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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及其挑战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农村人口下降，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
对农民工群体本身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内容包括：
农民工生存状况（简新华黄锟，2007），农民工的就业、社会融合、农民工子女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朱宇，杨云彦，王桂新，段成荣，桂世勋，李若建，2005），流动人口的定居性（李若建，2007），流动人口越来越“不流动”，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更加明显（翟振武等，2007），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回流（白南生，何宇鹏，2002）。
农村人口流出对迁出地和迁人地的影响，也有很多研究，主要关注农村人口迁出对促进迁人地经济发展和提高迁出地农民家庭收入的积极作用，以及影响城市管理的消极作用。
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空心村”问题（周长洪，翟振武，2006），也有学者提出城市化和人口转移中的村落消亡问题，提出新农村建设要考虑我国自然村落减少的趋势（王金营等，2006）。
这些研究多数集中于农民工、留守人口等亚人口群体本身的研究，而关于农村人口迁出对农业生产转型、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影响等方面关注不够，对农村人口心化作为未来的长期趋势并没有达成共识。
有的学者认为流出的农民工“大部分将陆续回流农村”（王翠绒，豆小红，2006），有的学者认为“绝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化的推动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王金营等，2006）。
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与城市化趋势相对应，有必要提出农村人口空心化的概念。
12年来农村人口的持续下降，进一步证明了农村人口“空心化”的事实以及城市化过程的不可逆性。
人口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空心化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两个并行的趋势，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是同样重大的。
中国农村巨大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应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挑战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特点
农村人口“空心化”是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下降和农村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农村剩下的人口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现象，对中国的未来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性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出传统的乡村社会，迈向现代社会。
1．1中国农村人口呈现历史性的下降趋势
中国农村人口从近代以来一直面临增加的压力，从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可以看出来。
到19世纪前半期，中国内地到处都面临人口对土地资源日益增长的压力（何柄棣，2000）。
由于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直发展缓慢，使新增总人口中的大部分居留在农村。
建国以后，工业化速度加快，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使工业和城镇对新增人口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林毅夫，蔡?
P，李周，2000）。
这不仅使农村人口难以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反而通过“城镇人口精简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等形式推向农村。
这些因素的复合作用，使建国后迅猛增加的人口进一步拥挤在农村。
全国总人口在1949～1977年间共增加4.1亿人，其中3.0亿人口增加在农村。
由于农村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减少农村人口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
出路有两条：
一是农村生育控制，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因为生育政策对农村人口下降的作用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最重要的战略。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人口政策和工业化政策的共同作用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人口变化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点。
农村人口在1995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持续下降（见图1）。
农村人口从1949年的4.84亿人上升到1995年的最高峰8.59亿人，其后持续下降，到2007年下降至7.27亿人，比最高峰下降了1.32亿人。
1996～2007年期间农村人口平均每年下降1100万人。
1．2 农村人口空心化对应着快速的城市化
农村人口空心化对应着快速的城市化。
农村人口加速流向城市，首先通过农村人口快速减少和城市人口快速增加表现出来。
从城乡人口的变动量来看，总人口增长量△Pt恒等于城镇人口增长量△Pu加上农村人口增长量△Pr，即△Pt=：
△Pu+△Pr。
在1949～1995年间的绝大多数年份，总人口的增长量都分别高于城镇人口增长量和农村人口增长量。
从1996年开始，由于农村人口持续负增长，城镇人口增长量连续12年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量（见图2）。
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1990年的城市人口规模为3.0亿，2007年城镇人口规模达到5.94亿。
虽然在总人口增长量下降的影响下，城镇人口的增长量有所下降，农村人口下降的速度有所放慢，但是农村人口下降和城市人口增加的这种趋势将继续保持，直至城乡人口实现动态均衡。
不同的调查也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比例有提高的趋势。
白南生等1999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当年外出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5.7％（白南生，200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年的调查则表明，全国农村平均各村有26.51％的劳动力外出打32（韩俊等，2007）。
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一个重要的后果是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从1990年的26.41％上升到1995年的29.04％，2005年进一步上升到42.99％，前五年城市化水平每年增加0.53个百分点，后十年城市化水平每年增加1，39个百分点。
可见1990年代前期的城市化速度大大低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城市化速度。
2007年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4，9％。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未来城市化水平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从而意味着城乡人口迁移远没有达到均衡状态，农村人口可以继续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空心化将加剧。
1．3 低生育水平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有促进作用
由于农村迁入人口Ir很少，所以农村人口变动量△Pr主要取决于出生人口Br、死亡人口Dr和迁出人口Or，△Pr=Br-Dr+Ir-Or。
由于城镇新增人口无法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求，使农村迁出人口成为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源泉。
在农村死亡人口和迁出人口一定的情况下，生育水平越低，农村人口减少量越大，农村人口空心化越严重。
按照未经调整的生育率数据，2000年城市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6，而农村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43。
2005年城市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93，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为1.64。
可以明显看出，虽然农村生育水平和城市生育水平都很低，但是农村大大高于城市。
因此，未来城市人口的继续增长，必然还是以农村人口迁入为基础。
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过程。
1．4 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比农村人口年龄结构更年轻
由于人口迁移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迁出农村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农村的青壮年人口。
特别在跨省流动人口中，青壮年人口的比例更高（翟振武、段成荣等，2006）。
所以城市人口年龄结构在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迁入后变得更加年轻化，城市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而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则由于大量青壮年人口的迁出而加重了老龄化（见表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竞争机制决定了城镇各行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是按照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高低择优录用。
由于青壮年劳动边际生产力明显高于其它年龄段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城市非农产业就业需求对于年龄的选择性十分明显，大部分都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
这样必然导致农村年龄较大的劳动力不易于流入城市，而农村年龄较大的已婚妇女到城市找到工作的机会更少，同时她们需要留在农村照料小孩和料理家务。
因此相对而言，农村剩下的劳动力中，或者是年龄较大的男性，或者是年龄较大的女性，这就是农村的所谓“4050现象”。
2 农村人口空心化带来的挑战
农村人口空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世界各国都已经走过的城市化、现代化道路的必然伴生过程。
这个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转型过程。
特别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农村人口空心化对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将造成持续的挑战。
2．1 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缺位的挑战
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战略，并强调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
毫无疑问，未来的新农村的主体必然是新型的农民。
但是农村人口不是一个静态的主体，而是一个动态演变的主体。
培养未来的新型农民必须适应农村人口的变动趋势。
任何人无法强制青年农民留在农村等待塑造，也无法要求农村少儿人口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不能向城市迁移。
城乡差距的扩大，必然使农村受到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年轻人口向城市迁移。
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47倍，2007年扩大到3.33倍。
城乡收入差距引起农村精英人口的外流，从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也可以看出，研究表明，流动人口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为23.6％，而留在农村的人口中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以上水平的比例仅为5.6％。
流动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4.8％，留在农村的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只有0.5％（翟振武，段成荣等，2006）。
许多学者论证培养新型农民的重要性（朱仰东，2007），却往往忽视了农村社会转型和农村人口空心化的现实。
新农村建设将如何适应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依靠谁来建设新农村?
哪些农民会留在农村谋发展?
这是农村人口在一定的政策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自主选择的结果，不是强迫命令的结果。
如果考虑到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迁移的趋势以及迁移的年龄选择性，新农村建设将面临主体缺位之忧。
任何政策如果脱离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现实，忽视农村人口空心化的必然趋势，必然使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2．2 农村养老的挑战
农村人口空心化伴随着农村人口的高度老龄化。
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年龄选择性，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农村年轻人离开老人进入城市的过程。
年轻人口外出打工之后，老年人承担起了更多的种地任务，根据200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农村60～64岁的老人中有62.7％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农村65～69岁的老人中有47.6％依然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是70～74岁的农村老年人中也还有29.2％依然从事农业生产（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3）。
现在农村老年人中，有许多是自我养老。
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农村男性老人中有54.88％主要生活来源是劳动收入（邬沧萍、杜鹏，2006）。
许多农村老年人不仅要下地干活，还要为子女照料小孩，生产和生活的压力大大增加。
虽然有些理论推测认为年轻人外出打工以后能够往家里汇款、使老年人收人增加、老年人生活能够得到改善。
可是很多情况下，许多老年人并没有从儿女外出打工中增加多少收益。
许多农民工的工资微薄，加上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在城市的生活自身难保，给老人经济支持当然就十分有限。
能够在过年过节给一些钱物孝敬老人，就算相当不错了。
年轻人口外出打工以后，农村老年人不仅收入上不会有多少增加，更严重的，他们失去了子女在家时的日常生活照料。
因此，未来当这些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遇到最大的挑战当然是生活照料问题。
他们由谁来养?
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里生活自顾不暇，能够供养、照料这些老人吗?
农村老年人未来能够大量迁入城市养老吗?
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据推算，2000年中国的城乡流迁老年人口总共为441.8万，其中38.7％是由于拆迁搬家而流动，14.7％是随迁家属，24.0％是投亲靠友（邬沧萍、杜鹏，2006）。
可见，老年人口的流动性是很小的。
农村老年人除了安土重迁的传统，儿女在城市的打工收入也根本无法支撑老年人进入城市居住和养老。
农村原来的敬老院体系是适应过去“五保”制度的产物，未来农村养老面临的是老年人在儿女齐全的情况下所需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问题。
2．3 农村土地制度面临挑战
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城市化和人口转移中的村落消亡问题，并从新农村建设角度提出一些建议（王金营等，2006），但是却完全忽视了农村人口迁移过程对农业生产转型和农村土地制度的巨大挑战。
实际上，农村人口空心化引起的人口与土地关系变化将是中国农村社会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标志着中国农村正在走出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形态。
诺思研究欧洲经济历史时发现，欧洲14、15世纪的人口大幅度、长时间下降，改变了人口与土地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可以解释当时的制度协定和所有权的变迁（诺思等，1999）。
可见，由于农村人口空心化彻底改变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人口与土地的对比关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将面临调整。
从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可以反映出人地关系的变化趋势，按照农村总人口平均的人均耕地面积从2001年的2.41亩上升到2007年的2，48亩（见图3）。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农村少儿人口和老人排除在外，农村有效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将更高。
随着农村人口空心化更加严重，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老龄化，农村有效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提高。
然而，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并不等于人均实际占有耕地的增加，原因在于农村许多耕地随着农村人口流出而得不到有效利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
这种农村土地制度在过去以家庭农业经济为主的很长时期都发挥过巨大作用。
然而随着农村人口空心化，“人去地荒”的情况越来越多。
土地抛荒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根本则原因在于，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陆续离开土地，农村的土地市场和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导致土地接续耕种难以进行。
土地权利制度不完善，使外出务工农民在签订土地权利转移的契约方面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
仅以集体土地地籍管理为例，到2005年，全国集体土地所有证发证率仅为33％，集体土地使用证发证率仅为71％（国土资源部，2005）。
对土地权属的不稳定预期，加剧了农村土地市场的萎缩。
农村土地仅仅成为留守人口获得生存资料的手段，这些人口随着年龄增长和劳动能力的下降，逐渐弃耕边远和贫瘠的土地。
在农业税减免之后土地抛荒依然很严重，反映出农村土地制度与人口变动不相适应的状况。
目前土地抛荒的情况，缺乏全国性的数据。
然而从不同地区的独立分散调查可以侧面反映出来，安徽巢湖2000年的调查表明，1999年农村土地抛荒面积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6％（邾鼎玖、许大文，2000），2004年重庆市某镇土地抛荒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为6.2％（熊祥强等，2006），2005年安徽无为县某镇土地抛荒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例达到10.3％（徐萌，2007）。
虽然是一些零散调查，也足以说明在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取消之后，农村土地抛荒的情况随着农村人口进一步流出而依然存在。
综合各地农村土地的抛荒原因，都与农业比较收益低、劳动力外出打工、土地流转困难有关。
可以预计，随着农村新增劳动力进一步流出和大龄劳动力的老龄化，在土地制度没有相应调整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抛荒的情况将更加严重。
因此，如何根据农村人口下降和人口空心化的进程，适时调整和完善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以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是中国农村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
2．4 农业生产的挑战
现在农村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40～50岁的劳动力和60～70岁的老人。
农村年轻人中学毕业以后纷纷离开农村，并不能作为农村劳动力的补充。
随着农村老年人逐渐进入高龄阶段，他们不得不退出农业生产劳动。
我们2007年7月在江西九江农村的调查证实了这种挑战的存在。
农业生产中大龄妇女作为主要劳动力，男性劳动力很少，且年龄在40～50岁以上。
再过10年、20年，随着这些人的劳动能力下降，农业生产将面临巨大挑战。
以江西九江为例，很多农民由于劳动能力下降，种水稻仅仅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口粮，两季改成一季，减少粮食种植规模，纷纷改种劳动负担较轻的棉花等经济作物。
这说明农业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方式将随着农村人口空心化和农村人口老龄化而逐渐发生变化。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同样都经历过农村人口减少的过程。
然而，发达国家都是在20世纪初、甚至19世纪后期就经历了这一过程。
法国的农村人口从1846～1906年减少了17％。
其它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在20世纪初都在忧虑许多农村地区人口减少和缺乏熟练劳动力的情况，同时存在农场规模扩大或土地抛荒等现象（BenjaminH，Hibbard，1912）。
然而，由于工业和城市的不断扩张，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等国家还在继续农村人口下降和农业生产方式调整的过程（CalvinL?
Beale，1964）。
可见，中国农业生产的挑战刚刚开始，比发达国家至少晚了100年。
未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要形成适合中国土地地形特点和农业技术水平的农业生产方式，这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3 应对农村人口空心化挑战的战略
由于农村人口空心化是一个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长期历史性过程，因此需要及早制定相应的战略，使中国能够顺利完成这一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经济转型。
最基本的战略有两个：
分别是农业转型战略和农村养老战略。
3．1 农业转型战略
所谓农业转型战略是指促使中国农业真正从传统农业转变成现代农业。
这里的传统农业是指建立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农业是指建立在现代农业技术基础上、以企业经营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
过去中国长期梦想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本的制约因素在于农村人口过多。
现在随着中国农村人口空心化以及农村人口的新陈代谢，中国将逐渐真正具备建立现代农业的客观条件。
农业转型战略包括土地规模经营政策、农业人力资本政策、农业技术进步和公共产品政策等组成的政策体系。
首先，随着农村人口下降，当大多数年轻人不种地、老年人种不了地的时候，促进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是一种必然趋势。
然而由于中国刚刚从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走出来，对于农业规模经营可能并不适应，这就需要在完善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创新。
在现在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探索多种可能的实现形式。
比如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村农业公司，再由村农业公司对外招商引资，引进规模经营的企业家发展现代农业。
只有构建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土地制度，才能为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
第二，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表现为四大贡献：
产品贡献，包括食品贡献和原料贡献；市场贡献，即农民购买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要素贡献，包括资金贡献和劳动力贡献，外汇贡献，即农产品出口创汇，支持工业设备的进口。
然而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四大贡献的强弱程度、农业基础性地位会发生变化。
在工业化高级阶段，这四大贡献都会大大减弱（王检贵，2002）。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下降、青年农民不愿从事农业，所以必须对农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才能实现工农业的均衡发展。
第三，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明显不足，农业技术进步和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的建设经常受到忽视。
要扭转这种情况，就要大力支持农业技术进步，在土地整理和土地集中、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
土地整理是对田、水、路、林、村的综合整治。
农田整治的内容包括田块归并、田面平整、土壤改良等；农田水利的整治就是要解决好农田的灌溉和排水问题，使田变成旱涝保收田；田间道路的整治就是通过道路配套改善农业交通条件；农田防护林为主的农田防护工程，为农业生产构建生态屏障；村的整治，既包括宅基地整理，退宅还耕，也包括村庄治理，改善村容村貌。
通过土地整理，改善农村发展环境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以及农民集中居住基础设施，有利于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从而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现代农业建设创造条件。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农村的宏观社会经济政策对农业转型非常关键（杰拉尔德，M，梅尔等，2004）。
制约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阻碍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政策（速水佑次朗，弗农，拉坦，2000）。
对于中国而言，适应农村人口空心化的趋势，正确实施农业转型战略，是真正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3．2 农村养老战略
实施农村养老战略看起来是一个近十几年来政府和学术界都很关注的问题。
然而并没有放在中国现代化整体过程的角度来认识，因此对农村养老问题或多或少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
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养老战略处于枢纽地位。
农村将长期作为中国人口、社会和经济转型的缓冲区角色（周祝平，2005）。
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必须建立在农村养老战略的基础上。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过程就是农村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口到城市定居和生活的过程，也是随着农村老年人口逐渐终老农村而实现农村人口下降的过程。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这个过程是伟大的，同时也是渐进、缓慢的过程，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因为农村人口的基数十分庞大，按照现在每年约1100万的下降速度，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农村人口规模较小的水平。
这将是农村年青人口不断流出农村、老年人留在农村的过程，因此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
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老年人在农村形成了特定的生活习惯，并且有良好的生活关系网络，而陌生的城市生活环境和陌生的人际关系，促使农村老年人留守在家（姚远，2007）。
同时，由于农村年青人口融入城市、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工作和居住生活条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多数情况下，带老人到城市养老也并不现实。
因此，从中国农村人口长期下降、实现社会经济顺利转型的战略高度，非常有必要建立适合农村特点和老年人生活习惯的养老体系。
随着国力增强，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农村老年人基本的养老需求。
实际上，如果没有农村老年人的小康，就谈不上中国人的小康。
因此，农村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现在就要为农村养老未雨绸缪，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农村家庭养老服务社会化体系、机构养老体系、农村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等，这需要政府从战略上重视，从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支持。
4 总结与讨论
农村人口空心化是中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意味着中国农村的人地关系迎来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它既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也带来了历史性的挑战。
它一方面符合中国长期以来所希望农村人口下降、减轻人地关系压力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选择性地向外迁移，导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长期挑战。
为了应对新农村建设、老年人供养、土地制度和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挑战，需要实施农业转型战略和农村养老战略。
这两大战略不仅是实现中国社会经济顺利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然而，必须注意到，虽然现在中国的生育水平较低，但是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始终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刚性约束。
在农村人口空心化过程和两大战略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增长必然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能否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能否提高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是缓解中国经济增长、农村人口空心化、城市就业增加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的关键。
因此，正确的国际战略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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