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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的论文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
方言是歌唱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科学的发声和谐配合可以共同表现出歌唱的民族特征和它独有的艺术个性。
民族声乐作品中必须有它独特的方言特征，才能展现出它背后包含的风格和韵味。
本文主要从民族声乐演唱中的方言运用入手，阐述出方言在民族声乐作品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
民族声乐演唱方言艺术个性风格韵味
引言
方言的运用与民族以及国家的民族声乐艺术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方言的背后代表着这个民族或者地区独特的文化历史以及文化内涵。
民族声乐作品中包含方言，对于展示民族的独特文化内涵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方言有它的地区性、民族性、文学性、艺术性，也同时能够反映出方面背后所代表的这个民族地区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文化意义。
1、方言在中国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运用
1.1民族角度
中华名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华名族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出了各式各样的独特的文化风格。
我们国家包含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在各自发展的过程中，都传承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格。
方言的运用可以表现在声乐的音调上：
如陕北的“信天游”、青海的“花儿”、东北的“二人转”、江南的小调等等;也可以表现在声乐的用词上：
如东北的“白瞎”这样的独特词汇。
通过这些方言的运用，配合上歌手的演唱技巧，才可以将歌曲的文化内涵展现出来。
1.2地域角度
我国民族声乐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但无论其内容和形式发生怎样的改变，其内在的艺术风格骨髓却始终与其所在的地域环境有着深切的联系，体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
同一民族的声乐艺术，由于地域的广大、方言的复杂，表现出的风格也不尽相同。
就以汉族为例，东西南北的声乐演唱都有区别。
故声乐作品在民族背景相同的情况下，也具有地方的特殊色彩。
地域风格的形成，除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差异外，主要也体现在地方语言或方言的差异上。
高原地区的山歌高亢明亮，平原地区的民歌则显得宽广悠长;南方的民歌委婉细柔、曲调较为平和，而相比之下北方的民歌粗犷奔放、旋律刚劲流畅。
深入挖掘地方各自环境特色、民俗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影响声乐艺术风格的地域性因素，使我国民族声乐艺术更加焕发出丰富多姿的地域性风格特征。
2、方言在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的重要作用
2.1使语言生动
方言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一个民族的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了地区人民的生活习俗。
比如陕西的方言较为粗犷嘹亮，而苏州的方言则较为温柔细腻。
方言是中国民族声乐作品中歌唱语言的深化和延伸，它使歌词的情感、意境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更为优美且富有特色，再配上得体的旋律就使歌曲更加妙不可言了。
很多音乐作品，用大白话的手法可以传达出它的意思，但是没发深刻的反映出它的意境、它的精髓，而方言的运用，可以将深层的意思准确传神的反应出来，歌曲的情感、歌曲的风格在方言的运用下栩栩如生。
以四川民歌《康定情歌》中的“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为例。
这首歌曲中由于方言衬词的加入，使得歌唱优美动听，朗朗上口，唱毕回味悠长，别有一番风味。
2.2使气氛得到渲染
唱歌是各民族劳动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产劳动、红白喜事以及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琐事，都离不开歌唱的衬托。
歌的内容广泛、即兴性强，不少民歌都是用地方方言所演绎的。
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体会中自然而然的创作出了歌曲，而这样的歌曲也能让同样干活的其他人得到共鸣，这样的歌曲包含着浓厚的方言，独特的劳动风格，是劳动气氛得到最大的渲染。
2.3使情感得以强化
方言的引入，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作品作者的意思，让作者的思想情感能够得到最充分的表达。
比如有些陕西民歌中的歌词中，掺入了陕西方言的词汇，比如用“撩咋嘞”来代替很满意、很高兴，就可以为更多的本地听众所认可，让作者的情感得到更大程度的强化。
为了充分表达感情，方言在民族声乐作品中的出现是尤为常见。
民族的独特方言最大程度上的反映了民族人民的情感状况，古代诗歌的写作中也常常引用方言，使诗人的情感得以强化。
3、结语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之间，甚至在不同乡镇之间，其方言和民歌也有不同色彩。
语言是一门艺术，方言包含着一方水土的爱恋和乡情，包含着民族地区的文化特色，包含着最真实的集体情感。
中国每个民族的声乐语言艺术都有它的特色方言，我们应该尊重它固有的民情风俗，才能将中国的民族声乐作品发扬光大，使民族的特色源远流长。
当然，有些公众的场合，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多接受，还是需要大众话或者普通话来诠释，才能上台面的表演。
但是，民族的东西永远是原汁原味的，有些情感的表达必须运用方言的词汇还能更加准确传神的进行阐释。
所以最好的作品应该是普通话和方言的结合，在受众能够明白大致意思的时候，适当的引入方言，能够更好的达到完美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余笃刚，《声乐语言艺术》，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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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晓贰，民族声乐艺术[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331-333
[7]宿慧，论语言在歌唱艺术中的重要作用[D]中央音乐学院，2021
浅谈中国古代冠礼的道德意蕴
摘要：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
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
冠礼是以仪式为载体的“成德之教”，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
冠礼具体仪节所蕴涵的道德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关键词：
冠礼;道德意蕴;礼仪。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
正如国学大师柳诒徵在其《国史要义·史原》中所说：
“伦理者，礼之本也，仪节者，礼之文也。
”可见，伦理道德是礼的根本精神，各种具体的仪节是礼的外在形式。
仪节与伦理道德是“形”与“神”的关系，它们彼此相互依存，那些看似繁复而琐碎的仪节其实是古人精致而意味深远的文化设计，其中蕴涵着极强的道德意蕴，失去了具体的仪节与礼仪活动，礼的道德精神则无从展现。
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是嘉礼中重要的典礼，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正所谓“二十而冠，始学礼”。
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
本文拟通过对冠礼的具体仪节的叙述来分析冠礼所蕴涵的道德象征意义和道德教育功能。
一冠礼的主要程式。
仪式总是通过语言与身体的程式化动作来完成的，冠礼主要由给冠者加冠、取字以及以成人身份进行社会交往等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仪节、礼辞以及身体的程序化动作所组成。
根据《仪礼·士冠礼》及《礼记·冠义》，士阶层以上的贵族男子到20岁时，家庭要在宗庙中为之举行冠礼，冠礼的具体程序和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筮日、戒告宾、筮宾、宿请宾及赞冠者。
冠礼是古代社会的“成人礼”，是古代贵族青年必经的重要生命礼仪，只有行过冠礼后的人才被社会承认，古人对它非常重视。
凡是重要事情，古人都先要卜问吉凶，然后根据占卜结果行事，所以行冠礼之前，要用占筮来决定举行冠礼的日期及来宾。
《礼记·冠义》云：
“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
”主人冠者之父请筮人在庙门前占筮，筮人通过蓍草茎占筮来决定行冠礼的日期，这叫“筮日”。
确定举行冠礼的日期后，冠者之父或兄到宾家主人的僚友邀请并告知行冠礼的日期，称为“戒宾”。
在举行冠礼前的第三天通过占筮选定为冠者加冠的主宾，主宾选定后，主人前往邀请，称为“宿宾”。
最后主人再用同样的礼仪为主宾选择一位助手，即帮助主宾行冠礼的人，称为“赞冠者”。
加冠地点选在祖庙。
这一切都表明冠礼是一项极为隆重的仪式活动。
2.为期。
为期，就是约定举行冠礼的具体时间。
参加冠礼的主要人员确定后，在举行冠礼的前一天黄昏，主人集合将冠者的众兄弟在庙门外与有司及摈者有司中佐助主人行礼事的人约定翌日举行冠礼的具体时间。
3.冠日陈设服器、主人及以下即位。
加冠的当日清早，主人要陈设冠礼过程中所需要的盥洗之器、冠服、梳妆用具和盛酒礼器等。
陈设完毕后，主人、加冠者的兄弟、摈者和冠者都各即各位。
4.迎宾及赞冠者入。
摈者向主人报告主宾及其助手的到来，主人从大门左侧出来迎接，导引他们进庙。
在这个过程中，每走到拐弯处，主人与宾都要互行揖礼，走到庙门前，主宾要互相揖让后再进庙门。
进入庙门后，主宾在行进中要相互揖让三次，在升阶时，主宾又三揖三让后升阶升堂。
不厌其烦的揖让体现了传统礼仪所蕴含的敬让精神。
5.始加、再加、三加。
此仪式为冠礼的主要部分，主要是三“加冠”、三“易服”和三“祝辞”。
主宾依次将三种不同的冠给冠者戴上，冠者随之要更换与冠相匹配的三套礼服，这称为“三加”。
冠者即席入坐，赞冠者助手用栉为他梳头、挽髻、加笄，用缁?
黑缯缠住发髻。
主宾从有司手里接过缁布冠，向冠者致祝辞然后为之加上缁布冠，冠者起身回到房中换上玄端服，系上赤而微黑色的蔽膝，出房面南站立，此为初加。
再加和三加与初加的礼仪一样，只是冠服不同。
再加加皮弁，冠者回房换白色而腰间有褶皱的裳，系白色蔽膝;三加加爵弁，冠者回房换熏裳，系上赤黄色的蔽膝。
在这个过程中，主宾每次加冠时都要向冠者致不同的祝辞，皆为劝勉与祝愿之意。
6.宾醴向冠者敬酒的仪式冠者。
三加后，主人与赞者助手设筵席于室门西边、堂正中，冠者将首次得到成人的礼遇。
宾揖请冠者即席，面朝北向冠者授觯饮酒器，宾赞者向冠者进上脯醢干肉和肉酱，冠者祭食、祭酒，以感恩的心祭祀先人，表示不忘本。
宾则以成人之礼与冠者相互拜揖，表示冠者已成人。
7.冠者见母。
冠者带上干肉从西阶下堂，到东墙那边，从北头的闱门出来，面朝北拜见母亲，并献上干肉，母亲拜受后准备离去，冠者拜送，母亲又拜。
8.宾字冠者。
取字是冠礼重要而特殊的仪节，因为在古代的社会交往中，成人之后，名只用于自称，除君父外，任何人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字，以示尊敬。
冠者拜见母亲回来，面朝南于西阶东边站立，宾为冠者取表字并致祝辞，此即为《礼记·曲礼上》所谓的“男子二十冠而字”。
9.冠者见兄弟、赞者、姑姊、君、卿大夫和乡先生。
冠者见兄弟、宾赞者，然后出庙门、入寝门，拜见姑姑、姐姐，仪节与见母亲一样。
冠者回家后更换服装，脱去爵弁服，戴上玄冠，穿上玄端服，系上赤而微黑色的蔽膝，拿着挚先去拜见国君，然后再分别去拜见卿大夫和乡先生。
10.醴宾、送宾归俎。
冠礼结束后，主人用醴甜酒酬谢宾，并赠给宾一束帛和两张鹿皮作为酬谢。
把宾送出大门，并派人把醴宾用的牲肉送到宾家。
从上述冠礼的具体仪节中可以看出，古代行冠礼的具体过程非常复杂，这表明冠者冠礼在古代受到的重视程度。
古人认为冠礼是对青年进行礼仪教育的重要环节，所以他们精心设计的繁复的仪节中都有特定的意义赋予，以此来教育和启发个体。
二冠礼的道德象征意义。
在文化人类学者看来，人类非常依赖象征符号和象征符号体系，并赋予它们以深刻的意义。
上述看似形式繁复的加冠仪式，是通过器物、服饰、言语、修辞等象征符号构成的表达系统，每一个具体的仪节都隐藏着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极强的道德意味，正如王静安先生在《殷周制度论》中说：
“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
”[1]指出了礼与德之间的密切关联，也可以看出，当初周礼的建立是注德于礼，以礼来规定德。
冠礼通过一系列的象征与隐喻，以及精致的具体仪节设计，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它的道德意蕴，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改变发式，表明冠者要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
为了严格区分出童稚之年与成年，古人用发式、着装和字号等外在的形式来作为成年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标志都有道德寓意。
从上述加冠过程可知，给冠者束发是加冠前的重要步骤。
“冠”的本意就是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先从根部束住，盘成髻，然后加冠以固定，这也叫“束发”，含有“约束”之意。
发式的改变象征冠者的身份发生改变的同时，也象征已为成人的冠者从此之后要接受社会道德律令的规范和约束，不能再像童年那样自由散漫。
其二，改变衣着，期望冠者明确社会责任与义务，注重自外而内的修养。
加冠是冠礼的主要仪式，冠是古代贵族戴的一种帽子。
周代的冠有冕与弁两种，冕是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参加祭祀典礼时戴的最贵重的一种礼冠。
弁是次于冕的另一种比较尊贵的冠，分为皮弁和爵弁两种。
在加冠过程中，由主宾依次将缁布冠、皮弁和爵弁三种冠加于冠者，这三种冠的形式与意义皆不相同，冠服越加越尊贵，意在勉励他有所成就。
《礼记·冠义》云：
“三加弥尊，加有成也。
”《仪礼·士冠礼》：
“三加弥尊，谕其志也。
”初加“缁布冠”，为一般百姓成人时戴的黑色布冠。
在太古时代，人们以白麻布做冠，斋戒的时候才把它染成黑色戴上，贵族子弟在冠礼中首加缁布冠，既表示重古，也表示开始成人，从此拥有治权。
再加“皮弁”，是用白鹿皮做的帽子，古代的人穿着这种服装去打猎或战斗，象征青年人从此要有承担捍卫国家安全的责任与义务。
三加“爵弁”，乃“宗庙之冠”，这表明冠者从此有参加祭祀的特权。
三种不同的冠象征地表达了社会对冠者的期望，也表明他从此可以享有成人的权利，承担成人的责任。
古人戴的冠和衣着是相配的，加冠后，冠者的衣服、腰带和鞋子都要有相应地改变，这从上述的冠礼的“三加”仪节可知。
尤为重要的是，冠者穿上新的衣冠，出来向众人行礼，其姿容体态、面部表情和言谈辞令都要和冠服相配。
这其实是希望冠者通过外在形象的改变，来加持内在德性的修炼。
衣冠的整肃，也能达到自尊而尊人，被人敬重的效果。
故《论语·尧曰》里孔子说：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
其三，给冠者取字，强化对他的人生期许。
名字是区别社会个体的符号，在古代，名在先，字在后。
名是父亲所取，字是主持冠礼的宾所取，是一个人成年的标志。
据《礼记·内则》记载，孩子生下来三个月，由母亲抱着去见父亲，父亲握着孩子的右手，用食指轻搔孩子的下巴，为他命名，这一仪式也叫“命名礼”。
表明承认孩子来到人间，加入家族。
儿童是无字的，字为尊称，有了字，也就意味着“成年”。
所以，《礼记·冠义》云：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冠礼上给冠者取字，其象征意义如《白虎通·姓名》说：
“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
”通过称号的改变来表明冠者社会身份的改变，也表明社会对其成人身份的尊重与认同。
最后，通过语言劝导，表达对冠者的道德期望与人生祝福，这主要是通过礼辞来实现的。
如上所述，冠礼有三加，三加的祝辞各不相同。
据《仪礼·士冠礼》记载，始加、再加和三加的祝辞分别是：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
弃尔幼志，顺尔成德。
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吉月令辰，乃申尔服。
敬尔威仪，淑慎尔德。
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
兄弟具在，以成厥德。
黄?
无疆，受天之庆。
”三次加冠的礼辞各异，但都包含着劝诫与期望，劝诫冠者从此抛却童稚之心，保持成人之威仪，谨慎地修养成人之德。
同时，以德与福之间的关联来警戒冠者的言行，告诫他们只要能够谨慎修养德行，就能长寿、增福。
三冠礼的道德教育功能。
一通过明确的角色期待，促进个体道德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中，从自由无拘的、无社会责任的童年期到有社会责任的成年期是最重要的阶段。
个体能否完成这个阶段的顺利过渡，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
因此，每个社会或群体都会想方设法通过特定的方式和途径来帮助个体进行心理调适，实现角色的顺利转变。
冠礼是古代中国为了帮助个体渡过“生命关口”而设计的仪式，是使个体从一个生物学意义的自我向“社会性自我”
转变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个体进行教育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对个体的社会化尤其是道德社会化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这种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明确的角色期待来完成的。
角色和角色期待是社会学概念，社会学中的角色概念则直接来自戏剧，是指社会个体以其所具有的社会位置所必须具备的特殊行为。
社会上的每种角色都有一种被期待的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这种被普遍接受的、规定了应如何扮演某一角色的社会规范即是角色期待。
传统宗法社会希望一个童稚少年成年后要明确知道自己角色的转变，并能够按照社会对这一角色的期待去“做人”和“做事”，也就是严格按照角色期待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那么，什么是成人以及怎样做一个成人呢?
北宋吕大临曾言：
“所谓成人者，非谓四体肤革异于童稚也，必知人伦之备焉。
亲亲、贵贵、长长，不失其序之谓备。
”[2]由此可见，所谓的成人并不是说在体貌外观上异于儿童，而是通过角色学习，深刻认知社会的人伦之道，并能严格按照社会期望与规定去遵守人伦之序。
在儒家看来，人是各种社会角色的总和，他们创立了五种相对角色，即五伦：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并对每种角色都给予明确的规定与定位，社会则通过角色期望来对个体的行为加以限制、规定和引导。
如《礼记·冠义》云：
“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
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
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
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
”从中可以看出，冠礼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这样一种仪式教育，培养冠者明确的社会角色意识，让冠者领悟并遵守群体和社会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角色期待，并通过终身不倦的角色学习，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严格践履自己的角色义务，真正做到为人子则孝，为人弟则悌，为人臣则忠，为人少则顺，扮演各种合格的社会角色。
这种个体将社会所肯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加以内化，形成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行为的过程也就是道德社会化的过程。
二通过对冠者的身体规训，陶冶道德情感，养成道德习惯。
关于礼仪的道德教化功能，晚清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卷三中这样论述：
“古之圣人制为礼仪，先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非故以此为束缚天下之具，盖使人循循于规矩。
习惯而成自然，嚣陵放肆之气潜消于不觉。
凡所以涵养其德、范围其才者，皆在乎此。
”[3]由此可见，圣人制定礼仪的目的不是为了束缚人，而是希望通过对身体的规训来涵养人的道德，期望人能在遵循规范的道德实践中养成道德习惯和道德自觉。
中国文化向来具有一种“身心互渗”的特性，把人看成是一个具有情感与理性、身与心合一的存在物。
因此，中国古代伦理非常强调“以身训礼”、“身礼合一”、“以身显仁”，如《左传·成公十三年》：
“礼，身之干也。
敬，身之基也。
”《荀子·修身》谓：
“礼者，所以正身也。
”对身体规训与德性养成之间的乐观态度，在实践上就会通过身体的规训来启发人的道德理性，而礼仪则一直是身体规训的重要手段。
但是，“容礼教育绝非表面琐碎仪文那么单纯，透过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身体表演以及对仪文的诠释，正在进行身体规训的工程”[4]。
关于礼仪对人的道德理性形成的作用，梁漱溟曾深刻地指出：
“盖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语言思想上所能为功。
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
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致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
”[5]也就是说，直观而具体的礼乐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的道德情感，培育道德理性，其效果比抽象的道德说教来得更快更直接。
冠礼通过一套程序化的身体动作、服饰和语辞等象征符号构成的表达系统营造出一种肃穆神圣的气氛。
在这种氛围中，冠者每加一次冠，都要穿着相应的服装进行与之相匹配的容貌辞令、仪容体态的演示，在揖让进退之间，其身心完全融入其中，有一种非常强烈而真实的道德情感体验和精神升华。
可以说，此时的“精神不再是一种受到礼仪影响的外在存在;恰恰是在礼仪之中，精神得以生动表现并获得了它的最大灵性”[6]，而这种精神又赋予仪式以生命和意义，使得它不是徒具形式的机械动作。
于是，仪式在模塑人的身心、变化气质，陶冶冠者的道德情感方面体现出了其独具“神奇魅力”的力量。
它在促进冠者明白并践行“成为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成人”所应该具备的仪态和辞令的同时，也形成了其内在的道德自觉。
所以，刘向在《说苑》中说，冠礼的意义在于“内心修德，外被礼文”，是“既以修德，又以正容”。
《礼记·冠义》中也说：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仪也。
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
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仪备。
”
结语在注重礼乐教化的古代中国，礼仪作为独特而精致的文化设计，一直是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并成为中国人做人与做事的一种独特的行为模式，在传统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具体而言，作为中国古代礼仪中最基本的冠礼，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在个体修养方面，有助于个体德性的养成。
我们这里的修养主要是指道德修养，是指人们的道德品质、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习惯等方面进行的自觉的自我约束、自我陶冶、自我改造、自我培养的功夫。
传统社会把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通过礼来正心、修身，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美德，“学礼”、“习礼”、“遵礼”和“行礼”则成为个体终其一生的生存方式。
在此意义上，礼是个人修养、修身的器具。
个体遵循礼的过程也是道德实践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养成道德习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演变成人内在的道德自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按照道德规范来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提高自我的道德能力。
《论语·季氏》云：
“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
可见，在传统社会，知礼和学礼是修身的基础。
作为嘉礼中重要的典礼———冠礼，则是个体真正“学礼”与“行礼”的开始，标志着个体从此将以成人身份进入礼仪社会，一生都要以礼为道德标准去规范自己的视、听、言、行，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通过上述的冠礼的具体仪节可知，它首先通过外在形象发式、衣着等的改变来提醒冠者认识到未成年和成人的严格区别，希望冠者借此实现内在心理上的转变，从此抛却童稚之心，按照成人的标准与要求去“做人”与“做事”;另外，它通过礼辞对冠者进行道德灌输，提出明确的德性养成目标，“责成人之道”，已为“成人”的冠者要不断努力去成就德性;最后，个体在行礼的过程中，在庄严而肃穆的仪式情境中，在执行程序化的身体动作的同时，体会与内化这些仪节所蕴涵的道德价值，其道德情感也会随之升华。
其次，在文化传承方面，冠礼通过具体的仪式活动向冠者传输、培育社会主导价值观念，中华文化之“神”由此借助于礼仪之“形”而源远流长。
“文化其‘神’是文化内在的精神和核心价值，文化其‘形’是文化所生长和依附的生活方式及其符号化的表现，是文化其‘神’的载体。
”[7]中华礼乐文化在封建社会绵延存在几千年，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文字、仪式和器物等符号载体而得以延续与发展，并成为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样法”。
研究者们通常认为，冠礼是由远古氏族社会的“成丁礼”演化而来，“成丁礼”是氏族社会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所必经的仪式。
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通过仪式，原始社会的成年礼的仪式过程大都非常隆重而严酷，一般都是在“男女青年到了性成熟期，一连几年，通过部落所规定的各种程序和仪式，接受一系列的训练和考验，其目的在于使即将成为部落成员的男女青年有必须具备的知识，有劳动技能以及对困难和危险的境遇作斗争的能力”[8]。
从这里可以看出，成年礼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文化传承，在培养他们必备的生存技能的同时，也向他们传承本部落的文化。
产生于农业宗法体制下的冠礼与氏族社会的成人礼有差异也有联系，它不再采用各种严酷的形式考验人的心理与生理，而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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