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实践及公共空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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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践及公共空间
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
阿伦特倡导重要政治理念：
非实利目的、自发性、创新性的行动以及公民之权力与公共领域的开展，她关心的课题是行动的创新性与制度规范之间互动的关系。
革命实践体现了个人与维系此自由之能动性。
在《人的条件》中表述的行动理论，受古希腊政治理念的影响，把体制的创立跟行动的实践相分离；并从古罗马共和的宪政法治传承中，汲取论证的资源，希望能调和行动之创发性与法治程序和宪政制度之规范。
第一章极权主义与西方现代性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控制
对于阿伦特而言，希特勒的极权政治代表一种根本之恶，这种罪恶乃美德无法宽容，法律与刑罚也难以制裁。
这个政体凭借全盘性的意识形态和以集中营为实验场所的全面控制的统治：
全面控制企图阻止无限多元化与个别差异的人，使人类整体成为宛如单一的个体，其唯一的条件即是，把任何一个人化约成一种恒定的同一性。
把人类塑造成跟其他动物相似的族类，其唯一的自由只是族类的存续。
全面控制完成这项目标乃透过两种途径：
一是统治精英集团灌输意识形态教条，另一则是建立集中营，是以恐怖统治。
1、意识形态的统治支配，讲究前提与推论必须首尾一贯的演绎逻辑，这套逻辑以不证自明的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为前提，而对人类整体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全盘的解释，同时认定人类整体的历史意义在于实现某种终极目的。
这种意识形态拒绝实质经验适时的否证，把它支配的世界砌成一封闭的虚构世界。
意识形态的法则，不论是历史的或者是种族的法则，必然是动态的，要摧毁一切阻挠此运动的既成制度与宪政的结构，扫除人间世界的任何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界线。
总之，极权主义的本质是抹平人间世界的所有界线，把人之多元性压缩成单调如一的集体同一性，释放非人性的自然或历史之势力。
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出一方面是凡事皆有可能的虚无作风，把可能改变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是认为是执行历史或自然之动态法则的工具，一切作为并不出于自发，避免了领导者的政治责任的理念与承担。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极权主义兴起的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意识的本质是为扩展资产之缘故而进行无休无止资产扩张，以及全球化扩张作为终极目标。
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动摇了现代民族国家（有一定疆域、同质性的文化生活形态，以及具有宪政法治的政治体系，其功能在于超越族群之分歧，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以及落实全体福祉的理想。
）在殖民地区形成种族主义（以人的生物属性为依据，分判人种之优劣，以及祈求以优良之人种为构成理想之民族国家的理念，）殖民地种族主义蕴含了极权主义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根源。
群众与极权主义运动
资本主义的资产积累的生产方式与不断扩张的原则造就了现代西方社会一大群孤单、自觉多余无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离的群众，只是追求物欲之满足，罔顾公共事物，但是生活之支离破碎与意义的丧失，使他们成为绝望的存在。
他们既无法彼此结合成政治的团体，共同参与政治之事物，隔绝了其他人以及使他们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他们丧失了现实感和合理地判断经验的能力。
一套封闭的逻辑推论系统，以及自称能解答人类历史之意义的意识形态吸引这群单子化的个人获得归属感和现实感。
犹太人命运与西方现代性之限制
犹太人作为无国籍国民，无法培养政治意识与参与政治事务的能力，这造成他们政治冷感和被动反应政治现实的习性。
置身于危机中，犹太人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容易成为欧洲各国歧视以及迫害的对象。
反犹太主义透过纳粹政党的宣传，以及组织与暴力，形成了个人自我界定之认同的核心。
纳粹德国集中营摧毁的正是政治现代性之普遍原则的根基：
人性的普遍概念，亦即人类共同具有普遍之人性，以及因之而来的基本权利。
这冲击和动摇了启蒙理想，即来自帝国主义之扩张所带来的种族思想与官僚统御，这因素也与资本主义无限的资本积累与扩张相连，这也是帝国主义统治的两种政治武器，官僚政治是欧洲人统治与监管海外殖民地民族所带来的结果。
这两个因素间接地破坏了欧洲本土所孕育的普遍人权与宪政法治的理念。
民族国家、民族主权与基本人权
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是透过制宪把哲学家建构的自然法则及权利转变成为国家权力必须履行的义务责任。
人权的意义在于，人代替了上帝成为法律的超越性根源，人自身是人权的根源，也是人权指涉的终极目标，不必诉求任何权威。
（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承认人的基本权利是基于上帝之创造）人权宣言所揭示的人是抽象化的人，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单一之个体。
现代人权的历史意义，是以人主体的理性可以发现与论证的普遍法则，借此取代中古封建的上帝神圣法则。
把民族性与国家体制相结合就是民族国家体制，这个体制必须保护居住于其疆域内的人民，它的一切作为必须代表着一个超然的合法制度。
其正当性建立在宪政法制的基础上，有责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以及自由权利，有能力终止体制内的战乱，以及抵御外侮。
另一方面，在处理人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上，宪政国家只提供一种法治与司法管辖的基本架构，理想上，给予这些活动最大可能的自由空间，而不作积极的法令或意识形态上的干涉。
现代国家的运作，其基本特色在于，宪政法治的治理、人权的保障，以及允让市民社会最大可能的自由活动空间。
（现代国家具有两种主要性格，一是国家的最高主权具体表现在君王的统治，其次是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个体自由的核心被赋予私人身份的公民。
现代国家的打造必须建立在人民之共同意识与意志之上，民主宪政国家是形成于一种自愿自发的政治秩序。
阿伦特认为，民族与共和是相互矛盾的原则，前者依据特定之集体文化生活的同一性，以及人民对此生活方式的集体认同，后者是以人的个体性及其发展为论证之理据。
这种矛盾带来的后果是是人权必须由主权国家所保护，而且被视之为一个民族的权利。
德国浪漫主义在反抗法国启蒙主义的抽象与个体性的理性原则上，这种思想趋势倡导民族及其灵魂乃是超越法律之上的存在，亦是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源基础，人权的法治原则遂被集体的民族意志所取代。
英法地区的实证主义与进步论学说，在阐释喏人性概念时，逆转了人权主张的人之平等的理念，强调人类真是的平等并非凭借自然权利，而是经由环境的改造与教育的提携。
这种理念融会了民族主义，继而种族主义把这种理念推向极端。
从现代国家治理的层面来看，人权的有效性基本上依赖国家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人权虽然是建立与人之个体性的原则，可是在政治落实上，必然依赖国家作为一种集体性存在有效的法治与司法管辖。
对于那些部落民族为了抗拒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它就宣传一种宗教上天选的理念，相信自己的民族是独一无二的，被上帝赋予一种使命，注定对抗整个世界，以完成某种伟大的目标。
一个民族一旦认定自己的禀赋得神性根源，它必然指称其他民族是平庸、不具任何神性的，民族个体成员之间所有具体差异性消除，成为一个群众统一体。
西方现代性之反思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乃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反思批判。
资产阶级的竞争与占有式之个人主义的社会造成政治的冷漠，甚至敌视公共生活，无法参与政治活动的阶层。
资产阶级的作风植根于一种生命哲学，这套哲学一致地与绝对地关注激烈生存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因此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只是浪费一个人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把政治事务看成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
自由主义宣传的公共关怀与美德的理论出发点在于竞争性的个人及其实质的利益。
另外从人权内在的理论预设来看，人权作为政治与道德的普遍原则，乃依据人性的论证，人性被阐释为抽离特殊性的社群文化生活脉络而为人类共同秉承的恒定且一致的性质。
这种人性论预设具有含混性与非确定性。
第三章行动之理论
实践之概念的基本含义
阿伦特的政治思想是以阐释实践为主题的，在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中，表示人之伦理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活动，意指此活动的主要原则，以及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
她处理人之实践活动的特殊地方在于，厘清人之实践活动所处的适当的场域：
人体能的劳动生产，双手制造事物的工作，以及道德、伦理与政治之实践。
劳动生产的现象本质
人的生理的生命乃是构成人劳动生产活动的基本条件，劳动的本质是一种人与自然互动、参与的过程，人以自己的意愿，开创、规约与控制人跟自然之间物质之力的相互作用。
但也批判了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并没有真正区分劳动与制造，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被解释为人占用自然物质以满足人之基本需求的活动。
马克思把劳动生产转化成一种适应人类目的的活动，即阿伦特的制造或工作的活动，而具有目的与手段的结构。
政治实践的目的不是自由的实现，而是经济需求的满足，那么以力征服的活动就是暴力和势力的必然性，暴力斗争是构成历史过程的基本因素。
人的自由和自觉的政治实践一旦受劳动生产的潜伏动力所决定，战争与革命的暴力遂成为了解政治实践的基本范畴。
阿伦特认为劳动及其物质经济需求无法构成政治实践及其领域的基本条件。
政治实践的本质是行动主体的自由实现，自由之践履的基本条件乃是超越物质经济的需求；展现政治实践之自由的公共领域必须跟经济社会的领域区分开来，任何经济需求潜伏暴力的斗争。
制造或工作的活动形态
制造是来自于双手编造与创造事物的能力，以此缔造出一个有别于自然世界的持久稳定的文明与文化之世界，它们保障了这世界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人造事物所构成的世界介于那些共同生活于这个世界的人群之间，维系人际的关系，但同时让人彼此之间得以保持某种确定的距离。
确立这样的一个世界，人也以建立自我认同得以形成可靠的参考系统。
制造活动过程本身，乃是对自然世界施用暴力，制造的活动具有为人之目的服务的性格，工作者是在隔绝人群的处境中进行的，无法阐明政治实践的基本意义。
实践的活动形态
阿伦特解释实践行动的自发性、创新性以及践履行动之主体的自我彰显性，实践发生于行动主体彼此之间的互动、交往、沟通，以及由此形成的人际网络交错的公共空间。
政治层面来讲，实践之行动指革命事件，抵抗专制暴政，或任何不正义之策发生的政治运动。
道德层面，人在践履一项行动之场合中，体现秀异原则的美德，行动者透过言行的表达，把个人美好的美德彰显于他人面前。
实践行动的互动性具有不可预料性与不可转圜性，以守承诺与行宽恕的美德形成行动之共同体的可能性条件。
言行的实践是以人的多元性与每一个人独特之个体性的彰显作为基本的设定。
由于言行的实践具有启示与彰显的现象本质，行动者之行为需要有他者的见证，即实践的互动论。
沟通是一种欢愉与满足，来自于行动者以平等身份相互联系，共同行动、共同展现于公众，也来自于行动者以言行涉入生活之世界，而取得维系个人之认同的资源，以及从事创新与开创新局面。
第四章公共空间的开展
当代政治思想预设了人两种身份的区分，一是所谓公民，被主权国家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另一是公民，属于生活领域不容许国家权力任意干犯，而且为法律所保障。
阿伦特对此作出了一种新的阐释：
一方面从古雅典城邦政治实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发掘实践行动的戏剧性含义，即行动实践是言行具体地演示或彰显其个体性。
言行的这种演示性与彰显性，它们彼此之间才有互动与交会沟通的可能性。
据此，给予行动实践一种空间性或场域。
另一方面，阿伦特经由理论之重建过程，分辨人生命活动的三项形态：
劳动、制造与实践，并强调行动的本质在于行动者具体言行的演示与彰显，以及彼此之间形成互为主体的沟通，实践必然开展一公开、公有的空间。
公共领域是由人的行动开创与塑造，是一动态的而非静态或实质性空间，是具体展开于人的实践活动当中。
阿伦特公共领域理论具体的解释途径：
首先说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历史现象的解释，特别是极权统治扼杀人的政治实践以及摧毁公共领域。
其次分析阿伦特公共领域之概念的意涵，然后扣紧她的行动理论以及她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历史诠释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的模式。
再次，以阿伦特对美国革命的历史解释为脉络，进一步说明沟通与互为主体的公共空间。
阿伦特的政治概念；政治唯有在一空间出现的地方才能存在，在这个空间上，人彼此承认公民的身份，人彼此处在一有限定之架构的共同世界，透过秀异的言行彰显其个性，去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经由谈论与说服，表现合作共事的心志，参与于公共事务以及开创新的局面。
公共领域依据阿伦特的观点，必须跟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分别开来，其理念是：
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消失，两个领域也随之销毁，取而代之的，是社会领域，一种巨大的企业组织体系，以及一种支配性科技官僚机制，只求经济利益且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
极权统治与公共领域的销毁
《人之境况》是公共领域理论的起点与轴心。
阿伦特从两个层面解释极权主义历史现象：
1、历史起源，以犹太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作为与遭遇为起点，解释极权政治兴起于现代西方的理由。
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资产阶级的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去政治的生活观、西方世界在亚非地区的帝国主义的经验、群众社会的兴起、民族国家体制的动摇，人权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兴起来解释。
其主题是民主宪政的政治需要具有对公共事务关切，且能表达公共事务之意见的，以及有政治道德自律的公民，作为运作的基本条件。
但是现代西方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公民身份不再被尊重，政治人格的被漠视即是群众人格的形成：
以自私自利之自我为中心的作风，同时受无识之生命驱迫力的支配，对经济利益无限制的追求。
这样的群众人格造成的生活处境正是：
人与人彼此的孤立，生活世界的公共性被私人领域的事物所取代。
2、政治体制形态的分析，民主宪政的政府是运作于一有法律作为规范的空间；法律的效用在于划分合法与非法的领域，因为有了界限的范围，政府与人民能彼此了解各自的权益，彼此也能有合法的期望。
极权主义以政治需求支配与宰制人所有的生活领域，它否定人的基本权利，以独有的政党控制法律、司法、经济。
在这样的全盘控制下，一切事物都是公众性的，甚至连个人内在最隐秘的情愫或思绪都必须展现于政党的注视与监察。
极权政府的法是建立在一套跟现实与生活的实情绝缘的意识形态之严密逻辑推论支配下的运动法则。
这种法抽离了现实生活经验的考量，拒绝人对现实状况的具体处境的解释。
公共空间的语义界定
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依古典时期的理解，一方面指人民或公民关心与共享的事物，另一方面也指具有法律组成的与共同利益的社群或共同体。
在现代性自由主义中，公共性意指跟社会相对的国家权威与公法，也表示与社会私有物相对的事物，包括社会活动。
前者关注公共利益，后者关心或考虑与他人竞争或合作的私人的经济利益。
公共领域是能够透过言行表彰的，以及运用语言的表白、说服、论辩的事物或关系，都发生于有他人在场的领域或空间，有人在场目睹、耳闻、见证、、辨认，解释、判断所出现与发生的行为、言论、现象与事件。
公共领域是指以一开展的空间，在其中，言论。
行为与政治事物和现象均能得其方位。
阿伦特以古希腊城邦为典范说明公共领域的现象：
城邦以及整个政治领域，是认为设造出来的，作为人表现其言行的空间，空间是人把其言行表露于公共的地方，由公共来证实表现之言行与判断它们的价值.公共领域不同于共同世界，共同世界是跟人为设造的事物即人用双手制造产生的事物相关，也跟生活于这个世界的人所发生的与进行的事物的有关。
共同生活于这个世界意味：
有一物之世界介之于那些共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
而公共领域指明它是人与人面对面的言行的表现，以及交往、沟通，但没有恒定的、具有一定结构的世界。
多元性是共同世界与共同领域的属性，多元性不但指每一个人具有的不能复制的独特性，也表现与每一个人言行的无法重复和反复多样的性格。
其次是公共领域是行动者表现其言行、相互沟通，以及凝聚政治权力的空间，是动态的，是间断性而非持续性的。
共同世界可以是一物质世界，也可以是一人制造出来的世界。
但是公共领域特别是形成于人的实践活动。
对公共领域而言，共同世界提供给人的政治实践的领域以稳定的参考结构，特别是法律所构成的宪政结构。
公共领域的两种模式
阿伦特以古希腊城邦政治为典范的公共领域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原则，评断现代市民社会对于劳动生产力及劳工阶级的解放，是为公共领域式微的表征。
那么它又如何从古典共和主义的传统提炼出她所认为的真实的政治理念。
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得以形成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
古希腊人能在家族的伦序与经济社会的非平等的层级关系上另立一个由法律所规约的政治平等的空间，这样的公共领域的确立，在于立法者建立法律规范的生活结构。
这种平等政体的特性如：
它表示一种特定的政治组织，人取得公民的身份，以及生活在一个不设治者与被治者的区分条件；这样的政治领域建立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平等性的政治实践的空间，是公民政治身份的平等，公民形成同侪团体所享有的平等。
（人因为自然不平等），需要一个人为制度使生活于这制度中的人平等。
平等只存在于特殊的政治领域，人彼此以公民而非以私人的身份相互交往。
在公共领域活动的人的身份是法律赋予平等地位的公民，在这法律规范底下，任何一位公民均有政治参与、履行政治实践的平等。
公共领域的两种形式：
公民互为主体的沟通，政治是任何公共事务都取决于谈论和说服，而非由势力和暴力来决定。
公民在其同侪中求秀异言行的表现即表现为互相竞争。
政治实践行为的规范性是结合与承诺，整合与立誓约是政治权力得以保持完整的途径。
其根本在于；人所有能力中唯一需要人多元性的是政治实践。
政治意味多元的行动主体参与言谈和生活的事务的一个场域，这场域表示的质性是开放。
维持政治的民主化的基本条件在于：
人必须完成其公民的角色，他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支持在位者的权威，而是更积极地参与各种不同的公共事务，这样的公民具有批判力，理智热情地参与其生活发生的争议。
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
自由是可见、可听闻的实质的行为的表现，在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中成为保护私人领域活动的工具。
继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实践的自由是优先于个人意志或任何形式的内在自由的，没有先体认履行政治领域的自由，那么意志的或内在的自由就无法显现；同样地没有公民的美善言行的政治实践以维系政治共同体的自由，经营满足人生命过程必然需求的经济和社会的活动就成为不可能。
政治实践的来自于我们跟同侪结合成一友谊团体，来自于共同的行动。
跟着一起出现在公共领域的则来自于我们以美善言行进入共同的世界，我们取得与保持我们个人的同一身份，而且开创新的事业与事物。
因此自由就表现于以行动开创新的局面，把新事物带给我们生活的共同世界，以及在持续不断的行动实践中完成一件事物。
这样一种开创新起点的能力是人创造所有伟大与美善事物的潜在的资源，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充满无限可能性的自由跃动。
这种自由表示产生所有伟大与善美事物的隐匿资源，是激发人所有活动的灵感动力。
去除了人与人之间互为行动时的支配性与宰制性，自由是我欲与我能的相互的调适，自律是自我意志的表现，我对世界开放于我面前的可能性所作的切当的回应一种练达的言行的演示。
任何人基于平等的立足点，以平等的态度参与公共事务。
意志自由既是个人从外在世界的实践撤退到意志的内在经验，这种内省式的意志经验跟思考活动一样，均表现于个人自我的内在分裂，不同的是思考活动的自我分裂是呈现于我与我自己的对话，但意志则是我意欲与我舍弃，以及我意欲与我作为之间的对抗。
自由不只是我欲求应当意欲之事，而且我能够做我应当意欲之事。
即自由表现在我意欲与我能够之间的协调，我所欲求的不但受到应然承认，也必须跟我们的生活世界构成辩证关系。
公共领域理论与行动理论
人生命活动可分为三个范畴：
劳动使人以体能劳动从大自然中产生出可随即消费和维持生命的物质；制造是人以双手利用各种素材营构持久性事物的构造，人的的行为得以发生，行动透过言行开展出来，并维持历史与政治的世界。
整个制造过程从一开始到结束，一切都是确定的、可预料的。
若从制造活动的空间位置来看，它发生于制造者和他的制造素材之间的互动，制造者可以不必跟其他人产生或建立任何关系，他的存在处境是单独性。
从时间性的层面来看，制造活动的时间过程是可计算的。
更重要的是，制造的成品秉具持久性，这些成品不像劳动生产的物质，不是用来消费的，可以被持续使用。
由于人为设造事物的持久性，人才可能建立一相对永久性的生活世界，借此，人挣脱生命的的永恒循环，使人在自然之中立下一个多少抵御自然势力侵犯的安居之所。
行动理论：
行动的真实意义在于行动者的自我彰显。
行动不象制造的活动，不是以特定的某些素材产生可见的、永久性的事物；行动特别是指人自身履行某种特定的行为，行动者表露自身的性格、自我的认定。
在说明实践（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的区别）的彰显性时，阿伦特特别强调言论的行为。
一位行动者不但经由其行为的践履带来生活世界的某种改变，他也会讲述自己从事某一事情的理由，以及说明自己对行为处境的了解，同时辩说其行为的合法性。
行动若是表示与其他人的连接，那么言辩就成为这连接的媒介。
从行动或实践的这种彰显性格，阿伦特指出其易逝性，但不等同于劳动的徒劳性，因为劳动生产的物品经由人的消费而消失；它也不同于认为制造事物的持久性，因为制造出来的器物可以抵御时间流转的剥蚀。
其易逝性是指当下即是的言行的践履。
政治实践是开创与完成人最高的可能性:
自由的言论、行动，以及毫无保留的讨论与质疑，它确立一个共同体言论与思想的流通。
它认可公民有平等的权利去谈论他们认为有价值之事，特别是公共事务。
由此实践活动构成的公共领域不只是有法律保障言行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充分享有这些权利的公民在共同体生活中都是有能力履行勇气、尊重、友谊、负责任的公民美德，若没有此种美德的质素作为公共领域的实质内容，公共领域就成为言论之推销、行为之粗鄙、肆无忌惮的喧哗吵闹的场所。
阿伦特跟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有教养的公民才能够给公民给予公共领域一有价值的、实质的内容。
同时，公共领域的实践由于是行动者共同参与政治权力的运作，而能够产生与公共领域之生活共同体的休戚与共的认同，共同认识到整个共同体的命运以来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心智、行为与决定。
阿伦特一再阐述政治实践与历史记忆和叙述的密切关系，除了是因为历史记忆和叙述可以克服政治实践本身的短暂易逝性，以及透过历史的记忆和叙述可以使行动者和行动实现两者的复合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治实践本身包含的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性，政治实践构成的公共领域必然会形成一个层面。
在其中，行动的主体真实地面对与考察整个公共领域集体的过去，把这个过去视之成他们共同行动的结果，另外未来的恶不确定性给他们开展出行动的可能领域，但也给予他们试练信守承诺伦理的可能性。
公共空间与现代市民社会
阿伦特对现代西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古典政治经验的价值的某种肯定。
劳动和工具只具有辅助性的或工具性的价值，其活动的目的在于成就政治实践的价值。
劳动生产、制造物品是为政治事务的参与，以及公民的美善行为的践履提供一生态环境与物质的条件，它们自身无法成为一种自主性的价值。
社会领域的形成表示的特征是公共与私人领域相互渗透导致这两个领域稳定的界限的消失，最后则是促使一拟似自然趋势力之运动过程的结构吞噬了公共和私人的领域。
社会领域的蓬勃发展，来自于社会领域把人彼此依赖以求生物体之生命的存续认定是具有公共意义的。
官僚体制与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都代表政治治理的社会形式，当福利政策成为整个国家关注的唯一问题时，国家便成为技术官僚的统治体，这样的统治体，因为以行政命令而非以法治为主体，而且操纵行政命令者是隐匿于政府统治机器之背后，容易倾向于任意独断统治的政府。
为实施福利国家政策带来的官僚体系膨胀的政治体不但削减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而且使政治变成一种经济利益的分配。
第六章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纠葛
对阿伦特而言，纳粹极权政治代表西方现代政治与社会结构的瓦解，致使的以防范政治罪恶的大的规范亦随之式微，即是意义的丧失与道德的虚空。
在《人的境况》中，尝试从现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传统，找寻政治实践的活力资源。
重构阿伦特的公民美德为起点，试图从她的政治理论中看出道德与伦理意义。
阿伦特肯定行动的开创性，以行动的伟大、荣耀来判定行动的价值，甚至认为公共性的行动乃体现人存在的根本意义。
宣扬古典共和主义所你肯定的勇气与恪守分际的自我约束的美德，并阐扬了行动主体之间的承诺与宽恕的美德。
公共美德一旦混淆了私人内在的美德，就很容易走向美德的扭曲，以至于造成政治的暴虐。
革命实践就此转回追逐虚幻的道德情绪，一种无法被确认的道德虚伪遂便成为指认公共敌人的准则。
她肯定人的思维活动与意志活动皆是人政治实践的内在动力，由内省而来的良知必须跟政治实践有一种联系。
私人的心灵活动转向公共领域的实践时，必须有一转折的环节，这环节便是人判断力的机能。
公民之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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