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地名和地方文化的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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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地名和地方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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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

---家乡地名与地方文化的关系

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发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华文化发源的一个重要源头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明，标志着成都有着悠长灿烂的历史文化。

了解成都的地名将进一步了解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成都许多地名都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几乎每一条街巷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或历史典故。

一、成都街道的演变

街道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形成，成都在公元前316年秦来蜀之前就有了居民区和街道，《华阳国志·蜀志》载：

“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这是成都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条街。

公元前310年张仪张若筑成都城，乃“徒置少城内”，成都城“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

”“其郡四出大道，道实二十里，有衢。

”左思《蜀都赋》形容为“画方轨之广涂，”可惜秦汉时的街名无传不可考，只留下五担山、石室、石笋、天涯石、支机石、千秋池、龙堤池、锦里等一些古迹地名。

成都城内的街道，历代只有一些零星记载。

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于公元876年增筑罗城，城内有街坊120个。

北宋时，四川制置使范成大用砖和石板铺设大街14条，计3360丈，改善了路面状况。

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城西垣内筑满城（习称少城），城内住八旗官兵眷属，“每旗官街一条，披甲兵丁小胡同三条，八旗官街共八条，兵丁胡同共三十三条”。

其时，牛车手推车拉货进城，以致街道损坏严峻，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布政司查榕巢下令通城修砌街道，清理沟渠，不使积水”。

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访问成都后写道：

“街道宽敞，大多笔直，彼此交叉成直角。

（《四川跋文》）1897年法国人马尼爱在《游历四川成都记》里，说成都的大街“甚为宽敞，夹街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元大之路然。

”清末调查成都城共有街道438条，小巷113条（1910年《四川官报》），《成都通览》统计为543条。

清人周询《芙蓉叙旧录》描述了清朝成都的街道情形：

“全城四门及附郭街道，大小五百有奇。

时未改筑马路，街面最宽者为东大街，宽约三丈。

次则南大街、北大街、总府街、文庙前后街，皆二丈许。

其余多不及二丈……，各街面悉敷以石板，两旁有阶沿，高于街面四、五寸，阶沿上宽二尺内外。

……城内外各街平坦，无一陂陀。

”1913年，拆除满城，与大城并击为一。

满城胡同名称悉改成街或巷。

新中国成立后，成都从一个消费性城市，慢慢向综合性工业城市转型，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区范围扩大，街道变易甚多，随着城市计划的建设加速，许多传统的街道取得改造，城市的主要干道拓宽延伸，形成了放射加环状的道路系统。

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成都新建各大干道，如：

一、贯通南北之干道：

人民路、解放路、府青路、红星路；

二、贯通东西之干道：

新华大道、蜀都大道；

3、环城干道：

一环路和二环路。

同时由于兴修这些干道拆除若干小街小巷，这些小街小巷的名称也就随之而永久消失。

这些老地名的消失，是社会进展的趋势，是时期进步的表现。

城市改造，城市扩大，一部份新街名取代老街名是地名文化进展的必然延续。

由于城市地理的转变，致使街道地名的转变和数量增加。

1981年成都市第一次地名普查发布，成都中心城区街、路、巷、居民点共1087条。

1991年再次对成都中心城区进行地名补查，这次统计的街、路、巷、居民点共有1205条。

二、成都街名的文化内涵及特征

（一）成都街名记录了城市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的历史

成都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历史上曾是数个王朝的都城，长期以来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因此，成都成了机关衙署的聚集地。

因此，成都长久以来的区域行政中心地位也在其街道地名中得以反映，例如在成都的街道地名中就有很多以历代官府衙门命名的：

正府街：

是因宋朝成都府衙署驻地而得名。

总府街是因明代都指挥使衙署和清朝巡抚衙门和总督衙门前后设此得名。

明代和清朝制度，一省最高长官叫巡抚，但遇有军事行动时，常跨省行事，故在几省巡抚当中录用一名为总督（仍兼本省巡抚）；军事行动结束，总督之职撤销。

清初，四川未设总督。

康熙年间，为规画进兵西藏，曾暂设总督兼四川巡抚，在巡抚衙门之外另建总督衙门（现四川宾馆位置）。

不久，总督之职撤销，街名留存。

督院街为明代巡抚察院衙门和清朝总督衙门驻地（衙门旧址在今四川省政府所在地）。

雍正九年清廷设四川总督，以抚署为督署，因总督照例要挂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头衔。

故总督衙门又称制台衙门，也简称督院，而总督衙门所在的街道也就被命名为督院街。

提督街是因清朝提督衙门设此得名（衙门旧址所在地即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提督是管一省军队的高级官员（从一品），全称是提督军务总兵官。

提督衙门在辛亥革命后已废止，改成“中城公园”，后又改成“中山公园”。

解放后，填平废坑，栽培花木，改成劳动人民文化宫。

另外学道街则因为是清朝四川提学使司衙门（简称学道衙门）的驻地，而布后街却是因位于乾隆年间所建布政使司署以后的一条街而得名。

另外还有东府街、南府街、藩署街、盐道街、学道街、指挥街、马镇街、将军衙门街等等，都是以各类衙署所在地得名的街道。

从如此多的以机关衙署命名的街道中能够窥其成都区域政治中心城市的地位之一斑。

（二）成都街名表现了成都的地形地脉

地名与地形地脉有紧密关系，而且越是远古时期，地名越是取决于地形地貌等自然地名占多数，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和文明的进展，人文地名才逐渐丰硕起来。

因此能够说，地名第一缘起于天工，第二才缘起于人文。

成都有大量的地名都是以所处的地形地脉命名，其中又分为几种情形。

以序数、方位命名地址、街道，由来已久。

除少数有某种纪念意义外，大多数约定俗成，以顺口的序数和所在位置的方位命名。

成都的序数街道，约三十余条；以方位命名的，约四十余条街。

西大街（口）是清朝成都少城的西门，也是大城的西门，那时的正式名称叫“清远门”。

顺城街，是顺着明代成立的蜀王府萧墙而建成的街道，在东的称东顺城街，在西的称西顺城街；水津街，因其处在锦江与府河汇合的地方，这是成都的一处重要水码头，故称水津街。

成都有的街道地名即以街道的地形环境命名。

金河本为襟河，因自城内斜出，状如衣襟，故得此名。

唐节度使白敏中将襟河改成金河，紧靠着金河的这条道，称为金河街。

其他如三倒拐街、叠弯巷、宽小路、窄小路等，顾名思义，都以其自然态势而得名。

叠弯巷曾谣传为叠窝巷；东、西丁字街，因街形如丁字得名，并有横街一条；西月城街，月城即月牙城，是城外的一个月牙形的城墙，前代各地域城垣皆有月城，成都亦如此；玉带桥位于解玉溪转弯处，其形如带，上面建桥，名玉带桥，成街后，街以桥名之。

锦江贯通成都城区，城区内与水和桥梁有关的街道地名就达七八十条之多，《华阳国志》称：

“蜀江众，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名”。

猛追湾，府河从万福桥向东，经清远桥南下转弯处叫猛追湾，传说是张献忠起义失败后，受大慈寺僧人兵追赶而得名。

东西御街，源于明初修建蜀王府（皇城）时修建的御河，清朝，王府改成考举人的试场——贡院，御河边的街道，称御河沿街；平安桥街，以城西的平安桥而得名。

九龙巷，城内地下排沟渠道，从沟头巷出去，便分为九支，号称九龙，其上面的巷道，就叫九龙巷。

（三）成都街名反映了成都的地域经济

自汉代以来，成都就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为五都之一。

唐朝，成都经济、文化更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时人广为流传的“扬一益二”说法，即反映了成都在那时的繁荣兴盛。

成都的城市手工业早在古蜀国时期就十分发达，并居于国内前列，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即是3000连年前成都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历史见证。

成都的漆品业、金银制品业、玉石业、丝织业早在汉代就十分发达，如成都的漆器、织锦、“蜀刀”，曾远销印度、缅甸及东西亚。

成都手工业散布的一大特点就是区域集中，往往整条街道都是同一行业的聚集地。

如成都的金银丝编织品，工艺独特，历代均列为贡品，蜚声世界，故金丝街、银丝街、铜丝街均为相关手工业作坊及商店集中地；另外，白丝街系出售白丝、黄丝的集中地。

类似以生产作坊或集市取名的街道，还有金玉街集中了生意生金、璞玉的商店；玉沙街是玉石粗加工作坊集中的街道，玉石街则集中了对玉石进行精加工的作坊；纱帽街开设有多家制做戏曲服装、纱帽的作坊店铺。

另外，还有如锣锅巷、油篓街、东打铜街、皮房街、南打金街等都记录了成都工艺作坊的转变。

市场作坊街道，有的由于时期变迁，有的由于经营方式改变，集中转移，作坊搬迁，很多早已名实不符了。

如染坊街、烧房街、宾隆街，但从中也可反映城市地域经济的变迁进程。

成都仍是西南最大的城市聚落，人口浓密，物流频繁，城市繁荣，很多街名都留下了成都集市贸易进展的轨迹。

明清时期，盐、茶等是民众的生活必需品，概由商产官销，价钱垄断。

清朝四川自流井地域盛产井盐，雅安蒙山一带则产名茶，人谓，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

盐要供给全川乃至西南，乃至远销湖广等地；茶则包装销康藏，所以清政府在成都设有相当于道台级的盐茶道衙门，专门管理盐茶的运销，盐道街就是因此得名。

清朝成都还有数量较多的以商业集市为名的街道，如金鱼街是出售金鱼、鱼铒的集市；烟袋巷则布满了出集紫铜、白铜、竹、木制水烟袋、旱烟袋的店铺；丝棉街、棉花街皆系加工丝棉、棉花的作坊、商店的集中区；珠宝街为珍贵首饰交易场所；锣锅巷则是铜锅交易场所；草市街为郊外农人挑草进城出售的集市；钟鼓楼市即鼓楼街，鼓楼用以报时和报警，清朝由都司衙门派兵驻守，楼下则是沿街市场，糠市街为出售米糠集市；石灰街集中了大量的石灰铺，这些商铺大多数出售由崇庆县运来的生石灰。

另外，成都专门的集市贸易地还有很多，形成了若干以集市命名的街道地名，如牛市口、鸡市街、羊子市街、羊皮坝街、豆腐街、簸箕街、浆洗街、暑袜街、鱼市坝街、杀牛巷、杀猪巷、坛罐窑街、肥猪市街、斧头巷、鎲钯街、磨房街、盐市口、羊市街、炮厂坝街、线香街等，这些数量众多的以市场作坊命名的街道反映了成都历史上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反映了农业时期成都的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兴盛，这组成了成都历史街道地名文化的一大特色。

（四）成都街名表现了成都市民心理和情感

研究成都的街道地名，咱们能够从中解读出许多市民单纯却又强烈的情感和喜恶。

成都部份街巷，尤其是一些城区的中小街名表现了部份成都市民的情感。

如以康熙二年所建陕西会馆命名的“陕西街”，其街名的由来充分表现了移民情感。

明代时，皇城东侧遍种梨树，双侧种木芙蓉，形成街道后，别离以梨花、芙蓉命街名。

1663年，旅川陕人为祀奉先人哲贤，议事会商，听戏赏玩，便在芙蓉街修建了陕西会馆；他们为了扩大影响，提高陕西会馆的知名度，凡碰到小孩便给点小钱，教其唤此街为“陕西街”，久而久之，约定俗成，陕西街遂因馆得名，而“芙蓉街”之名却鲜为人知了，与之相对应的梨花街名则一直保留至今。

江南馆街也是移民以会馆名称命名的，清朝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商人在成都开始成立的会馆是各自分立的，这条街便被称为三道会馆街。

其后三省商人联系增强，三处会馆合为一处，统称江南会馆，其街名也因之而更名为江南馆街。

另外，还有湖广会馆街、燕鲁公所街等都是以会馆而得名。

清末成都尚有同籍会馆公所34座，这些会馆和公所和以会馆、公所命名的街名是成都移民后裔对祖宗原籍怀念之情的寄托，反映了清朝成都的移民特色。

成都的部份街名也反映了成都市民喜吉去恶的情感。

比如三多巷表现了成都人祈求和祝愿多福、多寿、多子的美好愿望；另外祈祥祝愿平安如意的街名还有五福街。

五世同堂街的得名源于清朝乾隆时此街有张姓之人，老少五代同堂，乾隆以为这是吉庆，亲笔题辞，四川地方官吏前去祝贺，赠有“百岁老人”匾额，街亦因此得名。

街道地名也是探求市民心理的一个有效途径，例如安顺桥、长顺街等表现了人们对吉祥安宁的向往；如上升街、联升街、大有（大有作为之意）巷等都表达了取名者对人生的祝愿。

成都街名地名中有很多谐音改字的情形，其中某些避忌与雅化等讹变展示出了成都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例如刀子巷改成多子巷，老虎巷改成老古巷，淳化街改成纯化街（为避清朝同治载淳的名），这就说明了人们往往把语言符号看做客体本身，乃至有一种符号崇拜观念；固然，成都街道地名中众多的雅化，也说明了传统认知方式中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如乌鸦坡街改成古雅坡路，笆笆街改成八宝街，大坟包改成大同巷，猪市街改成珠市街。

成都的很多街道多以树为名，这些街道多为较小的街巷，它们的命名并无特别的背景和寓意，这种随意性也是成都市民随和心理的一种表现。

例如槐树街，清时名为槐荫胡同，街内有槐树多株，可遮荫蔽雨。

辛亥革命后废胡同之称，改成街、巷，这条胡同便改成槐树街；以槐树命名的还有双槐树街，因街北侧一大户人家门前有两株大槐树得名；干槐树街是以这条街上一院内有一枯老的槐树得名；桂花巷则因桂花树得名（清时桂花胡同）；竹林巷因有竹林而得名；泡桐树街、柿子巷、枣子巷、皂角树街、拐枣树街皆以街内特有的树木命名。

（五）成都街名延续了成都地域文化与风俗民风

成都的街道地名是地域文化与民风风俗的延续，它随着成都的经济社会进展而丰硕进展，为成都城市进展史留下许多珍贵的资料。

成都部份街道地名表现了市民特有的生活适应。

如四川天暖，棉袜穿历时刻较短，夏袜穿着时刻较长，因此，明代成都城中集中卖夏袜的一条商业街道就被命名为暑袜街。

另外，能反映那时居民生活适应的街道还有线香街等。

城市作为各类祠堂庙宇的集中地，不仅表现了市民的宗教信仰，也衍生也很多与此有关的街道地名。

大量的以宗教寺院命名的街道地名反映出成都过去宗教活动的繁盛，如文珠院街、大慈寺街、蓥华寺街等是以所在街道的佛教寺庙命名；三官堂街、纯阳观街、玉皇观街等具有道教色彩的街名则是以各条街道的道观命名；五岳宫街、城隍庙街、四圣祠街、川主庙街、张爷庙街、坛神庙街、城隍巷等则是与民间信仰有关的街名。

这些街名反映了那时生产力低下和科技不发达的情形下，人们对各类宗教的信仰和对神灵的崇拜。

成都的街道地名还记录了科举教育的信息。

如因清朝外县来省会应科举考试下榻的客栈比较集中而取吉祥祝愿之意的上升街、科甲巷。

而书院街、黉门街、国学巷、大学路、文化路等则是官学、学堂和近代以来的高等学府集中的地方。

还有许多与民间道德崇拜有关的街名，如天祥寺街、忠烈祠街、昭忠祠街、报恩寺街、文圣街、武圣街。

这些街道地名表现了中国以德为本的治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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