本投资乏力，普通劳动者是无力投资，企业是不愿投资；二是所有制身份带来的巨大收益导致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形成所有制分割，垄断行业出现人力资本过度投资。
这两种情况的同时出现，必将严重影响人力资本在行业间的配置效率，使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产业升级缺乏必要的动力。
因此，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应成为收入分配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注释：
①本文使用Silber（1989）提出的矩阵法计算基尼系数，其公式为：
其中行向量e'的每一分量为人口比例，Q是一简单方阵，
是按照收入由小到大排列的某一行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泰尔—L指数、泰尔—T指数和变异系数使用泰尔（1972）的一组广义熵指数，其公式为：
其中α=0为泰尔—L指数，α=1为泰尔—T指数；α=2为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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