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基层公务员群体性焦虑及其解决路径初稿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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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基层公务员群体性焦虑及其解决路径初稿2
广州基层公务员群体性焦虑及其解决路径
摘要
广州基层…
关键词：
基层；公务员；群体性焦虑
ABSTRCT
KEYWORDS
前言
据人社部数据统计，我国公务员队伍90%是科以下干部，60%在县以下机关工作。
这些基层公务员是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直接实践者、执行者，在基层工作面向群众，是公共行政的基石。
其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政府公权力的权威；其行政工作能力决定了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其精神状态和职业形象都展现了政府的形象。
基层公务员在数量上占据了公务员群体的多数，是党政联系民众的直接纽带，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工作能力直接影响政府的执政水平，其重要性不厌而言。
然而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基层公务员面临着工作、生活、自身情感、人际关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的压力。
由压力而造成的焦虑问题在基层公务员群体中也日益凸显。
轻度的焦虑情况能够通过个体的自我调节解决，但重度或长期的焦虑则有明显的现实危害性。
从个人发展角度而言，基层公务员的焦虑状态可导致精神萎靡、工作倦怠与心理疾病，这让人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工作效率降低，不利于基层公务员自身的个人发展和所在组织的团队建设。
从政府建设的角度而言，基层公务员的焦虑现象可能会出现蔓延或相互影响，形成组织整体氛围紧张和压抑，不利于正常的公务工作，容易造成工作过程中出现工作失误或有不当行为发生，一方面直接损害了民众的切身利益。
另一方面也有损服务性政府的形象，影响各项方针政策在基层政府中的贯彻与推行。
因此希望通过选题的研究和探讨，以海珠区政府为切入点分析基层公务员群体性焦虑的现象和成因，由此来探索这一现象的解决路径。
以此引发对于公务员群体的多角度思考，促进基层公务员的心理健康发展和提升政府整体形象。
第1章基层公务员群体性焦虑的内涵
1．1基层公务员和群体性焦虑的含义
1．1．1基层公务员的概念界定
在目前学界对“基层”这一概念的界定没有统一定义，而政府层面也未给出法定解释。
从行政学的角度，一般将我国中央、省、市、县（区）、乡镇等五级政府行政体系中的最基层的神经末梢即县（区、县级市）和乡镇一级政府定义为基层。
根据这一设定，本文的主要研究范围为广州地区县（区）级以下，包括乡镇及街道办事处，且以海珠区政府为例进行深入研究。
按照对“基层”的界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务员法》对公务员概念的法定界定，将“基层公务员”界定为在公务员群体中县处级以下，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州辖区内县、县级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工作的县处级以下的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且以海珠区政府公务员为主要研究对象。
基层公务员在权利和义务上与其他更高级别的公务员在法律上没有差别。
1．1．2“群体性焦虑”的定义
焦虑主要是对危险、威胁和需要特别努力但对此又无能为力等苦恼的强烈预期产生的一种由紧张、焦急、忧虑和恐惧等感受交织而成，普遍存在于人类当中，明显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复杂情绪反应。
在心理学界有不同的流派对于焦虑问题给予了充分的研究与论述：
第一，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学者Freud开创了在精神分析视角下的焦虑理论。
从本能决定论出发，他认为焦虑既是先天遗传的又是后天习得的。
第二，行为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Watson与Pavlov认为恐惧和焦虑都是有机体（包括和动物）为了躲避有害刺激的应急调节机制。
第三，存在主义学派关于焦虑的看法起源于Kierkegaard，其后不断被不同的学者补充和丰富。
Fisher基于前人的理论，从现象学的视角来解释焦虑，认为焦虑不仅仅源自于自身忧虑的体验，更与他人的焦虑经验息息相关。
第四，生理学方面有关焦虑的理论主要源于实验，通过分析实验结果，对实验的各方面进行研究，从而阐述从生理学视角对于焦虑的看法。
生物学对焦虑的理解通常基于对中枢神经系统上关于恐惧、惊慌等情绪有关的研究探索。
Gary就生物学角度提出了隔膜-海马系统作为焦虑等情绪的基础，且大脑内的其他区域也与焦虑有所关联。
焦虑是一种有机体的情绪反应，那么群体性焦虑即某一群体内具有普遍性地产成焦虑情绪反应的社会现象。
第一，群体性焦虑具有同质性和广泛性。
同一群体往往是处于同一社会背景下的同一社会阶层，因此即使群体内个体的焦虑事件和焦虑程度有所不同，但群体大体上会存在趋同的现象，在性质上存在着相似的共性，其实质是相类似的。
而且焦虑的情绪在群体内个体之间大范围普遍地存在，具有了代表性和影响力才能称之为群体性焦虑。
第二，群体性焦虑具有消极性和传染性。
焦虑是一种消极的负面情绪，容易造成不安，在工作、生活中难以集中精力，严重者甚至有生理上的疾病症状，例如睡眠障碍，高血压等。
即不利于工作、生活的良好表现，也不利于与人良性沟通，进而影响人际关系。
焦虑情绪如果得不到疏导很可能导致恶性循环。
而焦虑情绪往往容易在群体间传播，感染到心志不坚的人。
正如存在主义学派的观点，焦虑不仅仅源自于自身忧虑的体验，更与他人的焦虑经验息息相关。
试想群体处于焦急和担忧的氛围当中，即使原本没有焦虑情绪的人也容易受到渲染而产生焦虑感。
或对身边相似境遇而又有焦虑问题的人有代入感，而被“感同身受”地传染。
第三，群体性焦虑具有复杂性。
个体的焦虑事件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从生活、工作、个人情感、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遭遇了让人忧虑的事件或问题，形成多重压力而导致焦虑。
且群体内个体间的焦虑事件有具有差异性，因此群体性焦虑是一个多成因多角度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群体性焦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将长期持续需要长期疏导，而无法在短时期内被消除。
第四，群体性焦虑具有隐蔽性。
因焦虑是一种消极的负面情绪反应，而人们都希望呈现出正面的形象，所以焦虑问题在群体内缺乏交流，往往具有不被承认或者被忽略。
而在群体层面上，焦虑缺少足够的重视和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等到发生因焦虑引起的影响广泛、后果严重的事件后群体或组织才会有所行动。
根据以上各流派对于焦虑的研究，本文将群体性焦虑定义为：
1．2国内目前关于基层公务员心理状态和群体性焦虑研究的主要观点
1．2．1关于“公务员心理”的观点
以中国知网为例，从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是从社会学、行政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角度出发，运用单一学科的视角和理论用以指导研究。
对广义上的国家公务员或某一地区、某一性别的公务员整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进行评估、分析与研究。
（一）公务员整体心理方面的相关研究
目前有关于公务员群体心理的研究专著开始逐渐地丰富，其中代表的性的著作包括：
刘东强所著的《中国当代官员心理健康的社会学分析》（2004）主要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政府官员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对象的心理问题及其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初步提出解决的思路和策略。
而薛泽通所著的《当代公务员心态健康讲座》（2007）则着重从生活与工作的实际体验中剖析当代我国公务员所面对的心理问题。
对公务员队伍的心理状态分析作出了合理化的梳理工作。
黄训美则在其所著的。
《公务员心理保健》一书中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公务员群体的职业特殊性对公务员心理进行了全面地剖析和论述。
较为详细地从心理的产生与发展机制、人格与公务员施政、公务员的自我意识、公务员的政治心理、公务员的人际交往心理、公务员的挫折心理、公务员的心理评估方法等方面作出了精辟的阐述。
在论文研究方面，湖北大学的孟灵姗在其硕士毕业论文《当前我国公务员心理问题及其调适研究》中认为公务员心理问题的产生原因分别来自于社会、工作与家庭三方面。
包括公务员热带来的不正当竞争和社会上公务员高曝光率而形成的压力等社会因素；人际关系压力和职责压力、公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冲突和制度缺失等工作因素；工作外的家庭方面原因等。
（二）对于某一地区公务员心理方面的相关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地区不平衡的现象，东西差异、城乡差异等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差异会造成不同类型的社会问题，这样也给我国各地区的公务人员形成不一样的工作压力，由此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大不相同。
其中张万英和郑雪的《广东省领导干部人格特征状况研究》（2006）中以588位广东省在岗领导干部的人格特征状况作出了全面的分析。
其中心理健康者约为67.10%、生活满意者仅为22.13%。
虽然广东省处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列，但是其公务员队伍的心理健康与生活满意度水平却不容乐观。
这体现了经济发展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非一致性现象。
在朱敏贞、韩铁光、邹宇华、何桂香等在2013年进行的《深圳市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中通过一般健康问卷对三个政府机关的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
受调查的556名公务员当中，有6.48%心理健康处于高危状态,11.69处于重度危险状态。
另外还就不同职务级别的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进行统计对比，发现科级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最差。
而于2008年发布的2007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的总结性成果中提到甘肃省处级以下公务员心理问题除了源于社会转型等客观环境影响外，主要来自于公务员工作本身带来的压力。
其中认为公务员的心理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化解，必然会影响身体健康，进而影响工作，之后发生连锁反应影响到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影响政府的公众形象，甚至影响到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对于某一性别公务员心理方面的相关研究
就中国社会而言，传统观念上的社会分工使得女性在工作、生活等场景中通常处于弱势地位。
且两性间在心理和生理上同样有着巨大差异。
把性别作为划分标准以细化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常征、王娟所著的《女性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以北京市H区为例》（2011）中以北京H区内的200女性公务员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从多方面搜集资料。
以此分析该地区的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态，并据此调查提出要建立政府、妇联、和女性公务员本身三方面共同努力的心理健康体系。
霍团英在《女性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与对策分析》一文中通过对H市市直属机关的74个部门内1231名女性公务员进行了有关心理状况的问卷调查，并对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显示，42.1%的女性公务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处于较差或差的水平，其中有关于压力来源的前三位是社会环境、赡养与子女教育、工作压力。
1．2．2关于“群体性焦虑”的观点
（一）关于新生代农民的群体性焦虑分析
李贵成在其所著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焦虑及其消解机制探讨》一文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焦虑”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因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等制度性社会排斥以及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而产生的不满、烦躁、压抑、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
”
他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焦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不确定性，即此群体的群体性焦虑产生与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关。
诸多社会的不确定因素和社会问题的刺激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上处于高度紧张和不适的状态，进而缺乏安全感产生焦虑。
2、普遍性，即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在物质与精神各方面处于不同程度的焦虑状态。
从群体的范围到焦虑事件都具有普遍性的特性。
3、风险性，即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关键转型期，社会变革进程中出现群体性焦虑是不可避免的风险后果。
群体性焦虑经过长时间积累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张力，最终会导致社会冲突或以其它方式得到释放。
这样会对社会稳定发展带来风险。
其后，此文还分析了从就业权利保障缺失、精神生活贫乏、城乡文化冲突和难享均等化公共服务等四方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焦虑的成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
（二）关于青年群体的群体性焦虑分析
雷开春认为青年白领群体社会焦虑现象的本质是地位身份威胁所带来的焦虑，主要来源于职业威胁、收入威胁、财富威胁、教育威胁、消费威胁和制度威胁等若干方面。
并从青年白领这一群体社会焦虑的心理机制入手分析其成因与危害,建构了青年白领群体社会焦虑的模型。
从模型上看，职业竞争加剧，收入差异模糊，现实财富缩水，教育声誉下降，消费品质降低，身份转换受阻等现实威胁使得青年白领们形成了对上层群体羡慕而对低层群体回避甚至恐惧的心理机制。
由于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自身社会地位的威胁感以及对自身低效能的评估使得青年白领产生了从众、恐慌、弱势等心理，进而形成社会焦虑。
如果这样的社会焦虑无法得到有效排解，则会导致这一群体产生对阶层认同的偏差，滋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做出非理性的行为。
无独有偶，张艳丽、司汉武也在《青年群体的社会焦虑及成因分析》一文中认为青年群体存在身份认同的焦虑情况，且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社会转型期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
其认为青年群体的社会焦虑主要表现在生存与发展、人际关系、身份认同和婚姻等方面。
而青年群体的社会焦虑成因主要来源于青年的成长经历与社会转型期的大量不确定性这两大方面。
根据对国内部分学者的观点研究，不难发现，社会各群体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焦虑，而不同群体的社会焦虑根据其身处的社会阶级、社会环境与自身素养等不同因素而各有侧重。
群体性焦虑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激荡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2以海珠区政府为例的公务员群体性焦虑调查
2.1当前海珠区公务员所处的社会背景
从行政区划上看,海珠区占地为102平方千米，辖内有18个行政街和257个社区居民委员会。
18个行政街是：
赤岗街、新港街、昌岗街、江南中街、滨江街、素社街、海幢街、南华西街、龙凤街、沙园街、南石头街、凤阳街、瑞宝街、江海街、琶洲街、南洲街、华洲街、官洲街。
作为广州过去的工业区，海珠区内还遗留了很多城中村、旧工厂和批发市场，外来人员较多，管理难度较大。
从经济发展上看，以2014上半年为例,海珠区经济状况呈现如下:
第一，GDP增长平稳
2014年上半年，海珠区GDP实现540.02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比一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
同比回落6.2个百分点。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0.87亿元，增长23.9%；第二产业72.08亿元，增长1.9%；第三产业467.07亿元，增长10.4%，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96.4%。
三次产业结构为0.2：
13.3：
86.5。
第二，财税收入保持增长
2014年上半年，海珠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5.90亿元，增长10.4%。
税收总收入91.55亿元，增长8.8，其中国税收入43.09亿元，增长11.7%；地税收入48.46亿元，增长6.4%。
第三，工业增速小幅回升
工业生产在经历了一季度的低迷之后，二季度部分企业产能出现释放，部分重点企业生产情况好转。
（注：
工业生产增速放缓主要源于旧厂房改造）2014年上半年，海珠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13.28亿元，增长7.0%，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8个百分点。
第四，固定资产投资较为平稳
2014年上半年，按法人在地口径，海珠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7.29亿元，增长10.2%，其中建设改造133.63亿元，增长12.5%；房地产开发投资93.65亿元，增长7.1%。
第五，商业保持高位增长
2014年上半年，海珠区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2359.82亿元，增长32.7%，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其中批发业实现商品销售额1916.12亿元，增长37.2%；零售业实现商品销售额443.70亿元，增长16.1%。
海珠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4.93亿元，增长14.0%。
第六，外贸进出口下降
2014年上半年，海珠区外贸进出口总额14.89亿美元，同比下降0.8%。
其中出口额11.30亿美元，下降0.3%；进口额3.59亿美元，下降2.4%。
合同利用外资1.79亿美元，增长1.6倍；实际利用外资1.15亿美元，下降6.9%。
图2-12006-2013年海珠区GDP
图2-22006-2013年海珠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图2-3广州市2013年各区财政收入对比
根据以上数据得出，海珠区是广州六大中心城区之一，作为旧工业区辖区内有众多旧厂房、批发市场和城中村。
从2006年到2013年，GDP和财税收入稳步增长，增速基本保持在10%以上。
增速在广州各区中应该属于前列水平。
但从图2-3看出，海珠的财政收入总额在12区（县级市）中属于靠后水平。
总体来说，海珠发展势头良好，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辖区内社情复杂，管理难度较大。
2.2海珠区政府公务员的心理状态调查
（一）研究对象
本调查以海珠区政府公务员为研究对象，在海珠区政府范围内随机进行抽样调查。
共派发120份问卷，回收问卷110份，问卷回收率91.67%，其中有效问卷104份，有效率94.55%。
（二）研究方法
本调查主要通过派发问卷和访谈进行数据搜集。
编制《基层公务员心理焦虑状况调查问卷》，搜集性别、年龄、公务员职级、个人月均可支配收入等个人信息，以及从工作、人际情感、家庭、社会认可等方面的焦虑事件了解海珠区公务员的焦虑状况。
（三）调查内容
1、个人基本信息调查
（1）抽查对象中男性人数为44人，占受访者总数的42.31%；女性人数为60人，占受访者总数的57.69%。
（2）受访者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20~30岁区间，属于青年公务员群体。
而其他年龄段受访者较少。
图2-4受访者年龄分布
（3）受访者的公务员职级主要集中在办事员和科员，属于政府机构的末梢。
其次是乡科级副职与乡科级正职。
图2-5受访者职级分布
（4）受访者的个人月均可支配收入大部分在五千元以下，占到受访者总数的84.62%。
而只有2.88%的受访者个人月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七千元以上。
图2-6受访者个人月均可支配收入
（5）在受访者当中52.88%为独生子女
（6）有62.5%的受访者认为从家庭总收入的角度，自身家庭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同时，超过三成受访者认为自身家庭属于低收入阶层；而认为自身家庭属于高收入阶层的仅为1.92%。
图2-7受访者家庭收入阶层分布
（7）近九成受访者认为自己存在心理焦虑；其中认为自己“经常焦虑”的受访者为14.42%，“长期焦虑”为11.54%；只有10.5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心理焦虑.
图2-8受访者自觉心理焦虑状况
2、工作焦虑事件调查
（1）超过8成受访者在不同程度认同“在工作过程中，会时常因为工作效率下降而心烦气躁。
（2）大部分受访者在不同程度认为其经常因为工作超负荷而力不从心。
而只有不到两成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同。
图2-10“您经常因为工作超负荷运作而力不从心”之受访者分布
（3）大部分受访者满意自己的工作状态；有16.35%的受访者表示对自己的工作状态有所不满，而1.92%的受访者对此非常不满。
（4）超过八成受访者不同程度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大，其中认为比较大的占到受访者总数的26.92%，5.7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
（5）78.85%的受访者不同程度认同“工作考核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当了解到工作考核结果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前途时会心烦意乱。
”
图2-11工作考核带来的工作压力
（6）八成受访者不同程度认同自己的工作内容比较机械枯燥，49.04%受访者认为有些机械枯燥；21.15%认为比较机械枯燥;10.58%认为非常机械枯燥。
（7）超过五成受访者认同十八大以后“反腐”所带来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工作压力加大。
（8）超过三成受访者不满意自身的晋升空间和职业前景，其中4.81%对此表示非常不满。
3、人际情感焦虑事件调查
（1）78.84%受访者认为与同事关系非常融洽或比较融洽，18.27%受访者表示对此比较冷漠，2.88%则认为与同事关系非常不融洽或比较不融洽。
（2）超过六成受访者认为上级对手头工作直接干涉会让其感到烦躁。
（3）72.11%的受访者不同程度认同公务员工作圈子局限，让其人际关系很单一。
（4）超过五成受访者不同程度认为频繁的工作应酬使其感到力不从心，其中10.58%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如此，而2.88%认为很多时候如此。
（5）在加强对公务员行为规范的情况下，37.5%的受访者会尽量避免与朋友的聚会等联谊方式以避嫌；而12.5%表示经常如此。
（6）超过七成受访者不同程度认为工作压力大使其没有太多时间放在感情的经营上，其中26.92%受访者认为比较符合，6.73%认为完全符合。
4、家庭焦虑事件调查
（1）75.96%的受访者表示在平时的家庭生活中，经济问题在不同程度让他们感到烦恼，其中超过两成的受访者认为经济问题经常使其烦恼。
（2）近六成受访者表示兼顾公务员工作和家庭事务让其不同程度感觉力不从心。
（3）超过九成受访者认同成为公务员满足其家人对其的期望且其家人希望其长期在公务员的岗位上。
5、社会认可焦虑事件调查
（1）大部分受访者不同程度认同如果让其离开公务员岗位到企业中任职会让其感到焦虑和不安。
图2-12离开公务员岗位到企业任职感到焦虑情况
（2）76.93%的受访者不同程度认同听到或看到有关于公务员不实的负面报道会评价会让其感到不甘和焦虑，其中近三成表示比较或非常不甘和焦虑。
（3）75.96%受访者不同程度认为社会民众对于公务员群体有所误解且此误解会对其造成压力。
（4）近五成受访者对公务员的职业形象持乐观态度，但仍有12.5%的受访者认为“相对悲观，仍需改进”，1.92%的受访者则持有很悲观的态度。
图2-13受访者对于公务员职业形象所持态度
（5）大部分受访者表示“经济问题”、“工作问题”、“个人前途及职业前景问题”是造成其心理压力的前三大因素。
2.3海珠区公务员群体性焦虑分析
2.3.1海珠区政府公务员群体性焦虑的产生原因，即“为什么”
根据实地调查，通过派发调查问卷、进行访谈交流等方式收集了若干数据和了解了部分海珠区政府公务员关于自身焦虑和基层公务员群体焦虑的想法。
分析导致海珠区政府公务员焦虑心理的焦虑事件后，就其原因，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工作压力的忧虑
基层工作内容繁琐而职责划分不明晰，导致了基层公务员工作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大。
基层公务员作为庞大政府机构的神经末梢，处于政府接触民众的第一线。
因此基层公务员承担着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执行第一线的任务。
为了使得基层管理综合管理更加高效，基层工作既需要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布置的工作和传达精神，也需要像民众宣传政府的方针政策。
同时基层公务员干部还面临各种考核压力和签署各种“责任状”，其工作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以海珠区的城管执法部门为例，他们有300多项的行政执法职权。
其内容与执法依据涉及100多部法律法规，涵括市容卫生、城乡规划、环境保护、市政园林、燃气、水务等十多个方面，其中关系交错，具有相当大的管理难度。
而且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责任与权限不对等的情况，导致了基层公务员没有足够的强制力执行工作内容。
另一方面，如果按照300多项的行政执法职权进行分工，即使满编在岗，各中队每名执法队员也要承担二三十项执法职责。
如果按照管辖面积进行划分，即使满编在岗，各中队一名执法队员要负责0.5平方公里左右区域内的300多项执法职责，这是很难兼顾的。
在街道城管执法力量有限的情况下，难免出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情况。
而一旦出现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情况则很容易造成民众的误解，形成“选择性执法”、“无作为”等的舆论压力。
再者，基层公务员常面临“运动式治理”、“突击检查”等事件性、阶段性突发工作任务带来的工作量骤增。
这样的情况往往发生在某一会议或是某一活动等事件之后。
通常为了贯彻某一会议精神或是为了短时间达到某一任务指标而发起的“疾风骤雨般”的急冲锋。
如此带来的“任务重，时间紧”常常使得基层公务员应接不暇，劳于奔命。
且此类事件往往牵涉部门广，需要多部门协同运作，由此而来的“文山会海”，“迎来送往”让基层公务员的休息时间常被占用，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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