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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试题填空

《中国书法史》试卷

一、填空

2、甲骨文和金文是殷商时期书法的代表。

它们是考古资料可证实的数量较多又相当成熟的最早文字。

3、甲骨文又称“龟甲文字”、“卜辞”、“殷墟书契”等。

现出土累积约15万片,单字总数有4600多个,目前可识1000多个。

4、甲骨文是研究商代文字、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资料,也是早期书法的代表。

5、甲骨文多用刀刻成,有先书后刻和以刀为笔直接刻写两种形式。

7、在青铜器上铸铭文,从商代中后期开始流行,到周代达到高峰。

秦称铜为金,故把刻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后人又称“钟鼎文”。

青铜器又称“彝器”,其铸刻文字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凹入的阴文,称为“款”;一种是凸出的阳文,称为“识”,故青铜器铭文又称“彝器款识”、“钟鼎款识”。

8、商代金文代表作有《司母辛鼎》(中期)、《戌嗣子鼎》(晚期)、《小臣艅尊》(晚期)等。

9、殷商时期除了大量青铜器铭文外,还有少量石刻铭文。

《殷墟妇好墓石磐刻字》有“妊冉入石”字样,为我国石刻文字系统中最早的代表作。

2、西周前期金文代表作:

《利簋》、《何尊》、《康侯簋》、《大盂鼎》等。

3、西周中期金文代表作:

《大克鼎》、《询簋》、《墙盘》等。

4、西周晚期金文代表作:

《(害夫)簋》、《散氏盘》、《毛公鼎》、《颂鼎》、《虢季子白盘》等。

5、《(害夫)簋》,西周厉王时期的金文,为西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种。

《散氏盘》,西周厉王时期的金文,结构多变,取横势,重心较低,粗放厚重,显壮实遒迈之气,后世书家多效之。

《毛公鼎》,西周宣王时期的金文,铭文32行,497字,为目前所见西周金文中最长的铭文,整体浑穆磅礴,为西周晚期金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与《散氏盘》相反,其字形趋长,取纵势;《大盂鼎》的肥厚笔画和点团已趋于消失。

《颂鼎》,西周宣王时期的金文,形式上或整齐或错落,是西周晚期大篆中最为成熟的作品。

《虢季子白盘》,宣王时期的金文,是西周晚期笔画向更简练、流畅方向发展的代表作,对以后秦系书法如《秦公簋》、《石鼓文》等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3、楚系文字中越国的《越王勾践剑》铭文以鸟虫加以组合变形,结体精严,疏密变化有致,富于装饰性,习惯上称其为“鸟虫篆”。

5、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的秦系文字代表有《秦公簋》和《石鼓文》。

8、学术界普遍认为《虢季子白盘》、《秦公钟》、《秦公簋》、《石鼓文》所用的文字为籀文,比较纯正地保留着西周文字的传统。

9、秦篆文字由籀文发展到小篆的大致脉络:

虢季子白盘—>秦公钟、秦公鎛—>秦公簋—>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磐刻石—>新郪虎符—>泰山刻石

10、“草篆”的出现与使用,加快了隶变的过程。

战国晚期《青川郝家坪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简牍可清晰地寻到秦篆隶变的轨迹。

11、发生在战国时期的隶变过程,正是中国文字由古文字系统向今文字系统的演变过程。

1、秦末至西汉初年,隶书发展很快,并替代了小篆的官体文字地位。

西汉时期,首先由隶书演化出了较成熟的章草,约于东汉中期,已有早期出现楷书,东汉后期又出现了行书。

2、两汉时期的书法极为丰富,从大的类别上可分为金石铭刻类类(包括汉金文、碑刻、砖瓦铭文等)和墨迹类类(包括简牍、帛书等)两大类。

(金石铭刻类,墨迹类)

5、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学着作。

6、东汉书论:

赵壹的《非草书》反映了汉代草书发展热潮的真实情况。

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篆势》等,可视为古代书论的发轫之作。

2、许慎在《说文解字?

叙》中说:

“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2、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均采用新改定的小篆颁行天下。

3、秦李斯与李阳冰唐均工篆法,史称“二李之法”。

4、程邈在狱中省改大篆,使秦文篆书重新规范划一,奏之始皇,获赦并出任御史,负责清理文字。

5、秦皇的纪功刻石均以标准而规范的小篆写成,形存的《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相传为李斯所书。

因其笔画如玉箸,故又称““玉箸篆””。

清杨守敬在跋《琅琊台刻石》中云:

“嬴秦之迹,唯此巍然,味磨泐最甚,而古原之气自在,信为天上神品。

6、史载秦始皇东巡刻石还有《峄山刻石》、《东观刻石》、《会稽刻石》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统一度量衡,向全国颁发一篇诏书,这篇诏书或将铭文铸凿于权量之侧,或以印模制作于陶量之侧,我们先其为秦诏权量铭文。

又有制成刻有铭文的一薄片“诏版”,镶嵌于权量上,我们称其为秦诏版。

2、汉代简牍有两大类型:

江淮汉简和西北汉简,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4、江淮汉简的内容多为古代典籍,如马王堆帛书《老子》、银雀山《孙膑兵法》等。

5、西汉晚期的连云港汉简中的《神乌傅》为章草书,笔画中多有圆劲弧形,粗笔在简中时有出现。

6、西北汉简指出土于我国新疆、甘肃、内蒙、宁夏、青海等西北干燥地区的汉代简牍。

189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塔里木河下游的古楼兰遗址,发现了晋木简120余枚,揭开了古代简书出土的序幕。

7、在建国后发掘的大量两汉竹木简中,以居延汉简和敦煌悬泉置汉简最为宏富。

8、西北汉简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后期都有纪年作品,这些简上的书体大体上有隶书、章草、楷书三类。

属于章草的作品如西汉中后期的敦煌汉简《敦煌书记册》、东汉前期的居延汉简《误死马驹册》、《永元五年兵器册》等。

属于楷书的作品如敦煌悬泉置出土的《麻纸墨迹》、兰州伏龙坪汉墓出土的《伏龙坪东汉残纸》等。

9、从江淮汉简和西北汉简等丰富的出土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自西汉初期,隶书已成为朝野的通行书体,同时也证明文字在此时已完成了由篆至隶的变化,到西汉中期隶书已十分成熟。

从西北汉简中可见,西汉中期的章草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草法,说明章草已较为规范,并成为汉代通行书体之一。

从汉简中还可了解中,东汉初期已出现行书和楷书的端倪。

1、汉代的铭刻书法主要包括汉金文、汉代石刻、汉砖瓦铭文、西汉骨签刻辞等。

4、汉代刻石书法主要包括碑碣、摩崖刻石、墓志铭、石经等,所存的书体主要为篆书和隶书,适应了庄重场合的使用。

5、西汉的篆书刻石和隶书刻石所见不多。

东汉中期到末期刻石铭辞风气渐开,主要成就表现在这一时期的碑刻上的篆隶作品。

6、东汉篆书碑刻:

《袁安碑》和《袁敞碑》二碑风格相似,笔画清晰,其中垂露竖作悬针状,为秦代刻石所无,作品中吸收了古籀笔法。

7、东汉篆书碑刻:

《祀三公山碑》气势宽博,方劲雄伟,多混入隶书笔法,结体上以隶仿篆,多见方折,后世亦称“缪篆”,其章法错落有致,在汉代碑刻中个性鲜明。

8、在东汉篆书刻石中,最为称道的当推碑额上的篆书。

如《张迁碑》碑额结字紧密,造型扁方,上下顾盼照应,寓动于静,寓圆于方,开合挪让富于变化,为汉碑篆额中具有装饰美的代表。

9、汉篆额在后世碑刻中影响深远,如魏《三体石经》、吴《天发神谶碑》及后世碑额、墓盖上的篆书悬针用笔和装饰化的方型篆书均源于此。

10、东汉的隶书碑刻按其风格可分三类:

端庄平正、法度严谨一路的,挺拔流丽、清劲秀逸一路的,质朴高华、雄浑沉厚一路的。

11、端庄平正、法度严谨一路的碑刻有:

《子游残石》、《乙瑛碑》、《张景碑》、《西岳华山庙碑》、《史晨碑》、《熹平石经》、《王舍人碑》等。

12、挺拔流丽、清劲秀逸一路的碑刻有:

《____》、《____》、《____》、《____》、《____》。

(《礼器碑》、《孔宙碑》、《杨叔恭残碑》、《尹宙碑》、《曹全碑》)

13、质朴高华、雄浑沉厚一路的碑刻有:

《裴岑纪功碑》、《鲜于璜碑》、《衡方碑》、《张迁碑》等。

14、东汉质朴、雄浑碑刻中与方劲刚健异趣,而以恣肆雄放风格为主调的另类碑刻,多以摩崖刻石和偏远地区碑刻为代表。

如:

《石门颂》、《刘平国摩崖刻石》、《封龙山颂》、《西狭颂》、《甫阝阁颂》等。

15、清朱彝尊云:

“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

16、《史晨碑》为两面刻铭,碑阳刻《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碑阴刻《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

清方朔以为此碑“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

”该碑规范整饬,矩度森然,为典型的东汉庙堂碑刻。

17、《熹平石经》出于多人之手,它的整饬和规范以及华饰的笔画,是汉碑隶书走向程式化的产物,显示了汉碑隶书规范至顶峰的特征,已开魏晋时的隶书碑刻之风。

18、《礼器碑》四面环刻,风格统一。

清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评其“瘦劲如铁,变化如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

”此碑堪称东汉碑刻中雅丽风格的典型。

19、《尹宙碑》与《孔宙碑》相类,故有“二宙”之称,康有为称其是“汉分中妙品”。

20、《曹全碑》,清人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中评其“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前后辉映,汉石中至宝也。

”以此碑和《礼器》等为代表的秀逸一脉,代表了汉碑中阴柔的一极。

21、《裴岑纪功碑》康有为评曰:

“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以篆笔作隶者。

22、《石门颂》全碑无雕琢装饰,奇趣横生,在东汉石刻中独树一帜。

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亦是汉隶石刻中所罕见的。

23、《封龙山颂》,清人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赞其“汉隶气魄之大,无逾于此。

24、《甫阝阁颂》、《西狭颂》和《石门颂》同处秦陇山脉之峡谷中,均为摩崖刻石,故有“汉南三颂”之称。

1、小篆,在西汉依然是通行文字之一,但纯小篆作品已非常少见,隶变、讹变的篆法替代了严肃的六书原则,后世将汉代这种渗入许多隶变形构的篆书称为“汉篆”。

2、章帝时代的书法家曹喜,以悬针法入篆,对东汉后期的篆书风格产生一定的影响。

3、汉隶,现今古文字学界比较统一的认识又称其为“八分”,亦称其为“分书”。

成熟的隶书——八分,最为重要的笔法即是波挑。

4、我们把秦隶称为古隶,把西汉初期几十年间看成是秦隶至汉隶的过渡阶段,可以说西汉初期的隶书尚在古隶阶段。

西汉武帝时代起至东汉末年可称为汉隶阶段,“八分”即是汉代成熟的隶书。

5、波挑与掠笔都是隶书与篆书完全不同的用笔,它是篆书草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用笔,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初打破篆书原始用笔形态后定型的两种笔法。

6、章草约在汉隶(八分)成熟的西汉中晚期期形成,并渐趋成熟,至东汉蔚然成风。

其用笔,是沿着隶书笔法发展的,在解散结构严整的隶体的同时,主要的特征却仍旧在每字结束时采用了波挑法,并且字与字之间多不连属。

7、在东汉晚期的《安徽亳县曹氏墓砖》上甚至看到了抛弃波挑的狂放今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东汉后期的书法流派有:

曹喜影响下的篆书流派,杜操、崔瑶和张芝影响下的草书流派,刘德升的行书流派和蔡邕的隶书流派。

2、曹喜在李斯小篆中添入悬针垂露之法对时人和后世是有影响的。

最早受其影响的是同期书家班固,对后世影响的有蔡邕、邯郸淳等。

3、杜操,以善章草着名,唐代推其为汉代章草书第一人。

4、崔瑗,与杜操并称“崔杜”,被誉为““草贤””。

其传世的《草书势》为现今可见的最早书论文字。

文中既阐述了草书兴起的原因,又描述了草书的审美特征,如“志在飞移”、“放逸生奇”等,并以各种具体形象的事物来形容抽象的草书艺术,辩证地阐述了“势”的意义,对草书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后蔡邕作《篆势》、卫恒作《字势》、《隶势》,皆仿《草书势》,合称《四体书势》。

5、张芝,字伯英,善隶、行、草、飞白书,学杜操、崔瑗之法,变章草之字字区分为“一笔书”,气脉通畅。

《淳化阁帖》中收入其《八月帖》、《冠军帖》、《终年帖》、《欲归帖》等。

张芝草书已完备地具有了“骨”、“筋”、“肉”的审美内涵。

6、刘德升,“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

”由汉末入魏的书家钟繇、胡诏皆其门下。

7、蔡邕,字伯喈,世称蔡中郎,是汉末杰出的学者、文学家、音乐家、也是汉末极有影响的书法家。

其擅隶书,史载他创飞白书。

其《篆势》等书论中涉及到“势”与“力”等书法美学范畴,由此阐发“笔法”问题,其对魏、晋时代文人书法笔法传授有开创之功。

1、魏晋时期是书体演变的终结期,行、草、楷已趋向成熟。

2、魏晋书法走向了完全的自觉阶段。

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钟繇为代表,第二阶段以王羲之为代表,第三阶段以王献之为代表。

3、魏晋书论有了很大发展,流传至今的有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书论的基础。

1、三国、西晋时期的书法,有刻石书法和墨迹两大类。

2、魏晋屡申禁碑,碑刻较少,蜀碑刻尚未发现。

曹魏碑刻中,最着名的是《上尊号碑》和《受禅表碑》,着名的还有《黄初残碑》、《正始石经》等。

3、《正始石经》以古文、小篆、分书三体刻成,又名《三体石经》,上刻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小篆为悬针脚,用笔划一,体态端正。

4、东吴着名的篆书刻石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碑刻有《谷朗碑》等。

5、《天发神谶碑》字势雄伟,体势方整,横竖之起笔用同期隶书折刀法,纵画垂针出锋,世称“倒韭叶”,后世效之者不少。

6、西晋碑刻,洛阳及洛东偃师出土的如《辟雍碑》等隶书体虽庄重但已无复汉隶醇茂之意,施安昌先生统称为西晋洛阳体。

洛阳以外的着名碑刻有河南汲县的《吕望表》等。

7、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地区发现了汉晋木简和文书,其中的残纸文书称为楼兰残纸。

8、东吴简牍和楼兰残纸的发现,说明楷书和行书已成为当时普遍通行的书体。

9、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被董其昌称为“盖右军以前,元常以后,唯存此数行为希代宝。

”一般称其为章草至今草的过渡期作品。

10、抄经、写经在佛教盛行的魏晋时期十分风靡,逐渐形成一种特有的审美定式和规范,后世称为写经体或抄经体。

吐鲁番遗书中西晋元康六年的《诸佛要集经》残卷为典型的抄经体,有不少已脱离隶书审美趣味而以楷书面貌出现。

1、钟繇,字元常,世称钟太傅,与王羲之并称“钟王”,与张芝并称“钟张”。

2、钟繇书法师从刘德升,又学习曹喜、蔡邕两位篆隶书家的笔法,形成自己特有的新体——楷书。

史载其书擅三体:

“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狎书(行书)”,以隶书最负盛名。

钟繇的作品有《荐季直表》、《贺捷表》、《还示表》、《宣示表》等。

3、《荐季直表》是钟繇最着名的楷书之作,后世习楷者多法此。

《贺捷表》楷书已近于成熟,《宣和书谱》评曰:

“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4、钟王之后,楷书不断发展,但钟朴王妍成为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审美定式。

后世常以“天然”和“茂密”形容钟繇书法。

如梁代庾肩吾《书品》中言其“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羲之则言“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梁武帝萧衍评“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

这些评论揭示了钟繇书法之美,为后世楷书发展起到了源头的作用。

5、卫门书家:

卫觊是开山之人。

其子卫瓘与尚书郎敦煌索靖同在尚书台,俱善草书,时有“一台二妙”之誉。

其长子卫恒也是着名书家、书论家。

南梁袁昂《古今书评》云其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

其《四体书势》是魏晋时期重要的书法理论文献。

卫铄,世称卫夫人,是王羲之的启蒙老师,是钟繇和王羲之之间的桥梁。

6、三国西晋时的着名书家除钟繇和卫门外,还有胡昭、皇象、韦诞、索靖等。

7、皇象,东吴时代书法第一人,《抱朴子》中有“书圣者皇象”之说。

其章草代表作有《急就章》,后世学章草的书家,多效其法。

8、索靖书学____,此为史载最初的家族相传的见证之一。

作品有《急就章》、《____》、《出师颂》、《____》等。

曾着有《____》,以自然物象比喻草书,使人们对草书的审美特征有形象认识,是早期的重要书论。

(张芝,《月仪帖》、《七月帖》,《草书状》)

1、王羲之书法的师承源头有三:

一是源于东汉末年张芝一系的草书;二是源于东汉末年至曹魏时钟繇的楷书和行书;三是王羲之父辈。

2、楷书的发展,汉代为草创期,钟繇时期为变革期,至王羲之时,楷书已完全成熟。

王羲之楷书作品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其楷书由技入情,表达了丰富的内涵。

3、王羲之的草书是书法史上草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品有《十七帖》、《初月帖》、《上虞帖》、《远宦帖》等,对王献之的一笔书,张旭、怀素的狂草都有重要影响。

4、王羲之书法中,对后世文人流派书法影响最大的是其行书。

《姨母帖》是其新体书风未形成前的行书代表作。

其成熟时期的行书代表作有《兰亭序》、《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等。

5、梁王帝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

”王羲之被后世尊为“书圣”。

6、王献之行草书法情驰神纵,超逸优游,被称为“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者”。

7、王献之擅长多体,小楷作品有《洛神赋》,为晋人楷书精品;草书有《中秋帖》、《奉别帖》、《相彼帖》、《先夜帖》、《集聚帖》等;行书有《廿九日帖》;行草有《鸭头丸帖》、《阿姨帖》、《鹅还帖》、《适奉帖》等。

米芾《书史》中评其“运笔如火筯划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

8、王献之在其父基础上对行草进行创造,完成了自钟王以来的又一阶段的变革,使文人流派书法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其书法是王羲之书风的延伸和发展,所谓“父子之间又为今古”(虞和《论书表》),在王羲之的“灵和”之外又显“神骏”,他们共同构成的二王体系为文人流派书法树立了楷模。

1、东晋较有代表性的墓志有:

《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张镇夫妇墓志》、《王建之墓志》等。

2、东晋着名刻石是《爨宝子碑》。

与南朝刘宋的《爨龙颜碑》并称“二爨”。

《爨宝子碑》楷隶相参,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论》中评此碑“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

2、北魏迁都洛阳后,书风为之一变,形成以一拓直下、斜画紧结的北魏新体楷书。

这种楷书以龙门二十品中《牛橛造像》为起点,此后在邙山墓志中蔚然成风,标志着北魏体楷书的高度成熟。

3、北朝大量的刻石主要以实用为目的,所表现出的主要是实用书法之美。

而南方文人书家自觉追求个性解放,表现为雅玩的纯艺术化倾向。

南北朝前期,南北士族来往不多,公元554年王褒入关事件意义重大,促进了北方书法的发展。

4、南朝书论有:

南朝宋羊欣的《能书人名》、虞和的《论书表》、王愔的《文字志》、南齐王僧虔的《书赋》、南梁萧衍的《观钟繇笔法十二意》、陶弘景的《与梁武帝论书启》、袁昂的《古今书评》、庾肩吾的《书品》等。

这些书论文字反映出当时书法美学和书法审美范畴的建立,确认了中国古代最初的书法批评标准,奠定了古代书学体系的雏形。

1、南朝着名书家有:

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萧衍等。

2、羊欣,刘宋时最有时名,宋帝曾命虞和收集佳书,得其书六卷,时人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语。

3、南齐享有盛名的是王僧虔,齐高帝尝与其赌书,毕,问曰:

“谁为第一?

”曰:

“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

”时称善对。

传世书帖有《太子舍人王琰帖》、《御史帖》、《陈情帖》等。

所着《书赋》是早期的古代书论文献。

4、陶弘景,镇江焦山摩崖《瘗鹤铭》传为其所书,并有书论《与梁武帝论书启》传世。

5、南朝陈至隋间的书家,以高僧智永最为着名,传其居永欣寺阁上临书三十年,写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

(智永,《千字文》)

1、南朝的碑刻较着名的有《爨龙颜碑》和《瘗鹤铭》。

2、《爨龙颜碑》为正书,共48行,文字险劲简古,雄浑庄严。

阮福跋此碑云:

“碑文体制古茂,得汉碑遗法,非唐、宋人所及。

此乃滇中最古之石,极可宝贵。

3、《瘗鹤铭》为正书,能融篆隶两体意趣,南北风格兼有,书风雄伟飞逸,用笔坚劲沉着,古意盎然而有行书意味。

龚自珍认为“南书无过《____》”,称其为“江南第一石”。

1、北朝书法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北朝刻石上,其种类较多,包括碑刻、造像题记、墓志、摩崖刻石等。

2、北朝刻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十六国到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前,北朝的刻石沿用魏晋旧习,此时隶楷二体交叉,属于不自觉的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尾声出现了《中岳嵩高灵庙碑》,已见魏体楷书风格之端倪。

第二阶段为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到北魏后期。

此时以洛阳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和北魏皇族墓地邙山墓志为主体,形成风格鲜明的魏体楷书,迎来了北魏楷书的鼎盛时期。

第三阶段是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时期。

出现了更纯粹的楷书作品如东魏的《吕望碑》等,成为隋代南北书风融合的先声。

此时的摩崖刻经既受复古风气的影响,又受抄经体的影响,显得不隶不楷,然刚柔相济,雍容博大,代表之作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四山摩崖刻经》等。

3、北朝着名的碑刻有:

《中岳嵩高灵庙碑》为北魏早期刻石的代表,可见魏楷风格的端倪。

《张猛龙碑》为北魏后期碑刻的代表,碑文方圆兼施,结体内紧外疏,欹侧险峻,是北魏成熟楷书的典型。

东魏武定八年刻石的《吕望碑》可视为北朝时南北楷书兼容的代表,并显示了当时北朝楷书的新走向,开隋唐碑刻之先河。

4、北朝造像题记作为魏体楷书的典型,是由写与刻两方面综合作用的产物。

5、龙门造像诸刻石中,以《牛橛造像》为最早。

体现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

太和二十二年所刻的《始平公造像》和《元详造像》,景明时期的《杨大眼造像记》和《郑长猷造像》。

6、药王山造像题记以北魏时代的造像题记最为精彩,着名的如《姚伯多兄弟造像记》为道教造像记刻石,刻手粗劣,属于朴拙、天趣一路,在北魏造像题记中占有一席之地。

7、在邙山北魏墓志中,太和二十年的《元桢墓志》时间最早,与北朝早期刻石相比,体势完全摆脱隶书结构的影响,易平为欹,改蚕头为一拓直下的楷书笔法。

8、邙山以外的着名墓志:

北魏熙平二年刻石的《刁遵墓志》,康有为评为“虚和圆静之宗”,杨守敬赞誉它“行间茂密”。

同年刻石的《崔敬邕墓志》,清人何焯称其“入目初似丑拙,然不衫不履,唐人终莫能及。

”北魏普泰元年刻石的《张玄墓志》,何绍基跋云:

“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神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黑女》者。

8、北朝着名摩崖刻石有:

《石门铭》、《郑文公碑》等。

9、《石门铭》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大力推重,称其“飞逸奇浑,分行疏宕”。

10、《郑文公碑》包括山东平度天柱山的《郑文公上碑》和山东掖县的《郑文公下碑》,被看作分布于掖县云峰山与平度天柱山摩崖刻石群中众多作品中的代表。

11、北齐和北周的摩崖刻经以山东邹县东北的四山(尖山、铁山、葛山、冈山)摩崖佛经刻石群和《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刻石规模最为宏大。

12、北朝摩崖刻经主要包括三类:

一类为隶书,一类为楷书,另一类最为多见,介于楷隶之间,如北响堂寺《____》、《无量义经》等。

这种特征绝不是楷书不发达时期的隶楷特征的自然交叉,而是楷书时代具有复古意识的刻石作品。

《四山摩崖刻经》和泰山经石峪刻经大抵是这种风格,其中铁山《____》、泰山《这》等以篆书用笔、隶书体势和楷书结构来表现,有较高的艺术品味。

(《唐邕刻经铭》、《石颂》、《金刚经》)

13、北齐和北周摩崖刻经的书丹者,多不可考。

较为公认的书手仅僧安道一一人。

1、唐太宗曾亲笔为《晋书》撰写《王羲之传赞》,曰:

“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为唐代树立了一个最高的书法审美典型,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2、盛中唐时,书法的崇尚已由大王转向小王,并提倡“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和“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的写意风尚,张旭、颜真卿、怀素把这种风气推向了极致,成为浪漫写意书风的杰出代表。

3、唐代着名书家与佛经:

柳公权《金刚经》、钟绍京《灵飞经》、欧阳询《化度寺碑》、褚遂良《三藏圣教序记》、薛稷《信行禅师碑》、李邕《麓山寺碑》、徐浩《不空和尚碑》、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柳公权《玄秘塔碑》等。

4、唐代高僧书家:

初唐怀仁、中唐草书大家怀素、晚唐草书家高闲、巩光、亚栖等。

唐玄宗时高僧鉴真东渡日本,除带去佛经,还首次带去了王羲之父子的作品,影响了日本书法的发展。

日本入唐八家中最澄、空海尤为着名。

5、唐代书论在古代书论史上堪称高峰期。

作为六朝书论的总结,孙过庭《书谱》有着特殊意义,反映了书论的高度成熟,并成为书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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