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娘娘和她的孩子们.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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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娘娘和她的孩子们
夏娘娘和她的孩子们
——纪念赵世炎诞辰100周年本刊记者王德颖孙文鹰联系采访赵世炎的后人赵施格同志时，他的夫人马达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本书《革命母亲夏娘娘》，她说这是七十年代出版的，当时影响很大，他们至今还保存一本。
到报社图书馆查询，果然借到了，兴奋不已。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书页已经发黄，但却保存着一个革命之家的鲜活记忆。
夏娘娘，大家都这样称呼她而不知她的真姓名，事实上，旧时代的贤妻良母都从夫姓。
这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是从一个旧式家庭妇女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典型。
她不仅是一对共产党人——赵世炎和夏之栩的母亲，也是中国共产党无数伟大母亲中的一个，她在最险恶的年代以她博大的母爱为数不清的儿女操心、操劳。
我们不知道这位瘦小柔弱的老人怎样能够承担起那样的重担：
掩护党中央机关，担任最机密消息的交通员；而这位中年丧夫的女人又如何承受这么多的不幸：
她的亲人和孩子们被逮捕被杀害，留给她的是比自己当年守寡时还要年轻的遗孀、嗷嗷待哺的遗孤。
但她没有当着她们掉过一滴眼泪。
这让我们想起高尔基的《母亲》。
夏娘娘，一个真实的中国革命的母亲，她的一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秘密，她被孩子们的神圣而伟大的事业所吸引，从一个旧式妇女变成坚定的革命者，又以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性格和牺牲精神，支持他们投身壮烈的斗争中去，支撑起一个破碎的大家庭。
我们还从夏娘娘周围找到了一个被亲缘和信念联结起来的革命者的谱系。
赵世炎，夏之栩，赵世兰，赵君陶，李硕勋，赵令超，赵施格。
是中国革命这条红线把他们紧紧地系在一起。
从这个不平凡的大家庭中我们择选其中的几个代表，把他们的事迹叙写一遍，以兹纪念。
赵世炎:
志士不辞牺牲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龙潭镇，读过私塾，从《三字经》开始，《四书》、《五经》、《孟子》、《论语》都读过，读得还不错，19岁的时候甚至写过一遍文章《学校不及私塾好》，当然他所说的私塾是改良过的一种新型学校，不是那种老私塾。
这是因为他有个切身体会，他从私塾里出来，去读学校，结果学的东西也是稀里糊涂，略略记得一点。
他说“一句话断定，现在的学校，不敢说是好”。
他骨子里有一种开创精神。
老革命家吴玉章在1962年撰文回忆赵世炎时说：
“他那时候受当时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急于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
”吴先生当时在北京办了一个法文专修馆，赵世炎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就来到这个专修馆补习法文，吴玉章做了他的老师。
青出于蓝胜于蓝，吴玉章后为来还是由他的这位学生介绍加入共产党。
在法国，赵世炎和周恩来等一起创立了少年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重要组织之一。
1924年赵世炎回到北京后，党中央任命他为北京地委书记，后来，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他又担任了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并兼任了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
在整个北方的紧张战斗中，赵世炎花费了多少心血，在北京沙滩的红楼上度过了无数的不眠之夜。
他用世炎、施英、因、识因、乐生等笔名写了大量的分量很重的战斗文章，在北京的工人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并获得了革命者的赞扬。
鲁迅先生经常看赵世炎主编的《政治生活》，在后来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鲁迅还一直保存着两期《政治生活》。
赵世炎思想敏捷，看问题透彻，笔锋犀利，《救国时报》曾称颂道：
“赵先生为有名的北方评论政治主编，其言论风采为一般革命青年所景仰，赵世炎之名遂扬溢于全国。
”李大钊赞扬赵世炎说：
世炎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1925年1月，孙中山来到北京，段祺瑞张作霖软硬兼施，想逼迫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当时孙中山虽然在病中，还是毅然拒绝了段、张的要求。
三月十二日，孙中山不幸病逝，面对沉痛的全国民众，赵世炎呼吁：
中山虽死，中山主义仍存，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仍存。
为了悼念孙先生，李大钊、赵世炎等人组织北京三十万民众恭送这位先驱者。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了武昌，上海党组织为了配合北伐军夏超部进攻上海，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由罗亦农、赵世炎任起义总指挥。
原定的计划是要把上海的海员工人，五金工人，市政工人，纺织工人都动员起来，举行起义。
但是，部分同志一味要同国民党合作，把起义的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钮永建。
10月17日，夏超的部队抵达上海附近，孙传芳的部队前去堵阻，两军对峙起来。
但钮永建却说孙的部队被夏的部队打败了，在这个错误的信息支配下，上海总工会在10月23日半夜下达起义的命令，结果因武力不够，准备不足，起义信号发迟了等等原因，这次起义很快就被孙传芳派兵镇压了，党被迫在24日晨下令停止起义，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被杀，一百多人被捕。
赵世炎痛心不已，坦率地总结失败的原因说：
我们不免太幼稚。
但是，他是个不知退缩，永不气馁的青年领袖。
他要求党的干部立即去民众中做发动工作，他说：
首先要有的，是劳动群众的自信力。
但是，做发动工作时间太短了，上海总工会又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
惨遭失败后，赵世炎越发加深了他的“要革命没有武装是不行的”看法。
下决心弄武器，把工人纠察队武装起来。
英雄的上海工人没有被失败吓倒。
当年上海工人流传着一首《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民歌，其中有这样几句：
天不怕，地不怕，那管铁链子下面淌血花……折下骨，当武器，不胜利，不放下。
由赵世炎领导的工人纠察队，更是豪迈地说：
被捕坐牢，家常便饭，枪毙杀头，告老还乡。
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
上海被解放的第二天，上海〈申报〉刊登新闻，内有赵世炎的讲话：
“现在大局虽已底定，我人并不据心为功，要知我人之暴动，系为全市民谋福利而暴动，已得市民之竭诚相助……希望各界互相合作，共负建设责任。
”
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时，蒋介石叛变革命。
组织一帮地痞流氓冒充成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然后又以“工人内讧”为借口收缴了工人手里的枪，总工会被蒋介石派兵占领，顿时，工人群众的鲜血在上海街头流淌成河。
中央派人来传达指示：
隐蔽精干，准备再干。
赵世炎完全赞同中央的指示，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复工。
赵世炎说：
我们必须把力量保存下来，准备以后更大规模的斗争。
在白色恐怖下，有些人开始动摇了，赵世炎对这些同志进行耐心的说教和帮助，他说：
“革命嘛，就是这样，要经过艰苦的斗争和流血，反动派的监狱再多，也不能把所有的共产党人全关起来，只要有一个人，我们的事业就会发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
赵世炎自己早以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哪里需要，他就出现在哪里，每当他和同志们开完会，他总是笑着说：
“让我先离开吧，把“泥巴”（指特务、暗探）带走，以免麻烦你们。
”
他被捕以后，敌人施尽了各种酷刑，但是世炎坚贞不屈，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始终说自己是夏仁章，是湖北人，因家乡闹土匪，到上海避难做生意来的。
早已叛变革命的原江浙区委秘书长韩步先无耻地咬定了赵世炎，同时，被捕变节的原上海总工会书记张保臣也帮助指认。
面对两个叛徒的出卖，赵世炎理直气壮的承认自己就是施英，是共产党员。
他严厉地斥责叛徒韩步先“可耻”，并向敌人宣告：
你们只能抓住一个施英，要想从我嘴里得到党的机密，那是枉费心机。
他身陷囹圄，可是他的心还挂念着党，挂念着工人运动的发展。
记挂着那些失业的工人弟兄，他托人从狱中给党组织带出一张纸条，请求党多多照顾他们。
在狱中，他鼓动同志们“不要害怕，越怕越没有希望”，“改造社会就是要负出代价”。
敌人提审他时，他也是慷慨激昂地说：
“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遍布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必将取得胜利。
”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从容不迫地离开了监狱，向难友们平静告别，然后拖着沉重的脚镣走向刑场。
他牺牲时年仅26岁。
夏之栩:
果决的革命者的妻子赵世炎牺牲的当天晚上，有一位带草帽的神秘“来客”找到夏之栩，把一张纸条递给她，那纸条上写着：
“夏仁章（即施英）奉命斩决”。
夏之栩努力控制自己，使身体不要在这个陌生的同情者跟前颤抖。
她把纸条紧紧地攥住，眼睛勇敢地看着前方，“来客”说了很多，但是她脑子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世炎牺牲了，世炎牺牲了，我要继续干下去。
她镇静地送走了来客，冒雨跑出去找王若飞同志。
她家里那个六个月大的孩子她已经顾不上了，她的母亲夏娘娘在凄风苦雨中为她和赵世炎的安危正在担惊受怕，她也顾不上了。
她要先把这个不幸的消息报告给党。
早在1927年六月下旬的一天，共产党在上海的主要领导同志聚集在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举行会议，会后，陈延年、组织部长郭伯和、宣传部长韩步先在那里被捕，赵世炎因早一步离开而脱险，回到住处以后，赵世炎把情况跟夏之栩一说，夏之栩马上把五个月大的孩子交给母亲夏娘娘，跑出去打探情况。
1927年7月2日，大雨如注，赵世炎不幸被捕，赵世炎刚被侦探抽打着推上囚车，夏之栩就把孩子交给夏娘娘，冒雨跑出家门，给住在旅馆的王若飞送信。
母亲给她撑开油纸伞，她在屋外幽暗的光线里看了母亲一眼，连再见都不说一声，就消失在雨水之中。
当时她的母亲夏娘娘在心里唤起一个强烈的反应：
真是果决的革命者的妻子。
夏之栩的果决和勇敢，是她小时候跟着母亲夏娘娘16岁又跟着共产党所历练的结果。
她17岁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秋，由武汉到北京任共青团北京地委候补委员、委员，此间与赵世炎相识并相爱。
1926年6月离开北京去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
1928年春天，夏之栩生下了她和赵世炎的第二个孩子。
第二年当这个孩子才一岁多的时候，夏之栩就跟一些同志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把两个儿子带在身边，后来就把五岁的赵令超、三岁多的赵施格留在了苏联。
她一回到祖国就被捕入狱，但是她不愿意把这个不幸带给母亲夏娘娘，所以，一直到她出狱回到上海凑巧跟夏娘娘在一个秘密机关工作，她这才把被捕的情况跟母亲说了说。
母女俩人虽然在一个机关工作，但是在严格的纪律要求下，母女很少见面。
有一个中秋节，夏娘娘托交通员给之栩捎来两块月饼，看到月饼，之栩才想起母亲，她问交通员母亲好吗？
交通员说：
娘娘很平安。
之栩把月饼分给同志们吃了，可是她心里非常难过，母亲是用月饼作为节日的慰问与母女作感情上的联系啊，她觉得她欠母亲的太多了。
并不是果决的革命者的妻子就没有儿女情长。
夏之栩首先是一个母亲，然后才是一个革命者。
后来赵施格回国，虽然跟妈妈一个说俄语，一个说中文，沟通不太方便，但是只要母子在一起，夏之栩还是非常细心对儿子的生活工作问长问短。
赵施格与母亲交流的不多，但是他的妻子马达跟婆婆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一起，无话不谈。
马达跟我们说她婆婆很慈祥，虽然建国以后，她曾历任武汉市委组织部长、秘书长、国家轻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但是在家里完全是个周到细致的的主妇，也做饭，针头线脑拿得起放得下，织一手好毛线活。
说到夏之栩的针线活，就不能不说到她的童年。
夏之栩六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带着她在武昌城里靠给人洗衣做手工活维持生计。
在母亲的洗衣盆和针线筐旁，夏之栩慢慢长大。
她用勾针织绒线鞋面子，织一双可以换三个铜板，挑花绣字也可以换回几个铜板。
从小功于针织女红，革命几十年疏淡了，但是，只要时间允许，她还是愿意温习儿时得来的这一技之长。
1968年赵施格在西南金属制品厂被错误地审查时，夏之栩派儿媳马达前去探望，儿媳临行前，夏之栩一再叮嘱马达：
见了施格就说妈妈在党的生日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跟毛主席握手了。
这是妈妈夏之栩细心入微的地方。
果然赵施格听到妻子这样一说，心放下来了：
看来妈妈现在境况很好，自己的被关押与父母无关。
马达跟赵施格的婚礼也是妈妈夏之栩一手给操办。
虽然那时候不讲排场，但是，总得约一些亲朋好友热闹热闹。
马达的父亲是个老八路，大老远从济南赶过来认亲家，夏之栩很高兴，婚礼那天把在北京的一大部分女革命家女同事约来，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除了新郎和他的岳父，其它全是女宾，热闹非常。
邓颖超把一尊屈原的雕象捧给新娘新郎说：
我和你们周伯伯把屈原的爱国精神送给你们。
这尊雕象现在存放在赵家的书柜里，书柜里同时还有夏娘娘和她女儿夏之栩的合影，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革命母亲夏娘娘的形象就保留在上面。
我们仔细端详，非常好客的马达阿姨痛痛快快地说：
你们要，我给你们翻拍。
夏娘娘：
一切为了孩子们大雨如注。
上海北四川路的一幢民宅里，特务们已经把夏娘娘和她的女儿夏之栩赶到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去，并被告知：
不许动。
夏之栩怀里抱着五个月大的孩子，这是她和赵世炎的第一个孩子，此时这个嫩芽一般的小生命还不能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对着鬓发斑白的外婆夏娘娘笑了。
夏娘娘此时已经顾不得这个孩子了，她心里正在为另一个孩子的安危着急。
天色转暗了，她的女婿赵世炎要回来了，这可怎么办？
敌人正在家里张网以待，一回来准被逮捕。
夏之栩把求助的眼光望向母亲，夏娘娘说：
你抱好孩子，有我呢。
然后她走向阳台，打算把那儿的一个报警信号换成夜用的，特务盯着夏娘娘说：
你要干什么？
夏娘娘若无其事地说：
下这么大的雨，我把窗帘子放下来。
特务说：
站住，不许乱动。
此时的夏娘娘站在阳台上，一低头正好看见赵世炎在楼下的马路上走着，正走向这个危险四伏的家。
怎样才能向女婿报一个信号呢？
她急中生智，把手边的一个花盆向楼下推去。
很可惜这个花盆没有落在马路上，而是落在水沟边上赵世炎牺牲多年以后，夏娘娘还在想着这件让她痛悔一辈子的事。
当时她推花盆有个小顾虑，怕推重了砸着赵世炎的头，手一软，花盆跌在水沟边上碎了，雨声太大，赵世炎没有听见，他按响了门铃。
就是这一次，赵世炎被逮捕了，半个月后被反动派杀害。
夏之栩在丈夫牺牲后，回志安坊路的家中看望孩子和娘娘，她看到孩子在摇篮里睡得很香，娘娘正在忙着打扫卫生，阳台上多了一个铁罐头盒子养的花，这是一盆鲜红的蔷薇花。
夏之栩记得这盆花在世炎被捕的那天晚上，作为报警的信号被娘娘推下楼去摔碎了，怎么又养了一盆？
娘娘走过来说：
“盆子碎了，花还活着，第二天，雨停了，我就把它收拾回来了，你看它跟原来不是一样吗？
”
是一样吗？
花还在，世炎不在了，还能一样吗？
这个21岁的年轻妻子终于含住了眼里上涌的泪水，她是不想让夏娘娘看见。
实际娘娘什么都看见了，她什么都知道了，赵世炎牺牲的消息上海的报纸已经登载了，娘娘是习惯读报纸的。
既然女儿不想告诉她，她也就打算把这个痛苦咽到肚里去，她已经吞咽了很多很多痛苦了，自己的，孩子们的，那些年轻的革命者都是她的孩子，突然就被抓被杀，她看着想着，为了抑制或掩盖心中巨大的愤怒和悲伤，她就无休止的劳动。
此时她看了看了女儿，平静地说：
孩子，这里一切有我，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夏娘娘以后又经历了许多革命者被捕的场面，甚至她自己曾经三次被敌人抓去，但是，这是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母亲，临危不惧，赤胆忠心，为自己的女儿女婿，为天下所有的革命者，不惜肝脑涂地。
在我们党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曾有过许多这样的母亲，夏娘娘是其中的一个伟大代表。
党为了对这位革命母亲表达崇高的感激之情，1948年秋天在河北省平山县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为娘娘庆祝八十寿诞。
那一晚上的汽灯把这个小村子照得透亮，村外的矮树林里拴了很多马匹，这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年代，战事激烈，许多祝寿的同志骑马而来。
娘娘的寿堂是在一个会议室，毛泽东同志题的“祝娘娘高寿八十”的寿词很醒目的挂在墙上，会场正中的桌上堆着各种寿礼，四壁上挂满了各种内容与形式的红色寿联和水墨画。
娘娘端坐在寿堂正中的椅子上，微笑着接受她该得的祝贺与慰问。
娘娘的女儿夏之栩在会场上流着汗水奔忙，娘娘看着忙碌中的女儿，想站起来帮帮她，她劳动惯了，坐不住。
但是女儿制止住了她，女儿说：
妈妈，您为我和我们大家干了一辈子，无论如何今天您得歇一歇。
娘娘想想也是，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那就安心坐着吧。
她想起她这一生，三十多岁出嫁，四十岁就守寡，丈夫还没咽气，族人就忙着赶她们孤女寡母出门。
那个旧时代，那里有女人说话的地方。
她一个妇道人家带着唯一的小女儿扶棺坐船奔浙江，是为了让丈夫魂归故土。
结果到了武昌城，辛亥革命爆发，她跟女儿被迫滞留在武汉，靠给人浆浆洗洗度日。
在这样艰难的日子，这位母亲并没有忘记对女儿的教育，她把小时候在家中随父学到的字和诗文手把手教给之栩。
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畸形年月里，这位母亲却超前地认为，知识就是出路。
她不但把知识传给女儿，她还把自己辛酸经历中的体会传给女儿，使女儿过早地就懂得了不能依赖他人生活，要寻找别样的出路。
共产党无疑是别样出路的代表，女儿一接触到这些领路人，马上就像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样神清气爽。
16岁那年，就在武汉的工人运动与党组织的力量迅速发速的过程中，她入党了。
娘娘的生活很穷困，但是她一向好客，对于女儿领来家的朋友，夏娘娘总是用极大的热情给予招待，宁肯自己不吃不喝，也先给客人。
陈潭秋同志有一段时间把党的秘密机关转移到夏娘娘家，同志们经常在这里吃饭，开会，忙碌，娘娘在一边默默地做饭，浆洗，放风。
有一次陈潭秋把一封信交给娘娘，让她连夜送出去，因为深夜男人出城会受到军警的盘查，往往妇女不被注意。
娘娘把信送到徐家棚车站，把信交给接头的同志，然后想坐下歇口气，结果一坐下竟然睡着了，对于一个52岁的很少走远路的老人来说，这一夜的交通任务太累了。
可是娘娘一觉醒来，还不肯原谅自己：
看看，真不顶用，送封信累成这样。
送信，做交通员，半夜被叫起来，做饭，洗衣服，看门，从此夏娘娘以她那老人的身躯，为党做着无休止的劳动。
也许有人会说这太平常太平常了，无风无浪做个后勤，有什么难的。
可是要知道夏娘娘被敌人抓走的可能是最多的，因为别人可以逃开，躲开，她不能，她是守家的--党的秘密机关的钥匙在她手上，她必须守住阵地。
为此她曾经三进牢门，但是她无怨无悔，放出来继续干。
夏娘娘第三次被捕了。
这是1934的11月份，娘娘在党中央留驻上海的一个重要的秘密机关里工作，与娘娘住在一起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交通员周惠年和她的两个小孩。
敌人进来以后，忙着翻箱倒柜，趁这个时候，娘娘把出生才23天的婴儿从床上抱起来，机智地把一份机密文件和一张赵世炎烈士的照片塞进婴儿的尿布夹层里。
娘娘和“媳妇”周惠年及两个孩子被敌人带进巡捕房，她们被拍下“嫌犯”照片，下一步就是搜身，怎么办？
婴儿的尿布里还夹着暴露身份的证据。
娘娘暗示周惠年抱着孩子去厕所，周惠年心领神会，结果侦探紧跟其后，周惠年无奈地从厕所出来，求救的望着娘娘。
娘娘把孩子接过来，坐到墙根上，用身子背着亮光，把照片和信撕碎，一口吞咽下去。
搜身开始了，娘娘平静地拉拉周惠年的手，淡淡地说：
放心孩子，什么都没有了。
这一次被捕娘娘被判了刑，和“媳妇”一家人进了苏州反省院。
那个23天的婴儿已经两三岁了，娘娘在囚牢里缺少阳光和营养，两腿和手指已经完全麻木，即便这样，她也不把痛苦表现出来，总是装出快乐的样子，她时常制止年轻的母亲在坏环境里对孩子的打骂，她给孩子念民谣逗他们欢快地大笑：
“小和尚，泪汪汪，走进庙堂去烧香……”在监狱里，孩子得了病是多么困难的事啊，囚童整夜啼哭，年轻妈妈烦躁极了。
娘娘耐心地跟“媳妇”说：
孩子生病，身上不舒服才哭，应该找找他难过的原因，别烦躁。
娘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大人的苦，再苦不是苦，孩子的苦才是最苦，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苦往孩子身上推。
娘娘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周围。
狱里的革命同志集体行动，向典狱长提出要给娘娘过生日，这时正是西安事变发生之际，抗日战争的革命高潮要爆发了，典狱长不得不答应。
监狱里有个挑菜送饭的老头，听说大家给娘娘做寿，独自一人背着狱卒在娘娘的牢房外虔诚地鞠躬。
1937年7、8月间，日本飞机轰炸苏州，国民党扣留政治犯遭到民众的抗议，只好打开了反省院的大门，娘娘同一大批难友恢复了自由。
夏娘娘出狱后，因身体不好没有去延安，于1937年底在她68岁的时候来到四川成都赵世炎的家中调养。
这时候李鹏就寄住在姥姥家，那时候他叫李远芃。
夏娘娘非常喜欢这个10岁的男孩子，看着他使她想起她的两个远在苏联的外孙。
夏娘娘经常抚摸着李远芃的头问长问短，还给他讲故事。
李远芃放学以后也总是要去娘娘房间待一会，两人成了忘年交。
有一个下午像往常一样，李远芃放学以后来到娘娘的房间，娘娘说:
“芃，你坐下。
我受你母亲的委托，要向你讲两个革命故事，这是真实的，是关于你的亲人们的。
一个是关于你的父亲李硕勋的，一个是关于你的五舅赵世炎的。
”那个下午和那个下午的夏娘娘永远留在了李远芃的心中，因为从那时起他知道了他的身世，他的父亲李硕勋根本没有出国，而是在他三岁多的时候就被敌人杀害了，他的妹妹是遗腹女，而远在苏联的二表哥赵令超跟自己的妹妹一样是遗腹子。
夏娘娘把这两个秘密说出来以后，觉得是又为党完成了一件大事。
这些先烈遗孤都是革命事业的继承人，要让他们深深的懂得，父辈是为革命而死，后辈应该为此骄傲，对蒋介石的杀父之仇要永远记住。
这比什么都重要。
10年后党给娘娘过的这次生日场面真大，人真多呀。
党中央的领袖们来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都来了。
毛泽东说：
娘娘你平凡伟大。
朱德说:
娘娘你给人民立了很大的功绩。
刘少奇说：
感谢你娘娘。
周恩来说得最多，他说：
我们党刚诞生的时候势单力薄，当初能有这样一位同情我们的老人，不怕危险，志愿与我们住机关，那是非常宝贵的，她是革命的母亲，大家的娘娘。
1954年5月12日享年85岁的娘娘走完了她辛勤劳作的一生。
在她的追悼会上，党中央组织部追认她为中共党员。
骨灰破格存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赵施格：
不想躺在父亲的功劳薄上1927年7月19日凌晨，赵世炎在上海的枫林桥畔被残酷杀害。
据说他的头颅落地以后，身体却迟迟不倒，吓坏了刽子手们。
第二年春天，他的妻子夏之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
在这个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党安排夏之栩带着她的两个孩子辗转来到莫斯科，安顿好孩子，她就义无反顾地回国继续丈夫的事业。
直到1954年，赵施格才回到祖国，见到了离别二十多年的妈妈，而他的哥哥赵令超却永远留在了那座寒冷的城市，病魔夺去了他年仅13岁的生命。
2001年6月5日，北京魏公村钢铁研究院宿舍。
乍一见面，赵施格就很不客气地说，所有的采访都带着框框，我不喜欢。
我们立即被他的直率吸引住了。
而他并不在意我们的惊讶，接着说，我生下来就没有见过父亲，关于他的一切都是听来的，我又能说出什么呢？
我们和赵老的交谈散漫而费力，不仅由于他操着像老外那样蹩脚的普通话，更主要的是我们感兴趣的，他统统没有兴趣，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他认为并不重要。
我们精心准备的采访提纲被他一举打乱了。
这位从小接受苏式教育、和钢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工程师，有着和他父亲一样特立独行的性格。
跟赵施格交谈时间越长，他骨子里的这种独立的个性就表现的越明显。
他说他13岁那年才知道他的父亲，那时他上五年级，他们的中文老师指着墙报上的照片说，这是你的父亲赵世炎，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了。
我们赶紧追问他当时的感觉，他却摇了摇头。
他跟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是表兄弟，两人有着相同的坎坷身世，他们的父亲都是我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赵施格是遗腹子，李鹏三岁时父亲就牺牲了。
五十年代，李鹏到莫斯科留学，学的是水电，施格学的是炼钢，他们的学校离得挺远，见回面要坐近一小时的车。
那时，李鹏初来乍到，不通俄语，施格不通中文，哥儿俩连说带比划，真够费劲的，但施格还是从表弟那里了解到许多家里的情况。
以后，他们先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年轻的工程师，但天各一方，很少见面。
现在虽然一个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是普普通通的工程师，但是一根细细的电话线就能把彼此的距离拉近。
1996年赵施格病危住院，李鹏听说后，立即来到抢救病房，主治医生抬眼一看，哎呀，这不是李鹏总理吗？
卫生间的下水道多日失修正在溢水呢，这可怎么办？
医生慌得乱了方寸。
李鹏笑了，对不知所措的医生说：
那不是你的错。
事后这位医生问赵施格：
李鹏真是你家亲戚？
赵施格说：
是的，这很重要吗？
第一次得到妈妈的消息，对于赵施格来说，这是重要的。
妈妈还活着，这让他兴奋的夜不成寐。
那一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去苏联治病，到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看望在此寄养的中国孩子，孩子们高兴得像放飞的鸽群，围绕在周伯伯和邓妈妈的身边。
赵施格得到的是妈妈的一封信。
这段幸福的时光留下来了--相机送给我们的快乐是可以跨越时间的，现在我们手上正拿着1939年的笑影细细端详，邓颖超周恩来伏身搂抱着一群孩子，亲密无间，水乳交融，谁能说这对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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