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人生观及其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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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人生观及其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儒释道人生观及其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
人们在研究古代文人思想时,往往喜欢界定某人为某家。
其实,在文人中,特别是在后来的文人中,是很难找到纯粹的儒家人物,或道家人物,或其它各家人物的。
因为绝大多数的古代文人,对他们前辈的思想采取的是兼收并蓄的态度,他们对这些思想的运用,又显得特别灵活,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采用不同的思想来指导、调节自己的生活。
我经常想,中国能够出现儒、释、道三家鼎立的局面,实在是中国文人的一大幸事,有了这三家,才使得中国文人在生活中进退自如,游刃有余,使他们处处都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处。
一、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追求:
修齐治平
儒家的人生理想,首先是“达则兼济天下”,但也不可忽略了紧随其后的另一句话: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而“穷则独善其身”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他们刚刚打开书本开始读书的时候,无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读书目的,无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
年幼时,自然是由长辈们向他们灌输这一思想;年龄再大一点,他们便自觉地以治国为己任,认为凭个人的才能取卿相之位易如反掌,辅佐天子、平一天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以杜甫为代表的“诗圣”们的理想自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群隐士文人照样念念不忘“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一生没有当过官的孟浩然也曾羞羞答答地向丞相张九龄递上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以表达自己“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艳羡之意;就连迷恋神仙的李白也立志“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向人表白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
此则未可也。
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酷爱神仙的李白心甘情愿地不去方丈蓬莱过逍遥生活,而要先完成修齐治平的大业。
当然,他最为理想的人生设计是“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先立功立名,然后再修仙登天,入世第一,出世被放在第二位。
可以说,“修齐治平”几乎是所有的古代文人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第一步,但能够把这个第一步走好的人实在太少了。
文人们少年气盛,不知世道的艰难,幻想以布衣直取卿相;待到仕途初步,才发现原来四面皆壁。
他们屡起屡蹶,屡蹶屡起,直到焦头烂额,幸运的人方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宦海沉浮,危机四伏的官宦生涯又使他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与世俯仰、同流合污非良心所安,坚持孔孟之教而又举步维艰。
仕途成功后的幸运文人这才发现,梦寐以求的宦海,原来也是一片苦海。
唐代的韦执谊身为宰相,韩愈在《顺宗实录五》中记载了他的生活状况:
“虽尚为相,常不自得;长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致败死,时才四十馀。
”身为宰相,但一听到人声就惶惶不安。
于是乎,无论是进入这片苦海的,还是没有进入这片苦海的,都有诉说不完的怨言。
他们甚至抱怨是孔老夫子骗了自己。
面对这些抱怨,孔子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深感委屈。
因为孔子为士人设计的人生道路,除了“出”之外,还有“处”。
孔子在政治上多次失败之后,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论语·述而》)
有人说,西方的文人自杀的多,而中国的文人自杀的少,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庄、禅,而西方没有,西方文人在精神领域里缺乏一块像庄禅这样的缓冲地带。
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需要讲清楚的一点是,孔孟也给人开辟过这样一个缓冲地带,只不过他们的“缓冲思想”被他们积极进取的思想言行所掩盖,没有引起人们的更多的注意而已。
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仕途是险恶的。
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任何人,特别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在生活中应该多一些伸缩性,只知伸而不知缩,或只知缩而不知伸,注定要在社会中碰壁。
屈原是一位倍受后人敬仰的大诗人,然而对他的处世态度,我实在不敢赞成。
我认为,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之一就是单相思。
用《离骚》里面的比喻,屈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单相思者。
屈原为那位已经不爱自己、实际上也不值得自己去爱的楚王痛不欲生,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不仅是可怜的,而且还有一点滑稽。
自视甚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而在屈原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屈原看来,整个社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聪明的,别人都是糊涂愚蠢的;只有他一个人是清白高尚的,别人都是污浊肮脏的。
当一个遍体洁净无纤尘、且患有洁癖症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群脏如泥猪的生物之中时,那种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每当我读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这类词句时,心中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不是为“混浊”的世人,而是为“独清”的屈原。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屈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一丝改变自己生活态度的意向。
既然如此,人间自然是住不得的,于是,他就只好到汨罗江底去寻找知音了。
贾谊的遭遇与屈原相似,所以司马迁把他们二人合为一传。
不仅如此,他们二人的才能、志向和心胸也差不多,用苏东坡的话说,他们都“不善处穷”,是“志大而量小”(《贾谊论》)。
也就是说,他们有才有志而没有一个宏阔的胸怀。
屈原爱哭,贾谊也爱哭,一个动不动就流眼泪的男子汉,充其量可以成为一个多情的诗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政治家。
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二人的结局并不一样,屈原自杀了,贾谊虽然因忧闷而活的年龄不大,但他毕竟没有自杀,为什么呢?
读读二人的作品就明白了。
对贾谊提出批评的苏东坡的遭遇比屈原和贾谊更惨,屈、贾都只被贬到长沙一带,而且贾谊还是长沙王太傅,他的这次唯一的长沙远行还不能视为真正的贬谪,而苏东坡却被一贬再贬三贬,最后被贬到了海南岛。
但苏东坡一生都能保持一种比较乐观的生活态度,这实在是因为他得力于庄子和儒家的独善思想。
苏轼对庄学有极深的研究,对庄子的齐万物、片面观运用自如,在他不高兴时,总是借庄子的一只眼看世界,于是他总是能够在无边的痛苦中找到快乐,哪怕这种快乐只不过犹如寂寞荒凉、茫茫无边的沙漠中的一根小草,他便视黄沙而不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根小草上,于是他的心中就充满了绿意和希望,于是他就高兴了。
屈原苦恼得自杀了,贾谊很苦恼但没有自杀,苏东坡苦恼少而愉快多,他们的心态好坏是与他们心中庄学的多少相一致的。
而庄子思想就是儒家“独善”思想的一个变种。
屈原的生活态度是撞着南墙也不拐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虽九死而不悔”。
这种执著而不知变通的处世态度是可敬的,但我并不赞成。
我不是反对他的执着精神本身,而是反对他执着的不是地方,他是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殉情的。
孔子还有许多思想值得我们学习,他的“为尊者讳”、“无可无不可”等等,都具有极强的伸缩性,是处世的良方。
在孔子那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成的,除了弑君弑父之外,也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不能做的,所以孟子称赞他是“圣之时者”。
孔孟都是把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的,但他们同时又做好了另外的思想准备,并没有把治理天下看作自己的唯一生活乐趣和生活目的,这就使他们在政治失败之后,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不会产生绝望情绪。
道家的人生追求:
逍遥适意
提起道家,人们往往老、庄并提。
其实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老子注重的主要是修齐治平,虽然他与儒家在具体的治国方法上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与儒家的目的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政治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在政治。
而庄子则不同,庄子在论述治国思想的同时,更大的注意力是放在个人生活方面,这就使庄子特别强调个人的自由。
庄子是一个异常聪明的思想家,他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呼吁,如何努力,在这个衣食匮乏、尔虞我诈的社会里,人的肉体自由都是极其有限的,于是,他就特别重视人的精神自由。
庄子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庄子的精神自由,只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体验,如果把它外化为具体的现实生活,那就是行为的“适意”。
适意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适意生活风气最为盛行的时期。
那时的文人士大夫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恣意所为,一切都是为了适意。
道家看重人生的适意和自由,后来这一主张又为禅宗所吸收,他们甚至认为,佛法西来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当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要想获得自由闲适的生活,首先要解去各种名利欲望对自己的束缚,也就是庄子讲的“悬解”和佛教讲的“解脱”。
印度佛教的解脱方法,就是通过累世的修行,把自己从世俗苦海、五道轮回中解脱出来,成为不生不灭的佛祖。
印度佛教的这种解脱是一个漫长的艰苦的道路。
而禅宗则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得到解脱,关键在于自己的“心”。
要想自由,要想解脱,不必向外求援,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
爱自由是人的天性,所以一旦有人揭示“自由”以后,便很快得到人们的认同。
自从庄子决心当一个泥坑里的自由龟以后,许多人步其后尘,我们分别看看其后一些文人、道教和佛教代表人物的行为:
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
此犹禽鹿,少见驯
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佳肴,愈思
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帝(梁武帝)手书招之(陶弘景),锡以鹿皮巾。
后屡加礼聘,并不出,唯画作
两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笼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
武帝笑曰:
“此人
无所不作,欲敩曳尾之龟,岂有可致之理。
”(《南史·隐逸传》)
有僧辞乐普,乐普曰:
“四面是山,阇黎向什么处去?
”僧无对。
乐普曰:
“限
汝十日内下语,得中即从汝发去。
”其僧冥搜,久之无语。
因经行偶入园中,师(善
静禅师)怪问曰:
“上座岂不是辞去,今何在此?
”僧具陈所以,坚请代语。
师不得
已,代曰:
“竹密岂妨流水过,山高哪碍野云飞?
”其僧喜踊,师嘱之曰:
“祗对和
尚,不须言是善静语也。
”僧遂白乐普。
乐普曰:
“谁下此语?
”曰:
“某甲。
”乐
普曰:
“非汝之语。
”其僧具言园头所教。
乐普至晚上堂谓众曰:
“莫轻园头,他日
住一城隍,五百人常随也。
”(《景德传灯录》卷二十)
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他要当一只曳尾涂中的龟;嵇康是文人的代表人物,他要当一头长林丰草中的鹿;陶弘景是道教的代表人物,他要当一头水草间的牛;善静是禅宗的代表人物,他要当无遮无碍的行云流水。
他们使用的比喻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
当然,要想自由,要想适意,还必需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修养,这就是内圣外王和不执不著。
道教的人生追求:
铸造天梯
要想过一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还必需解决人的死亡问题。
庄子主要是用理论在精神上淡化死亡、甚至美化死亡的办法去解决这一问题,但这绝不是一种彻底的解决办法。
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死亡”就会像一片永远也不会消散的乌云一样,时刻笼罩在人的心头上。
在中国古代,有一大批勇敢的人站了出来,自告奋勇地承担起解决这一人生大难题的重任,他们就是道士。
对于人的生命是否能够无限延续的问题,道士们有一个逻辑推理的过程。
他们看到人们总是吃一些容易腐烂的果蔬、粱肉,然而人们还能够活到数十岁,于是他们想:
如果人们吃的是永不腐烂的金属物,那他们的寿命将会有多长呢?
回答是肯定的,只要人能够消化金属物,把金属物的永存属性吸收到人的肉体之中,那么人也就可以长生不死了。
但道士们也清楚地知道,金属物是不可以直接像瓜果那样入口可食,于是就出现了炼丹,把某些金属物炼成可以食用的丹药,然后通过一段服食,逐渐使这些金属物像雨露润物那样渗入人的肉体,于是便成了不死的神仙了。
道教出现于东汉末年,大批服食金丹的现象也就出现在紧随其后的魏晋时期。
王弼、曹操、左思等一大批文人都曾服食过不同的金丹。
这种服食金丹的风气一直延续了上千年。
丹药是用各种金属矿物炼制而成的,烧炼的过程又相当复杂,需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因此,金丹不是一般人所能服用得起的。
金丹有一定的毒性,服食后会浑身发热,严重的还会使全身溃烂,以致于丧失生命。
唐宋时期,服食金丹的风气依然强劲如初。
唐朝的几位皇帝,如太宗、宪宗等都是因服金丹而死的,服食金丹的还有高宗、玄宗、武则天、武宗等。
服食金丹的文人学士就更多了,以反对佛教和服食金丹著称的韩愈就是因为服用金丹而去世的。
韩愈深知金丹有毒,这是他反对服丹的主要原因,但他又抵挡不住长生的诱惑,结果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李白、杜甫也都炼过金丹。
白居易比较信佛,但他炼丹的热情一点也不亚于李、杜,他爱神仙爱到了入迷的程度,常焚香生烟,造成一种云雾缭绕的仙境气氛,在这人造云雾中舞手振足,作冉冉飞天状,当时一定是飘飘然有凌云之意。
道教发明的其它长生办法还很多。
比如饮菊花酒。
人们认为既然菊花能在寒霜中开放,那么就说明它有抗衰老的功能。
陶渊明就特别喜欢菊花,经常采菊。
现在的读书人不知道陶渊明采菊的目的是为了养生,就说陶采菊是因为他爱菊花的高洁。
松树也是一种耐寒长寿植物,所以道士就吃千年古松根部由松脂形成的块茎植物--茯苓,甚至吃松叶。
到了后来,道教又提倡内丹,所谓内丹,就是以身体为“炉鼎”,以体内的阴阳之气炼成“真丹”,以达到不死的目的。
这种内丹修练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气功。
道教的主观愿望是美好的,从理论上也多少找到了一点根据,但结果是一败涂地。
道士们绞尽脑汁,想尽办法,但他们所铸造出来的“登天梯”的那一头总是够不着天堂边缘。
每当我想起道士,总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善于想象的、异常可爱的、但又使人感到有点荒唐可笑的失败者。
他们在深山中为铸造天梯而忙碌了一生,到头来可能一无所有,因此他们的失败又显出几分凄凉和悲壮。
当然,道教的求仙养生活动并非完全无意义,他们的养生理论中有大量合理的因素,他们的炼丹活动开化学先河。
道教为人类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财富。
思考题:
结合所学诗歌,分析儒道思想在李白身上的对立统一。
二、儒教的影响及三教的统一
佛教的人生追求:
磨砖成镜
在禅宗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磨砖成镜的故事:
开元中,有沙门道一住传法院,常日坐禅。
师(怀让禅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
石上磨。
一曰:
“师作什么?
”师曰:
“磨作镜。
”一曰:
“磨砖岂得成镜邪?
”
(师曰:
)“坐禅岂得作佛邪?
”(《景德传灯录》卷五)
怀让禅师认为,要想成佛,靠的不是“坐”,而是“悟”,只要能够悟得佛理,是坐是卧、是立是行,都无关系。
怀让认为道一的以坐禅求成佛,犹如磨砖成镜,终身不成。
我们不妨也给怀让下一转语:
以悟道求成佛,也犹如磨砖成镜,终身不成。
在佛教徒中,除了少数禅师在不执著的口实下,成了闲云野鹤般的自由人外,大多是青灯古佛,虚度一生。
即便是按照释迦牟尼佛祖的说法,成佛也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尔时,世尊见学无学二千人,其意柔软,寂然清静,一心观佛。
佛告阿难:
“汝
见是学无学二千人不?
”“唯然,已见。
”“阿难,是诸人等,当供养五十世界微尘
数诸佛如来,恭敬、尊重、护持法藏。
末后,同时于十方国,各得成佛。
”(《法华
经·授学无学人记品》)
所谓的“无学”,是指达到相当高的佛学造诣而无须再学的僧人。
这些僧人要想成佛,需要多少岁月呢?
其数目是无法用我们现有的概念来表达的。
把五十个世界磨成小灰尘,那么这些小灰尘的数量能说得清吗?
佛祖的寿命十分久长,每一“劫”相当于宇宙天地生灭一次,而佛祖的寿命长达数百、数千、数万、数十万“劫”。
一个佛学造诣很高的僧人必需供养五十个世界微尘数的佛祖,然后才能成佛,也就是说,他们必需在无数无数……(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这个数目)的轮回以后才能成佛。
如果有人告诉我:
“你下一辈子会成佛的。
”我就一定会感到太遥远,太虚无飘渺了。
更何况释迦牟尼把成佛的时间定在遥遥“无期”上!
其实,僧人是非常苦的。
他们为了追求虚无飘渺的来世许诺,不少人过着一种严格禁欲的生活,这实际是对人性的一大摧残。
穿着僧衣,受着戒律的限制,如果不能做到自觉地禁欲,那可是一种比住在地狱中更为痛苦的生活。
除了聪明的、以自由适意为生活准则的禅宗大师和以谋利为目的、或无可奈何而遁入空门的人之外,其他那些虔诚的佛门弟子实际上过的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磨砖”生活。
“他生未卜今生休”,他们为了虚无飘渺、难以预卜的来世--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而付出了整个的今生。
当然,换一个角度讲,真正的宗教徒,虔诚的宗教信仰会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变得十分的充实和自信,比我们这些欲望四溢世俗人少却了多少烦恼和痛苦。
道冠儒履释袈裟:
儒释道共同铸成中国古代文人的心态
儒家理论好比一张弓,读书人好比一支支长短不齐、正斜各异的箭,“修齐治平”好比箭靶。
搭上了儒家这张弓,自然会向“修齐治平”的箭靶上飞去,然而,能够射中靶心的箭十不有一,其它大多数的箭都白白落入草莽之中。
箭是无情之物,落在哪儿都能够做到真正的随遇而安。
而人,特别是读书人,却是有情之物,十年寒窗后如果一无所有,那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是需要安慰的。
释、道在这时就能发挥它们的作用了,释、道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抚慰这些失意士子的心灵,使他们能够多少找到一点精神上的依托。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数量相对于总人口来说不是太多,但朝廷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官职就更少了。
大多数的读书人挤不上这条仕途,即使挤上了,还会随时被挤下来。
少数读书人在仕途上成功了,但宦海沉浮,使他们时时刻刻都有一种危机感。
而能够使他们的紧张神经松弛下来的主要不是儒学,而是道学和佛学。
因此,无论是当上官的文人,还是没有当上官的文人,都需要释、道来调节自己的思想、心态。
对此,文人们往往入仕时就做好退隐的思想准备,这当然是一种明智之举。
飞箭离弦,谁知道它最终会落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落到了草莽之中,那就到“草莽”之中去寻找佛寺道观。
曾国藩是一位在政治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能算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牢牢地扎着老庄思想的根。
曾国藩一生以儒生自居,但他却要以庄子之道自怡,把道家的清静无为看作“体”,看作根本,而儒家的一套主张只不过是“用”,这事实上是把道家置于儒家之上。
他在另一篇日记中说道:
“细思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
”由此可见,老庄之学在曾国藩的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读书人无论是当上了官还是没有当上官,都离不开佛、道思想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调节剂。
但从总体来看,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是主,消极引退的道、佛思想是辅,一个文人头脑中道、佛思想所占分量的多少,除受出身、经历影响之外,另一个决定因素就是这个文人在仕途上走得是否顺利。
士大夫们得意时,就去做官,把禅书放进书套搁置一边;不得意时,就再把禅书拿出来静心参禅,姑且又将做官的事放在一边。
儒释道的完美结合,使中国的文人能够过着一种进退自如、游刃有余的生活。
儒释道对文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儒家主要是培养了文人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
《周易》的“象传”里有一句话: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句话可以看作儒生的性格。
《论语·述而》记载: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
子曰:
‘女奚不曰: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这是孔子精神的真实写照。
孔子一生都在奋斗,从不停息,早年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晚年是为了教育和学术。
在孔子看来,人的一生就不应该有休息的想法。
这种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是可敬可佩的,曾国藩的“屡败屡战”精神大概就来源于儒家吧!
佛、道对文人的影响主要是淡泊世事名利,同时在精神领域里,使文人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性。
这对儒家的思想的确是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文人们对三教的思想都有所接受,运用得好,就能进退自如;但运用不好,就会进退唯谷,使他们的生活态度便变得极为复杂和矛盾。
陶渊明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入世做官时,他惦记着隐士的逍遥自由生活;出世当隐士时,他又放不下“大济苍生”的宏远志向。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心处两端”,思想一直没有安宁过。
关于三教对文人的综合影响,明人宋懋澄在他的《与家二兄》中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
吾妻经,妾史,奴稗,而客二氏者二年矣。
然侍我于枕席者文赋,外宅儿也。
宋懋澄以儒家的五经四书为正妻,以正稗史书为奴妾,以佛经道书为宾客,以诗文辞赋为情人。
明媒正娶的夫人虽然年老色衰、固执呆板,却不可或缺,也不得不畏;婢妾家奴,可供驱使,虽然也缺少不得,但也不必十分认真对待;佛道二氏,时来访谈,能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少的高雅情趣,甚或带来意想不到的神祗福佑,对于这些方外来的客人,自然不能不敬;“外宅儿”虽然难处正堂,但她们年轻貌美,活泼可爱,实在也让人难舍难分。
这个形象新颖的比喻虽然有点轻佻变味,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他是把儒释道“煮成一锅粥”以作为自己的精神营养,因为史稗、文赋之中所蕴涵的依然是三教思想,只不过它们的表达方式更活泼随意一些而已。
因为有了儒释道,中国的文人是幸运的,三教为他们开拓了极为广阔的现实的和精神的生存空间,使他们既有现实的家园,又有精神的家园,于是他们的生活就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但因为有了儒释道,中国的文人又是不幸的,三教给他们的许诺--或成圣、或成仙、或成佛,都具有极强的诱惑力,使他们在渴望博取功名的同时,又艳羡山林的清静与高雅,更期盼蓬莱仙山和西方净土中的仙佛生活。
儒释道在整合中国文人性格的同时,又在撕裂着他们的性格。
中国文人的精神是儒释道精神的矛盾统一体。
思考题:
1分析王维诗歌中的禅思。
2就自己所熟悉的古代文人,探讨儒释道思想对于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